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共和党与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

（本文作于5月10日，删节版以“第六政党体系与当代美国的右翼极端主义”为题发表于《文化纵横》2016年6月号）

一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进行到现在，无疑已经跌破了许多人的眼镜。共和党的初选犹如一场大型荒诞剧，擅用出格言论占领媒体头条的地产大亨特朗普（Donald Trump）自参选以来民调一路领先，刚进入五月份便早早锁定提名；党内建制派大佬青睐的候选人们在特朗普的火力下一溃千里，先后黯然退选，而唯一勉强有实力与其周旋到最后的，竟然是以在党内四处树敌为乐、令参议院同僚咬牙切齿的宗教保守主义代言人克鲁兹（Ted Cruz）。反观民主党一方，桑德斯（Bernie Sanders）这位一年前还是独立人士、为获得此次党内初选资格才临时注册入党、平日从不惮以“社会主义者”自命的古稀老头，居然在广大年轻选民中唤起了压倒性的热情，对领头羊希拉里（Hillary Clinton）穷追猛打，令其狼狈不堪；后者获得提名虽是早晚的事，却一直无法在代表票上拉开足够差距、甩脱对方缠斗，只能不断将政策立场左移，以应付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攻击。

种种怪现状，不能不引人竞相发问：为何各路极端主义思潮在今年选举中一同爆发？美国政治究竟感染了什么病症？是稍息即愈的小痛微恙，还是已入膏肓的痼疾沉疴？

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必须避免陷入相互关联的两个思维误区。其一是孤立地考察特定的极端候选人及其代表的思潮，而忽略了对所有这些各各不同的极端主义思潮之间关系的整体把握。具体而言，由于“特朗普现象”太过惹眼，“桑德斯现象”也较为吸睛，因此许多人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二者之一上，汲汲于“特朗普现象的启示”或“桑德斯现象的意义”；偶有将二者相提并论者，也仅限于分析经济不平等与全球化的挑战、或美国民众的民粹主义与反建制情绪。事实上，不但“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交叠绝不止于此，而且“特朗普现象”还在另一维度上与“克鲁兹现象”构成重要的镜像关系。不了解“克鲁兹现象”的前世今生，就无从把握“特朗普现象”的来龙去脉，更难以评估“特朗普现象”与“桑德斯现象”的长远影响。不过受篇幅所限，本文将把论述重心放在美国当代的右翼政治，聚焦于“特朗普现象”与“克鲁兹现象”的共生及其性质，而把涵盖左翼“桑德斯现象”在内的全景分析留到未来的文章中。

其二是探讨这些现象的成因时，只着眼于表面和当下，而忽略了制度细节与路径依赖的作用。诚然，贫富分化的加剧、全球化的冲击、人口族裔比例的转变、恐怖主义的兴起、媒体形态的演化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的因素都可能在促成极端思潮的爆发上起到一定作用，也确实都常常被人论及。但是就像某条河流下游洪灾泛滥，即便当地汛期降雨量过大是其直接肇因，我们也仍然需要知道（而且长远而言也许更应当关心）上游的水文状况，比如支流位置、河床陡缓、水土流失程度之类，以及下游防洪措施的情形，比如河道的淤塞或疏浚、堤坝的高低与虚实等等。类似地，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但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这些变化会被各路势力往哪些方向引导、其累积效应能否以及何时超出系统的承受阈值，却取决于该政治情境既有的历史路径与制度结构。

二

有鉴于此，我们在剖析美国的这一波极端主义思潮时，必须首先从当代共和、民主两党的意识形态构成说起。一般认为，美国目前处在“第六政党体系”阶段。大萧条之后，民主党通过打造史称“新政同盟”的广泛选民基础，主导了“第五政党体系”的政局；但“新政同盟”在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中分裂，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从民主党转投共和党，第五政党体系也随之瓦解（参见拙文《向左走，向右走》）。其后的“选民重组（realignment）”过程从1968年大选中尼克松的“南方战略”开始，直到八十年代初“里根革命”大获全胜才宣告完成，两党的基本盘重新稳定下来（参见表一）。

