王安石变法与量化历史的局限

微信版：《王安石变法与量化历史的局限》

两篇一年多前就已经被刊物接收的论文，在经历了出版社的漫长流程之后，最近终于双双正式上线了，并且都是开放获取，所有人均可免费阅读和下载。一篇是去年在公众号上介绍过的《哲学作为一门规范性的学科》：

Yao Lin, “Philosophy as a Normative Discipline”, Philosophy

https://doi.org/10.1017/S0031819126101430

另一篇是关于量化历史的；更具体而言，是对哈佛大学王裕华老师几年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量化历史研究的商榷，并以此为例展示量化历史路径的内在局限性：

Yao Lin, “Is Blood Thicker Than Water(-and-Earth)? Partisanship Geography in Imperial China and the Limits of Quantitative Hist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https://doi.org/10.1017/S0003055425100853

在此特别感谢公众号“政治学理论志”将我这篇论文的主体部分迅速而准确地翻译为中文（《血浓于水，抑或系于水土？古代中国党派地理分布与量化历史研究的局限》），既方便了不想读英文原文的朋友，也免去了我自己另行撰文介绍论文大意之苦。除了已译出的主体部分之外，论文原文还有三十多个很长的脚注，补充讨论了相关的历史细节和方法细节，欢迎喜欢抠细节的朋友下载原文阅读。

另外，王裕华老师已经对我这篇商榷做出了回应，不久后也将正式发表；其预印本下载地址为：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755538 。我个人并没有被王老师的回应说服，但欢迎对此话题感兴趣的朋友下载阅读王老师的回应，做出自己的判断。此外，王老师面对批评意见时的态度也很值得赞赏和学习；尤其在我撰写商榷论文草稿期间，我们俩多次邮件交流，对双方在数据和方法上的差异加以辨析，澄清了若干较为表层的误解，帮助我将成稿打磨得更有针对性。

从王老师的回应来看，我们在方法论层面残留的分歧可以归结到两点上。一是定量研究应该如何对待异常值：如果剔除掉吕公著这一个联姻网络地方化程度高得出奇的点之后，联姻网络地方化程度与变法支持度在北宋官员样本中的相关性马上就消失不见，那么我们还能继续信赖这个所谓相关性的结论吗？我认为显然不能；但王老师认为能，理由是吕公著作为旧党的领军人物之一，地位特殊，不能从样本中删除。然而这个理由首先混淆了案例筛选中的定性逻辑与定量逻辑（具体的方法论分析，可以参考Seawright & Gerring 2008, “Case Selection Techniques in Case Study Research”等论文，这里不赘述），造成两种方法的优点互相取消、弱点同时放大。当然如果实在要严格按照定量逻辑来做也不是不行，但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样本做一些额外的区分，比如把新旧两党各自的“领军人物”（比如旧党中除了吕公著是“领军人物”之外，司马光、文彦博、孙固、刘述、刘挚等许多人同样当得上“领军人物”之名）与“非领军人物”（比如旧党里头诸如李深、龚鼎臣、钱勰等等中低级官员）区分开来，然后在“领军人物”样本中继续考察联姻网络地方化程度与变法支持度的相关性，这样一来把吕公著这个足以改变原处样本轮廓的异常值保留下来才是有意义的。——但问题在于，无论王老师的原始样本、还是我在论文里拓展之后的样本，数量都已经非常小了，任何进一步的区分都只会让在其基础上得到的统计结论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这就引出我们在方法论层面的第二个根本分歧：在这么小的样本基础上得到的统计结论，究竟有多值得信赖（尤其是当得出的结论看起来颇为新颖、与过往主流论述大相径庭的时候）？注意我这里说的“小样本”，还不仅仅是指能够同时收集到“联姻网络地方化程度”与“变法支持度”这两个数据、从而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官员人数之少（王老师的原始样本是40人，我的拓展样本是61人），而是包括了另一方面的信息缺失：史料中对绝大多数官员的变法态度的记载都是泛泛而不完备的。比如只有极少数人对某条特定变法政策（而不是对变法路线本身、或对其它各条变法政策）的观点会被记录下来，也只有极少数人的态度转变（无论是对某条特定变法政策的态度转变、还是对变法路线本身的态度转变）会被记录下来，诸如此类。这意味着我们对“变法支持度”这个关键数据的编码本身就是相当粗糙的——对此我在论文的“编码说明”一节中举了几个例子详加说明，其后果则在论文末尾讨论“政策适应性假说”时体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我这篇论文最后的落脚点在于：只能根据颗粒粗糙、缺损严重的历史数据来做定量文章，正是整个量化历史研究路径的内在局限，值得我们在面对其任何结论时保持高度警惕。

