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魏郡兵反
界桥之战以后的河北战局，在史籍中只是以零星的资料存在，并没有完整和全面的描述；而关于界桥一战对公孙瓒政治生命的意义，在史书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一些地方说，公孙瓒在其后不久就“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后汉书·袁绍传》），开始采取守势，而另一些地方又认为他“尽有幽州之地”后，“猛志益盛”（《后汉书·公孙瓒传》）。到底孰是孰非？公孙瓒在界桥之战以后对河北的争夺又采取了哪些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的效果如何？界桥之战是否真是公孙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袁绍与其在河北交争的情况又是怎样？……本文拟从魏郡兵反这一事件的两种不同记载入手，对初平三、四年间的河北战局作出力所能及的梳理。
对于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与《后汉书·袁绍传》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的说法是：
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绍到，遂屯斥丘，……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
而《后汉书·袁绍传》则说：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绍还，因屯斥丘……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觽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
也就是说，前者以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而后者则以为在初平四年。
《资治通鉴》在这一问题上全盘采用了《后汉书》的说法即“初平四年说”，而后世学者中似乎少有人加以辨正；偶有注意者，也是一笔带过，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说：“范书绍传，绍大会薄落津及讨平魏郡、黑山诸贼，皆在初平四年天子使赵岐和解之后，通鉴从之”，对通鉴为何“从之”，却并未关心。
然而我却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资治通鉴》恰恰是采纳了错误的说法；并且，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事件，与界桥之战后整个河北交争的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魏郡兵反的成败，其重要性不亚于界桥之战，甚至更要在其之上。因此，对其发生时间，更有辨明的必要。
《资治通鉴》采用了四年说，并不就说明初平四年说是正确的。首先，该书中考异出错之处比比皆是，其次，胡三省作注时，也并没有提到此处采用的理由。我的猜测，《后汉书》中言之凿凿的时间（“三月上巳”、“六月”），对编纂编年史的史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何况一个是“正史”，一个只是“注”，《资治通鉴》的编者自然会倾向于采用《后汉书》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后汉书》此处说法全本于袁宏的《后汉纪》（原文与《后汉书》相同，兹略），也就是说，“三年说”和“四年说”的正误，其实只是《英雄记》与《后汉纪》的正误而已。《英雄记》作者王粲(177～217)为汉魏时人，而《后汉纪》作者袁宏(约328～约376)为东晋人，因此至少后者的记载并不具有更天然的可靠性——这一点后文还会论述。
先来解决两个看似支持“初平四年说”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袁绍传》在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之后，接叙了“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一段，是《英雄记》中所无。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袁绍、张燕争夺冀州的战争》中认为：“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从《后汉书》到《资治通鉴》，都把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与大战张燕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同一次军事行动看待，这是和《英雄记》的不同。
与张燕作战的时间是在哪一年？这可以从史料中分析出来。《三国志·吕布传》中说：“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遂破燕军”；《后汉书·吕布传》说：“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可见与张燕的作战是有吕布参与的。而《三国志·吕布传》注称“臣松之案英雄记曰：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并且吕布出武关之后，先诣袁术，再投袁绍（若按《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在投袁绍之前吕布还曾“复去从张杨于河内”），假如与张燕之战发生在初平三年，时间上未免仓促；另一方面，兴平元年吕布就和张邈、陈宫一同开始和同曹操的作战，更是无暇助袁绍攻打常山。因此，袁绍、张燕之战，应当是发生在初平四年无疑。
那么，既然此战发生于初平四年，而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一脉相承，岂不是证明了魏郡兵反的确是发生在四年？
非也。需要注意的是，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的一脉相承，只是持“初平四年说”的《后汉纪》-《后汉书》-《资治通鉴》的说法，在《英雄记》中并没有提及。也就是说，持“初平三年说”，就意味着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与常山作战并非同一次，前者发生在初平三年，后者则发生在四年，而“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的说法只是和稀泥而已。