尽管这一轮选民重组始于对民权运动的反弹，但随着种族平等理念的节节胜利，支持种族隔离很快成了端不上台面的理由。“里根革命”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为共和党找到了持续动员南方白人选民的两大秘诀。一是“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就像狗哨发出的高频声波能够让狗听见、却无法被人耳接收一样，共和党政客们为了保住“南方战略”的胜果，熟练掌握了一套冠冕堂皇的“隐语（coded language）”，在不明就里者听来平平无奇，不致反感，传到心领神会的目标受众耳中，则话里有话。隐语当然不是什么新发明：十九世纪美国的奴隶制辩护士往往打着“州权神圣”的旗号；而在另一时空中，也不乏“和谐社会”、“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之类话术。民权运动以后，“黑鬼（nigger）”这样赤裸裸的种族歧视词汇已经“政治不正确”了，共和党在动员南方白人时，便改喊“减税”、“福利改革”、“法律与秩序”等看似无伤大雅的口号，借以挑逗听众脑中“黑人 = 不事工作光吃福利的懒鬼”、“黑人 = 混迹街头烧杀抢掠的恶徒”之类成见，刺激其为了“捍卫我们白人的财产与人身安全”而踊跃投票。

里根本人正是深谙此道的个中高手。比如他在1980年大选中，特地前往密西西比州的“内肖巴郡农贸会（Neshoba County Fair）”，发表了一通“相信州权、崇尚社区自治、恢复宪法本意、限制联邦权力扩张”的演讲。考虑到密西西比州是对民权运动反弹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而内肖巴郡更是1964年三K党与地方政府联手绑架谋杀三位民权活动家、并长期阻挠联邦政府全面调查的“自由之夏谋杀案（Freedom Summer Murders）”的发生地，里根的这番作态可谓意味深长。1984年里根连任竞选打出的电视广告“美利坚之晨（Morning in America）”，同样是狗哨政治史上的经典之作。整支广告基调乐观向上而又充满生活气息，描绘了一幅欣欣向荣的图景，令人心向往之；但从头到尾，出镜的全都是乡村与城郊的中产白人，城市天际线只在远景一闪而过，黑人与其它少数族裔则根本不见踪影，仿佛从未存在于美国社会中、与“美国梦”毫无瓜葛一般。镜头艺术的心理暗示效应，在此被用到了极致。

只有深刻体会当代共和党的选举动员对狗哨政治术的依赖程度，才会真正理解，为何特朗普屡屡因出格言论遭到口诛笔伐，却还能在共和党初选中横行无忌毫发无损。自参选以来，特朗普左一句“墨西哥正在向我们输送强奸犯”，右一句“对恐怖分子的家人应该连坐灭族”，今天嘲笑同台竞争的女候选人年老色衰，明天贬斥在初选辩论中提出刁钻问题的女主持人胸大无脑。共和党建制派惊骇万分，纷纷出面谴责，甚至发起了“绝不特朗普（Never Trump）”的抵抗运动；谁料特朗普的支持者并不买账，他们的铁骑在初选中高歌猛进，将螳臂当车的党内抵抗力量碾压得粉碎。

许多人把特朗普支持者对极端言论的容忍甚至欢迎归咎于民主党。他们认为，正是民主党自由派多年来鼓吹营造的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避免发表带有歧视、仇恨、冒犯意味的言论——的气氛，让普通民众陷于自我审查和压抑，不敢说出心里话，现在终于遇到一个敢于打破禁忌、直言不讳的总统候选人，宛如久旱逢甘霖，自然趋之若鹜。

然而这种解释其实是舍本逐末。特朗普打破的，并不是什么政治正确的禁忌，而是当代共和党内狗哨政治的潜规则。共和党政客采用狗哨政治来动员基本盘，是为了避免引起（认同政治正确的）中间选民的反感，保持与民主党对手的竞争力；但被动员的选民则没有这些顾忌，用不用“隐语”也并不影响他们接收到的核心信息。这一方面导致了选民对特朗普观感的两极分化：自其参选以来，在全体选民中，对其抱有好感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上下，而恶感比例则高达60% ~70%，可见大多数民众都排斥特朗普的言论；但在共和党的注册选民中，情况则恰好相反，对特朗普有好感者比有恶感者多出二十来个百分点。换句话说，容忍和欢迎特朗普出格言论的，绝大多数都是共和党选民，亦即当代狗哨政治的目标受众；而一个易于被狗哨政治动员的人，本来就不会对政治正确有多少认同。

