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三祭灶和廿四祭灶

Q：在祭灶的时间上，如今大体而言“北廿三南廿四”的格局（当然有许多例外）、以及一些地方“官廿三民廿四”的风俗，究竟是何时形成的？

我在《从腊日到腊八》中提及了古代祭灶时间的一些演变。概而言之，首先需要区分作为国家典礼的祭灶，和作为民间风俗的祭灶。从汉代到清初，受《礼记·月令》等儒家典籍的影响，国家典礼中倘若对灶设有专祀，其祭必在夏季举行；同时，在岁末腊日之际，也可能将灶与门、户、井、中霤一同作为“五祀”与先祖合祭。五祀究竟是合祭还是分祭，历朝多有反复，一直到康熙年间厘清祀典，将五祀一并废除，官方夏季祭灶的传统才正式终结。

至于民间，一开始就未必有固定的日期。《礼记·月令》在五祀与四时五行之间所做的对应，恐怕只是战国以后受五行学说影响的儒生所幻想的礼仪秩序（尽管这套秩序在汉代以后得到了国家权力的认同），并非对先秦各国风俗的真实记录。汉代民间有夏季祭灶的（如《春秋繁露·求雨》：“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有春、秋季祭灶的（如《礼记正义》：“今时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也有不拘时日、就特定事情祈福或庆祝而祭灶的。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后世，如初唐时，《艺文类聚》卷八十《火部·灶》仍引《杂五行书》称：“灶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灶，常以五月辰日，猪头祭灶，令人治生万倍，用人故灶凶败，鸡毛入灶中，致非祸，犬骨入灶，出狂子，正月己丑日，白鸡祠灶，宜蚕，五月巳丑、卯，祠灶吉，四月丁巳日，祠灶百倍。”等等。就连在祭灶节的形成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阴子方，《搜神记》说他“积恩，好施，喜祀灶”，可见他祭灶原本也是不拘时日的。

如今岁末祭灶的风俗，滥觞于阴子方腊日见灶神的传说；唐代以后腊日被皇室垄断，腊日与祭灶发生分离；到宋代时，据文献所及，民间普遍在腊月廿四日祭灶——这些我在《从腊日到腊八》中都已经说过了。当然，文献不载不等于其它情况不存在，只能说无从考证而已。

一直到明代，有记载的民间祭灶节同样都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比如万历初，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土俗》记宛平县风俗：“祀灶：坊民刻马形，印之为灶马，每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农民鬻以焚之灶前，谓为‘送灶君上天’。别具小糖饼，奉灶君。具黑豆寸草宛许，为养马具。群一家少长罗拜，即嘱之曰：‘辛甘臭辣，灶君莫言。’至次年初一日，则又具如前，谓为‘迎新灶’。”万历末，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述南京风俗，亦称：“留都人家，以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社，果、酒，自士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外如嘉靖中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辑录宋代杭州旧俗、万历时《月令广义》与崇祯时《帝京景物略》所记北京风俗，均以廿四日为祭灶节。

现存文献中第一次出现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的记载，是在明亡以后佚名遗民追忆开封风物的《如梦录》中。据该书所言，明代分封于开封的周国，其典礼以“（十二月）二十三日，灶神奏天之期，礼宜祭祀。王用猪羊，遣典膳官祭，乡绅士庶用三牲或刀头供献。”不过现存《如梦录》的版本是经过清人常茂徕修改的，也有可能是其用咸丰年间已经变化了的开封风俗反过来“校正”明代的日期。如邓之诚《东京梦华录注自序》就曾抱怨过：“有常茂徕者，开封老儒，同治中犹存，喜收拾乡邦文献而不甚读书，改窜《如梦录》，令人叹恨，即此人也。”

无论如何，现今“北廿三南廿四”之大体格局的形成，始作俑者当为清皇室。前面提到，康熙时厘清祀典，废除了国家对灶的夏祭与五祀岁暮合祭。与此同时，皇宫中开始流行在廿三日祭灶。《清史稿·卷八十四·吉礼三》称：“逮圣祖（康熙）釐祀典，再罢之（五祀），并停专祀。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这意思似乎是说，宫中廿三日祭灶是从康熙开始的。但嘉庆时吴振棫却在《养吉斋丛录》中记载道：“（自顺治至康熙）无亲行祀灶之事。雍正间，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于坤宁宫祀神，并面南设天地神位，行九拜礼；东厨灶神，行三叩礼。乾隆后，皆遵行之。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王、贝勒等有内廷差使应直宿者，十二月二十三日皆给假回家祭灶，以散秩大臣代直。”似是认为这一传统始于雍正，并在乾隆以后得到强化。

宫中的做法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民俗，并开始逐渐向周边扩散影响。乾隆年间，《日下旧闻考》说“（北京）祀期用二十三日，惟南省客户则用二十四日，如刘侗（《帝京景物略》作者）所称也”，第一次在文献中提出祭灶日期的南北差异。山东人张尔岐的《蒿庵闲话》成书于康熙九年，尚称民俗以“灶神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天言人功罪，设糕、饧、酒、脯之属以送之，名曰‘辞灶’”；而在1936年莒县新成印务局的《重修莒志》中，说的却是“二十三日，行祀灶礼。按是日俗谓灶神朝天之期，陈酒果，供饴糖米饼，焚皂马以送之；民间亦有二十四日祀灶者……盖古俗已然也”，可见民国时廿三日祭灶已成山东民间的主流，廿四日祭灶的沦为少数派。

南方民间因为离政治中心较远，因此更多地保留了廿四日祭灶的传统。与此同时，驻扎各地的旗人则跟随皇室，在廿三日祭灶，军民之别渐显。大约于同治年间，厉惕斋在《真州竹枝词引》说，江苏仪征一带“腊月……二十三、四日送灶，卫籍与民籍分两日，俗所谓‘军三民四’也”。类似地，光绪年间《零陵县志》也说“廿三日，军家于是夜送灶……民家则祀于廿四日夜”。后世一些地方有所谓“官三民四”的说法，乃至于衍生出“官三民四乞丐五”、“官三民四船家五”等种种变体，均滥觞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