从哪里可以证明两者不是同一次行动？——这可以从吕布的行踪推断出来。以诸书相参，吕布只参加了对张燕的作战，并没有参与讨于毒、诸贼的战斗，因此，吕布投靠袁绍的时间，当在讨于毒之后、战张燕之前。而如果按《后汉书》的说法，袁绍从斥丘出发，“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以后，就一直“寻山北行”，以至“战于常山”，并未回军，吕布何以半途加入？当如《英雄记》所说，袁绍在“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之后，先“复还屯邺”，回军休整，吕布当在这段时间内加入袁绍，共同进行初平四年对张燕的战斗，才更加合理。
第二个论据，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中提出，“勾结‘黑山贼’，占据邺城，一举颠覆袁绍的统治，这即是麹义的图谋……麹义由于阴谋暴露被杀，应该是在‘魏郡兵反’之前，不可能在其后，《英雄记》和《后汉书》的记载，都安排在袁绍对‘黑山贼’作战结束之后……应该是失当的。”——如果方先生的论述成立的话，则魏郡兵反应该发生在初平四年了。因为初平三年春袁绍依靠麹义打赢了界桥之战，三月以前就以“阴谋暴露”杀了麹义，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方先生的论述很难成立。不仅《英雄记》和《后汉书·袁绍传》都把麹义被杀一事安排在结束对黑山贼的作战之后，而且从别处的记载中，也可以相参证实。《后汉书·公孙瓒传》：“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三国志·公孙瓒传》也说“袁绍又遣麹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鲜于辅、刘和为刘虞报仇、出兵攻打公孙瓒，当在刘虞死后，而据《后汉书·献帝纪》，“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在四年九月，可知麹义至少在四年九月仍在带兵攻打公孙瓒。另《后汉书·公孙瓒传》又说“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觽数千人退走”，甚至提供了麹义直到建安元年还活着的可能性——不论如何，都远在魏郡兵反之后。方先生以《三国志·公孙瓒传》引《汉晋春秋》袁绍与瓒书中“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麹义馀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一句来证明魏郡兵反的军队是“麹义馀残”，证据是不充分的。
既然麹义并不一定死在魏郡兵反之前，则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也没有迟至初平四年的必要。
解决了以上两个反证后，我们来看看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的证据。
《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四年春）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于夫罗等佐之。”《后汉书·袁术传》：“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我们注意到，这里提到黑山贼的时候，均不提首脑姓名，而以“余贼”代之，这与“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一类的说法大相径庭。
方先生认为“黑山馀贼”指的是“在上年为曹操所大破的残军余部”，这是不确的。因为据《武帝纪》的记载，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后，曹操先是“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年春又“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而与于毒部却一直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用围魏救赵的方法解了东武阳之围；其次，匈奴于夫罗也被曹操大破，但此处并不言“匈奴余贼”而仍称“匈奴于扶罗”，可见“黑山余贼”并非是由于被曹操大破才这样称呼。
考《三国志》中在类似意义上称“馀贼”另有两处，一是《臧霸传》“又与于禁讨昌豨，与夏侯渊讨黄巾余贼徐和等”，一是《徐晃传》“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馀贼，斩梁兴，降三千馀户。”后者与《夏侯渊传》“围遂、超馀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相参，可见“余贼”都是在首脑溃败，剩余残部负隅顽抗的意义上说的。那么“黑山余贼”，也当意味着于毒已经身亡或溃逃。而溃逃是不可能的，在文献中也无记载，只能是身亡，也就是“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这就是说，在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作战之前，于毒已经被袁绍所杀——自然，破斩于毒应当是在初平三年。
其次，《三国志·袁术传》：“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可见，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的作战，袁绍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在时间上就有了冲突了。
再次，假如初平四年春黑山贼正在受曹操打击，又如何有能力在同时占据邺城？这也是初平四年说所不能解释的。