另一方面，这也把共和党建制派推到了相当尴尬的位置。毕竟特朗普的许多出格言论，不过是撕下了共和党多年来狗哨政治的精心包装，把背后隐藏的信息用更赤裸、更肆无忌惮的方式传达出来而已：特朗普用不堪入耳的种族歧视词汇攻击拉美裔的非法移民，但2012年共和党总统提名战中，罗姆尼这位最后的胜者也曾声称支持“自我遣送（self-deportation）”，亦即在日常生活中频繁骚扰非法移民使其无力安顿谋生只得主动离境；特朗普的厌女症有目共睹，但多年来反对同工同酬、反对堕胎权、鼓吹男主外女主内——今年的“温和派”候选人之一凯西克（John Kasich）不久前还在竞选演讲中特地“感谢女人们走出厨房来给我投票”——的共和党，早已与女性选民离心离德；特朗普吹嘘上任后将对涉嫌恐怖活动者实施“比‘坐水凳（waterboarding）’还可怕得多”的酷刑，但小布什政府早在2002年的《酷刑备忘录（Torture Memos）》中就玩弄字眼，把坐水凳等一系列国际公认为酷刑的刑讯逼供手段改称为“强化审讯技术（enhanced interrogation techniques）”，借此绕开法律的监管。

于是，当一些共和党建制派被特朗普的疯言疯语吓着，试图与其划清界线时，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面不讨好的困境。在共和党选民眼中，特朗普说的，不过是本党一直在做的；特朗普挑明的，不过是本党一直在暗示的；做了又不敢说，说了又不敢明说，可见这些建制派精英们非奸即懦。反过来，在民主党选民眼中，共和党建制派只反特朗普的出格言论，却不反思自身长久以来性质相似只是包装得更精巧的言论与做法，可见他们根本上都是一丘之貉；特朗普这样的怪胎出生在共和党而非民主党一方，也丝毫不值得惊讶。

说到底，狗哨政治必须以小团体内部的默契为前提；当小团体内部的默契被打破时，对这些默契的熟捻便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因如此，共和党建制派在面对特朗普时，才会变得像离开地面的巨人安泰俄斯一样突然丧失力量，茫然无措，束手待毙。

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的“极端”仅仅体现在言论的出格、其在政策立场上与共和党建制派大同小异。事实上，特朗普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与当代共和党主流有着极大的偏离，在某些政治维度上相对温和，在另一些政治维度上则远为极端。不过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仍然需要回到“里根革命”上来。

三

除了“狗哨政治”以外，里根革命成功的第二大秘诀，是对“运动型保守主义（movement conservatism）”以及基督教右翼势力的收编。运动型保守主义兴起于五十年代初，最初是反罗斯福新政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外交事务上的鹰派反共产主义者、以及一部分支持种族隔离的南方白人至上主义者之间的社会运动同盟。保守主义者深入共和党基层，提前数年暗中布局，在1964年总统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党内的商业温和派领袖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推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参选。但戈德华特在大选中一败涂地，党务主导权也暂时回到了尼克松、洛克菲勒、福特等商业温和派精英手上。

曾为戈德华特助选的里根汲取前者失败的教训，意识到运动型保守主义必须扩大其选民基础，而此前在政治上相对沉默的宗教保守派正是这场运动天然的收编对象。美国历史上，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反共济会运动”开始，宗教一直密切地介入到政治之中；内战前夕，由于对奴隶制的立场不同，许多新教教派内部都发生了南北分裂，比如美国浸礼会，就分裂为反对奴隶制的美北浸礼会（Nor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支持奴隶制的美南浸礼会（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内战结束后，北方那些在社会、经济、种族议题上持开明立场的教会，无论从人口上还是政治势力上都占据优势，所以被时人称为“主线派（mainline）”。 但是随着北方各州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加速、天主教移民的涌入、以及自由派宗教开明立场内生的世俗化趋势，主线派人口增长放缓，对政治的影响力也略有减弱；与此同时，南方各州偏保守与原教旨的“福音派（evangelical）”教会，由于鼓励生育，并且对世俗化持排斥态度，因此规模持续膨胀。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福音派人口首次超过了主线派，成为美国最大的宗教群体，“主线派”之称则变得名不副实。

