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玲《民主的方向——评林垚〈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

拙文《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Beaconism 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127):85-101）发表后，适逢2020年美国大选进入白热化阶段。伴随着陈光诚参加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郭文贵势力与《大纪元》制造关于拜登家族的假新闻以期左右大选结果、香港反《国安法》运动内部“挺川”声浪渐高等一系列时事发展，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及海内外异议人士之中的“川化”现象遂广为人知，拙文也因此获得了较多的关注与讨论。比如前几天，维也纳大学的李玲老师在The China Collection上撰文，对拙文提出了认真严肃的阐发与商榷。我昨日已在推特上简短回复，这里将数条回复汇总成文如下，以便读者检阅批评。（另外，我最近也在Sinica Podcast播客里聊了聊中国自由派“川化”的现象，欢迎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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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李玲老师认真而有深度的商榷评论。我简单回应一下文中的两个批评。

一是“主义(-ism)”一词的用法。李老师认为，“主义”应当用于指涉一套完整融贯的、有原则性的知识、信念或教条体系。其实未必然，不论在中文还是英文中“主义”都常常在更广义上使用。比如“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究竟是一套有原则性的教条体系，抑或仅仅是由一系列社会心理动力学机制驱动的集体现象，迄今仍是一个聚讼未休的话题；但即便那些认为民粹主义并无一定内在原则或教条的研究者，也并不吝于用“民粹主义(populism)”——而非诸如“民众情结(the populus complex)”之类替代词汇——来指涉该现象。类似地，在编史学里有“当代主义(presentism)”一词，指那种不加反思地用当代视角或价值观去理解历史事件的做法或心态。可以说，在各个学术领域里，对“主义(-ism)”一词的广义使用，都是非常常见的现象。同理，仅仅因为“灯塔主义”只是一种缺乏完整融贯教条体系的社会心理现象，便认为不能对其冠以“主义”之名，这个看法背后恐怕预设了一种过于狭隘的语用观，无论在现实描述层面还是语言哲学层面都不太站得住脚。

二是“支持逆袭者”心理在粉川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此我有两个想法：

首先，根据我的观察，受这种心理影响最大的是对政治理念之争缺乏热衷的“吃瓜看戏型”普通“亲川”网民，他们把政治当作娱乐剧来“追”，对川的个人风格及“奋斗历程”有亲近感，但未必忠实“粉”之；尤其在美国疫情失控后他们其中大多数人迅速转向嘲讽川的无能。与此相反，自由派知识分子中的川粉，其“爱川”、“粉川”的心路历程，受这种“支持逆袭者”心态的影响要小很多；尤其是如果回头去挖掘15-16年间（特朗普刚刚宣布参选、媒体尚未对其大肆攻击）中国自由派初兴“粉川”浪潮时的那些文章，会发现他们的关注点并不在川的“个人奋斗”上。

其次，即便承认“支持逆袭者”心态对某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粉川”也发挥着影响，仍然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需要追问：民主政治中的起落浮沉乃是政客常态，为何偏偏是特朗普的“逆袭”获得这部分人同情？当然，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时的“局外人”形象肯定是因素之一，但为何桑德斯同样是半个“局外人”，却没有得到中国自由派的青睐？又比如19-20年民主党初选中，拜登从落后到逆转反超桑德斯，为何没有获得中国网民或者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逆袭者”的拥戴，反而令他们更加热衷于传播“拜登老年痴呆”的假新闻？——换言之，“支持逆袭者”心态确实可以成为载体，但其上所载何物（谁被视为“逆袭者”、谁的“逆袭”被认为值得欢呼支持），却要受更根本的意识形态因素（比如灯塔主义）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