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看到孤独者闲适的随性的壳，却不见其煎熬的沉痛的心。“摇荡清波”、“优游卒岁”，在只为尊奉偶像而景仰膜拜着的人看来，未尝不是一种快意的隐士生活，而有心者透过幛幕方体味到“如匪浣衣”的忧伤，还有忧伤背后匪石匪席的固执与决绝。
但也终归是体味而已，倘要成为那样的人，或者仅仅试着想象一下成为那样的人，都是可怕而不忍心的。不消说我们世俗人眼中偏执者的难以理喻，亲眷的担忧与痛苦，只设身处地考虑一个月不洗脸洗头洗澡，头发腐臭眼角红肿身上搔痒难当的境况，便知道任诞之士也不是那么优游闲适可以做得的。然而嵇康的传奇，嵇康的魅力，竟至使“扪虱而谈”成为二三百年间江左清流的风尚，亦大可怪，大可叹。
扯远了，回头。这一篇，由论诗而论人，因知命以知曲，走笔间看似闲散，其实句句皆沉痛语，本来是极好的，但是或许因为沉痛，反略失了空灵贯通的气度，就好比菜肴口味重，固然好吃，但吃罢便觉得渴。但是依然喜欢。尤喜欢作者用词的敏锐精准，“从容端正”。
魏连殳，我原以为像阮籍，看过这一篇，又以为像嵇康一些。
2006年1月9日星期一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7)
至此，『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比起咸熙二年司马炎而言，是更加有计划地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这一假设已经证成，『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的疑问也已得到回答：由于延康封拜是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华歆必于此时脱汉入魏，方保新朝司徒之职。
其余开篇数问可与魏晋禅代事互见。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却反入汉为官，此事与贾充事相若。按《晋书·贾充传》，贾充以司马昭大将军右长史一职迁廷尉、中护军、散骑常侍，皆为魏职，亦至司马炎即王位后方脱魏入晋。至于王朗以前魏御史大夫为何人，实则置官未必有就职之人。《晋书·文帝纪》：“（咸熙二年五月）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其间数月御史大夫、卫将军缺员。又建安十八年已诏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而至建安二十一年方以钟繇为相国，①御史大夫事亦尝由袁涣以郎中令行之②，况汉廷御史大夫亦曾缺员，则王朗以前不必定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史料阙略，此间种种也无法深究。
如此，以《后汉纪》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之真实性为前提、关于建安二十二年华歆出任汉御史大夫的历史模型及其背景描述已基本完成，唯一仍无法解释的便是陈寿的亲历性问题。此模型的反对者可以合理地想象并诘问道，陈寿上距汉魏禅代未远，第一手资料如诸官员的职事记录等大抵齐全，对汉官、魏官的区分恐怕未至于发生混淆。持此论者，其立论来自于文本史料之外，其真伪甄别有赖于对当时史官工作方式、史料保存制度的复现，而这一复现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绝非本文中的历史模型所能囊括。因此，仅就现存文本而言，华歆任汉御史大夫而非魏御史大夫，自然成为一个容纳性更强的结论。
【①《三国志·武帝纪》】
【②《三国志·袁涣传》】
（完）
其余开篇数问可与魏晋禅代事互见。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却反入汉为官，此事与贾充事相若。按《晋书·贾充传》，贾充以司马昭大将军右长史一职迁廷尉、中护军、散骑常侍，皆为魏职，亦至司马炎即王位后方脱魏入晋。至于王朗以前魏御史大夫为何人，实则置官未必有就职之人。《晋书·文帝纪》：“（咸熙二年五月）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其间数月御史大夫、卫将军缺员。又建安十八年已诏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而至建安二十一年方以钟繇为相国，①御史大夫事亦尝由袁涣以郎中令行之②，况汉廷御史大夫亦曾缺员，则王朗以前不必定以华歆为魏御史大夫。史料阙略，此间种种也无法深究。
如此，以《后汉纪》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之真实性为前提、关于建安二十二年华歆出任汉御史大夫的历史模型及其背景描述已基本完成，唯一仍无法解释的便是陈寿的亲历性问题。此模型的反对者可以合理地想象并诘问道，陈寿上距汉魏禅代未远，第一手资料如诸官员的职事记录等大抵齐全，对汉官、魏官的区分恐怕未至于发生混淆。持此论者，其立论来自于文本史料之外，其真伪甄别有赖于对当时史官工作方式、史料保存制度的复现，而这一复现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绝非本文中的历史模型所能囊括。因此，仅就现存文本而言，华歆任汉御史大夫而非魏御史大夫，自然成为一个容纳性更强的结论。
【①《三国志·武帝纪》】
【②《三国志·袁涣传》】
（完）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6)
“时诸将皆受魏官号”，究竟此“诸将”所及范围如何？是否囊括当时所有亲曹魏的将军？恐怕不然，略举一二例可知。考《魏横海将军吕君碑》，传主于文帝践祚后转拜横海将军，此前其平狄将军乃是汉廷官号。①又曹丕即王位时迁满宠为扬武将军，前此亦为汉官。②故夏侯惇所指“诸将”当非所有将军可知。
或以为吕常终究是小角色，史传不载，“受魏官号”与否无足轻重。然即便“名将”③中并有可疑者。曹丕即王位时，诸官诸将各有升迁，唯独身居五子之首的征东将军张辽被差别对待，④此间必有蹊跷。
张辽由征东将军转前将军，未有升迁。考汉末及魏朝时于前后左右与四征间有所调动者，有马腾、张辽、黄忠、满宠、郭淮数例。其中满、郭事皆在魏朝，且同以战功由前后左右迁四征，⑤则魏世四征高于前后左右，无可质疑。建安初马腾以征东将军转拜前将军⑥，以及刘备自封汉中王时以征西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此二事与张辽转职同在汉世，又同由四征转前后左右，可稍互见。
《宋书·百官志上》引鱼豢说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论者或以黄忠征西将军犹在关、张荡寇、征虏下⑦证鱼豢“汉旧”说为确，实则不然。按《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腾以偏将军“迁征西将军”，是四征必不与偏裨同。按《三国志》各人本传，公孙瓒以奋武将军“迁前将军”、乐进以折冲将军“迁右将军”、于禁以虎威将军“迁左将军”等，可见汉末前后左右将军高于杂号；又马腾以征东将军“转拜为前将军”、又张辽以征东将军“转前将军”，是汉末四征与前后左右平级，则诸征高于杂号、偏裨，不待贤者可知。然则何以黄忠征西将军职在荡寇、征虏下？盖此征西将军乃刘备擅相署置，与朝廷上位同前后左右、高于偏裨杂号之征西将军绝不相类，只可列名于杂号之间故也。私署将军号本为大罪，⑧即便汉末天下纷纷，群雄并立，朝廷无暇追究，私署将军含金量亦远不及朝廷正员。⑨纵以曹操之专擅，亦直至建安二十年（封魏公后二年）方正式获得“承制封拜”权的名义，遑论尚无王爵的左将军刘备。迁黄忠为征西将军，其意在以征西将军夏侯渊之死刺痛曹魏，随意性明显，并非专门以诸征之位使处诸将之上。综合以上诸因素，不仅于后人眼里，即便在刘备集团内，黄忠征西将军号亦只被视作刘备私署的杂号将军，而非朝廷官职体系中正式的诸征之一（申耽之征北将军号亦此类，见《三国志·刘封传》），因此上表时，黄忠排在关、张之后，刘备自封汉中王后，又以征西将军为后将军，其理皆出于此。黄忠之“征”，与马腾、张辽等并不处在同一等级上。
既如此，则鱼豢“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的说法亦颇成疑了。四征之置自然在曹操以前，鱼豢本意乃是，汉旧四征同于杂号，自曹操所置始，方才“秩二千石”，地位渐渐尊崇。然将刘备私署的征西将军黄忠与朝廷拜除的诸征相区分可知，汉旧诸征本异于杂号，不待曹操所置方始尊崇。但鱼豢下一句话则未可轻忽：“黄初中，位次三公。”考前引数例，汉时诸征与前后左右并无明显高下之别，然入魏以后，诸征位在前后左右将军之上已成事实。此转变起于何时？按前文已证，延康封拜乃是对黄初职官体系的预先布置，而黄初中诸征地位已确定，则大抵延康时曹丕于此已有所考虑；其父曾有“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之语⑩，是以此转变的原因亦不难想见。
有此背景，则延康封拜时张辽从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一事，已不能用“升官”或“曹魏官制羼乱”等语作解，只能认为，张辽的征东将军乃是汉职，转为前将军，实借此脱汉入魏。张辽在建安二十年，是年八月辽于合肥大破孙权，九月曹操得“承制封拜”之权，然此“承制封拜”，所拜非魏官而是汉官⑾；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方为魏王。建安二十年所拜征东将军张辽为汉官，庶几近乎情理。⑿
如此便需回头考察“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一说。注意夏侯惇本传中，“拜前将军”与“督诸军还寿春”一事相前后⒀。考《三国志·张辽传》，张辽由摩陂“还屯陈郡”。寿春在扬州，陈郡在豫州，两军并非一路。若将“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中“诸将”二字理解为夏侯惇督还寿春之诸将，则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张辽本不在“皆受魏官号”之列，其征东将军为汉官与王沈《魏书》“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一说并不矛盾。曹丕即王位时张辽由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此举意不在官职升迁，而在脱汉入魏，这也是延康封拜于增设王国职位之外，另一关键的布置环节。
【①《隶释》卷十九《魏横海将军吕君碑》：“转拜平狄将军，改封卢亭侯，莅国赋政，十有三年。……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或有疑此人即吕常者，见《三国志·徐晃传》：“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②《三国志·满宠传》：“宠力战有功，羽遂退，进封安昌亭侯。”按《晋书·地理志下》，安昌在南阳新野，非魏国辖地，是满宠受汉廷封爵，非魏官可知。然本传“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则是脱汉入魏矣。】
【③《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同书《于禁传》：“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
【④《三国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转”字意义甚明。凌云雕龙不解此意，误以为“张辽由征东将军升前将军”，又由此推得蜀汉“征镇安平诸将军犹在前后左右中各将军之下”乃是常例，反倒“曹魏的官制很乱，要什么例子都有，所以就看不出谁大谁小”。大谬。凌云雕龙说见《从蜀汉五虎将的官运试观汉末将军制度》及其《三答》，http://www.langya.org/bbs/showthread.php?t=43787&page=1&pp=15。】
【⑤《三国志·满宠传》：“（黄初）五年，拜前将军。……（太和）四年，拜宠征东将军。”《三国志·郭淮传》：“（正始元年）转拜前将军。……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注意《郭淮传》中明言“迁”字。】
【⑥《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腾）初平中，拜征东将军。……建安之初……征腾还屯槐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
【⑦《三国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载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表有“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之语，诸将军号以平西将军、镇军将军、军议中郎将、军师将军、荡寇将军、征虏将军、征西将军、镇远将军、扬武将军、兴业将军顺序排列。】
【⑧《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建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号曰灵武君。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余，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积数岁，事发觉，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有司请捕诛建。”】
【⑨《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
【⑩《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载十二月己亥令。】
【⑾《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载诏：“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损益，盖所用速示威怀而着鸿勋也。”所引邓禹、来歙二例，只及于“临事甄决”，不涉公国之事。】
【⑿窃疑王国成例，不设诸征，以别于朝廷，如曹丕即位后有前后左右将军、有诸镇将军（镇东将军臧霸、镇南将军曹休等）而无诸征。如此夏侯渊征西、曹仁征南恐亦为汉官。又，未知设前后左右将军究竟是王国成例，或者竟始自曹操，而刘备、曹丕循之？】
【⒀《三国志·夏侯惇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
或以为吕常终究是小角色，史传不载，“受魏官号”与否无足轻重。然即便“名将”③中并有可疑者。曹丕即王位时，诸官诸将各有升迁，唯独身居五子之首的征东将军张辽被差别对待，④此间必有蹊跷。
张辽由征东将军转前将军，未有升迁。考汉末及魏朝时于前后左右与四征间有所调动者，有马腾、张辽、黄忠、满宠、郭淮数例。其中满、郭事皆在魏朝，且同以战功由前后左右迁四征，⑤则魏世四征高于前后左右，无可质疑。建安初马腾以征东将军转拜前将军⑥，以及刘备自封汉中王时以征西将军黄忠为后将军，此二事与张辽转职同在汉世，又同由四征转前后左右，可稍互见。
《宋书·百官志上》引鱼豢说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黄初中，位次三公。汉旧诸征与偏裨杂号同。”论者或以黄忠征西将军犹在关、张荡寇、征虏下⑦证鱼豢“汉旧”说为确，实则不然。按《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腾以偏将军“迁征西将军”，是四征必不与偏裨同。按《三国志》各人本传，公孙瓒以奋武将军“迁前将军”、乐进以折冲将军“迁右将军”、于禁以虎威将军“迁左将军”等，可见汉末前后左右将军高于杂号；又马腾以征东将军“转拜为前将军”、又张辽以征东将军“转前将军”，是汉末四征与前后左右平级，则诸征高于杂号、偏裨，不待贤者可知。然则何以黄忠征西将军职在荡寇、征虏下？盖此征西将军乃刘备擅相署置，与朝廷上位同前后左右、高于偏裨杂号之征西将军绝不相类，只可列名于杂号之间故也。私署将军号本为大罪，⑧即便汉末天下纷纷，群雄并立，朝廷无暇追究，私署将军含金量亦远不及朝廷正员。⑨纵以曹操之专擅，亦直至建安二十年（封魏公后二年）方正式获得“承制封拜”权的名义，遑论尚无王爵的左将军刘备。迁黄忠为征西将军，其意在以征西将军夏侯渊之死刺痛曹魏，随意性明显，并非专门以诸征之位使处诸将之上。综合以上诸因素，不仅于后人眼里，即便在刘备集团内，黄忠征西将军号亦只被视作刘备私署的杂号将军，而非朝廷官职体系中正式的诸征之一（申耽之征北将军号亦此类，见《三国志·刘封传》），因此上表时，黄忠排在关、张之后，刘备自封汉中王后，又以征西将军为后将军，其理皆出于此。黄忠之“征”，与马腾、张辽等并不处在同一等级上。
既如此，则鱼豢“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的说法亦颇成疑了。四征之置自然在曹操以前，鱼豢本意乃是，汉旧四征同于杂号，自曹操所置始，方才“秩二千石”，地位渐渐尊崇。然将刘备私署的征西将军黄忠与朝廷拜除的诸征相区分可知，汉旧诸征本异于杂号，不待曹操所置方始尊崇。但鱼豢下一句话则未可轻忽：“黄初中，位次三公。”考前引数例，汉时诸征与前后左右并无明显高下之别，然入魏以后，诸征位在前后左右将军之上已成事实。此转变起于何时？按前文已证，延康封拜乃是对黄初职官体系的预先布置，而黄初中诸征地位已确定，则大抵延康时曹丕于此已有所考虑；其父曾有“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之语⑩，是以此转变的原因亦不难想见。
有此背景，则延康封拜时张辽从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一事，已不能用“升官”或“曹魏官制羼乱”等语作解，只能认为，张辽的征东将军乃是汉职，转为前将军，实借此脱汉入魏。张辽在建安二十年，是年八月辽于合肥大破孙权，九月曹操得“承制封拜”之权，然此“承制封拜”，所拜非魏官而是汉官⑾；二十一年五月曹操方为魏王。建安二十年所拜征东将军张辽为汉官，庶几近乎情理。⑿
如此便需回头考察“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一说。注意夏侯惇本传中，“拜前将军”与“督诸军还寿春”一事相前后⒀。考《三国志·张辽传》，张辽由摩陂“还屯陈郡”。寿春在扬州，陈郡在豫州，两军并非一路。若将“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中“诸将”二字理解为夏侯惇督还寿春之诸将，则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张辽本不在“皆受魏官号”之列，其征东将军为汉官与王沈《魏书》“时诸将皆受魏官号”一说并不矛盾。曹丕即王位时张辽由征东将军转为前将军，此举意不在官职升迁，而在脱汉入魏，这也是延康封拜于增设王国职位之外，另一关键的布置环节。