出于内战以后的历史惯性，此时福音派作为选民阵营，在全国政治层面基本处于失语和冷感的状态；尽管南方福音派与种族隔离主义者有较大重叠，但种族问题本身对整个福音派阵营的动员力不足，后者投票意愿不高，成为了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然而里根敏锐地察觉到，与民权运动同时兴起的性解放运动、第二波女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同性恋平权运动等一系列社会文化潮流，正日益引发包括新教福音派与天主教右翼在内的宗教保守人士不满，认为这些都是世道淋漓人心不古国将不国的征兆，是现代工业大城市原子化个体与学院左翼嬉皮士对上帝恩典的背弃。“里根革命”将这股传统主义力量毫无保留地招徕入党，打出复兴“家庭价值观”与“基督教精神”的牌子，将反堕胎权、反同性恋等社会文化议题添进核心政纲，挑起与自由派之间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这一过程中，诸如“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等基督教右翼游说组织也纷纷登场，借机对共和党施加更大的影响，令其宗教色彩与对抗色彩愈发强烈，为后来的“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茶党运动（Tea Party movement）”以及如今的“克鲁兹现象”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里根时代，宗教保守派还只是共和党内各路人马中的一支，与商业温和派、市场原教旨主义派、自由至上主义派、外交鹰派等并驾齐驱，难分轩轾。当然，这些派系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身为党内同志，在理念上也难免相互影响与合理化，否则便易遭“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之苦。但宗教保守派（以及其它各路人马中的极端分子）能够在党内路线斗争中渐渐占到上风，并不纯粹出于偶然，而是得益于美国当代政党政治运作过程背后的两大框架结构因素。

其一是媒体监管规则的骤变，以及由此所致，不同选民阵营所处的信息与舆论环境的隔断化与极端化。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自1949年起就执行所谓“公平原则（Fairness Doctrine）”，要求广播执业者抽出一定节目时间讨论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争议话题，并在播报时尽量平衡地呈现对立观点。里根上任后，于1987年废除了“公平原则”，令以特定党派选民为目标受众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将视听传媒市场瓜分殆尽。从此各个阵营都可以选择收看收听、甚至直接定制符合自己政治偏好的电台电视节目，选民们不必再“被迫”接触多元的观点，更不必费心消化吸收令自己不适的意见；公共舆论场域也被相应地隔断成若干壁垒森严的区室。

其中，中西部与南部由于地广人稀，当地人开车时经常收听地方广播电台的政论节目解乏，导致像林博（Rush Limbaugh）、赛克斯（Charlie Sykes）等电台名嘴，对地方上的选民立场发挥着外人难以想象的影响（今年初选中特朗普在威斯康星州大败，就和他未能获得赛克斯等在当地影响力极大的电台主持人支持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这些州本来就亲共和党，而本就党派立场明显的政论节目为了竞争在本党选民中的收听率，往往以大放厥词、煽动阴谋论情绪为能事，因此这些电台名嘴一个比一个保守，一个比一个极端，一个比一个反智，同时也带动着当地共和党选民的保守化、极端化与反智化。在电视行业中，1996年则是废除“公平原则”所导致累积效应的分水岭；是年先后成立的专为右翼选民量身定做的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与主要诉诸左翼选民的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都加剧了媒体为追求收视率而极端化、又以自身极端化反哺选民极端化的趋势。