作为旁证，《三国志·董昭传》提到：“绍逆公孙瓒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昭领钜鹿……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李邵欲属瓒当在界桥之战开始之前，也就是初平二年末，而董昭“事讫白绍”之后即领魏郡太守，中间相隔也不会太久，亦当以初平三年为宜。另一方面，“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时太祖领兗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而《三国志集解》武纪初平三年冬“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条下按称“操是时纳毛玠之言，遣使至长安，董昭、钟繇皆为操道地”，郝经《续后汉书·曹操传》也说“（初平三年）冬十月，治中从事毛玠劝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傕、汜。傕、汜厚加报答。”倘若初平四年才发生魏郡兵反事件，董昭何以可能劝说张杨放行曹操使者？
（至于与公孙瓒的军事行动相关的其它证据，将在下篇中进一步讨论。）
因此，可以推断，魏郡兵反是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也是在初平三年，与发生在初平四年的大战张燕是两次独立的军事行动。
那么，《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或者毋宁说袁宏的《后汉纪》，为什么会把魏郡兵反等事与对张燕的作战联系在一起，并归入初平四年呢？这就涉及到史籍里张燕在黑山诸贼中的地位问题。
《后汉书·朱儁传》说：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觽至百万，号曰黑山贼。
从这一段看起来，似乎张燕乃是“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的“贼帅”，是“黑山贼”的统领。（前引方先生所说“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一段话，也把张燕作为“‘黑山贼’首领”看待。）
然而，对比这段话的原出处，却发现在叙述上有着细微易于忽略的不同。《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说：
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
这里并没有提到张燕为“贼帅”。而《三国志·张燕传》中说：
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牛角死，众奉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此处所谓“众奉燕”作“贼帅”，仅仅是做张牛角一部的贼帅而已。可见《后汉书·朱儁传》“贼帅常山人张燕”的叙述，是将《九州春秋》与《三国志·张燕传》综合，误解了“贼帅”的含义得出的。
《三国志·张燕传》注引《典略》又提到：
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与前引《九州春秋》相参可知，在《九州春秋》与《典略》中，张燕与张白骑、李大目、于羝根、白爵、杨凤、于毒等人是并列而非统属的关系，他们均是“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相互间“更相交通”，真正从属于张燕的，只有“小帅孙轻、王当”等人，而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列名于上述首脑之间的。
张燕之所以被误认为是黑山贼的首脑，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黑山贼中是势力较大的一支，“人众寝广”、“众至百万”；其次他曾受朝廷的招安，“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三国志·张燕传》）因此即使在当时，也常有人用“张燕”来作为对“黑山”的指代，如《三国志·袁绍传》：“从事沮授说绍曰：‘……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然而这仅仅是指代而已，并不说明黑山诸贼都是张燕的属下。从史书的称引来看，黑山各部往往是自行行动的；并且张燕的“平难中郎将”也只是个空头衔而已，杨凤就曾经被朝廷任命“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但黑山贼仍旧是“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可见诸贼根本不吃这一套。
在所引诸书中，《典略》作者鱼豢是魏时人，《九州春秋》作者司马彪是西晋人，《三国志》也是西晋书，距离黄巾、黑山的时代较近，较为了解纷繁复杂的诸贼名号之间的关系，而张璠《汉纪》、袁宏《后汉纪》却都已经在东晋，《后汉书》更是晚到刘宋，只能靠参考前人记载整理成文，所以出现上述错误并不奇怪（其余如把“白波”和“郭大贤”同列，加入“白绕、畦固”等，也是由于距当时较久，已不熟悉具体情况的缘故，前贤多有考证，兹不赘）。而正因为从《后汉纪》到《后汉书》都把张燕误认为是黑山诸贼的“贼帅”，也就自然把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行动同“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联系在了一起，而归入了初平四年。
写了这么长，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了：
首先，魏郡兵反一事，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因此“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五日，讨破于毒，将其斩首，并趁势“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大胜而归，“复还屯邺”。大概在同年年底或第二年初（关于这一时间，我可能在后续文中加以考证），吕布前来投靠。初平四年初，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到来，袁绍与公孙瓒之间暂时“和解”，各自息兵；同时“黑山余贼”协助袁术与曹操作战，大败，袁绍可能在另一战场上协助曹操进行了牵制。此后袁绍、吕布发动了对张燕的进攻。
其次，《英雄记》、《九州春秋》等书，由于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其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而《后汉纪》、《后汉书》因为误解了张燕与其余黑山贼的关系，遂将袁绍在初平三、四年间对黑山贼的两次军事行动合为一次，也就把魏郡兵反的时间错归在了初平三年。
