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腊日到腊八

经常有人把“腊八”称为“腊日”。其实两者不是一回事。“腊八”即腊月初八，而“腊月”即“腊日”所在的月份。先有腊日，后有腊月，最后才有腊八。腊日、腊八、祭灶、寒衣等节日的分合兴替，背后隐藏着一部中华几千年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历史。

一

“腊”是古人在冬天祭祀先祖与若干神祗的典礼。《礼记·月令》说：“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风俗通义·祀典》解释“腊”字的来历：“腊者，猎也。言田猎取兽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报功也。”

至晚在周代，腊就已经是国家大典的一部分。晋国行假虞灭虢之计，宫之奇劝阻虞惠公，惠公不听。“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左传·僖公五年》），以“不腊”指代灭国。秦人在文化上异于中原诸侯，到秦惠文王十二年，才第一次进行腊祭，《史记·秦世家》视为大事，专门书了一笔（“惠文君……十二年，初腊”）。

腊祭的规格极高。秦襄王生病时，百姓为之祷告，病愈后“杀牛塞祷。郎中阎遏、公孙衍出见之，曰：‘非社腊之时也，奚自杀牛而祠社？’”（《韩非子·外储》）换句话说，把腊祭的规格随便施用到其它场合，是礼崩乐坏之举。汉武帝行幸河东，“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祠门户，比腊”（《汉书·武帝纪》），也就是说，特别允许百姓按照腊祭的规格庆祝，连续五天喝酒吃肉。

《礼记·月令》只说腊祭在孟冬，并没有指明具体的时日；何况《礼记》所述本来也可能只是战国以后儒家的理想重构，或许先秦各国并没有统一的腊日也未可知。

秦汉之际，腊日被定在冬至之后的某个戌日。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祀典·雄鸡》援引汉武帝时负责制定《太初历》的太史丞邓平的说法：“腊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阴胜，故以戌日腊。戌者，温气也，用其气日杀鸡以谢刑德”。许慎《说文》称腊日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也”），但这应当只是较粗略的说法，或者可能反映了东汉章帝实施《四分历》以后的情况——因为从尹湾汉墓等处出土的竹简来看，至少一直到西汉成帝时，都有冬至后一戌或四戌被定为腊日的情况。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在出现闰月时，能够保证腊日仍旧落在十二月，而非年后、或者与新年距离太远。按近几年“冬至后三戌”日期如下表所示：

年份	冬至	冬至后三戌
甲午年 2014.1.31 – 2015.2.18	十一月初一日丁卯 2014.12.22	十二月初三日戊戌 2015.1.22
乙未年 2015.2.19 – 2016.2.7	十一月十二日壬申 2015.12.22	十二月初八日戊戌 2016.1.17
丙申年 2016.2.8 – 2017.1.27	十一月二十三日丁丑 2016.12.21	十二月二十六日庚戌 2017.1.23
丁酉年 2017.1.28 – 2018.2.15	十一月初五日癸未 2017.12.22	十二月初二日庚戌 2018.1.18
戊戌年 2018.2.16 – 2019.2.4	十一月十六日戊子 2018.12.22	十二月二十日壬戌 2019.1.25
己亥年 2019.2.5 – 2020.1.24	十一月二十七日癸巳 2019.12.22	十二月二十六日壬戌 2020.1.20

将腊日定在冬至以后、新年以前，是为了令其与“正月岁首”前后呼应，有“岁终大祭”辞旧迎新的气氛（蔡邕《独断》）。但这与《礼记·月令》“孟冬”（初冬）腊祭的说法却明显违背。北周时复古礼，将腊祭改到十月进行；“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隋文帝）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隋书·礼仪志二》）这样一来，十二月才又重新成为“腊月”。