【①《隶释》卷十九《魏横海将军吕君碑》：“转拜平狄将军，改封卢亭侯，莅国赋政，十有三年。……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或有疑此人即吕常者，见《三国志·徐晃传》：“羽围仁于樊，又围将军吕常于襄阳。”】
【②《三国志·满宠传》：“宠力战有功，羽遂退，进封安昌亭侯。”按《晋书·地理志下》，安昌在南阳新野，非魏国辖地，是满宠受汉廷封爵，非魏官可知。然本传“文帝即王位，迁扬武将军”，则是脱汉入魏矣。】
【③《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同书《于禁传》：“是时，禁与张辽、乐进、张郃、徐晃俱为名将”。】
【④《三国志·张辽传》：“文帝即王位，转前将军。”“转”字意义甚明。凌云雕龙不解此意，误以为“张辽由征东将军升前将军”，又由此推得蜀汉“征镇安平诸将军犹在前后左右中各将军之下”乃是常例，反倒“曹魏的官制很乱，要什么例子都有，所以就看不出谁大谁小”。大谬。凌云雕龙说见《从蜀汉五虎将的官运试观汉末将军制度》及其《三答》，http://www.langya.org/bbs/showthread.php?t=43787&page=1&pp=15。】
【⑤《三国志·满宠传》：“（黄初）五年，拜前将军。……（太和）四年，拜宠征东将军。”《三国志·郭淮传》：“（正始元年）转拜前将军。……嘉平元年，迁征西将军。”注意《郭淮传》中明言“迁”字。】
【⑥《三国志·马超传》注引《典略》：“（马腾）初平中，拜征东将军。……建安之初……征腾还屯槐里，转拜为前将军，假节，封槐里侯。”】
【⑦《三国志·先主传》建安二十四年载群下上刘备为汉中王表有“平西将军都亭侯臣马超、左将军长史领镇军将军臣许靖、营司马臣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臣射援、军师将军臣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臣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臣张飞、征西将军臣黄忠、镇远将军臣赖恭、扬武将军臣法正、兴业将军臣李严等一百二十人上言”之语，诸将军号以平西将军、镇军将军、军议中郎将、军师将军、荡寇将军、征虏将军、征西将军、镇远将军、扬武将军、兴业将军顺序排列。】
【⑧《汉书·景十三王传》：“（江都王）建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遂作兵器。号王后父胡应为将军。中大夫疾有材力，善骑射，号曰灵武君。作治黄屋盖，刻皇帝玺，铸将军、都尉金银印，作汉使节二十、绶千余，具置军官品员及拜爵封侯之赏，具天下之舆地及军陈图。……积数岁，事发觉，汉遣丞相长史与江都相杂案，索得兵器、玺、绶、节反具，有司请捕诛建。”】
【⑨《三国志·吕布传》注引《英雄记》曰：“布自以有功于袁氏，轻傲绍下诸将，以为擅相署置，不足贵也。”】
【⑩《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五年注引《魏武故事》载十二月己亥令。】
【⑾《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注引孔衍《汉魏春秋》载诏：“昔在中兴，邓禹入关，承制拜军祭酒李文为河东太守，来歙又承制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察其本传，皆非先请，明临事刻印也，斯则世祖神明，权达损益，盖所用速示威怀而着鸿勋也。”所引邓禹、来歙二例，只及于“临事甄决”，不涉公国之事。】
【⑿窃疑王国成例，不设诸征，以别于朝廷，如曹丕即位后有前后左右将军、有诸镇将军（镇东将军臧霸、镇南将军曹休等）而无诸征。如此夏侯渊征西、曹仁征南恐亦为汉官。又，未知设前后左右将军究竟是王国成例，或者竟始自曹操，而刘备、曹丕循之？】
【⒀《三国志·夏侯惇传》：“（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军于摩陂，召惇常与同载，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也。拜前将军，督诸军还寿春，徙屯召陵。”】
2005年12月31日星期六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5)
增设职位一事，前述拜贾诩太尉、夏侯惇大将军已有论及，今稍做补叙。汉以来将军号羼错，其置省并无成例，注史各家于此意见纷纭，唯于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四号并无分歧。《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其注引蔡质《汉仪》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宋书·百官志上》：“汉西京制，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又“汉文帝元年……（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则此四将军号之尊崇，不待而知。汉代诸王国太傅、丞相以下即“御史大夫及诸卿”，自不当设此四号。考汉兴以来诸王置大将军一职者唯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而已①，此外再无所闻。卫将军一职可参见《晋书·文帝纪》：“（咸熙二年五月）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司马炎即王位后方以贾充为之。②晋王国设卫将军取于魏王国先例，然即便是晋国，亦不设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此固有晋国经营未久、职官系统尚不成熟③、马系人物功勋著者不多等客观原因，亦可见曹丕之明目张胆。
除增设职位外，延康封拜的另一目的便是用事者之脱汉入魏。然此论与《魏书》说法并不一致。《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夏侯惇拜前将军在建安二十四年，若依《魏书》此说，此时诸将皆已受魏官号。究竟这一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成立、有否夸张成分，还需略加辨析。
【①《汉书·荆燕吴传》：“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
【②《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又《晋书·贾充传》：“（晋武）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③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十月进位为公、次年（咸熙元年）三月进爵为王，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即王位、十二月受禅，上距建国方才两年。曹魏自建国至受禅则长达七年。】
除增设职位外，延康封拜的另一目的便是用事者之脱汉入魏。然此论与《魏书》说法并不一致。《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夏侯惇拜前将军在建安二十四年，若依《魏书》此说，此时诸将皆已受魏官号。究竟这一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成立、有否夸张成分，还需略加辨析。
【①《汉书·荆燕吴传》：“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
【②《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又《晋书·贾充传》：“（晋武）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③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十月进位为公、次年（咸熙元年）三月进爵为王，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即王位、十二月受禅，上距建国方才两年。曹魏自建国至受禅则长达七年。】
2005年12月29日星期四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4)
欲证成上述假设，必先对史载延康元年曹丕即王位至年底践祚时魏职官调动情况作一统计如下（无另行注明者，皆见《三国志》本传）：
即位时官职有所变动、践祚无变动者：夏侯惇①、夏侯楙（惇传注引《魏略》）、曹休、曹真、贾诩、张参（张范传注引《魏书》）、鲍勋、钟繇②、华歆、王朗、刘放、孙资、邹岐（见张既传）、贾逵、郑浑、张辽、张郃、徐晃、朱灵③、臧霸、吕虔、刘廙、卫臻、赵俨、满宠、郭淮。又按各人本传，践祚时辛毗、刘晔迁侍中，桓阶迁尚书令，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之语，可知辛毗、刘晔、桓阶已于曹丕即位时迁官，而非践祚以后。共二十九人。
即位无变动、践祚时变动者：鲜于辅（见公孙瓒传）、阎柔（亦见瓒传）、公孙恭、邢颙、程昱、梁习、温恢、许褚、庞淯、吴质（王粲传注引《魏略》）、陈矫、徐宣、卢毓、常林、杨俊、杜袭、裴潜、崔林、高柔、王观、田豫、徐邈、王昶、王凌。共二十四人。
即位、践祚官职皆有变动者：曹仁④、曹洪⑤、夏侯尚、董昭、蒋济、杜畿、卫觊、陈群、司马懿⑥。共九人。
可对践祚时官职有所变动者作一分析如下。拜公孙恭车骑将军，实对地方势力之承认，自当践祚后方可行之；曹仁、曹洪、夏侯尚乃是夏侯惇薨后递补（车骑将军之位已赐于公孙恭，故曹洪不继曹仁就此位，而拜骠骑将军）；鲜于辅、阎柔、田豫、吴质、蒋济、梁习、杨俊、徐邈、庞淯、温恢、裴潜、许褚，或地方职事的调动，或纯属赐勉而无实际职事意义（如温恢加侍中、裴潜加散骑常侍犹居外任，再如许褚以中坚将军迁武卫将军、鲜于辅以左度辽将军拜虎牙将军等）；邢颙、崔林、陈矫、陈群、司马懿起于常林徙出尚书台导致的职事变动，而崔林以御史中丞拜尚书又引起徐宣、高柔、杜袭的调迁；卢毓、王昶、王凌、王观皆为郎中、侍郎，无足轻重；卫觊事出有因，本传载“文帝即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践祚后仍复即位时官职；杜畿以尚书守司隶校尉，实因王国中并无司隶校尉一职，且杜畿以尚书守之，非迁官。故即位时并未安排妥当的官职，唯程昱官复卫尉、常林以尚书迁少府、董昭以将作大臣迁大鸿胪三例而已。其余魏朝一应职官，皆于曹丕即王位时调定，可证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实为对禅代后新朝职官预作布置这一假说。而这一布置中最关键的，一是增设本非王国所应设的职位，二是引新朝所需之汉臣入魏。
【①践祚时已薨，然位至大将军，便践祚后亦已无官可升。】
【②践祚时钟繇虽以大理改官廷尉，然二者名号虽异，职事则同。《宋书·百官志上》：“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又华歆以相国改司徒、王朗以御史大夫改司空、和洽以郎中令改光禄勋皆同此。《宋书·百官志上》：“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后汉书·百官志五》：“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
【③《三国职官表》以其拜后将军在黄初元年，误。考本传注引《魏书》载封鄃侯诏虽有“朕受天命”等辞，必在践祚后，然诏中不及迁后将军事。践祚时诸将多有进爵而不加官者，则封鄃侯与迁后将军不必在同时可知。二张、徐于曹丕即位时各转前、左、右将军，朱灵似亦当于此时进迁后将军。】
【④《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晋书·宣帝纪》：“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拜仁大将军或当夏侯惇薨时，或待践祚后方行。】
【⑤《三国志·曹洪传》：“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三国职官表》以曹洪延康元年为卫将军，黄初元年践祚迁骠骑将军。】
【⑥《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之语，则践祚前已为督军御史中丞。未知孰是。】
即位时官职有所变动、践祚无变动者：夏侯惇①、夏侯楙（惇传注引《魏略》）、曹休、曹真、贾诩、张参（张范传注引《魏书》）、鲍勋、钟繇②、华歆、王朗、刘放、孙资、邹岐（见张既传）、贾逵、郑浑、张辽、张郃、徐晃、朱灵③、臧霸、吕虔、刘廙、卫臻、赵俨、满宠、郭淮。又按各人本传，践祚时辛毗、刘晔迁侍中，桓阶迁尚书令，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之语，可知辛毗、刘晔、桓阶已于曹丕即位时迁官，而非践祚以后。共二十九人。
即位无变动、践祚时变动者：鲜于辅（见公孙瓒传）、阎柔（亦见瓒传）、公孙恭、邢颙、程昱、梁习、温恢、许褚、庞淯、吴质（王粲传注引《魏略》）、陈矫、徐宣、卢毓、常林、杨俊、杜袭、裴潜、崔林、高柔、王观、田豫、徐邈、王昶、王凌。共二十四人。
即位、践祚官职皆有变动者：曹仁④、曹洪⑤、夏侯尚、董昭、蒋济、杜畿、卫觊、陈群、司马懿⑥。共九人。
可对践祚时官职有所变动者作一分析如下。拜公孙恭车骑将军，实对地方势力之承认，自当践祚后方可行之；曹仁、曹洪、夏侯尚乃是夏侯惇薨后递补（车骑将军之位已赐于公孙恭，故曹洪不继曹仁就此位，而拜骠骑将军）；鲜于辅、阎柔、田豫、吴质、蒋济、梁习、杨俊、徐邈、庞淯、温恢、裴潜、许褚，或地方职事的调动，或纯属赐勉而无实际职事意义（如温恢加侍中、裴潜加散骑常侍犹居外任，再如许褚以中坚将军迁武卫将军、鲜于辅以左度辽将军拜虎牙将军等）；邢颙、崔林、陈矫、陈群、司马懿起于常林徙出尚书台导致的职事变动，而崔林以御史中丞拜尚书又引起徐宣、高柔、杜袭的调迁；卢毓、王昶、王凌、王观皆为郎中、侍郎，无足轻重；卫觊事出有因，本传载“文帝即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践祚后仍复即位时官职；杜畿以尚书守司隶校尉，实因王国中并无司隶校尉一职，且杜畿以尚书守之，非迁官。故即位时并未安排妥当的官职，唯程昱官复卫尉、常林以尚书迁少府、董昭以将作大臣迁大鸿胪三例而已。其余魏朝一应职官，皆于曹丕即王位时调定，可证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实为对禅代后新朝职官预作布置这一假说。而这一布置中最关键的，一是增设本非王国所应设的职位，二是引新朝所需之汉臣入魏。
【①践祚时已薨，然位至大将军，便践祚后亦已无官可升。】
【②践祚时钟繇虽以大理改官廷尉，然二者名号虽异，职事则同。《宋书·百官志上》：“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又华歆以相国改司徒、王朗以御史大夫改司空、和洽以郎中令改光禄勋皆同此。《宋书·百官志上》：“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后汉书·百官志五》：“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
【③《三国职官表》以其拜后将军在黄初元年，误。考本传注引《魏书》载封鄃侯诏虽有“朕受天命”等辞，必在践祚后，然诏中不及迁后将军事。践祚时诸将多有进爵而不加官者，则封鄃侯与迁后将军不必在同时可知。二张、徐于曹丕即位时各转前、左、右将军，朱灵似亦当于此时进迁后将军。】
【④《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晋书·宣帝纪》：“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拜仁大将军或当夏侯惇薨时，或待践祚后方行。】
【⑤《三国志·曹洪传》：“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三国职官表》以曹洪延康元年为卫将军，黄初元年践祚迁骠骑将军。】
【⑥《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之语，则践祚前已为督军御史中丞。未知孰是。】
2005年12月28日星期三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3)
延康元年贾诩已为魏国太尉，禅代之后顺承为魏朝太尉。假若曹丕欲以杨彪为魏朝太尉，则置贾诩于何地？贾诩在曹丕定为太子一事上有大功，曹丕对其深为感激，以至黄初二年日蚀时宁违古制也未罢贾诩太尉官①，自然更不可能于禅代时以杨彪代贾诩为公。因此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一事当在即魏王位时，此太尉为魏王国官职。杨彪不从，乃以贾诩为太尉。
杨彪致仕已十余年②，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皆非魏官。何以曹丕要增设太尉一职？何以不从魏官中选充（如钟繇当时“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见本传），反向国外甄求？
按《后汉书·百官志一》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国”；又正文称“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则丞相、相国、大司徒、司徒，本出同源可知。又同卷引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可知司空一职自御史大夫而来。禅代之后，原魏相国华歆改为司徒，魏御史大夫王朗改为司空，亦可证此。然而三公之位，除司徒、司空之外尚有太尉，汉魏间班且在二者之上③，而王国无对应职位。魏国增设太尉，实际上是为禅代之后的魏朝预作铺垫。正因王国设此职于古无稽，意甚昭然，故需以名望素著者充其位，以塞众人之口，首选自是汉末曾任三公之位者。自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后，至延康时汉朝三公恐唯杨彪尚存④，故而曹丕先遣使示旨。为杨彪所拒后复以贾诩为太尉，一方面有感恩之义⑤，另一方面，拜太中、光禄大夫为三公本为成例，可谓九卿以下位登三公的唯一途径，而桓、灵以来犹以太中大夫拜太尉者特多⑥。贾诩时为汉廷太中大夫，拜之为太尉，循规蹈矩，可稍分妄增职位之责。
然则何以魏太尉、相国、御史大夫人选要以汉太中大夫贾诩、汉御史大夫华歆、魏大理王朗顺序排列？换言之，华歆汉廷中班本在贾诩上，何以脱汉入魏，反在贾诩之下？又魏以大理拜相国已有前例⑦，此时何不径以大理王朗为相国？