那么，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对袁绍公孙瓒之间的河北战局，又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下篇 河北交争
界桥之战后，同年公孙瓒与袁绍的交战大致有这样几次：a.《后汉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b.《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死者七八千人”；c.《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d.《后汉书·公孙瓒传》：“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理清这几次战役的先后顺序及相关性，是分析河北战局的前提。
先来看龙湊之战。
对这一战役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公孙瓒传》所引《汉晋春秋》“袁绍与公孙瓒书”的“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一句。从这封信中可以直接推出的只有一个结论，即龙湊之战发生在界桥之战以后，连两次战役相隔多久都无从得知。《后汉书·袁绍传》本于《汉晋春秋》，同样前后除界桥外更无其它战役可作时间上的参考。这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使得后人对龙湊一战的说法最为不一，有认为发生在“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前后的（如元人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有认为发生在“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前后的（这个多见于网络上各论坛，如前些日子版面上转载署名“辽东管宁”的《陶谦》一文），或者干脆在论著中避而不谈的（如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其二，使得后人在转述时擅加臆测，横添枝节，如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中就称，界桥之战后“绍振旅还邺。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我们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与《后汉书·袁绍传》基本相同（少一“敢”字），但“绍振旅还邺”一句，却为《后汉书》所无。
这里便有了第一个问题：界桥一战与龙湊一战之间，袁绍有没有“振旅还邺”？
为解答这个疑问，首先要清楚龙湊究竟在何处。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抄录了诸家说法：
胡三省曰：“龙湊，地名，在平原界；《汉晋春秋》载绍与瓒书曰：‘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则龙湊盖河津也，详味绍书，龙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谭军龙凑，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盖在平原界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一：‘龙湊城在德州东北，盖河津置戍处’；何氏曰‘在平原、勃海间，为河津要口’。”谢钟英曰：“当在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南；《一统志》谓‘在德州北’，非也。”
可见龙湊的位置，当在平原、勃海之间。
初平三、四年间的公孙袁氏之争，发生在平原、勃海附近的，“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算一次，“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也可以算，而“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这二年中恐怕也有大大小小的战役。那么，龙湊之战是否这其中的一次呢？
我认为不是。因为虽然公孙瓒只是“遣兵至龙湊挑战”，并没有亲自参加战斗，但据后文“遂还幽州”来看，公孙瓒应该就在战场附近，此战的失败对他的安全造成相当的威胁，才会败还幽州。而“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公孙瓒并未前来；“连战二年”的时候，他更早已远在幽州，均与叙述不符。若是“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一次，假若公孙瓒真的大败逃归，又如何有能力使田楷“据有齐地”？因此龙湊之战与这些记载均非同时。
《后汉书》中找不到线索，只得回头来看看《三国志》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公孙瓒败还幽州的过程上，二书有着细微的不同：《三国志·公孙瓒传》称，“瓒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而《后汉书·公孙瓒传》只是说，公孙瓒“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如果《三国志》不误，便是《后汉书》忽略了公孙瓒的败军路线：公孙瓒在界桥战败之后，并没有直接退回幽州，而是先到了勃海，才与其从弟公孙范一同回到根据地蓟城。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龙湊之战可能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
以各书相参，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当公孙瓒与公孙范同在勃海之时，挑起了龙湊之战，战败后“瓒遂还幽州”（《后汉书·袁绍传》），这和“与范俱还蓟”（《三国志·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后汉书·公孙瓒传》）相符；而“不敢复出”的考语，参之《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其中故安、巨马水均在幽州，且其后“乘胜而南”时，公孙瓒并没有亲往，只是派遣了田楷南下，也仍未从幽州“复出”。
