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一：「1857年3月8日纽约女工抗议」（例：「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尽管后来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两年后的3月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这次所谓的1857年抗议，在历史上并不存在。根据法国学者莉莲·坎德尔（Liliane Kandel）与弗朗索瓦丝·皮克（Françoise Picq）考证，这个都市传说直到1950年代才被美国人发明出来。
当时美国麦卡锡主义猖獗，凡是任何会与苏联、共产主义、左翼思潮搭上勾的东西，都可能被视为叛国，遭到打压迫害。在此背景下，美国女权人士出于自保，便有意无意地构建出这样一个「祖述尧舜」的故事，从而为三八妇女节增添美国本土渊源与体制内正当性。
坎德尔和皮克还推测，这个都市传说之所以将故事时间定在1857年，乃是为了暗中纪念早期国际女权运动的重要领导人物、生于1857年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
迷思二：「1908年3月8日纽约女工抗议」（例：「1908年3月8日，在国际制衣女工联会的领导下，上万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争取投票权，抗议血汗工厂和童工问题，呼吁提高劳工福利。」）
实际上，上述游行也并未发生。国际制衣女工联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自1900年成立后，早期领导层在意识形态上偏保守，倾向于以温和方式逐步提高极少数熟练技术女工的待遇，但对非熟练技术女工、以及当时越来越多的东欧与犹太移民女工，则采取排斥态度（之所以排斥这些移民，一方面是其时美国的种族主义作祟，另一方面是恐惧经由移民群体传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一直到1909年11月，才由新近当选联会执行董事的乌克兰裔犹太移民克拉拉·莱姆里奇（Clara Lemlich）组织了史称「两万人起义（Uprising of the 20,000）」的制衣女工大罢工。尽管工厂主雇佣黑帮殴打包括莱姆里奇在内的罢工参加者，但这次罢工一直持续到1910年2月，逼迫绝大多数制衣厂改善了工作条件、提高了工人待遇。
在极少数冥顽不灵的雇主中，纽约三角内衣工厂（Triangle Shirtwaist）翌年（1911年3月25日）因为安全隐患引发大火灾，烧死了一百多名女工，从此成为「血汗工厂」的代名词。
这个迷思还有一个变体，声称在1908年三八罢工中，制衣女工们喊出了「面包与玫瑰（Bread and Roses）」的口号。
《面包与玫瑰》后来确实成为了著名的美国女权运动歌曲，但其出处是詹姆斯·奥本海默（James Oppenheim）1911年12月发表于《美利坚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的同名诗；在此之前「面包与玫瑰」一词不见于任何女权集会演说或报导。
此外，奥本海默当时还写过不少以工运和妇运为主题的小说，比如《十分之九》（The Nine-Tenths）等，其中多次提到莱姆里奇及其组织的1909年11月罢工，但所谓的「1908年罢工」则完全不见踪影。
话说回来，据美国学者提玛·卡普兰（Temma Kaplan）考证，1908年3月8日确实发生过与女权有关的活动——纽约市社会民主妇女协会第三分会（Branch 3 of New York City Social Democratic Women’s Society）受美国社会主义党委托，在当天组织了一场呼吁妇女投票权的群众集会。
妇女投票权集会在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并不算罕见，但当时女权运动内部存在两个派别的对立：左翼社运阵营中的女权人士主张首先追求底层女性劳工的同工同酬，认为妇女投票权什么的是「资产阶级保守派小姐太太们的玩意儿」，对其心怀排斥。1908年纽约集会，是美国的妇女投票权运动者第一次争取到社会主义党内女权人士的合作，象征着两条路线的联合，从这个角度看意义不小。
但即便在当时的左翼社运内部，女权的呼声也长期遭到忽视和排挤，包括第二国际、美国社会主义党、地方工会等，往往均由大男子主义者把持。1908年5月正值美国社会主义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左翼女权活动家们借机在报纸上掀起性别平等大讨论，号召女工们到会场外抗议，要求社会主义党成立全国妇女委员会，专门负责女性运动的组织与宣传工作。尽管多数男性党代表对此极为不屑，但最后迫于压力，还是采纳了这一提案。