延康封拜以贾诩班在华歆前，于公于私，皆有充分理由。于私，贾诩对曹丕继位有大功，华歆则无。于公，太尉一职偏违古制，需以汉廷中深孚众望者充之，遣使示旨于杨彪即此意。盖一者杨彪曾为汉三公，名望素著，二者如前所引，“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并非曹魏派系人物，如此方弭天下之纷纷。贾诩时虽为太中大夫，然此前历任左冯翊、尚书、执金吾、冀州牧，平素亦不亲近曹氏⑧，于上述二条件最相符。华歆身居汉御史大夫之职，位不可谓不高，名不可谓不重，然此前曾为丞相军师积年，曹系色彩明显，又《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有“勒兵入宫收后”之事，颇受世人诟病。饶是以贾诩为太尉，犹遭非议⑨，则若用华歆如何，可不待而知。
汉廷中曹丕自居丞相，其下便是华歆，可谓“二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罢三公官，御史大夫犹同三公。王朗时为大理，只是王国九卿之一。以位论，王朗远在华歆之下，延康元年封拜时，华歆居前，王朗在后，理所当然。由于此次封拜实是为受禅后的新朝做准备，相国一职践祚后顺理成章转为司徒，倘若此时不拜华歆，受禅后彼将无地以自处，因此需以华歆任相国，而不能径迁王朗为之。或有难曰：观魏晋禅代后，魏太尉王祥拜为新朝太保，魏太保郑冲拜为太傅⑩，皆不必在司马炎即王位时脱魏入晋，而在晋朝犹居高位，为何华歆必于此时脱汉入魏方保新朝职位？只能假设，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比起咸熙二年司马炎而言，是更加有计划地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要证成这一假设，则有赖于下文的进一步考察。
【①《三国志·文帝纪》：“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复拜太常，十年免。……彪见汉祚将终，遂称龏挛不复行，积十年。”实已十四五年矣。】
【③参见《三国志·明帝纪》：“（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
【④献帝时御史大夫职如司空，则华歆亦可称“公”，然此处三公专指太尉、司徒、司空而论。《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最末几位中，赵温建安十三年卒，见《后汉书·赵典传》附传。张喜事见《张酺传》附传，不载卒年，然罢官上距延康已二十四年，即便杨彪此时也已年近八十（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续汉书》，杨彪薨于黄初六年，年八十四），则张喜已卒的可能性相当大。之前位登三公而史无卒年者，如太尉周忠（《后汉书·周荣传》附传，初平四年免）、司徒淳于嘉（无传，兴平元年罢）等，亦类此。】
【⑤《三国志·贾诩传》注引《魏略》曰：“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三司。”】
【⑥桓帝延熹八年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灵帝建宁元年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建宁三年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光和二年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献帝永汉元年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其时董卓自为太尉。皆见《后汉书》各纪。又光禄大夫拜三公者：桓帝延熹二年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灵帝熹平五年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六年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中平二年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献帝初平元年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二年光禄大夫淳于嘉为司空，三年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中散、谏议大夫无拜三公成例。】
【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⑧《三国志·贾诩传》：“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⑨《三国志·贾诩传》注引《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
【⑩各见《晋书》本传。】
杨彪致仕已十余年②，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皆非魏官。何以曹丕要增设太尉一职？何以不从魏官中选充（如钟繇当时“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见本传），反向国外甄求？
按《后汉书·百官志一》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国”；又正文称“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则丞相、相国、大司徒、司徒，本出同源可知。又同卷引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可知司空一职自御史大夫而来。禅代之后，原魏相国华歆改为司徒，魏御史大夫王朗改为司空，亦可证此。然而三公之位，除司徒、司空之外尚有太尉，汉魏间班且在二者之上③，而王国无对应职位。魏国增设太尉，实际上是为禅代之后的魏朝预作铺垫。正因王国设此职于古无稽，意甚昭然，故需以名望素著者充其位，以塞众人之口，首选自是汉末曾任三公之位者。自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后，至延康时汉朝三公恐唯杨彪尚存④，故而曹丕先遣使示旨。为杨彪所拒后复以贾诩为太尉，一方面有感恩之义⑤，另一方面，拜太中、光禄大夫为三公本为成例，可谓九卿以下位登三公的唯一途径，而桓、灵以来犹以太中大夫拜太尉者特多⑥。贾诩时为汉廷太中大夫，拜之为太尉，循规蹈矩，可稍分妄增职位之责。
然则何以魏太尉、相国、御史大夫人选要以汉太中大夫贾诩、汉御史大夫华歆、魏大理王朗顺序排列？换言之，华歆汉廷中班本在贾诩上，何以脱汉入魏，反在贾诩之下？又魏以大理拜相国已有前例⑦，此时何不径以大理王朗为相国？
延康封拜以贾诩班在华歆前，于公于私，皆有充分理由。于私，贾诩对曹丕继位有大功，华歆则无。于公，太尉一职偏违古制，需以汉廷中深孚众望者充之，遣使示旨于杨彪即此意。盖一者杨彪曾为汉三公，名望素著，二者如前所引，“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并非曹魏派系人物，如此方弭天下之纷纷。贾诩时虽为太中大夫，然此前历任左冯翊、尚书、执金吾、冀州牧，平素亦不亲近曹氏⑧，于上述二条件最相符。华歆身居汉御史大夫之职，位不可谓不高，名不可谓不重，然此前曾为丞相军师积年，曹系色彩明显，又《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有“勒兵入宫收后”之事，颇受世人诟病。饶是以贾诩为太尉，犹遭非议⑨，则若用华歆如何，可不待而知。
汉廷中曹丕自居丞相，其下便是华歆，可谓“二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罢三公官，御史大夫犹同三公。王朗时为大理，只是王国九卿之一。以位论，王朗远在华歆之下，延康元年封拜时，华歆居前，王朗在后，理所当然。由于此次封拜实是为受禅后的新朝做准备，相国一职践祚后顺理成章转为司徒，倘若此时不拜华歆，受禅后彼将无地以自处，因此需以华歆任相国，而不能径迁王朗为之。或有难曰：观魏晋禅代后，魏太尉王祥拜为新朝太保，魏太保郑冲拜为太傅⑩，皆不必在司马炎即王位时脱魏入晋，而在晋朝犹居高位，为何华歆必于此时脱汉入魏方保新朝职位？只能假设，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比起咸熙二年司马炎而言，是更加有计划地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要证成这一假设，则有赖于下文的进一步考察。
【①《三国志·文帝纪》：“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复拜太常，十年免。……彪见汉祚将终，遂称龏挛不复行，积十年。”实已十四五年矣。】
【③参见《三国志·明帝纪》：“（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
【④献帝时御史大夫职如司空，则华歆亦可称“公”，然此处三公专指太尉、司徒、司空而论。《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最末几位中，赵温建安十三年卒，见《后汉书·赵典传》附传。张喜事见《张酺传》附传，不载卒年，然罢官上距延康已二十四年，即便杨彪此时也已年近八十（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续汉书》，杨彪薨于黄初六年，年八十四），则张喜已卒的可能性相当大。之前位登三公而史无卒年者，如太尉周忠（《后汉书·周荣传》附传，初平四年免）、司徒淳于嘉（无传，兴平元年罢）等，亦类此。】
【⑤《三国志·贾诩传》注引《魏略》曰：“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三司。”】
【⑥桓帝延熹八年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灵帝建宁元年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建宁三年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光和二年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献帝永汉元年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其时董卓自为太尉。皆见《后汉书》各纪。又光禄大夫拜三公者：桓帝延熹二年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灵帝熹平五年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六年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中平二年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献帝初平元年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二年光禄大夫淳于嘉为司空，三年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中散、谏议大夫无拜三公成例。】
【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⑧《三国志·贾诩传》：“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⑨《三国志·贾诩传》注引《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
【⑩各见《晋书》本传。】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2)
延康元年曹丕即位时，魏国职官体系有一绝大变化。《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已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观其文意，贾诩之太尉、夏侯惇之大将军皆魏职。事实也确如此，详后文。
然太尉、大将军之职，本非王国所应置。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命曹操爵为魏公，献帝诏曰：“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①所谓“汉初诸侯王之制”，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太尉位在御史大夫之上，不在“御史大夫及诸卿”之列可知。又《宋书·百官志下》：“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太尉掌兵事，王国中中尉代太尉职事，属九卿。至于大将军，汉末以来位尚在三公之上，建安元年“以太祖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即是明证②。延康时魏国设此二职，可谓于古无稽，也因此尝为论者忽略③。由于此事涉及华歆由汉御史大夫转迁魏相国的历史背景，故不得不稍加考察一番。
先看贾诩的太尉一职。贾诩与夏侯惇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拜大将军前已是魏官④，而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⑤；大将军位虽尊崇，却不常置⑥，太尉却是常职，名列三公，几可作为国家官僚体制的象征性符号。因此魏国若的确增设太尉一职，意义远较大将军为重大。考《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文，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贾诩名列魏相国、魏御史大夫之间，自是魏太尉而非汉太尉无疑，否则当率众汉官另行上言，不当混迹于魏官之间。明乎此，在回论华歆前，可对杨彪拒太尉职一事稍作辨析，亦对本文主旨有所裨益。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此事本于司马彪与袁宏所记。《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⑦《后汉纪》卷三十则说“初，魏王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已为汉三公，遭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氏之臣，于义既无所为，于国选亦不为荣也。’遂听其守。”
粗看起来三书所载并不参差，细考之则不然：《续汉书》与《后汉纪》只称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并不曾明言此太尉究竟是魏王国之太尉抑或受禅之后的魏朝太尉，《后汉书》则断言是后者，即禅代后的魏朝太尉。然事实究竟如何？
【①《后汉纪》卷三十载此诏作“魏国宜置丞相已下群臣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制。”】
【②《三国志·武帝纪》。又《宋书·百官志上》：“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③如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第208－209页）便无视贾诩的太尉官职，而拼凑相国、郎中令、大理为魏王国的三公。郎中令、大理实属九卿，此不赘言。】
【④《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拜前将军”下注引《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可见二十四年所除前将军已是魏职。】
【⑤按《三国志》本传，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贾诩徙为太中大夫，其时尚无魏国。】
【⑥《后汉书·百官志一》：“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⑦《三国志》正文“授杨彪光禄大夫”在黄初二年十月。】
然太尉、大将军之职，本非王国所应置。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命曹操爵为魏公，献帝诏曰：“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①所谓“汉初诸侯王之制”，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太尉位在御史大夫之上，不在“御史大夫及诸卿”之列可知。又《宋书·百官志下》：“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太尉掌兵事，王国中中尉代太尉职事，属九卿。至于大将军，汉末以来位尚在三公之上，建安元年“以太祖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即是明证②。延康时魏国设此二职，可谓于古无稽，也因此尝为论者忽略③。由于此事涉及华歆由汉御史大夫转迁魏相国的历史背景，故不得不稍加考察一番。
先看贾诩的太尉一职。贾诩与夏侯惇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拜大将军前已是魏官④，而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⑤；大将军位虽尊崇，却不常置⑥，太尉却是常职，名列三公，几可作为国家官僚体制的象征性符号。因此魏国若的确增设太尉一职，意义远较大将军为重大。考《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文，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贾诩名列魏相国、魏御史大夫之间，自是魏太尉而非汉太尉无疑，否则当率众汉官另行上言，不当混迹于魏官之间。明乎此，在回论华歆前，可对杨彪拒太尉职一事稍作辨析，亦对本文主旨有所裨益。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此事本于司马彪与袁宏所记。《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⑦《后汉纪》卷三十则说“初，魏王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已为汉三公，遭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氏之臣，于义既无所为，于国选亦不为荣也。’遂听其守。”