地方极端保守电台节目的影响，在“公平原则”废除仅仅数年之后就迅速体现了出来。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在金里奇（Newt Gingrich）带领下，时隔四十年首次夺回参众两院；金里奇就任众议院发言人后，不惜以关闭联邦政府的焦土策略为手段，与民主党总统克林顿进行政争，开启了当代共和党对抗主义、阻挠主义的先河。2008年奥巴马当选时，共和党选民已经又经过了福克斯新闻台电视节目的新一轮洗礼，连“奥巴马是穆斯林”、“奥巴马出生在肯尼亚”这样的谣言都深信不疑（特朗普支持者中迄今仍有60%坚信奥巴马是穆斯林，而特朗普本人则在传播关于奥巴马出生地的谣言上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至于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更是将阻挠议事玩出了新的境界（参见拙文《美国参议院程序性阻挠议事》、《休会任命与权力制衡》）。2010年国会中期选举前后，共和党草根极端势力“茶党运动”崛起，视民主党为不共戴天的寇仇、视胆敢与民主党同僚合作的温和共和党人为党奸逆贼，采取毫无妥协余地的全盘对抗姿态，不但对党内建制派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也把国会山搞得乌烟瘴气，令联邦立法机构几近瘫痪；而克鲁兹本人正是趁着茶党运动的东风，在2012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走上了全国政坛。

当然，当代共和党的宗教保守化与阻挠主义化，并不完全是视听传媒党派化的结果；另一个更加重要的框架结构因素，是选举制度的细节设计。选制细节上的若干失误，不仅大大促进了两党的极化，而且限定了被这一极化过程排斥在外的选民的可能出路，最终导致“特朗普现象”与“克鲁兹现象”作为孪生而同时出现。

四

美国联邦与地方的立法机构选举采取的都是单选区众数制（Single-Member Plurality），每个选区只设一个议席，由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根据杜维热法则（Duverger’s law），与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等能够为小党生存提供更多空间的选制模式相比，单选区众数制天然地更有利于形成两大党对峙的格局。不同选制模式各有利弊，从细节设计上说，出于扬长避短的考虑，比例代表制往往需要配套实行政党门槛等一系列措施，以防止小党丛生、政治碎片化；反过来，单选区众数制则理应适当放宽对小党的限制，避免因为缺乏两大党之外的组织化挑战而导致政党体系陷入“超稳定结构”。

但是美国目前流行的选制设计却与这一目标背道而驰。从十九世纪末各州立法对选票的印制加以规范开始，这类“选票列名法（ballot access laws）”中就出现了对小党与无党派人士生存空间极尽打压的条款，比如严苛的政党门槛、候选人联署要求等等。在许多实行比例代表制的国家，政党门槛仅仅用于确认议会席位的分配资格，当届得票率未达门槛的政党将无法获得议席；但在美国的不少州里，一个政治组织的得票率若低于一定比例，不仅无法获得议席，而且将自动丧失法律上的“政党”地位，其名称不得出现在下届选举的选票上。比如北卡罗莱纳州一度将此门槛设为10%，并在1995年的“麦克劳林案（McLaughlin v. North Carolina Board of Elections）”中得到联邦第四区巡回法院的认可，直接导致自由至上党（Libertarian Party）在该州销声匿迹；直到2006年，北卡罗莱纳州政府才修改法律，采用2%这一相对宽松的新政党门槛。

未达上届政党门槛的小党候选人、以及独立参选的无党派人士，要想列名选票，就必须搜集足够数量且符合规定的选民联署。比如佛罗里达州要求独立参选总统者在大选前四个月递交11万份本州选民联署；纽约等州要求参选州内公职的独立人士收集相当于上届州长选举5%票数的签名；此外诸如联署签名必须分散在州里各个选区、只有已注册的党员或独立选民才能参加相应联署、同一个选民不能参加多份联署、单数年份收集的联署签名无效、发起联署者必须缴纳高昂的建档费用等规定比比皆是，令两大党之外有意从政的人士望而却步。

而在所有这些“选票列名法”中，后果最恶劣的，当属我曾经专文介绍过的“输不起法（sore loser laws）”（参见拙文《“输不起法”与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六十年代民权运动以后，各州兴起了制定“输不起法”的热潮，制止党内初选落败者退党参选相应公职；目前全美50个州已有47个制定了这类法规。“输不起法”不仅进一步加固了两党格局，而且剥夺了两党温和派候选人引独立中间选民为后援的渠道，放大了党内极端选民对初选的影响力，迫使两党的政治人物分别向政治光谱的两端挤靠，导致制度内生的极化趋势。在民主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深蓝州”、共和党占据绝对优势的“深红州”、或者通过“杰里蝾螈（gerrymandering）”式的选区划界操作得到的众议院“安全选区（safe districts）”，由于缺少来自竞争党派的压力，“输不起法”对本党极端选民力量的放大效应就更为明显了。