此外，《后汉书·献帝纪》称“三年，……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后汉书·袁绍传》却把界桥之战归入二年，并接叙“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似乎不同，但若以龙湊之战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解释，便可知界桥对峙于二年底开始、三年初结束，而龙湊之战则发生在三年初，两处记载也就能融合起来了。
既然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孙瓒尚在勃海之时，则《续后汉书》说“绍振旅还邺”，显然是错误的——敌人只是界桥一战失利，主力仍在青州，怎么可能“振旅还邺”？这也与上篇所证明的结论（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相符，因为按《英雄记》，“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便“闻魏郡兵反”，直到清剿于毒以及黑山诸贼之后才“复还屯邺”，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振旅还邺”的机会。——于是又反过来证实了龙湊一役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的可靠。
这样我们就理清了时间上的部分线索：
界桥之战→瓒军败走勃海→龙湊之战→瓒遂还幽州→崔巨业攻围故安→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遂至平原→田楷据有齐地→绍与楷连战二年
但这又引出了另外的疑问：首先，从公孙瓒方面看，巨马水之战的大获全胜，自然是扭转了界桥失败以后低落的士气和被动的局面，何以公孙瓒仍然保守幽州、“不敢复出”，却只是派遣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交战？其次，从袁绍方面看，既然界桥、龙湊大获全胜，打得公孙一方丢盔弃甲，即便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甚至在巨马水大败，又怎么会被“攻下郡县，遂至平原”，反而丢失了齐地——这一过程中，袁绍的主力何在，为何毫无应对的举动？
对前一问题，历代史家各有解释，但多是在龙湊与巨马水两战之间舍弃其一，如前叙黎东方不提龙湊一役，而郝经就认为巨马水之战并不是“田楷据有齐地”的原因（由于《续后汉书·公孙瓒传》阙，故无法断定他认为巨马水之战不存在，只能得出这一较弱的命题，但也已经足够）——《续后汉书·昭烈皇帝纪》：“（初平）二年夏六月，袁绍逐冀州牧韩馥，自领州，攻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东十月，瓒表昭烈为别部司马，使为楷拒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袁绍还兵攻瓒，昭烈与楷东屯齐。瓒败，绍复攻楷，连战逾年”；又同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绍乃与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士卒疲顿，遂以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从以上记叙可看出，郝经把“田楷据有齐地”的时间从《后汉书》的“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之后提前，移到了初平二年，并且认为袁绍是对公孙瓒、田楷两面作战（“还兵攻瓒”、“复攻楷”等）。“乘胜而南”既不存在，与“不敢复出”自然没有了矛盾。
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矛盾而已，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否定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我认为，公孙瓒之所以“不复出”，并非畏惧袁绍（或其“克星”麴义）之故，而是将精力转向了首先对付刘虞。
刘虞公孙瓒的矛盾，人所习之，这里便不赘言，只提界桥之战后矛盾的发展。《后汉书·刘虞传》说：
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虞乃止。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公孙瓒的“不复出”，至少有两方面（或两阶段）的原因。
前一方面（阶段），是因为刘虞的“固不许行”。刘虞不答允公孙瓒的军事计划，是在“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前后——《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袁绍与瓒书称“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脩来之言”，所提到的战役只有界桥、龙湊二次，此后的交战便以“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这样的大话代之；在对照前文大致理清的时间线索，可知“瓒累为绍所败”，其实不出界桥、龙湊前后，而“犹攻之不已”，便略相当于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等。可知刘虞的“固不许行”也许从巨马水之战结束后便已开始（至迟也不会晚于赵岐前来和解），因此公孙瓒并没有机会亲自南下。——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即公孙瓒作“不复出”考虑的后一方面（阶段），是当他“筑京于蓟城”，开始防备刘虞以后。前引传文称“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而赖魏攸所止、《三国志·公孙瓒传》称“与范俱还蓟，於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等等，都说明两人的矛盾已经相当激化。在此情况下，公孙瓒当然不可能亲自南下争夺河北，而并非被袁绍打“痿”了，才“不敢复出”的缘故。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后汉书·公孙瓒传》“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的考语了——“猛志益盛”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只是对传主不实的饰词，事实上，当公孙瓒终于消灭了身边的威胁刘虞，自以为从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大展身手时，当然会“猛志益盛”。——注意，我说的是“自以为”——至于为何说是“自以为”，且卖个关子，先来看上面所提疑问的第二方面：袁绍当时在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上篇已经作出了回答——初平三年三月之后，袁绍正被魏郡兵反一事折腾得焦头烂额；此后率军讨破于毒、进击诸贼，自然没有工夫理会东边的田楷。