粗看起来三书所载并不参差，细考之则不然：《续汉书》与《后汉纪》只称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并不曾明言此太尉究竟是魏王国之太尉抑或受禅之后的魏朝太尉，《后汉书》则断言是后者，即禅代后的魏朝太尉。然事实究竟如何？
【①《后汉纪》卷三十载此诏作“魏国宜置丞相已下群臣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制。”】
【②《三国志·武帝纪》。又《宋书·百官志上》：“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③如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第208－209页）便无视贾诩的太尉官职，而拼凑相国、郎中令、大理为魏王国的三公。郎中令、大理实属九卿，此不赘言。】
【④《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拜前将军”下注引《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可见二十四年所除前将军已是魏职。】
【⑤按《三国志》本传，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贾诩徙为太中大夫，其时尚无魏国。】
【⑥《后汉书·百官志一》：“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⑦《三国志》正文“授杨彪光禄大夫”在黄初二年十月。】
2005年12月27日星期二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1)
建安二十二年华歆以丞相军师迁御史大夫，见各处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后汉书·献帝纪》：“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以帝纪体例而言，书于武纪，当以此御史大夫为魏王国（曹操已于上年进爵为王）的御史大夫，而书于献纪，则是范晔以为此御史大夫乃是汉廷官职。两相牴牾。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2005年12月22日星期四
2005年12月18日星期日
医门多疾
给初一年的学生上历史，他们对党锢之祸不感兴趣，听到华佗使陈登吐虫三升却齐齐瞪大了眼，下课铃响了还缠着我多讲些这位神医的故事。我想我在这个年龄时也未必能理解陈蕃李膺的高大沉重，对英雄的崇拜往往需要其人“身怀绝技”的刺激。扯到后头天马行空了，对他们说华佗下狱死前感叹道：“行医只能救人，却不能救世。” 年岁稍长他们就能从这个华佗身上嗅出浓浓的鲁迅味。可见我终究未能忠于史料，这是不严肃的，请勿效仿。
但是话说回来，史料是否值得忠守却也大成问题。陈寿撰《方技传》华佗部分，不论是否经由王沈删削转致，其史源必是《佗别传》无疑（只“恃能厌食事”数语恐纯出《魏书》），而别传本是私家美语，难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裴注在陈志基础上仍能补入《佗别传》数例，可见至少在承祚时，别传中的某些病例已被视为过诞之语而不予采信。如“稻糠黄色犬” 之类，与“败鼓皮丸”倒也相差无几，若非六朝人素好神怪，别传中被删落的部分将不复见天日。
并不是说陈寿信纳的部分便定然成立为事实了，古人相信罢黜三公可以消弭日蚀地震，对“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这样的半仙传闻自没有太多抵御力。陈寿记载的病例，治愈的与治死的各占其半。医生摇摇头说：“您这病没指望了。”病人果然死了。于是传为美谈。纵使别传中声称华佗屡次准确预言病人的死期、征状，我以为多不过是事后的粉饰。至如麻沸散、“车边病”、陈登呕赤色虫等故事，依陈寅恪、林梅村等先生说法，直是抄袭印度神话而已——然而要指《佗别传》纯属凭空臆造，也让人难以卒信。往事尘湮，殊不可考，只好聊备一说罢了。
诚然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可算高明，否则也不至随侍曹操左右，以针灸却其头风。但当时的医术水平难获我信任，所以我很不厚道地猜想，曹操“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才是华佗冒着下狱的危险也要逃回家去的原因，治不好病当死，逃回家被收送亦死，等死，死前一享天伦可乎？承祚虽然猜测华佗以士人入医道心理不能平衡，但好歹留下传主“此近难济”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后汉书》却不察于此，竟以为华佗“性恶难得意”，那真是冤枉至极了。
不过陈寿自己的猜测也未尽无理，“以医见业”在当时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汉时医、巫、商贾、百工子弟是算不得“良家子”的，华佗“本作士人”，按理说决不该改换门庭，走到这条道上去，若非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譬如家道中落、遇事削籍等等，只能是他的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又他末年时“意常自悔”，可见弃文从医并非前一类不可抗力的逼迫，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史料阙略，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推测而已。华佗卒于陈登之后至少三年且早于曹冲，即便真如时人所以为的年将百岁，其受业学艺也不会早于顺末桓初。彼时正是东汉转衰之际，人祸天灾交相为患，地震、洪水、旱馑、疾疫接踵而至，一时间哀鸿遍野，白骨暴露，以至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罪己，声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其状之惨可以想见；又要求“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次年更改元“和平”以祷。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任城、梁国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离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睹疾疫之肆虐，哀民生之多艰，也许会有三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冲动放下了身架，去苦习那悬壶济世之道罢。救得一人固是欣慰，现实中种种不如意却不是逃避得了的，身份低贱即如“名医”亦常遭人白眼，诊治无功于自我谴责之外更需忍耐病家谩骂，儿孙因出身不好与 “前程”无缘……久了，难免常透露出悔意。果真是“悔”了吗？也许重新来过，还是会如此抉择罢？
回来的路上我想，自己是如何狂妄，竟为华佗杜撰出那样一句遗言。其实救人救世，真有多少高下之别吗？而我竟自以为能够分别得透。人间世里，一句“医门多疾”已经足够。学生们年岁渐长，“身怀绝技”的刺激终将退居其次，首重的，唯一片赤心而已。
但是话说回来，史料是否值得忠守却也大成问题。陈寿撰《方技传》华佗部分，不论是否经由王沈删削转致，其史源必是《佗别传》无疑（只“恃能厌食事”数语恐纯出《魏书》），而别传本是私家美语，难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裴注在陈志基础上仍能补入《佗别传》数例，可见至少在承祚时，别传中的某些病例已被视为过诞之语而不予采信。如“稻糠黄色犬” 之类，与“败鼓皮丸”倒也相差无几，若非六朝人素好神怪，别传中被删落的部分将不复见天日。
并不是说陈寿信纳的部分便定然成立为事实了，古人相信罢黜三公可以消弭日蚀地震，对“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这样的半仙传闻自没有太多抵御力。陈寿记载的病例，治愈的与治死的各占其半。医生摇摇头说：“您这病没指望了。”病人果然死了。于是传为美谈。纵使别传中声称华佗屡次准确预言病人的死期、征状，我以为多不过是事后的粉饰。至如麻沸散、“车边病”、陈登呕赤色虫等故事，依陈寅恪、林梅村等先生说法，直是抄袭印度神话而已——然而要指《佗别传》纯属凭空臆造，也让人难以卒信。往事尘湮，殊不可考，只好聊备一说罢了。
诚然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可算高明，否则也不至随侍曹操左右，以针灸却其头风。但当时的医术水平难获我信任，所以我很不厚道地猜想，曹操“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才是华佗冒着下狱的危险也要逃回家去的原因，治不好病当死，逃回家被收送亦死，等死，死前一享天伦可乎？承祚虽然猜测华佗以士人入医道心理不能平衡，但好歹留下传主“此近难济”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后汉书》却不察于此，竟以为华佗“性恶难得意”，那真是冤枉至极了。
不过陈寿自己的猜测也未尽无理，“以医见业”在当时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汉时医、巫、商贾、百工子弟是算不得“良家子”的，华佗“本作士人”，按理说决不该改换门庭，走到这条道上去，若非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譬如家道中落、遇事削籍等等，只能是他的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又他末年时“意常自悔”，可见弃文从医并非前一类不可抗力的逼迫，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史料阙略，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推测而已。华佗卒于陈登之后至少三年且早于曹冲，即便真如时人所以为的年将百岁，其受业学艺也不会早于顺末桓初。彼时正是东汉转衰之际，人祸天灾交相为患，地震、洪水、旱馑、疾疫接踵而至，一时间哀鸿遍野，白骨暴露，以至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罪己，声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其状之惨可以想见；又要求“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次年更改元“和平”以祷。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任城、梁国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离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睹疾疫之肆虐，哀民生之多艰，也许会有三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冲动放下了身架，去苦习那悬壶济世之道罢。救得一人固是欣慰，现实中种种不如意却不是逃避得了的，身份低贱即如“名医”亦常遭人白眼，诊治无功于自我谴责之外更需忍耐病家谩骂，儿孙因出身不好与 “前程”无缘……久了，难免常透露出悔意。果真是“悔”了吗？也许重新来过，还是会如此抉择罢？
回来的路上我想，自己是如何狂妄，竟为华佗杜撰出那样一句遗言。其实救人救世，真有多少高下之别吗？而我竟自以为能够分别得透。人间世里，一句“医门多疾”已经足够。学生们年岁渐长，“身怀绝技”的刺激终将退居其次，首重的，唯一片赤心而已。
2005年11月22日星期二
大象无形
何晏把王弼推荐给曹爽，曹爽在密室里接待了他。密室是王弼所坚持的，曹爽满心期待发聩之论，客人却只和他谈玄。送走王弼后，曹爽在手下人面前恨恨地，哭笑不得地，轻蔑地，对这件事以及这个人下了定论：“无聊。不堪大用。”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王弼方面对这次谈话的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好事者于是猜想在此事被曹爽作为笑料添油加醋广为宣扬的同时王弼也在几个并不公开的场合对这次会面的主人嗤之以鼻。他在朋友面前评论道，曹爽的层次很低，只知攫取眼前小利而没有对道的热诚和敏感，这样的人身居高位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不愿意将这些话述诸纸面，尽管几年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他的看法。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眼前这位老人隔着桌子探过头来，蓬乱的头发几乎贴到我的鼻梁上。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于是我又给他要了一杯酒。他闭起眼抿了一口。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王弼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人，一旦有对某人加以嘲讽的机会，他会用天才的，华丽的言辞刻到所有人脑中。可以看出这次他对听者的反应并不在意，从大将军府告辞回家的路上，王弼情绪低沉，空洞地直视前方，喃喃不已。
有一位客人在年轻台郎的家中等他。此人名叫孙登，是汲县的隐士，常年住在该县北山傍崖的土窟中，以草编的衣裳覆体。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因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其中一则把他与数年前早夭的吴国太子联系起来，尽管他们的字并不相同。孙登上一次离开土窟在三年以前，同样是到洛阳，同样是为了见这个年轻人。
“我听说洛阳有一位年轻人在仲尼与老聃间做了一些品评，这使我下决心借了一件布衣，回到逃离已久的喧嚣与繁华。”他指的是不久前王弼与吏部郎裴徽的对话。王弼让孙登明白那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字游戏，他的确认为至圣者可以体无，同时无是不能够用言语加以表达的。孙登责难道，假如无无法表达，老子对无的申说又如何能够补其不足。年轻人与难辨年纪的客人发生了面红耳赤的争吵，在争吵中双方相互的敬佩与友谊愈加深厚。表面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心里却暗暗感觉到各自的巨大漏洞。最后他们约定了三年的期限。
孙登看到王弼颓然的模样吃了一惊，尽管他自己眼窝塌陷，面色枯黄，这三年的冥想似乎狠狠破坏了他的健康。王弼倚几坐下，没有开口的意思，客人说：“三年来我被您的想法深深折磨。我尝试着将我的身体从言语中剥离。我在可以道出的一切之外寻找意义。我试图遗忘自己。黑夜里我在土窟中闭上双眼，眼前或许掀开世界的一角，牛羊，传说中的海浪和长鲸，火焰，红土壤，金色的城墙，无边的黑暗中偶然闪过几个白点。一万种声音在脑海中轰鸣，发出寂静的回响。有时候仿佛触及到什么，当把精神向那里集中时却重又陷入纷杂。我的灵魂激动而颤栗，我的身躯却承载不了狂欢与失落的颠簸。我感到疲惫。”
客人停了一会，换上略微平静的语气补充道：“您的论证曾经那么精妙地将我吸引，无奈无始终对我隐而不显，也许是我不自量力，万物的本源哪里是凡夫俗子能够触及的呢？三年的约期到了，我赶过来期待新的发现。”他听到王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年前您穿透性的责难让我日夜辗转，不得安宁。”王弼说，“世界在申说中展开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我像筛沙一样寻拣词句的每一种组合方式。我将它们说出，而它们果真像沙丘一样源源不断从地底翻涌出来。我和朋友们谈论，在梦里对自己说话，但是不够，我开始对随便什么人陈述。我不再在乎听者是谁，不再在乎他们的反应，甚至不再在乎他们的存在，周围的一切渐趋朦胧，只剩下唇间一个接一个蹦出的字符，在我眼前汇成河流，其中隐约倒映着世界。这个发现让我疯狂。我竭力捕捉语言的影像，在其中辨认模糊而亲切的，仿佛触手可及的光辉。每一次它都从我的指尖滑走，从我的唇边滑走，从我的脑海深处滑走，它让我歇斯底里。我明明已经捕捉到它！天哪！它距我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年轻人忽然抬起双手向空中攫去，浑身颤栗着，两眼放射出热烈的光芒。被惊吓到的客人连忙起身将他扶住。他渐渐平静下来，惭愧地道歉，告诉对方包括王黎，荀融这样的高妙之士在内，许多朋友已经开始躲避自己。孙登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安慰，说这几年中他也常常陷入谵妄的状态，只不过山上没有谁可以被吓到。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符合礼仪，两人对共同关切的问题闭口不谈。临了孙登向王弼告辞，约定三年后再来拜访。
“时光飞逝，”老人说，孙登下定决心不再折磨自己，他放弃了恼人的玄奥之念，回复到从前的生活。他的琴艺大进，弹奏时鸟儿和松鼠在枝头聆听，阳光透过密林斑驳地洒在地面。只是仿佛总有什么不同，不再同于往日。这位隐士没有忘记洛阳的知己，三年后他第三次造访王弼。
洛阳城不再同于往日。这年正月高平陵事变，之后腥风血雨顺理成章地持续着，与曹爽有所牵连者侥幸逃过一死也不免遭到罢黜，喜庆十足的新年号无从掩盖人心惶惶的肃杀气氛。王弼及其父兄都已废官，迁居到城郊一处深巷。孙登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里。
“而后呢？”我问。
“而后两人谈了一夜，接下来孙登离开了洛阳。那个秋天，王弼死了。人们认为他死于疠疾。”
“那他们谈了些什么？”
“谈什么？不，他们什么都没有谈。”
“可是您明明说……”