茶党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便拜“输不起法”所赐。以克鲁兹为例，在2012年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初选中，温和派候选人副州长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在第一轮投票中以46%比33%领先于克鲁兹，但在第二轮中以15万票的差距输掉了初选。在德克萨斯2600万人口中，15万共和党员只是沧海一粟，完全可以在大选中通过拉拢中间选民来弥补。但由于德克萨斯实行“输不起法”，杜赫斯特无法另行参加大选，只能眼睁睁看着克鲁兹在德克萨斯这个“深红州”轻松击败民主党对手，当选参议员。2010年茶党初次亮相时，就是照着这个模板，把党内建制派打得溃不成军，一举夺下了5个参议院席位和大约40个众议院席位；2012年他们故技重施，又新增了克鲁兹等4名参议员。

不但如此，就连极端派自己，也可能沦为“输不起法”之下党派内生极化性的受害者。比如众议院前任多数党领袖坎托（Eric Cantor），本是茶党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在当代共和党的意识形态光谱中已趋极端。然而这位共和党年轻一代的头面人物、被广泛视为众议院发言人当然接班人的政治明星，却在2014年竞选连任时，意外地惨败于名不见经传的党内对手布拉特（Dave Brat），成为史上第一位在初选中被淘汰的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布拉特之所以能够胜选，关键在于把坎托与国会民主党人仅有的一两次合作宣传成其“伪茶党”的罪证，而把自己包装成比坎托更纯粹、更不妥协的“真茶党”兜售给极端派选民。受其所在弗吉尼亚州的“输不起法”所累，坎托对初选中这种“没有最极端、只有更极端”的生态无可奈何，只能黯然告别政坛，另谋生路去了。

“输不起法”不仅为参选国会与地方公职的两党政客的极化提供了制度推力，而且让既有的单维政治光谱上越来越多的“中间”选民产生对两党的疏离感，打开了从交叉维度吸收疏离选民的缺口。

在单选区众数制下，由于两党对峙是政治的自然平衡态，因此关注不同维度议题的选民阵营之间往往经由妥协与理念内化，结成相对牢固的选举联盟；比如第六政党体系中的共和党，就是社会文化宗教保守派、市场原教旨主义小政府派、自由至上主义小政府派、商业温和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单边外交派等阵营之间的结盟。基于两党选举竞争的压力与选民逃避认知失调的心理需求，这些不同的议题维度会朝着相互平行的方向“单维化坍缩（mono-dimensionalization）”，导致在特定的政治情境中，一个接受“社会保守派”主张（比如反对堕胎权）的选民往往也会接受“经济保守派”主张（比如政府减少对市场的监管），而一个接受“种族自由派”主张（比如曾受压迫的少数族裔在大学录取中得到一定的优待补偿）的选民往往也会接受“外交自由派”主张（比如尊重国际法和追求多边合作），诸如此类。这也使得我们可以用单一维度的政治光谱概念，比如“左翼/右翼”、“自由派/保守派”，来笼统地概括两党的意识形态立场。

但“输不起法”让某些议题上的极端派在党内初选中越来越占据主动，打破了不同阵营之间的微妙平衡，令更关注另一些议题的选民感觉日益被边缘化；当这种效应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单维化坍缩便无以为继。同时，由于美国各州现有的各类“选票列名法”对小政党、新政党极不友好，十九世纪中期那种另行成立一个共和党以取代老迈的辉格党（参见拙文《年轻的“大老党”》）的辉煌案例已经无法在当代复制，对本党主流意识形态不满的“中间”选民，只能改走党内造反夺权的道路。

而当矛盾积累到这一步时，一方面，党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定已经在原有的一维光谱上相当极端化，否则便不足以疏远足够数量敢于造反的“中间”选民；另一方面，这些在原有光谱上被疏远的“中间”选民，势必要在另一交叉维度的光谱上走得足够远、足够极端，否则便不足以制造党内成功夺权所需的大规模动员。换句话说，只有当共和党内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选民“克鲁兹化”时，另一部分选民的“特朗普化”才得以可能。