回到王老师的回应上，小样本导致的局促反映在两处。一是前面提到的，进一步区分“领军人物”样本、以便调和定量逻辑与吕公著这个异常值，这条路因为样本太小所以是走不通的。另一处是对我依据史料添加到拓展样本里的21个人物的取舍。王老师用了几个不同AI模型去重新编码这些人物，得到了一些和我不同的判断。看上去应该是AI参数设置的问题，导致这几个模型在人物评估上都偏保守：绝大多数我认为对变法态度再明确不过的人物，都被某些AI判定为“态度不明”（其中有好几个是AI明显犯错；而且不同AI模型在评估同一个人的立场时也相互之间存在分歧，所以并不是“我vs. AI”这么简单）；对历史细节感兴趣的朋友，有空的话不妨一条条材料去进一步辨析。——不过在我看来这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问题在于，就算某个AI模型对这些人的立场判断全对而我全错，对王老师的研究来说也并非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这些被评估为“态度不明”的人又要被剔除出相关性统计的样本之外、样本量从61人缩小到原先的40人——还是那句话，我们真的能够信任基于这么小的样本得出的定量结论吗？注意我这里并不是说“40”本身是一个太小的样本量；如果是做深度访谈之类研究，40人的样本足矣；但对于仅仅在样本中编码提取出两个主变量、然后对其进行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统计来说，40人（或者即便是拓展到61人）的样本恐怕是远远不够的。

除了方法论上的这两点分歧之外，我模模糊糊觉得，我和王老师对王安石变法背后地理政治关系的不同直觉判断，或许根本上源于更深一层的、对王安石变法本身的价值判断分歧（尽管我们两人的论文里都没有直接提及这一层因素）。王老师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我猜测应该会比较接近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开启的解释路径，认为新党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却遭到思想顽固不思进取的保守派利益集团阻击而失败，令北宋丧失了最后一线生机，而且由于后世旧党势力控制历史书写，导致新党人物在史书中遭到大规模抹黑，蒙受千载之冤。基于这种理解，支持变法者以“增强国家能力”为念，而反对变法者因为“联姻网络更加本地化”、出于维护自身地方势力的考虑而反对能够增强国家能力的改革，看起来就是一个比较自然的结论了。

反过来，我对王安石变法的理解总体上更加接近于传统史书的解释路径：虽然我并不认为新党里充斥着奸邪小人而旧党全都是正人君子，但我的确认为就像许多反变法派不吝指出的，王安石的许多变法政策看上去很美、推下去很糟（对北宋史不熟悉的朋友，可以参考这篇：《是百姓更需要青苗钱，还是青苗钱更需要百姓？》）。根本原因在于，变法是在皇权政治的大结构下进行的，不能不考虑种种制度因素构成的激励与制约，尤其是“不存在有效的自下而上的反向问责机制”这件事。旧党人物们当然未必能够（或者敢于）把问题反思和追究到皇权政治这个层面、更加不可能提出任何替代性的政治方案（所以我虽然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抱着相当的同情与理解，却并不认为近年种种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宝藏资源”为现代世界“开启新路”的尝试有多大意义），但对皇权政治及其后果的生活体验，足以让他们察觉到变法从纸面上挪到现实中将会大大走样；这并不是迂腐顽固、抱残守缺，而恰恰是（在无法逃脱皇权政治的根本限制这一大前提下的）明智审慎、洞察世情。我在论文中提到的（无法通过极其有限的历史数据来进行定量检验的）“政策适应性假说”，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反映。

附：今年公众号已发文章：《世界杯争议与足球规则改革》、《掏空《投票权法》》、《译义异议（二）匹尸堡》、《康德的语言东方主义及其它》、《什么是自由？为什么要民主？》、《中国舆论场中的巴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权力与真相》、《无法举证的真相》、《哲学的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