社会主义党全国妇女委员会成立后，决定自1909年起，将每年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定为「全国妇女节」，专门用于组织大型集会和游行。之所以要定在星期天，是要避免女工为了参加活动而请假，给她们造成额外的经济负担。
其中尤以1910年2月27日的全美妇女节场面盛大，吸引了不少欧洲国家的妇女代表赴美观摩取经，也成为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国际妇女节」动议的灵感来源。
尽管美国的妇女投票权运动此后节节胜利，但社会主义党内的女权人士则好景不长，很快遭到党内大男子主义同侪的排挤和反扑。1914年社会主义党全代会决议停止对全国妇女委员会的拨款，委员会就此解散，而失去了组织者的「全国妇女节」也迅速遭人遗忘。
迷思三：「1910年哥本哈根大会决议设立三八国际妇女节」（例：「1910年，来自17个国家的100名女权代表在哥本哈根开会，决定设立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以倡导妇女的平等权利，包括选举权。」）
以上说法错在「设立3月8日为国际妇女节」这个具体的时间点。
作为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全代会的先导会议，第二届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Women）于1910年8月26至27日在哥本哈根召开。此前七月份，美国社会主义党已经向大会组织者提议，效仿前者的做法，将每年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国际妇女节」。这次会上，德国代表露易丝·齐茨（Luise Zietz）与克拉拉·蔡特金正式提出设立国际妇女节的动议，并被大会采纳。但无论二人的动议还是最后的决议，都没有明确国际妇女节的具体时间。
实际上，由于第二国际对各国加盟政党缺乏绝对的权威，因此接下来几年里，各国左翼党派往往自行其是，各选时间庆祝「国际妇女节」，并无统一的安排。
作为第二国际的核心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首先响应妇女大会号召，于1911年1月做出决定，在同年3月19日庆祝首届国际妇女节。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一种常见的说法是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但更可靠的说法应该是为了纪念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的柏林「三月惨案」：当年3月18至19日，普鲁士军队向走上街头示威抗议、争取民主自由的柏林市民开枪，造成数百人死亡。
1911年国际妇女节令德国女性大受鼓舞，也增加了她们对社民党的好感，尽管尚无投票权，但仍积极为其助选，令其在1912年1月12日联邦选举中大获全胜，从43席一跃而至110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
饶是如此，社民党的男性领导层多少受性别偏见的影响，不仅在党报上对女性同侪在大选中的贡献不置一词，而且在选择1912年国际妇女节庆祝日期时也漫不经心，十分随意地定在5月12日。这个时间离五一劳动节太近，很难在短期内组织起人员高度重叠的两次大活动，导致气势分散，应者寥寥。据德国学者达格玛·斯图克曼（Dagmar Stuckmann）考证，在年底的社民党党代会上，许多人不但不知反省，反而将劳动节与妇女节两次活动的失败都怪罪到女代表头上，主张今后彻底取消对国际妇女节的庆祝。
其实1912年不少欧洲国家的左翼政党选在三月份庆祝国际妇女节（比如瑞士在3月17日），效果都比德国社民党五月份的活动好。齐茨、蔡特金等以此为据极力斡旋，最终说服社民党高层保留了对国际妇女节的参与，并且把1913年的庆祝时间挪回三月份，向友党看齐。
迷思四：「自1913年开始国际妇女节便确定在3月8日」迷思五：「1917年彼得格勒市女工选择在格里历3月8日国际妇女节走上街头抗议沙俄政府」
以上两个说法来自苏联女政治家亚历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1920年关于妇女节的讲话。由于科伦泰是第二国际妇运的亲历者，讲话时间又相隔未远，因此她的说法常被当作妇女节早期历史的权威资料。