“因为王弼找到了它。”老人摆摆手，打断了我企图插话的念头，“是的，找到了它，他可以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可以低声模糊地把它说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永远无法把它说出来。说出来，那是禁忌。它从诞生起就注定被遗忘。”他举起酒杯，一仰脖，喉结像核桃一样上下翻滚着。他再次凑过头来，直瞪瞪地看着我。他的双眼布满血丝，瞳孔浑浊，勉强映出一张不知所措的脸。他叹了口气，说：“叔夜，还是弹首曲子吧。”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王弼方面对这次谈话的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好事者于是猜想在此事被曹爽作为笑料添油加醋广为宣扬的同时王弼也在几个并不公开的场合对这次会面的主人嗤之以鼻。他在朋友面前评论道，曹爽的层次很低，只知攫取眼前小利而没有对道的热诚和敏感，这样的人身居高位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不愿意将这些话述诸纸面，尽管几年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他的看法。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眼前这位老人隔着桌子探过头来，蓬乱的头发几乎贴到我的鼻梁上。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于是我又给他要了一杯酒。他闭起眼抿了一口。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王弼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人，一旦有对某人加以嘲讽的机会，他会用天才的，华丽的言辞刻到所有人脑中。可以看出这次他对听者的反应并不在意，从大将军府告辞回家的路上，王弼情绪低沉，空洞地直视前方，喃喃不已。
有一位客人在年轻台郎的家中等他。此人名叫孙登，是汲县的隐士，常年住在该县北山傍崖的土窟中，以草编的衣裳覆体。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因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其中一则把他与数年前早夭的吴国太子联系起来，尽管他们的字并不相同。孙登上一次离开土窟在三年以前，同样是到洛阳，同样是为了见这个年轻人。
“我听说洛阳有一位年轻人在仲尼与老聃间做了一些品评，这使我下决心借了一件布衣，回到逃离已久的喧嚣与繁华。”他指的是不久前王弼与吏部郎裴徽的对话。王弼让孙登明白那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字游戏，他的确认为至圣者可以体无，同时无是不能够用言语加以表达的。孙登责难道，假如无无法表达，老子对无的申说又如何能够补其不足。年轻人与难辨年纪的客人发生了面红耳赤的争吵，在争吵中双方相互的敬佩与友谊愈加深厚。表面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心里却暗暗感觉到各自的巨大漏洞。最后他们约定了三年的期限。
孙登看到王弼颓然的模样吃了一惊，尽管他自己眼窝塌陷，面色枯黄，这三年的冥想似乎狠狠破坏了他的健康。王弼倚几坐下，没有开口的意思，客人说：“三年来我被您的想法深深折磨。我尝试着将我的身体从言语中剥离。我在可以道出的一切之外寻找意义。我试图遗忘自己。黑夜里我在土窟中闭上双眼，眼前或许掀开世界的一角，牛羊，传说中的海浪和长鲸，火焰，红土壤，金色的城墙，无边的黑暗中偶然闪过几个白点。一万种声音在脑海中轰鸣，发出寂静的回响。有时候仿佛触及到什么，当把精神向那里集中时却重又陷入纷杂。我的灵魂激动而颤栗，我的身躯却承载不了狂欢与失落的颠簸。我感到疲惫。”
客人停了一会，换上略微平静的语气补充道：“您的论证曾经那么精妙地将我吸引，无奈无始终对我隐而不显，也许是我不自量力，万物的本源哪里是凡夫俗子能够触及的呢？三年的约期到了，我赶过来期待新的发现。”他听到王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年前您穿透性的责难让我日夜辗转，不得安宁。”王弼说，“世界在申说中展开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我像筛沙一样寻拣词句的每一种组合方式。我将它们说出，而它们果真像沙丘一样源源不断从地底翻涌出来。我和朋友们谈论，在梦里对自己说话，但是不够，我开始对随便什么人陈述。我不再在乎听者是谁，不再在乎他们的反应，甚至不再在乎他们的存在，周围的一切渐趋朦胧，只剩下唇间一个接一个蹦出的字符，在我眼前汇成河流，其中隐约倒映着世界。这个发现让我疯狂。我竭力捕捉语言的影像，在其中辨认模糊而亲切的，仿佛触手可及的光辉。每一次它都从我的指尖滑走，从我的唇边滑走，从我的脑海深处滑走，它让我歇斯底里。我明明已经捕捉到它！天哪！它距我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年轻人忽然抬起双手向空中攫去，浑身颤栗着，两眼放射出热烈的光芒。被惊吓到的客人连忙起身将他扶住。他渐渐平静下来，惭愧地道歉，告诉对方包括王黎，荀融这样的高妙之士在内，许多朋友已经开始躲避自己。孙登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安慰，说这几年中他也常常陷入谵妄的状态，只不过山上没有谁可以被吓到。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符合礼仪，两人对共同关切的问题闭口不谈。临了孙登向王弼告辞，约定三年后再来拜访。
“时光飞逝，”老人说，孙登下定决心不再折磨自己，他放弃了恼人的玄奥之念，回复到从前的生活。他的琴艺大进，弹奏时鸟儿和松鼠在枝头聆听，阳光透过密林斑驳地洒在地面。只是仿佛总有什么不同，不再同于往日。这位隐士没有忘记洛阳的知己，三年后他第三次造访王弼。
洛阳城不再同于往日。这年正月高平陵事变，之后腥风血雨顺理成章地持续着，与曹爽有所牵连者侥幸逃过一死也不免遭到罢黜，喜庆十足的新年号无从掩盖人心惶惶的肃杀气氛。王弼及其父兄都已废官，迁居到城郊一处深巷。孙登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里。
“而后呢？”我问。
“而后两人谈了一夜，接下来孙登离开了洛阳。那个秋天，王弼死了。人们认为他死于疠疾。”
“那他们谈了些什么？”
“谈什么？不，他们什么都没有谈。”
“可是您明明说……”
“因为王弼找到了它。”老人摆摆手，打断了我企图插话的念头，“是的，找到了它，他可以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可以低声模糊地把它说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永远无法把它说出来。说出来，那是禁忌。它从诞生起就注定被遗忘。”他举起酒杯，一仰脖，喉结像核桃一样上下翻滚着。他再次凑过头来，直瞪瞪地看着我。他的双眼布满血丝，瞳孔浑浊，勉强映出一张不知所措的脸。他叹了口气，说：“叔夜，还是弹首曲子吧。”
2005年11月7日星期一
抛砖引玉(二)
二
1-1
孙坚背靠竖起斜搭在墙上的几板，懒散地箕踞着，目光兜过整个房间，和房里或坐或站的亲信诸将，嘴角微微向右扬起。“很棘手，是吧？”他说，倒好像很乐意遇上棘手事似的。
“没错，”程普倒是跪坐得端正笔直，抬头瞅了一眼身边以各种不雅姿势或坐或站的同僚们，随即把注意力收回到摊开在膝上的地图，“与前些天一战即从雒阳溃退，似有放弃关东之意大相径庭，董卓如今并不急于入关，而是将主力屯在新安，留吕布在渑池，徐荣在荥阳，对雒阳成包围之势，这在战术上是一种奇怪的举动。毕竟河内、酸枣、颍川都有我们同盟的人，荥阳在其间很容易受到夹攻而无处躲逃；袁将军一旦出武关，便将牵制牛辅在弘农的兵力，新安与渑池间又没有战略纵深……”
“董贼自知死期不远，乱了分寸呗！还在这里担心什么，发兵把新安捣了就是了呀！”程普没有抬头，静静等孙坚喝了一句：“香儿，不得胡闹！”准备继续说下去。然而孙坚仍在教训，看来是孙香脸上没有服气的表情：“香儿，你父将你托付给从伯我，就是要让你历练历练，去掉这股轻躁气。行军打仗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冲我杀，董卓、吕布先后撤出雒阳，却能败而不乱，面对这样的对手，无论何时都是大意不得的，更不能贸然地猜度对方犯下什么低级错误。董卓如此布兵，必定有他的用意。你看，”孙坚伸手接过程普递来的地图，“以目前的形势看来，反攻雒阳他没有什么机会，但若要自保，结局也不至于太差。徐荣智略出众，文武兼资，是对方阵中一等一的上将，荥阳又有旋门关地势，纵然以河内、颍川诸军夹击，也未必能拿得下他，而咱们要面对西边一百五十里外的主力，自不可能分兵过洛河去帮什么忙；我军兵虽精锐，能够从董卓主力手中夺下雒阳，但如今他将主力二分，相隔二十里守望，便不是咱们所能轻易动得的了，必须袁渤海发兵来助方可，但如此一来河内又会暴露在徐荣兵锋之下；新安入关中道路且多，又有牛辅在弘农接应，要将其主力合围歼灭，难度实在太大。这就像设下了一个连环套，你不敢动我，我不敢动你，只好就这样僵持着。”
“既然这样，可说董贼的战术很是精妙，为什么程伯伯适才又说这是奇怪的举动呢？”孙香口气已然软了许多，尽管脸上还是有点搁不住。
“德谋他……”孙坚甫开口，就被黄盖抢去了话头——因为大家都是微寒出身，交情又过硬，私下相处也就少了上下级礼数的顾忌：“文阳，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董贼把天子百官都搁在长安，就留个小女婿在弘农盯着，他放心嘛？主力在关东拖得愈久，后方变数愈多。本来守着雒阳，局面上还镇得住，现在又要久持，又把雒阳拱手让给咱们，这不是奇怪是什么？”
“那么……？”
“从雒阳一战的情形看，董卓的确是溃败了，而非有意使诈，”黄盖没有再接孙香的问话，程普等了等，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因此，很可能在撤离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敌方做出了留在关东的决定。”孙坚点了点头：“留在关东，静观其变。也就是说，董卓是在和咱们比耐心，看谁家的后院先起火；并且他看来很有信心——变数将发生在我们这方。”
尽管诸将心中都隐隐有所察觉，但一经道破，仍是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会是什么变数呢？袁渤海与袁将军兄弟不睦，这已是天下皆知的秘密了；酸枣会盟的各路诸侯间听说也有些小龌龊；更兼战事至今，只有孙坚一部经了些胜败，其余几路人马均按兵不动，显然各存着私心。当年六国合纵攻秦，秦人大开函谷关而六国争相推馁不敢先入，终至大败，联盟这种东西，往往外强中干，徒有声势，只不过董卓先迁都城，后焚宫室，心气上就短了一截，落了后手，现下他竟不愿从凶险的棋局中抽身，自是算准了要扳回这一着。这本也无甚出奇，只是对方大败撤退途中突然改变兵势，未免让人有些难以说清的担忧。
“为今之计，”诸将都安静下来，“只有先派几个人往河内、颍川、酸枣、南阳各处，一是探探究竟，二是给诸位置酒高会的将军太守们提个醒，提防着点。”“我去。”“我去。”黄盖、韩当、孙贲纷纷立起，孙静问道：“是不是还要催促他们出兵？”
“嗯……当然……可以试试，呵呵。”孙坚笑了笑，嘴角微微向右扬起。他顿了顿道：“不忙安排，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先听听，今天下午，咱们的军士发现了这个——”
1-2
“今天下午，就是这个孩子，喏，这个孩子，”孙坚拍拍文会的肩膀，他有些羞涩地站起来。“就是他，发现了这玩艺——”
一阵骚动。所有人都用尽全力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住孙坚手中那方温润地流动着青色光华的无暇白玉，还有上面刻着的八个古奥的篆字。
大汉的子民，恐怕没有一个不是听着关于传国玉玺的种种传说长大。在兵燹连天鼎祚迁移的国难中找回失落的传国玺，配合上收复旧都的战绩，会是什么样的功劳会封拜什么样的官衔，没有人，至少这间屋子里没有人，敢去想上一想。
半晌寂静，只听到咽唾沫的声音。
“二、二哥……”孙静嚅嚅地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啊，”孙坚一扬手，“玉玺的事先不谈了，咱们还是来说点正事——君理。”说着，他把脸转向负责军情查探的朱治。“嗯，嗯，咳咳，”朱治从玉玺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道，“我也是适才得到的前哨消息，不敢稍停就告知了孙将军。董卓已经停止了撤退，其主力现屯于新安，又遣吕布别屯渑池，徐荣也继续扼守旋门关，没有西行的迹象。”
“哦……”诸将齐声低呼，脸上各各露出惊讶之情。
“德谋，你怎么看？”
程普跪坐得端正笔直，手指在膝头摊着的地图上轻轻划动。诸将中以他最为年长，最为重视姿仪，也最有计略应对。他听到孙坚带着笑意问：“很棘手，是吧？”倒好像他很乐意遇上什么棘手的事一般。程普不用抬头也能想见孙坚嘴角微微向右扬起的纹路，这种下意识的神情带着举重若轻的狡黠意味，让他的部下们如痴如醉。“没错，与前些天一战即从雒阳溃退，似有放弃关东之意大相径庭，董卓如今并不急于入关，而是将主力屯在新安，留吕布在渑池，徐荣在荥阳，对雒阳成包围之势，这在战术上是一种奇怪的举动。毕竟河内、酸枣、颍川都有我们同盟的人，荥阳在其间很容易受到夹攻而无处躲逃；袁将军一旦出武关，便将牵制牛辅在弘农的兵力，新安与渑池间又没有战略纵深……”程普一口气的分析被叉手站在一旁的孙香打断，他是孙坚从弟孙孺的儿子，与所有孙家人一样聪明并且膂力过人，只是仍旧年轻气盛，有些过于莽撞了：“董贼自知死期不远，乱了分寸呗！还在这里瞎分析什么，发兵把新安捣了就是了呀！”程普没有抬头，这种场面孙坚自然会出来呵斥堂侄，用不着他做下属的有什么表示。令他奇怪的是孙坚并没有开口，却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轻轻“嗤”了一声。是那个拾玉玺的少年？程普有些讶异。一开始他心里就有疑问，即便是拾到玉玺立了大功，赏赐套好铠甲升个小队长或帐前督也就是了，何以将军竟将其引到心腹的决策议事中来，并且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不用想也知道，这位孙香孙文阳肯定是要大发雷霆的了。
但是孙坚即时制止了他的侄儿。发现文会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惊喜。若不是自己今天下午实在闲得发闷，听到这个孩子双手呈上玉玺时嘟哝了一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后兴致大发，随口问了他几句，这块璞玉恐怕就此错失埋没了。他想着，微笑着，用眼神鼓励文会说下去。
“……所以，董卓驻军不动，必是已从某个渠道得知，关东盟军中将有内乱发生。倘若真是如此，后方一溃，我军所在的雒阳将陷入新安、荥阳的东西两面合围，纵然取胜，伤亡亦必惨重。因此为今之计，只有把玉玺奉交袁渤海。”
文会的话再次引起骚动，孙香狠狠地盯着眼前的少年，却碍着伯父不敢发作，倒是祖茂瞠目道：“凭什么？凭什么拱手让给袁绍？他，他身为盟主屯兵河内三月不进，他、何况他和后将军有仇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粮草还得靠着后将军哪！”诸将连连点头。文会转头看了看孙坚——其实不必看，方才的步步分析慷慨陈词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激情：“不错，祖将军说得都不错，不过其一，袁绍现为关东盟主，玉玺交给他名正言顺——除非孙将军自己留着，那自然没有话说，但是无论如何轮不到袁术头上，所以他也不能抱怨什么；其二，如今我等与董贼陷于胶着，而董贼似有所待，若我方不抢先进击，只怕夜长梦多，变生肘腋，辛苦拼得的优势化为乌有；要抢先进击，单靠孙将军的兵力不足以应付新安、渑池前后合应，必须后方分一拨军。距雒阳最近的便是河内，恰好盟主便在河内。但是看看这几个月来情形，如果没有玉玺交换，袁绍肯拔出一根毫毛么？以玉玺换全盘胜败，近看是失，远看是得。其三，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孙将军立此大功，焉能不招嫉恨？讨董成了还好说，若是不幸败了，关东诸将各自闹起来，今天你来偷，明日我来抢，可还有孙将军一日安生？不如早将此物转手，反正不数日世人皆知传国玺非孙将军不得重现天日，将来计功之时，总是不会落下的。”
嘀咕起来。孙坚眯着眼看诸将，心底止不住涌上来得意，这种感觉和少年激动而得意的情绪是不同的。他忽然想起当年的扬州刺史臧旻，听闻其子现下也在酸枣，仿佛为酸枣五路郡兵歃血主盟的便是他。
（待续）
2005年11月1日星期二
评《刘备再入汉中与关羽失荆州之关系考——<千秋遗恨隆中对>补证》
我不是史论组的评委，这几天正好也忙，没有时间关注这里，到今天才能稍就杨文理兄的大作发些议论，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不同于杨兄下面那篇作品，本篇是纯粹的“观点－论证”型史论文，作者观者面对的问题都相对简单些，作者提出一个颠覆史传观点，于是需要寻找新材料加以证明；观者倘若不同意作者的新观点，所须做的就是证明作者找到的材料并不足资。
那么杨兄本文提出的、能够支持新观点的新材料是什么呢？无非有二：其一，是《三国志·廖立传》所载廖立言语：“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其二，是《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三》所载：“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戎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且让我们看看这两点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点材料，杨兄论述道，『廖立虽“诽谤先帝”，然其论史实，若夏侯渊、张郃之入巴，大略合当，不过在评论之时耍些倒果为因，攻其一点之类的花样罢了。且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故廖氏所言刘备入汉，当为可信。』——这里杨兄恐怕也玩了一点“花样”。一方面杨兄说，“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因此廖立不敢在入汉一点上欺瞒，一方面却又承认，在夏侯、张的入巴上，廖立居然敢于“倒果为因，攻其一点”。怎么在廖立“倒果为因”的时候，就不会顾忌到“听众系朝廷重臣”，孰因孰果，“岂会不知”了呢？反过来，既然敢于在一件事上倒果为因，那么在另一件事上模糊一下时间连续性，以“大势”代替“细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况这些又都是李、蒋的告发之辞，正要其荒悖方能显廖立的大逆不道嘛。
（看了评委sd的评分，补充两句：sd把“后入汉中”解释成“后来当了汉中王”，这就错得更厉害了。一则廖立所品题的是刘备的战略能力，与封王之事无涉；二则“入”字其义甚明，当指地理方位而言。“后来当了汉中王”这种歧义是不存在的，所需争论的焦点仍在入汉中所指何时、何事上。）
关于第二点材料，其实杨兄何必远求于唐人著述，《元和郡县志》此条明白出自《水经注》。《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阪，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相较可知，前者几乎照抄后者，所不同的唯多“蜀先主遣”四字。考刘备世，诸葛亮例行萧何之事，在后方足食足兵，倘若刘备果真于二十四年再度提兵进入汉中，论理也该是法正相随，诸葛亮坐镇，怎么反而诸葛先行屯兵于兴势了呢？卢弼将水经注此条置于建兴八年诸葛亮拒曹魏三路大军下，是；“蜀先主遣”四字，当是李吉甫妄增。