迄今为止，共和党受“输不起法”内生极化性的影响，要远甚于民主党。两党的这一差异存在多重原因，既有运动型保守主义与基督教右翼政治作为曾经的“边缘群体（fringe groups）”对六七十年代社会剧变的强烈反动效应、以及前面提到的地方极端保守电台与福克斯新闻台推波助澜的作用，又涉及到民主党方面特殊的历史流变、问题意识与党务应对（对此我将另文阐述）。由于民主党的极化程度较低，因此原有维度上沿着左翼极化的“桑德斯现象”远比沿着右翼极化的“克鲁兹现象”来得温和，既不足以令党内产生对位于“特朗普现象”的单维化坍缩失效，也不足以挑战以希拉里为代表的党内建制派的势力。

然而在共和党一边，情况便完全不同了。本来“输不起法”主要针对国会与地方公职选举，对总统选举并无直接影响；但随着极化效应的累积，到今年的共和党总统初选，终于出现了特朗普与克鲁兹瓜分天下，党内建制派、温和派人物望风披靡的景象。

五

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厄姆（Lindsey Graham）感慨道：在特朗普和克鲁兹之间二选一，就好比是在被枪杀和被毒死之间二选一那样痛苦而无意义。这真可谓在党内日渐失势的温和建制派的肺腑之言。作为茶党的代言人之一，克鲁兹将社会文化议题上的宗教保守主义、经济议题上的小政府主义、以及两党关系上的对抗主义与阻挠主义，都发扬到了极致。而异军突起的特朗普，除了在言谈举止上粗鄙挑衅、毫不顾忌党内“狗哨政治”的潜规则外，在意识形态上也剑走偏锋，与试图重现“里根共和党”辉煌的党内温和建制派格格不入。面对两种不同的极端主义，共和党大佬们在初选中左右迟疑，支持哪一个都心有不甘，最终只好作楚囚相对，眼睁睁看着特朗普拿到提名。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的初选胜利并非不可阻止。尽管截止到5月3日的印第安纳州初选（亦即导致克鲁兹、凯西克这两名硕果仅存的对手退选的关键一役），他就已经拿到1071万张选票，超过了2012年获得提名的罗姆尼的总得票数（1009万张）；但特朗普的初选得票率（40%）却远低于罗姆尼（52%），是历届共和党提名人的最差记录，可见大部分共和党选民对其仍心存抵触。但是共和党内迟迟无法就联手阻止特朗普达成合作，一是因为“输不起法”已经让温和建制派失去了“克鲁兹化”的那部分选民；二是由于2010年时曾令共和党弹冠相庆的“联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 v. FEC）”判决放开了对巨额外部竞选资金的限制（参见拙文《金钱与选举》、《卡尔·罗夫的失态》），导致本来希望渺茫的候选人（如凯西克等）因为资金充裕而盲目坚持，分散了建制派先后力捧的杰布布什（Jeb Bush）、卢比奥（Marco Rubio）等人的票源，最终被各个击破。此外，共和党建制派本来为增加温和派总统候选人获得提名概率而设计的初选规则（比如对共和党人比例较高的“红选区”与民主党人比例较高的“蓝选区”配予相同数量的代表名额、纽约等人口较多的“蓝州”采取赢家通吃制等等），在温和派候选人各自为战、分散票源的情况下，反而白白便宜了从交叉维度上争取“中间”选民的特朗普。喝下自酿的苦酒后，共和党大佬们不得不开始考虑在大选中如何站队、是支持特朗普还是干脆转而支持民主党候选人的问题。