二

王莽篡汉后，启用新历，伏日、腊日等重大日期也随之一并更改。忠于汉室者拒绝新历，遵奉汉历。比如汉元后与“更汉家黑貂，着黄貂”的王莽对着干，“令其官属黑貂，至汉家正腊日，独与其左右相对饮酒食”（《汉书·元后传》）；前尚书陈咸与其三子同时辞官，“相与归乡里，闭门不出入，犹用汉家祖腊。人问其故，咸曰：‘我先人岂知王氏腊乎？’”（《后汉书·陈宠传》）

刘秀建立东汉，恢复了汉室的正朔伏腊，但同时也接受了王莽的“五德相生”说，将汉代定为火德，而不是汉武帝以来“五德相克”说下的土德。后来的一些东汉学者于是开始把“火德”和“腊戌”的做法联系起来。比如《风俗通义·祀典》说：“汉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腊也”；《独断》又说：“五帝腊祖之别名：青帝以未腊卯祖，赤帝以戌腊午祖，白帝以丑腊卯祖，黑帝以辰腊子祖，黄帝以辰腊未祖。”——刘邦为赤帝子当然是之前就有的说法，但将腊日的时间根据五帝五德来分派，则为后来朝代的制定礼仪提供了理论依据。

比如唐代、金代自命土德，故以辰日腊享太庙；宋承火德，因此与汉代一样将腊日定在戌日。吴自牧《梦粱录》回忆南宋临安风俗道：“自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若此说不谬，则宋代在制定历法时或许考虑到了如何置闰以确保许慎所言“冬至后三戌”落在十二月的问题。

知道了历朝规定腊日的办法后，便可以用来辅助点校史籍。比如北宋庞元英《文昌杂录》中“二十八日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一句，往往被断为“二十八日，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然而考前后文事件可知，其所叙在宋神宗元丰五年；又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083年1月18日）为甲戌，正是冬至（十一月二十四日辛丑，即1082年12月16日）后三戌。因此此句实当断为“二十八日腊，前一日，祭太社太稷”，正与下文 “国朝以火德王，故戌日腊……近仪，酉日祭社稷、蜡百神，戌日飨宗庙”相合。同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中，“（元丰五年十二月）甲戌腊享前三日皇帝不游幸不作乐”一句，也应当读如“甲戌腊享，前三日，皇帝不游幸、不作乐”，而非“甲戌，腊享前三日，皇帝不游幸、不作乐”。

三

前面提到《礼记·月令》说，“腊先祖五祀”。“先祖”好理解，但这个“五祀”究竟是什么，最初并无定论。《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家语·五帝》等处提到“五祀”，以为是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这“五行之官”，因为“各以其所能业为官职，生为上公，死为贵神，别称五祀”。《礼记·祭法》则说“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溜，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而《礼记》的其它篇章如《曲礼》、《王制》等，又称“大夫祭五祀”，与《祭法》中“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的说法抵牾。

不过两汉间，认为“五祀”就是《礼记·月令》中提到的春天三个月所祀的“户”、夏天三个月所祀的“灶”、季夏（六月）所祠的“中溜”（房屋的中央）、秋天三个月所祀的“门”、和冬天三个月所祀的“行”（通“井”）这五种事物的观点逐渐占了上风。比如《白虎通义·五祀》说：“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溜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汉书·郊祀志》亦称“大夫祭门、户、井、灶、中溜五祀”。

与此同时，《礼记·月令》中本来杂糅的五行理论成分，也方便后人将“五行之官”与“门、户、井、灶、中溜”这两种本来冲突的说法融合在一起。以“灶”为例：《月令》中只说夏季三个月的丙、丁日“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其祀灶，祭先肺”，足见炎帝、祝融、灶各不等同；到《淮南子·泛论训》，已经演变出“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的说法；而在《风俗通·祀典·灶神》所引《周礼说》中，又成了“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这样一来，祭祀“五行之官”中的“火正祝融”，便与“祀灶”无异了。