综上，杨兄所拣选的新材料在支持论点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尽管论点本身很吸引人。在史论方面我觉得还是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为是，除非杨兄能够出具令我信服的证据，否则固然杨兄可以说，『曹操于秋十月率军返洛之后，刘备再至汉中，以窥雍凉，合情合理，时间上亦与荆州事变合榫』，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刘备忙于震慑益州，无暇北窥东顾；或者竟有无知愚妄之徒，强以为刘备狼子野心，一直在暗暗准备将来称帝之事，等等等等，在时间上不也甚是“合榫”吗？不过读史而能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与提出新说的气魄，还是值得称道的。
不同于杨兄下面那篇作品，本篇是纯粹的“观点－论证”型史论文，作者观者面对的问题都相对简单些，作者提出一个颠覆史传观点，于是需要寻找新材料加以证明；观者倘若不同意作者的新观点，所须做的就是证明作者找到的材料并不足资。
那么杨兄本文提出的、能够支持新观点的新材料是什么呢？无非有二：其一，是《三国志·廖立传》所载廖立言语：“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其二，是《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三》所载：“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戎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且让我们看看这两点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点材料，杨兄论述道，『廖立虽“诽谤先帝”，然其论史实，若夏侯渊、张郃之入巴，大略合当，不过在评论之时耍些倒果为因，攻其一点之类的花样罢了。且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故廖氏所言刘备入汉，当为可信。』——这里杨兄恐怕也玩了一点“花样”。一方面杨兄说，“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因此廖立不敢在入汉一点上欺瞒，一方面却又承认，在夏侯、张的入巴上，廖立居然敢于“倒果为因，攻其一点”。怎么在廖立“倒果为因”的时候，就不会顾忌到“听众系朝廷重臣”，孰因孰果，“岂会不知”了呢？反过来，既然敢于在一件事上倒果为因，那么在另一件事上模糊一下时间连续性，以“大势”代替“细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况这些又都是李、蒋的告发之辞，正要其荒悖方能显廖立的大逆不道嘛。
（看了评委sd的评分，补充两句：sd把“后入汉中”解释成“后来当了汉中王”，这就错得更厉害了。一则廖立所品题的是刘备的战略能力，与封王之事无涉；二则“入”字其义甚明，当指地理方位而言。“后来当了汉中王”这种歧义是不存在的，所需争论的焦点仍在入汉中所指何时、何事上。）
关于第二点材料，其实杨兄何必远求于唐人著述，《元和郡县志》此条明白出自《水经注》。《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阪，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相较可知，前者几乎照抄后者，所不同的唯多“蜀先主遣”四字。考刘备世，诸葛亮例行萧何之事，在后方足食足兵，倘若刘备果真于二十四年再度提兵进入汉中，论理也该是法正相随，诸葛亮坐镇，怎么反而诸葛先行屯兵于兴势了呢？卢弼将水经注此条置于建兴八年诸葛亮拒曹魏三路大军下，是；“蜀先主遣”四字，当是李吉甫妄增。
综上，杨兄所拣选的新材料在支持论点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尽管论点本身很吸引人。在史论方面我觉得还是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为是，除非杨兄能够出具令我信服的证据，否则固然杨兄可以说，『曹操于秋十月率军返洛之后，刘备再至汉中，以窥雍凉，合情合理，时间上亦与荆州事变合榫』，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刘备忙于震慑益州，无暇北窥东顾；或者竟有无知愚妄之徒，强以为刘备狼子野心，一直在暗暗准备将来称帝之事，等等等等，在时间上不也甚是“合榫”吗？不过读史而能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与提出新说的气魄，还是值得称道的。
2005年10月23日星期日
抛砖引玉(一)
一
1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他魁梧的身材、俊朗的相貌实在是那么显眼，即便一个随从都没有带，还是能轻而易举地让人认出他来；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扎在他头上的赤色毡巾。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想找个人说说话。数天前率军进入这片火海时，就有一种东西郁结在胸口，顺着每一根经络悄悄爬向喉头。梗着。有时候他会觉得鼻梁微酸，眼角湿润，但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至少在将士们眼里他不是。程普正在清点宫中以及各府署里劫余的典章图籍，孙静、孙贲安抚百姓，并购买三牲等祭祀一应用品，黄盖诸将则在城外修缮陵寝。但即便他们在身边，有些话还是无从出口。照见方圆几十村落三天三夜不熄的炎光、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和曾经的街巷繁华、写满十一帝两百载雕梁画栋鼓吹喧声的残垣断壁、漫山遍野的黄色头巾在脑海里闪过、富春江上的渔船……进城那天所有人都在惆怅唏嘘，这种感情不独他有。因此刻意地加以表达显得做作？假如贲儿来向自己说：“叔父，看到凄惨荒凉的景象我心里实在很难受”，自己恐怕也会用上那种激昂慷慨的语调：“不错，可见逆贼董卓不除，则天下势必不能宁靖，百姓还要遭受更多的苦难。此时大家正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整顿雒邑，收拾残京，既而挥师西进，直捣长安，届时三辅人心所向，必将望风披靡，逆贼授首。这才是你我男儿所当存于心中的念头，怎么可以为愁绪所困扰呢？”好像人与人之间只能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于是不如缄默。几天来，所有人都在埋头干活。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居然不知不觉已绕了个大圈，现在正折向南走。孙坚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向右横穿两条街，前面不远处便是甄官署了，也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其中一个显然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他的手轻轻颤抖，想来是因心目中的英雄骤然出现在面前而激动。孙坚忽然也有了顽皮一把的冲动。他大步走过去，拾起一根矛，掂量了几下，冲几个军士笑道：“怎么样？咱大伙来练两招？”众人没有料到主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都愣住了；那少年也有些惊呆，眼中却满是跃跃欲试的神情。孙坚心笑道：“初生牛犊不怕虎，得好好鼓励鼓励才是”，对他说：“小伙子，就你先来吧。去挑根兵器，怎样？”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后，少年欣喜地“嗳”了一声，俯身向井沿上寻拣。其实他早看到自己的矛恰好在孙坚手里，所以犹豫了半天，才决定跨上前去提起一根。但是他太激动以至有些忘乎所以，那一步跨得过于追求艺术感，终于踏在了方才抛下的青砖边沿，随之一滑。少年惊呼着重重往地面栽下，乱舞的手在井口斜指向天的矛头上一拍，几根矛“嗖”地弹起，在空中扭动着，垂直窜进了井底。
这一变化实在来得太快，望着兵器凭空消失，所有人都只好瞠目结舌，连扶起少年说几句关心的话也抛在脑后。站着的军士中有一位先打破沉默：“我下去捞吧。”那少年忙从地上爬起，急切地嚷道：“不行不行，东西是我弄下去的，该我下去捞才是！”军士们笑说：“小孩子一边去。”少年直跺脚：“谁是小孩子了！”转身便要下去。孙坚早已乐不可支，忙止道：“急什么急什么，先拿绳索系着腰才下去，要不摔死我可不管。”一时哪里讨绳索。“坐在桶里呗，喏——”少年坐在桶里，众人吊着放了下去。
“都捞齐了没有？”从井口望下去黑乎乎一团，尤其这么多个人头把光线全给挡住的时候。少年的回声飘上来：“捞——齐——了，把——我——拉——上——去——吧……嗳，等等，等——等！再——往——下——放——一——点……”“搞什么名堂？”众人嘟哝着。矛长，井窄，水又不深，在水面摸一圈就能把所有兵器捞着了，为什么又让往下放？少年继续嚷嚷着：再往下，再往下，水底下有个东西在发光。瞧，他浑身湿淋淋地上来了，半桶水和几根长矛，还有两手捧着的那一方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他们认出了他魁梧的身材、俊朗的相貌，以及永远扎在他头上的赤色毡巾。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居然不知不觉已绕了个大圈，现在正折向南走。孙坚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向右横穿两条街，前面不远处便是甄官署了，也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其中一个显然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他的手轻轻颤抖，想来是因心目中的英雄骤然出现在面前而激动。孙坚忽然也有了顽皮一把的冲动。他大步走过去，拾起一根矛，掂量了几下，冲几个军士笑道：“怎么样？咱大伙来练两招？”众人没有料到主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都愣住了；那少年也有些惊呆，眼中却满是跃跃欲试的神情。孙坚心笑道：“初生牛犊不怕虎，得好好鼓励鼓励才是”，对他说：“小伙子，就你先来吧。去挑根兵器，怎样？”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后，少年欣喜地“嗳”了一声，却并不俯身向井沿上寻拣；他巴望着偶像手里的长矛，嗫嚅说：“将、将军，我的兵器在、在你手里……”孙坚愣了一愣，笑道：“哦，你用惯了它，是么？”狡黠地一笑，“嘿嘿，我偏不给你，有本事就从我手上抢下来吧。”忽然间他甚至为这句话的孩子气感到些许得意，仿佛对面那张稚气的脸孔把他带回了恶作剧得肆无忌惮的少年时代，连日来心中的郁结不觉化解于无形。少年咬着下唇，到井边仔细地拣了一根长矛，走回来，几个吐纳，将矛尖冲前，平平端起。众人早已经退到角上，让出了整个天庭。
孙坚并不急于出手，他眯起眼睛，细细地打量对方。这是他的习惯，或者说是对战斗艺术的偏执追求。一着致胜，并且完美。少年“嗨”地大喝一声，阔步踏上，挺矛向他刺去。这就要求耐心地观察、搜集战场上所有的资料，包括周遭环境和对手的行为方式，据此分析出敌方的思维数路，寻找其弱点，结合环境因素制订作战策略，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孙坚上身一侧，矛尖从胸前掠过，观战的军士间传来一阵惊呼。这种做法常伴着几分凶险，全面地观察对手，包括观察对手的进攻。矛身忽地一顿，紧随着孙坚的移动横扫过来，“方才一刺力道并未用老，”孙坚暗揣。这就意味着必须先把自己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看来这孩子枪矛上颇有些底子，”他横矛当胸，格开了这一扫，因为是硬接，虎口有些硌。力道不弱，稍逊于策儿，和贲儿相当。少年迅速收矛，微微喘着气，准备下一次进攻。自己要应付这种力量的对手当然是绰绰有余，不过凭蛮力解决战斗就太了无趣味了。这一次出矛略低，少年刺向将军的大腿。右前方七步远是那口井。“还是没有用老”，孙坚想，左腿欲抬。井沿上斜搭着几条戈几根矛。矛尖果然半途上挑，向喉部冲刺。孙坚并没有抬腿，向后一仰拿个铁板桥，稳稳当当躲过了这一刺。一阵喝彩。方才若是撤腿，一脚支地重心再难移动，这一刺只好吃个正着。少年微愠，就势将矛砸下。情绪不甚稳定，易怒，易被激发战斗力，也易中圈套。孙坚挺矛拨开，矛尾恰在地上一撑，借力站起。正前方六步远散放几块青砖。少年半弓身子，缓缓绕孙坚打转，不时试探性地一刺。步幅是我的七分有余。孙坚也微微俯身，开始绕圈。
忽然听得孙坚大吼一声，作势欲上。少年忙几个碎步向后踏出，一面摆出防守的势态。哪知第二脚刚着地便觉一滑，整个人向后栽去，还没来得及叫唤出口，就“砰”地摔在了地上。周围军士顿时笑成一团。少年懊恼地坐起，低头看脚下，原来是适才随手抛下的砖块。“不要以为这是意外不服气，”孙坚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呵呵笑着伸过手来，“你早该注意到我在将你往一个方向引。为将的，不可错漏过战场上一丝一毫啊。”少年借孙坚之力站起，拱手道：“将军教诲，小人谨记在心。况且甫开始时，数招间小人就知绝非将军对手，焉敢不服。”“呵呵，你资质不错，不知可愿做我的亲随？”
3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又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决定是该折返甄官署休息休息了。甄官署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按说附近并不陌生，然而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城区图还是必不可少的。早春的午后本该是白亮中透着星微的绿，可现在天空中却飘着斑斑点点的黑灰。一阵风来，眼里进了什么东西，有些痒。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孙坚点头微笑着经过他们身边，但那微笑实在勉强，因为他正在不住揉他痒得够戗的眼睛。“对了，给我打点井水来洗洗脸。”进屋前他回过头来，如是说。
“小文，你去吧。”军士们嘻笑着对其中一个说道，“和偶像同处一室，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被称作小文的看起来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我……我……”他嗫嚅着。“你什么你，快去打水呀！”“……哦！”他赶忙跑向井边，结结实实打了一桶，单手拎起来就向孙坚的屋子走去。
“这孩子，蛮力气倒是有些，就是缺点心眼儿。打这么满满一桶干啥？洗个脸用得着么？万一洒了怎么办？”“论心眼儿平时倒也不缺，这不是见着心目中的大英雄，魂不守舍了嘛。”众军士一面笑着，继续晒他们早春午后的太阳。
“你还是个孩子呀！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孙坚洗完脸，抬起头看着面前这张稚气的脸孔，惊讶地问。
“我姓文，名会，长沙人，打将军您在长沙做太守起，我就决定非跟随将军左右不可。我不小了，已经十五岁了，力气也不小，没人把我当孩子。”
十五岁，只比策儿小一岁。策儿也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小孩，呵呵。
“将军您洗完了，我把桶拎出去了。”文会仍旧单手去提桶，当然是为了在将军面前表现表现。很不幸他的左脚正踩着右脚的裤管，而他去提桶时，先抬起的偏偏是右脚。于是少年重重地向水桶撞了过去。
“咚……”水桶正对着孙坚翻倒，满满当当倾泻而出，泼了他一头一脸，又顺着领子灌下，直淋得满身皆湿。文会已经完全吓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没、没关……哈、哈、哈啾！”
（待续）
20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2004年5月31日星期一
从魏郡兵反看初平三、四年间的河北交争
上篇 魏郡兵反
界桥之战以后的河北战局，在史籍中只是以零星的资料存在，并没有完整和全面的描述；而关于界桥一战对公孙瓒政治生命的意义，在史书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一些地方说，公孙瓒在其后不久就“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后汉书·袁绍传》），开始采取守势，而另一些地方又认为他“尽有幽州之地”后，“猛志益盛”（《后汉书·公孙瓒传》）。到底孰是孰非？公孙瓒在界桥之战以后对河北的争夺又采取了哪些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的效果如何？界桥之战是否真是公孙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袁绍与其在河北交争的情况又是怎样？……本文拟从魏郡兵反这一事件的两种不同记载入手，对初平三、四年间的河北战局作出力所能及的梳理。
对于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与《后汉书·袁绍传》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的说法是：
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绍到，遂屯斥丘，……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
而《后汉书·袁绍传》则说：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绍还，因屯斥丘……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觽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
也就是说，前者以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而后者则以为在初平四年。