但是，邺城既为袁绍的大本营，何以却疏于防范，被黑山贼于毒轻易所覆？
《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致袁术书，有“河北通谋黑山”一句；《后汉书·袁术传》“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河北异谋于黑山……’”，其下李贤注“谓袁绍为冀州牧，与黑山贼相连”。魏郡兵反之后，袁绍与黑山便交战不休，可知“与黑山贼相连”当在魏郡兵反之前。这样看来，邺城的疏于防范，正是以为黑山贼与己“相连”，故尔未加防备的缘故。
然则黑山贼又为何要攻打邺城？《三国志·张燕传》说：“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方诗铭先生认为这说明了“界桥之战，张燕曾派军协助公孙瓒”（《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虽然方先生的说法证据并不充足，但我们仍可以猜想，在“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觽入勃海界，……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筭，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后汉书·公孙瓒传》）之后，黑山诸贼就决定了在公孙与袁氏的交争中，把宝押在公孙瓒一方。此后黑山贼在“河北通谋黑山”中仍对袁绍虚与委蛇，直到双方正面交锋后，黑山贼才突然翻脸，北方的张燕派兵相助，而南方的于毒则直捣袁绍老巢，双管齐下，使袁绍根本没有反应的余地。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黑山贼可以算是公孙瓒打入袁绍一方的“内鬼”了。
由此，可以看出魏郡兵反一事在初平三、四年河北交争战局中的重要性了：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发生，使袁绍不能不先专注于西南方向事务，田楷才得以轻松南下反扑，占据齐地，并在此后二年中展开与袁绍的拉锯战，公孙瓒也因此而能够专心对付刘虞，并最终统一幽州；同时，也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失败以及黑山贼被剿灭，袁绍去除了在冀州的腹心大患，得以腾出精力经营北方，与公孙瓒一决短长。对双方而言，魏郡兵反都是一个机会，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契机。
然而，公孙瓒败给了袁绍——不仅魏郡兵反失败了，最终河北的争夺也失败了。魏郡兵反失败，是因为没想到在自己安插的“内鬼”里，出了陶升这个内鬼中的内鬼；那么整个战略的失败呢？
前面提到，公孙瓒消灭刘虞之后，“猛志益盛”，是因为“自以为”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但是实际上，他低估了刘虞之死的影响。《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自刘虞被杀之后，先有阎柔、鲜于辅“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再有乌桓峭王“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共攻瓒……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使公孙瓒沦落到“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的地步；在靠持久战拖垮麴义后，却又有“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一直到建安三年袁绍发起对公孙瓒的总攻之前，公孙瓒都“希复攻战”，也就是说，袁氏与公孙之间并没有什么正面的交锋，足见其精力完全耗在了和“内鬼”的斗争上，以至于竟宣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曾经的风云人物，其雄心壮志至此已销磨殆尽。可以说，公孙瓒恰恰是败在了“内鬼”的手下。
（对公孙瓒和刘虞所代表的势力，前贤已有分析，兹从略。）
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
公孙瓒界桥一战失利后，并未直接败还幽州，而是先退到勃海，遣兵至龙湊挑战，又被袁绍击败，这才引军北还。袁绍遣将军崔巨业追击，自己率主力回到薄落津，与众宾客聚会，却传来魏郡兵反、邺城失陷的消息；而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退军时在巨马水被公孙瓒大破（很可能是因为士兵得知邺城失守，军心涣散），由于袁绍此时正屯兵斥丘、进讨于毒、薄击诸贼，无法对东线作出反应，故田楷得以乘胜南下，占据齐地。袁绍收拾了西面的黑山贼之后，转头与东面的田楷交战，击退了高唐的刘备、平原的单经，与田楷陷入胶着；公孙瓒得到喘息机会，筑京于蓟城，与刘虞对峙。第二年袁绍在两个方向上的战争（张燕、田楷）都出现了“绍军亦疲”、“士卒疲顿”的状况，但公孙瓒直到九月消灭刘虞后，才有可能腾出手来。——以上便是初平三、四年间河北交争的大体过程。然而公孙瓒也仅仅是“可能”腾出手而已，因为刘虞的死使他在其后陷入了更深的泥潭，实力大为损耗，并最终为袁绍所灭。
魏郡兵反在河北交争中的战略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公孙与袁氏双方解决腹心之患的契机；其次，又是公孙瓒争夺河北计划的重要一步，即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相持的关键；同时，这一事件也为认识公孙瓒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河北交争的过程中，一方可能的失败，均是从其内部开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