把“五祀”理解为“门、户、井、灶、中溜”，意味着按照《礼记·月令》的规定，这五种事物既在不同的季节各有专门的祭祀（包括在夏天祭灶），又需要在腊日与先祖合祭。腊日是肯定要祭的，不同季节的专祀是存是废，则各朝多有变化。《通典·礼十一·天子七祀》归纳道：“汉立五祀……岁一遍，有司行事，礼颇轻於社稷。后汉建武初，有五祀之祭……有司掌之，其祀简於社稷矣。……魏武王始定天下，兴复旧祀，而造祭五祀……晋傅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门，正宫亦祭一门，正室祭一户，井、灶及中溜，各择其正者祭之。’以后诸祀无闻，唯司命配享於南郊坛。隋制，其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以秋，行以冬，各於享庙日，中溜则以季夏祀黄帝日，各命有司祭於庙西门道南，牲以少牢。大唐初，废七祀，唯季夏祀祭中溜。开元中制礼，祭七祀，各因时享，祭之於庙庭。司命、户以春，灶以夏，门、厉以秋，行以冬，中溜以季夏。”

到了清初，“五祀初循旧制，每岁暮合祭太庙西庑下。顺治八年定制，岁孟春宫门外祭司户神，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季夏太和殿阶祭中溜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孟冬大庖井前祭司井神，中溜、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於是始分祭，旋复故。逮圣祖（康熙）厘祀典，再罢之，并停专祀”（《清史稿·卷八十四·吉礼三》）。——至此，国家于夏天祭灶的传统正式终结。

四

而民间早在汉代就偏离了夏天才祭灶的儒家理想。比如郑玄《礼记正义》就提到，“今时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户、灶在旁”。不但如此，除春秋两季配祠之外，人们也会不拘时日地、因特定事情而祭灶求福。《东观汉记》载黄香迁魏郡太守后，“到官之日，不祭灶求福，闭门绝客”，可见到官后祭灶是时人普遍的做法。直到唐代，陆龟蒙还因为“灶坏，炀者请新之，既成，又请择吉日以祀”的现象而忿忿，作《祀灶解》以批判之。

但真正成为后世民间祭灶风俗之滥觞的，却是阴子方腊日见灶神的传说。据《东观汉记》所载，汉宣帝时南阳人阴子方“以累积恩德，为神所飨，腊日晨炊于灶，神见，再拜受庆。时有黄羊，因以祠之。自是富殖百万，田至七百顷。后世子孙常以腊日奉祠灶神以黄羊。”（《风俗通义·祀典·灶神》所引《东观汉记》文字略有不同：“南阳阴子方，积恩好施，喜祀灶。腊日晨炊，而灶神见。再拜受神。时有黄羊，因以祀之。其孙识，执金吾，封原鹿侯；兴，卫尉，鲖阳侯。家凡二侯，牧守数十。其后子孙常以腊日祀灶以黄羊。”）

当然，阴子方曾孙辈阴识、阴兴在政治上的发迹，托的恐怕未必是灶神的福，而是其姊妹阴丽华的美貌——让他们成了光武帝刘秀的大小舅子。但这个故事本身，以及后人不断的添油加醋（比如《搜神记》、《后汉书》又加上了阴子方预言“我子孙必将强大”的情节），使得“腊日祭灶”的传统至少在荆楚一带盛行开来。南北朝时，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记载道：“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剐力士以运疫。沐浴转除罪障……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汉阴子方者，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为黄羊。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此处所言腊日击鼓运疫的风俗由来已久，如东汉高诱在《吕氏春秋·季冬》“命有司大傩旁磔”一句下注称：“今人腊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驱除。”随着阴子方事迹的传开，击鼓驱疫与祭灶两件事便在腊日合二为一了。

然而在唐宋间，腊日与祭灶又发生了分离。汉代时，腊日不但是国家大典，也是民间的盛大节日：“腊者，岁终大祭，纵吏民宴饮”（《独断》）。但到了唐代，腊祭成了皇家的专属：“天子以四孟、腊享太庙，诸臣避之，祭仲而不腊”（《新唐书·礼乐志三》）。同时腊日宴饮也被腊享时“致斋、不用乐”的做法取代，以至于宋神宗年间，还因为“腊享前三日皇帝不游幸、不作乐”，而引发“素以用乐燕犒为恩礼之重”的辽国使者不满，造成外交事故（《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三十一）。腊祭的垄断化与禁欲化，使得民间腊日的喜庆气氛渐渐不存，祭灶也只好另择时日。