《资治通鉴》在这一问题上全盘采用了《后汉书》的说法即“初平四年说”，而后世学者中似乎少有人加以辨正；偶有注意者，也是一笔带过，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说：“范书绍传，绍大会薄落津及讨平魏郡、黑山诸贼，皆在初平四年天子使赵岐和解之后，通鉴从之”，对通鉴为何“从之”，却并未关心。
然而我却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资治通鉴》恰恰是采纳了错误的说法；并且，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事件，与界桥之战后整个河北交争的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魏郡兵反的成败，其重要性不亚于界桥之战，甚至更要在其之上。因此，对其发生时间，更有辨明的必要。
《资治通鉴》采用了四年说，并不就说明初平四年说是正确的。首先，该书中考异出错之处比比皆是，其次，胡三省作注时，也并没有提到此处采用的理由。我的猜测，《后汉书》中言之凿凿的时间（“三月上巳”、“六月”），对编纂编年史的史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何况一个是“正史”，一个只是“注”，《资治通鉴》的编者自然会倾向于采用《后汉书》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后汉书》此处说法全本于袁宏的《后汉纪》（原文与《后汉书》相同，兹略），也就是说，“三年说”和“四年说”的正误，其实只是《英雄记》与《后汉纪》的正误而已。《英雄记》作者王粲(177～217)为汉魏时人，而《后汉纪》作者袁宏(约328～约376)为东晋人，因此至少后者的记载并不具有更天然的可靠性——这一点后文还会论述。
先来解决两个看似支持“初平四年说”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袁绍传》在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之后，接叙了“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一段，是《英雄记》中所无。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袁绍、张燕争夺冀州的战争》中认为：“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从《后汉书》到《资治通鉴》，都把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与大战张燕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同一次军事行动看待，这是和《英雄记》的不同。
与张燕作战的时间是在哪一年？这可以从史料中分析出来。《三国志·吕布传》中说：“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遂破燕军”；《后汉书·吕布传》说：“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可见与张燕的作战是有吕布参与的。而《三国志·吕布传》注称“臣松之案英雄记曰：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并且吕布出武关之后，先诣袁术，再投袁绍（若按《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在投袁绍之前吕布还曾“复去从张杨于河内”），假如与张燕之战发生在初平三年，时间上未免仓促；另一方面，兴平元年吕布就和张邈、陈宫一同开始和同曹操的作战，更是无暇助袁绍攻打常山。因此，袁绍、张燕之战，应当是发生在初平四年无疑。
那么，既然此战发生于初平四年，而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一脉相承，岂不是证明了魏郡兵反的确是发生在四年？
非也。需要注意的是，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的一脉相承，只是持“初平四年说”的《后汉纪》-《后汉书》-《资治通鉴》的说法，在《英雄记》中并没有提及。也就是说，持“初平三年说”，就意味着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与常山作战并非同一次，前者发生在初平三年，后者则发生在四年，而“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的说法只是和稀泥而已。
从哪里可以证明两者不是同一次行动？——这可以从吕布的行踪推断出来。以诸书相参，吕布只参加了对张燕的作战，并没有参与讨于毒、诸贼的战斗，因此，吕布投靠袁绍的时间，当在讨于毒之后、战张燕之前。而如果按《后汉书》的说法，袁绍从斥丘出发，“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以后，就一直“寻山北行”，以至“战于常山”，并未回军，吕布何以半途加入？当如《英雄记》所说，袁绍在“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之后，先“复还屯邺”，回军休整，吕布当在这段时间内加入袁绍，共同进行初平四年对张燕的战斗，才更加合理。
第二个论据，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中提出，“勾结‘黑山贼’，占据邺城，一举颠覆袁绍的统治，这即是麹义的图谋……麹义由于阴谋暴露被杀，应该是在‘魏郡兵反’之前，不可能在其后，《英雄记》和《后汉书》的记载，都安排在袁绍对‘黑山贼’作战结束之后……应该是失当的。”——如果方先生的论述成立的话，则魏郡兵反应该发生在初平四年了。因为初平三年春袁绍依靠麹义打赢了界桥之战，三月以前就以“阴谋暴露”杀了麹义，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方先生的论述很难成立。不仅《英雄记》和《后汉书·袁绍传》都把麹义被杀一事安排在结束对黑山贼的作战之后，而且从别处的记载中，也可以相参证实。《后汉书·公孙瓒传》：“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三国志·公孙瓒传》也说“袁绍又遣麹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鲜于辅、刘和为刘虞报仇、出兵攻打公孙瓒，当在刘虞死后，而据《后汉书·献帝纪》，“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在四年九月，可知麹义至少在四年九月仍在带兵攻打公孙瓒。另《后汉书·公孙瓒传》又说“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觽数千人退走”，甚至提供了麹义直到建安元年还活着的可能性——不论如何，都远在魏郡兵反之后。方先生以《三国志·公孙瓒传》引《汉晋春秋》袁绍与瓒书中“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麹义馀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一句来证明魏郡兵反的军队是“麹义馀残”，证据是不充分的。
既然麹义并不一定死在魏郡兵反之前，则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也没有迟至初平四年的必要。
解决了以上两个反证后，我们来看看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的证据。
《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四年春）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于夫罗等佐之。”《后汉书·袁术传》：“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我们注意到，这里提到黑山贼的时候，均不提首脑姓名，而以“余贼”代之，这与“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一类的说法大相径庭。
方先生认为“黑山馀贼”指的是“在上年为曹操所大破的残军余部”，这是不确的。因为据《武帝纪》的记载，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后，曹操先是“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年春又“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而与于毒部却一直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用围魏救赵的方法解了东武阳之围；其次，匈奴于夫罗也被曹操大破，但此处并不言“匈奴余贼”而仍称“匈奴于扶罗”，可见“黑山余贼”并非是由于被曹操大破才这样称呼。
考《三国志》中在类似意义上称“馀贼”另有两处，一是《臧霸传》“又与于禁讨昌豨，与夏侯渊讨黄巾余贼徐和等”，一是《徐晃传》“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馀贼，斩梁兴，降三千馀户。”后者与《夏侯渊传》“围遂、超馀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相参，可见“余贼”都是在首脑溃败，剩余残部负隅顽抗的意义上说的。那么“黑山余贼”，也当意味着于毒已经身亡或溃逃。而溃逃是不可能的，在文献中也无记载，只能是身亡，也就是“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这就是说，在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作战之前，于毒已经被袁绍所杀——自然，破斩于毒应当是在初平三年。
其次，《三国志·袁术传》：“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可见，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的作战，袁绍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在时间上就有了冲突了。
再次，假如初平四年春黑山贼正在受曹操打击，又如何有能力在同时占据邺城？这也是初平四年说所不能解释的。
作为旁证，《三国志·董昭传》提到：“绍逆公孙瓒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昭领钜鹿……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李邵欲属瓒当在界桥之战开始之前，也就是初平二年末，而董昭“事讫白绍”之后即领魏郡太守，中间相隔也不会太久，亦当以初平三年为宜。另一方面，“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时太祖领兗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而《三国志集解》武纪初平三年冬“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条下按称“操是时纳毛玠之言，遣使至长安，董昭、钟繇皆为操道地”，郝经《续后汉书·曹操传》也说“（初平三年）冬十月，治中从事毛玠劝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傕、汜。傕、汜厚加报答。”倘若初平四年才发生魏郡兵反事件，董昭何以可能劝说张杨放行曹操使者？
（至于与公孙瓒的军事行动相关的其它证据，将在下篇中进一步讨论。）
因此，可以推断，魏郡兵反是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也是在初平三年，与发生在初平四年的大战张燕是两次独立的军事行动。
那么，《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或者毋宁说袁宏的《后汉纪》，为什么会把魏郡兵反等事与对张燕的作战联系在一起，并归入初平四年呢？这就涉及到史籍里张燕在黑山诸贼中的地位问题。
《后汉书·朱儁传》说：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觽至百万，号曰黑山贼。
从这一段看起来，似乎张燕乃是“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的“贼帅”，是“黑山贼”的统领。（前引方先生所说“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一段话，也把张燕作为“‘黑山贼’首领”看待。）
然而，对比这段话的原出处，却发现在叙述上有着细微易于忽略的不同。《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说：
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
这里并没有提到张燕为“贼帅”。而《三国志·张燕传》中说：
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牛角死，众奉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此处所谓“众奉燕”作“贼帅”，仅仅是做张牛角一部的贼帅而已。可见《后汉书·朱儁传》“贼帅常山人张燕”的叙述，是将《九州春秋》与《三国志·张燕传》综合，误解了“贼帅”的含义得出的。
《三国志·张燕传》注引《典略》又提到：
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与前引《九州春秋》相参可知，在《九州春秋》与《典略》中，张燕与张白骑、李大目、于羝根、白爵、杨凤、于毒等人是并列而非统属的关系，他们均是“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相互间“更相交通”，真正从属于张燕的，只有“小帅孙轻、王当”等人，而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列名于上述首脑之间的。
张燕之所以被误认为是黑山贼的首脑，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黑山贼中是势力较大的一支，“人众寝广”、“众至百万”；其次他曾受朝廷的招安，“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三国志·张燕传》）因此即使在当时，也常有人用“张燕”来作为对“黑山”的指代，如《三国志·袁绍传》：“从事沮授说绍曰：‘……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然而这仅仅是指代而已，并不说明黑山诸贼都是张燕的属下。从史书的称引来看，黑山各部往往是自行行动的；并且张燕的“平难中郎将”也只是个空头衔而已，杨凤就曾经被朝廷任命“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但黑山贼仍旧是“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可见诸贼根本不吃这一套。
在所引诸书中，《典略》作者鱼豢是魏时人，《九州春秋》作者司马彪是西晋人，《三国志》也是西晋书，距离黄巾、黑山的时代较近，较为了解纷繁复杂的诸贼名号之间的关系，而张璠《汉纪》、袁宏《后汉纪》却都已经在东晋，《后汉书》更是晚到刘宋，只能靠参考前人记载整理成文，所以出现上述错误并不奇怪（其余如把“白波”和“郭大贤”同列，加入“白绕、畦固”等，也是由于距当时较久，已不熟悉具体情况的缘故，前贤多有考证，兹不赘）。而正因为从《后汉纪》到《后汉书》都把张燕误认为是黑山诸贼的“贼帅”，也就自然把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行动同“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联系在了一起，而归入了初平四年。
写了这么长，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了：
首先，魏郡兵反一事，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因此“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五日，讨破于毒，将其斩首，并趁势“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大胜而归，“复还屯邺”。大概在同年年底或第二年初（关于这一时间，我可能在后续文中加以考证），吕布前来投靠。初平四年初，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到来，袁绍与公孙瓒之间暂时“和解”，各自息兵；同时“黑山余贼”协助袁术与曹操作战，大败，袁绍可能在另一战场上协助曹操进行了牵制。此后袁绍、吕布发动了对张燕的进攻。
其次，《英雄记》、《九州春秋》等书，由于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其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而《后汉纪》、《后汉书》因为误解了张燕与其余黑山贼的关系，遂将袁绍在初平三、四年间对黑山贼的两次军事行动合为一次，也就把魏郡兵反的时间错归在了初平三年。
那么，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对袁绍公孙瓒之间的河北战局，又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下篇 河北交争
界桥之战后，同年公孙瓒与袁绍的交战大致有这样几次：a.《后汉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b.《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死者七八千人”；c.《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d.《后汉书·公孙瓒传》：“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理清这几次战役的先后顺序及相关性，是分析河北战局的前提。
先来看龙湊之战。