但这两个说法其实均不符合事实。科伦泰要么是记忆出错，要么是她当时为了推动列宁政府以及共产国际设立官方的妇女节，而撒了点小小的谎。
出于和美国社会主义党类似的考虑，当时第二国际各加盟党均会把妇女节定在星期天。比如1913年大多数加盟党选择在3月2日或9日庆祝妇女节。1914年则在3月8日，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三八妇女节」，也是一战前欧洲女权运动的小高潮。
▲ 1914年3月8日妇女节德语海报
然而随着一战的爆发，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国际各加盟党在国内民族主义狂热的压力下，纷纷放弃之前的反战与国际主义立场，为交战中的各国政府鞍前马后效劳。左翼女权人士大多坚持反战，结果一方面遭到党内民族主义男性同侪的排挤，另一方面又要躲避警察与宪兵的追捕与检查机关的「叛国」起诉，只能转入地下活动。因此1915年除了瑞典、挪威等中立国的社民党在3月7日大张旗鼓庆祝妇女节外，其它各国的相应组织要么毫无举动，要么把日期改在夏秋之际，私下集会以避风头。
到了1916年，第二国际已经名存实亡，各国左翼运动重新沦为一盘散沙。德国女权人士在得不到社民党支持的情况下，于3月14日（星期二）自行集会庆祝妇女节；而诸如荷兰社会民主工人党等，则仍将妇女节时间定在星期天，并挪到四月份庆祝（4月16日）。
1917年德国社民党分裂，绝大多数党内女权人士都随「德国独立社民党」出走；原社民党不再举办与女权有关的活动，而新成立的独立社民党则继续庆祝国际妇女节（据斯图克曼考证出来的有1917年5月某日、1919年4月11日等）。
妇女节历史的转折点发生在1917年的俄国。儒略历1917年2月，战时经济政策下饥寒交迫的彼得格勒市开始出现零星罢工。到了23日（格里历3月8日），女工大规模走上街头抗议，面对警察的枪口毫不退缩，要求沙俄政府退出战争、让士兵们平安回家、让孩子们吃上面包。这次抗议成了「二月革命」的导火索，儒略历2月27日（格里历3月12日）俄军兵变，三天后沙皇退位、罗曼诺夫王朝终结。
然而无论二月革命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还是「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政府上台伊始，都没有对这次女工抗议的意义给予相应的承认，并且依旧忽视妇女问题的重要性。科伦泰或许正是为了改变这一局面，而在措辞的真实性上做了一些妥协，将彼得格勒女工抗议与国际妇女节挂钩，用第二国际的「法统」来作为对列宁政府以及共产国际的诱饵。
事实上，俄国妇女组织的确曾在1913年与1914年庆祝过国际妇女节。她们效仿美国，选择二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庆祝（沙俄采用儒略历，其1913年2月24日与1914年2月23日，换算成格里历分别是1913年3月9日与1914年3月8日）。此后两年因为一战的缘故，妇女节在俄国业已无人问津。
如前所述，1913年以降，国际妇女节的日期并不固定。而儒略历1917年2月23日（格里历3月8日）是星期四，也不是那些年惯常的妇女节庆祝时间。彼得格勒女工抗议，其实更有可能是与国际妇女节无关的自发行为，然而经过科伦泰的重新演绎，却成了第二国际与十月革命之间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在科伦泰的运作下，1922年苏俄政府最终将「三八国际妇女节」确立为法定节假日。
此后一段时间内，第二国际与共产国际的两个「国际妇女节」并行不悖。二十年代中国的国共两党均亲俄，因此很早就采纳了3月8日作为妇女节。而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既存在社民党、独立社民党等与第二国际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左翼政党，又存在更为靠拢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双方便「一节各表」，德共庆祝3月8日，独立社民党则在半个月到一个月后另行庆祝。到了三十年代，右翼方面看着眼馋，为了拉拢女性选民，也纷纷设立自己的妇女节，比如当时德国的天主教政党有「天主教妇女节」，纳粹则大张旗鼓庆祝「母亲节」，不一而足。一直到七十年代，联合国在苏联推动下开始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名号之争才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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