在中晚唐的笔记中，还只说民间祭灶是在“年夜”，并没有指明“年夜”具体是哪一天：“（长安）都人至年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抹于灶门之上，谓之‘醉司命’，夜于灶里点灯，谓之‘照虚耗’”（《辇下岁时记》）。

到了宋代，民间就普遍地将腊月二十四日定为祭灶节，同时也保留了《辇下岁时记》中提到的“醉司命”、“照虚耗”等风俗。譬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回忆北宋汴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临安风俗，腊月“二十四日，不以穷富，皆备蔬食饧豆祀灶。此日市间及街坊叫买五色米食、花果、胶牙饧，萁豆声，叫声鼎沸。其夜家家以灯照於卧床下，谓之‘照虚耗’”。此外如范成大《祭灶词》中“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等记载，不一而足。

五

前面提到《荆楚岁时记》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这是将“腊日”与“腊八”划上等号的最早记载，也是清代以前这一说法的孤证。为何会出现这样的记载？文献不足征，只能略作一些猜测。一种可能是，当时当地已经受到了佛教传说的一定影响（见后）；另一种可能是，阴子方传说中遇灶神的那年腊日正好在初八，因此当地人相沿成习；甚至还有可能是，源自民间对“八蜡”或“蜡八”的误解。

《礼记·郊特牲》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啬，而祭司啬也。祭百种以报啬也。飨农及邮表畷，禽兽，仁之至、义之尽也。古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迎虎，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与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八蜡以记四方”。大意是十二月时，天子要祭飨八类事物。究竟是哪八类，各家解读不一：郑玄认为是先啬（神农）、司啬（后稷）、农（“田畯”）、邮表畷（“田畯所以督约百姓於井间之处”）、猫虎、坊、水庸（水沟）、昆虫；王肃则将猫、虎分为两类，排除昆虫。“腊”与“蜡”是同是异，是应当合祭还是分祭，同样存在很多争议，历朝历代的做法也不一（《清史稿·卷八十四·吉礼三》：“乾隆十年，诏罢蜡祭……谕曰：‘蜡与腊冠服各殊，或谓腊即蜡，或谓蜡而后腊。自汉腊而不蜡，魏、晋以降，废置无恒……其迹久类于戏也，是以元、明废止不行。况蜡祭诸神，如先啬、司啬、日、月、星、辰、山、林、川、泽，祀之各坛庙，民间报赛，亦借蜡祭联欢井闾。但各随其风尚，初不责以仪文，其悉罢之。’自是无复蜡祭矣”）。——或许南北朝时，荆楚一带民间将祭祀八类事物的“蜡八”，讹为时间上的“腊八”，亦未可知。

不过，无论《荆楚岁时记》所言“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是否为当时荆楚一带普遍采纳的习俗，这一传统都并没有得到大范围的传播或延续。事实上，从宋人笔记中可以很明确地看出，两宋时“腊日”与新兴的“腊八”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节日。比如《东京梦华录》说：“（十二月）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日，寺院送面油与门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闾巷家家互相遗送。”类似地，《梦粱录》说：“自冬至后戌日，数至第三戌，便是腊日，谓之‘君王腊’……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檀施、贵宅等家。”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腊八”与“腊八粥”有着明显的佛教印记，确实应当是源于佛祖十二月八日得道的说法（如《敕修百丈清规》：“腊月八日，恭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成道之辰，率比丘众，严备香、花、灯、烛、茶、果、珍馐，以伸供养”）。陆游在《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中，也直接将腊八粥称为“佛粥”（“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另一方面，腊日在北宋尚有节日气氛，但到南宋时，已经与腊八的隆重热闹判若霄壤，在民间被视为官家垄断的“君王腊”而打入冷宫。