对这一战役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公孙瓒传》所引《汉晋春秋》“袁绍与公孙瓒书”的“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一句。从这封信中可以直接推出的只有一个结论，即龙湊之战发生在界桥之战以后，连两次战役相隔多久都无从得知。《后汉书·袁绍传》本于《汉晋春秋》，同样前后除界桥外更无其它战役可作时间上的参考。这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使得后人对龙湊一战的说法最为不一，有认为发生在“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前后的（如元人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有认为发生在“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前后的（这个多见于网络上各论坛，如前些日子版面上转载署名“辽东管宁”的《陶谦》一文），或者干脆在论著中避而不谈的（如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其二，使得后人在转述时擅加臆测，横添枝节，如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中就称，界桥之战后“绍振旅还邺。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我们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与《后汉书·袁绍传》基本相同（少一“敢”字），但“绍振旅还邺”一句，却为《后汉书》所无。
这里便有了第一个问题：界桥一战与龙湊一战之间，袁绍有没有“振旅还邺”？
为解答这个疑问，首先要清楚龙湊究竟在何处。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抄录了诸家说法：
胡三省曰：“龙湊，地名，在平原界；《汉晋春秋》载绍与瓒书曰：‘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则龙湊盖河津也，详味绍书，龙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谭军龙凑，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盖在平原界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一：‘龙湊城在德州东北，盖河津置戍处’；何氏曰‘在平原、勃海间，为河津要口’。”谢钟英曰：“当在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南；《一统志》谓‘在德州北’，非也。”
可见龙湊的位置，当在平原、勃海之间。
初平三、四年间的公孙袁氏之争，发生在平原、勃海附近的，“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算一次，“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也可以算，而“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这二年中恐怕也有大大小小的战役。那么，龙湊之战是否这其中的一次呢？
我认为不是。因为虽然公孙瓒只是“遣兵至龙湊挑战”，并没有亲自参加战斗，但据后文“遂还幽州”来看，公孙瓒应该就在战场附近，此战的失败对他的安全造成相当的威胁，才会败还幽州。而“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公孙瓒并未前来；“连战二年”的时候，他更早已远在幽州，均与叙述不符。若是“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一次，假若公孙瓒真的大败逃归，又如何有能力使田楷“据有齐地”？因此龙湊之战与这些记载均非同时。
《后汉书》中找不到线索，只得回头来看看《三国志》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公孙瓒败还幽州的过程上，二书有着细微的不同：《三国志·公孙瓒传》称，“瓒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而《后汉书·公孙瓒传》只是说，公孙瓒“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如果《三国志》不误，便是《后汉书》忽略了公孙瓒的败军路线：公孙瓒在界桥战败之后，并没有直接退回幽州，而是先到了勃海，才与其从弟公孙范一同回到根据地蓟城。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龙湊之战可能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
以各书相参，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当公孙瓒与公孙范同在勃海之时，挑起了龙湊之战，战败后“瓒遂还幽州”（《后汉书·袁绍传》），这和“与范俱还蓟”（《三国志·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后汉书·公孙瓒传》）相符；而“不敢复出”的考语，参之《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其中故安、巨马水均在幽州，且其后“乘胜而南”时，公孙瓒并没有亲往，只是派遣了田楷南下，也仍未从幽州“复出”。
此外，《后汉书·献帝纪》称“三年，……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后汉书·袁绍传》却把界桥之战归入二年，并接叙“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似乎不同，但若以龙湊之战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解释，便可知界桥对峙于二年底开始、三年初结束，而龙湊之战则发生在三年初，两处记载也就能融合起来了。
既然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孙瓒尚在勃海之时，则《续后汉书》说“绍振旅还邺”，显然是错误的——敌人只是界桥一战失利，主力仍在青州，怎么可能“振旅还邺”？这也与上篇所证明的结论（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相符，因为按《英雄记》，“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便“闻魏郡兵反”，直到清剿于毒以及黑山诸贼之后才“复还屯邺”，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振旅还邺”的机会。——于是又反过来证实了龙湊一役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的可靠。
这样我们就理清了时间上的部分线索：
界桥之战→瓒军败走勃海→龙湊之战→瓒遂还幽州→崔巨业攻围故安→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遂至平原→田楷据有齐地→绍与楷连战二年
但这又引出了另外的疑问：首先，从公孙瓒方面看，巨马水之战的大获全胜，自然是扭转了界桥失败以后低落的士气和被动的局面，何以公孙瓒仍然保守幽州、“不敢复出”，却只是派遣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交战？其次，从袁绍方面看，既然界桥、龙湊大获全胜，打得公孙一方丢盔弃甲，即便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甚至在巨马水大败，又怎么会被“攻下郡县，遂至平原”，反而丢失了齐地——这一过程中，袁绍的主力何在，为何毫无应对的举动？
对前一问题，历代史家各有解释，但多是在龙湊与巨马水两战之间舍弃其一，如前叙黎东方不提龙湊一役，而郝经就认为巨马水之战并不是“田楷据有齐地”的原因（由于《续后汉书·公孙瓒传》阙，故无法断定他认为巨马水之战不存在，只能得出这一较弱的命题，但也已经足够）——《续后汉书·昭烈皇帝纪》：“（初平）二年夏六月，袁绍逐冀州牧韩馥，自领州，攻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东十月，瓒表昭烈为别部司马，使为楷拒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袁绍还兵攻瓒，昭烈与楷东屯齐。瓒败，绍复攻楷，连战逾年”；又同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绍乃与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士卒疲顿，遂以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从以上记叙可看出，郝经把“田楷据有齐地”的时间从《后汉书》的“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之后提前，移到了初平二年，并且认为袁绍是对公孙瓒、田楷两面作战（“还兵攻瓒”、“复攻楷”等）。“乘胜而南”既不存在，与“不敢复出”自然没有了矛盾。
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矛盾而已，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否定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我认为，公孙瓒之所以“不复出”，并非畏惧袁绍（或其“克星”麴义）之故，而是将精力转向了首先对付刘虞。
刘虞公孙瓒的矛盾，人所习之，这里便不赘言，只提界桥之战后矛盾的发展。《后汉书·刘虞传》说：
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虞乃止。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公孙瓒的“不复出”，至少有两方面（或两阶段）的原因。
前一方面（阶段），是因为刘虞的“固不许行”。刘虞不答允公孙瓒的军事计划，是在“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前后——《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袁绍与瓒书称“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脩来之言”，所提到的战役只有界桥、龙湊二次，此后的交战便以“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这样的大话代之；在对照前文大致理清的时间线索，可知“瓒累为绍所败”，其实不出界桥、龙湊前后，而“犹攻之不已”，便略相当于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等。可知刘虞的“固不许行”也许从巨马水之战结束后便已开始（至迟也不会晚于赵岐前来和解），因此公孙瓒并没有机会亲自南下。——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即公孙瓒作“不复出”考虑的后一方面（阶段），是当他“筑京于蓟城”，开始防备刘虞以后。前引传文称“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而赖魏攸所止、《三国志·公孙瓒传》称“与范俱还蓟，於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等等，都说明两人的矛盾已经相当激化。在此情况下，公孙瓒当然不可能亲自南下争夺河北，而并非被袁绍打“痿”了，才“不敢复出”的缘故。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后汉书·公孙瓒传》“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的考语了——“猛志益盛”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只是对传主不实的饰词，事实上，当公孙瓒终于消灭了身边的威胁刘虞，自以为从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大展身手时，当然会“猛志益盛”。——注意，我说的是“自以为”——至于为何说是“自以为”，且卖个关子，先来看上面所提疑问的第二方面：袁绍当时在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上篇已经作出了回答——初平三年三月之后，袁绍正被魏郡兵反一事折腾得焦头烂额；此后率军讨破于毒、进击诸贼，自然没有工夫理会东边的田楷。
但是，邺城既为袁绍的大本营，何以却疏于防范，被黑山贼于毒轻易所覆？
《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致袁术书，有“河北通谋黑山”一句；《后汉书·袁术传》“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河北异谋于黑山……’”，其下李贤注“谓袁绍为冀州牧，与黑山贼相连”。魏郡兵反之后，袁绍与黑山便交战不休，可知“与黑山贼相连”当在魏郡兵反之前。这样看来，邺城的疏于防范，正是以为黑山贼与己“相连”，故尔未加防备的缘故。
然则黑山贼又为何要攻打邺城？《三国志·张燕传》说：“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方诗铭先生认为这说明了“界桥之战，张燕曾派军协助公孙瓒”（《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虽然方先生的说法证据并不充足，但我们仍可以猜想，在“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觽入勃海界，……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筭，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后汉书·公孙瓒传》）之后，黑山诸贼就决定了在公孙与袁氏的交争中，把宝押在公孙瓒一方。此后黑山贼在“河北通谋黑山”中仍对袁绍虚与委蛇，直到双方正面交锋后，黑山贼才突然翻脸，北方的张燕派兵相助，而南方的于毒则直捣袁绍老巢，双管齐下，使袁绍根本没有反应的余地。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黑山贼可以算是公孙瓒打入袁绍一方的“内鬼”了。
由此，可以看出魏郡兵反一事在初平三、四年河北交争战局中的重要性了：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发生，使袁绍不能不先专注于西南方向事务，田楷才得以轻松南下反扑，占据齐地，并在此后二年中展开与袁绍的拉锯战，公孙瓒也因此而能够专心对付刘虞，并最终统一幽州；同时，也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失败以及黑山贼被剿灭，袁绍去除了在冀州的腹心大患，得以腾出精力经营北方，与公孙瓒一决短长。对双方而言，魏郡兵反都是一个机会，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契机。
然而，公孙瓒败给了袁绍——不仅魏郡兵反失败了，最终河北的争夺也失败了。魏郡兵反失败，是因为没想到在自己安插的“内鬼”里，出了陶升这个内鬼中的内鬼；那么整个战略的失败呢？
前面提到，公孙瓒消灭刘虞之后，“猛志益盛”，是因为“自以为”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但是实际上，他低估了刘虞之死的影响。《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自刘虞被杀之后，先有阎柔、鲜于辅“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再有乌桓峭王“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共攻瓒……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使公孙瓒沦落到“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的地步；在靠持久战拖垮麴义后，却又有“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一直到建安三年袁绍发起对公孙瓒的总攻之前，公孙瓒都“希复攻战”，也就是说，袁氏与公孙之间并没有什么正面的交锋，足见其精力完全耗在了和“内鬼”的斗争上，以至于竟宣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曾经的风云人物，其雄心壮志至此已销磨殆尽。可以说，公孙瓒恰恰是败在了“内鬼”的手下。
（对公孙瓒和刘虞所代表的势力，前贤已有分析，兹从略。）
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
公孙瓒界桥一战失利后，并未直接败还幽州，而是先退到勃海，遣兵至龙湊挑战，又被袁绍击败，这才引军北还。袁绍遣将军崔巨业追击，自己率主力回到薄落津，与众宾客聚会，却传来魏郡兵反、邺城失陷的消息；而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退军时在巨马水被公孙瓒大破（很可能是因为士兵得知邺城失守，军心涣散），由于袁绍此时正屯兵斥丘、进讨于毒、薄击诸贼，无法对东线作出反应，故田楷得以乘胜南下，占据齐地。袁绍收拾了西面的黑山贼之后，转头与东面的田楷交战，击退了高唐的刘备、平原的单经，与田楷陷入胶着；公孙瓒得到喘息机会，筑京于蓟城，与刘虞对峙。第二年袁绍在两个方向上的战争（张燕、田楷）都出现了“绍军亦疲”、“士卒疲顿”的状况，但公孙瓒直到九月消灭刘虞后，才有可能腾出手来。——以上便是初平三、四年间河北交争的大体过程。然而公孙瓒也仅仅是“可能”腾出手而已，因为刘虞的死使他在其后陷入了更深的泥潭，实力大为损耗，并最终为袁绍所灭。
魏郡兵反在河北交争中的战略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公孙与袁氏双方解决腹心之患的契机；其次，又是公孙瓒争夺河北计划的重要一步，即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相持的关键；同时，这一事件也为认识公孙瓒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河北交争的过程中，一方可能的失败，均是从其内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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