元代崇佛抑儒，“腊八”正式纳入官方传统，由皇帝赐腊八粥给百官（“十二月八日，赐百官粥，以米果杂成之，品多者为胜”），并宣称“此盖循宋时故事”（孙国敕《燕都游览志》），而宋室的“君王腊”却从此销声匿迹。明冯应京、戴任《月令广义》仍引宋人《琐碎录》称“正腊日及腊八日皆曰‘王侯腊’”；但《月令广义》虽保留“腊日”条，却并不归在节日范畴内，仅仅将其作为“占候”的工具看待：“腊日——（冬）至后第三戌——之前后三两番雪，谓之‘岁前三白’，宜莱麦。谚：‘若要麦，见三白。’主来年丰稔，又主杀蝗虫。”到了清代，时人已经不知曾经的“腊日”、“君王腊”（或“王侯腊”）为何物，直呼“腊月八日为‘王侯腊’，家家煮果粥”（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腊八》），将“腊日”与“腊八”混为一谈了。

六

需要补充的是，在腊日的分崩离析上，除了皇家的垄断与佛教的兴起外，道教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一般认为成书于南北朝的《赤松子章历》中，作者把原本一年一次的腊日一口气克隆五份，变成了道教的 “五腊日”：“正月一日天腊……求祷子孕，祭祀先亡，升达玄祖”、“五月五日地腊……此日可谢罪，求请移易官爵，祭祀玄祖”、“七月七日道德腊……其日可谢罪、请福、服气、沐浴、祭祀先亡”、“十月一日民岁腊……其日可谢罪、请添算寿、祭祀先亡、沐浴玄祖”、“十二月王侯腊……其日可谢罪、求延年益寿、安定百神、移易名位、回改贫乏、沐浴、祭杞先亡、大醮天官，令人所求从愿，求道必获；此日不得聚会饮乐”。唐代崇道，皇室对腊日的垄断或许正与此有关。

道家对“十月一日民岁腊”与“十二月王侯腊”的区分，使得十月初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祭奠先祖、亡人的节日。《东京梦华录》：“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着锦袄，三日，士庶皆出城飨坟”；《梦粱录》：“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茔”。到了明清时，十月初一已经被冠以寒衣节之名。如万历初年，沈榜《宛署杂记》卷十七《民风·土俗》记载宛平县风俗：“十月送寒衣：坊民刻板为男女衣状，饰文五色，印以出售，农民竞以是月初一日，鬻去，焚之祖考，名曰‘送寒衣’”；崇祯年间，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春场》记载北京风俗：“十月一日，纸肆裁纸五色，作男女衣，长尺有咫，曰‘寒衣’，有疏印缄，识其姓字辈行，如寄书然。家家修具夜奠，呼而焚之其门，曰‘送寒衣’。新丧，白纸为之，曰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者哭，女声十九，男声十一”；雍正乾隆年间，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送寒衣》亦称：“十月朔……士民家祭祖扫墓，如中元仪。晚夕缄书冥楮，加以五色彩帛作成冠带衣履，于门外奠而焚之，曰‘送寒衣’。”

而在明清易代之际回忆开封风俗的《如梦录》中，更是直接将寒衣节称为“民间岁腊之辰”，与已经空有其名的“王侯腊”、尚未混同的“腊八”三足鼎立：“至十月初一日，民间岁腊之辰，家家上坟，脩纸钱、金锭、寒衣、祭品等物。……（冬至）后逢三戌，是‘王侯腊’。以上各腊，俱天赦之期，理宜祭祖。十二月初八，俗呼‘腊八’，及佛诞之期，施米打斋……大小人家俱煮果粥，谓之‘腊八粥’，以应节气。”

有意思的是，十月初一寒衣节这个“民间岁腊之辰”，虽然并不在腊月，却暗合了《礼记·月令》以“孟冬之月”行腊祭的构想。历史兜了一圈，又回到了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