对“里根共和党”来说，特朗普至少在三个表层政策理念上发生了重大偏离。一是对社会文化保守主义的心不在焉。在堕胎权、同性婚姻权、变性人如厕权等保守派极其关注的议题上，特朗普出言反复：一会儿说被保守派恨之入骨的“规划亲育（Planned Parenthood）”——美国最大的专为女性提供包括堕胎等生育服务的机构——对女性健康出力甚多，一会儿又说堕胎的女性全该受惩罚（然后过一会儿宣布自己从没这么说过）；一会儿说自己上任后会任命旨在推翻同性婚姻权的大法官，一会儿又说禁止变性人按后天性别选择厕所属于歧视（然后过一会儿宣布自己从没这么说过）；一会儿宣称自己热爱福音派，一会儿又连圣经段落都背不出干脆胡编乱造。难怪克鲁兹攻击说，特朗普骨子里崇信的是自由派的“纽约价值观”、对保守派只是敷衍而已。

二是外交上的孤立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在国际事务上都以积极参与为主流，区别只在于共和党主流相对更为鹰派、更不忌惮采取单边主义的军事行动维护“国家利益”，尤以小布什任内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为甚；而民主党则相对鸽派，主张遵循国际法、通过多边合作解决问题。自由至上主义者如参议员保罗（Rand Paul）等往往也是孤立主义者，但在共和党内处于边缘地位；今年总统初选保罗仅仅拿到了可怜的0.24%选票，只好退选并宣布支持特朗普。后者虽然宣称要狠狠打击“伊斯兰国（ISIS）”和恐怖主义，但更多时候是在抱怨美国在国际事务上投入太多、盟友们如北约及日韩等国都在搭美国的顺风车，甚至提出要放手让日韩装备核武器、自个儿去应对朝鲜的军事威胁；最近干脆直接捡起了“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个二战时期著名的孤立主义口号，作为竞选的主打文宣。同时他（和桑德斯一样）对当代共和党极力支持的国际自由贸易也持否定态度，认为美国在全球化与外贸协议上吃了大亏，应该采取高关税等重商主义手段减少贸易逆差、挽回国内就业。

三是对小政府主义理念的放弃。特朗普早在里根时代就反对后者的减税方案，尽管其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些方案“阻碍创新”，而不是民主党所批评的“让富人不当获利、拉大贫富差距”。在本次初选中，他虽然像其他共和党人一样不时宣称食物券等救济制度被坐吃福利不务劳作者（暗指黑人等少数族裔）大规模滥用，却回避表态削减对社保以及老年人、残疾人医保的经费投入，颇有点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民主党人”的味道。

单看这三点，或许并不觉得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极端之处。除了孤立主义属于明显较为边缘化的立场外，在社会文化议题与福利国家议题上，甚至可以说特朗普比当代共和党建制派——且不提克鲁兹所代表的极端派——更显得温和、更趋于“中间”。然而问题在于，深埋在这三点表面政策差异之下并将其紧密联系起来的，是在“特朗普现象”中作为核心意识形态诉求而得到激烈表达的本土主义（nativism）。

本土主义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从十九世纪中期反德裔、爱尔兰裔天主教移民的“无知党（Know-Nothings）”运动，到之后的排华浪潮，再到二十世纪初对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一锅端的“第二次三K党运动”，每当社会经济条件不如人意时，本土主义者便要兴风作浪，将新近融入美国社会的族群当作“本土正宗美国（白）人”吃苦受累的替罪羊。“特朗普现象”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是史上第一个完全以本土主义作为核心意识形态诉求、而能获得两大党之一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尽管这一结果有前面所说从“输不起法”到“联合公民案”再到共和党初选规则的种种制度因素暗中相助，但也可以由此看出这一波本土主义浪潮的来势汹汹。

这和美国社会目前的政治经济大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政治上，国会山上这些年无休止的党争与一事无成令民众厌倦，许多人无力分辨其中的是非曲直，只能一股脑儿地对联邦政府以及两党建制派精英感到失望，期待由局外人带来大刀阔斧的改革。经济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情况好坏参半。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从2009年的负增长恢复到2015年的2.4%）、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2015年达到3.4%）、失业率（从2009年的10%峰值下降到2016年初的5%，相当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等账面数据看，美国经济正在不断好转，即将走出衰退。但这些复苏绝大多数来自服务业（提供了2014年美国工作岗位的80.1%），而制造业萎缩的趋势仍在持续；与此同时，大多数民众感觉自己并未享受到经济复苏的好处，认为美国经济体系过分偏袒富人、对中产与底层不公。

当然，制造业萎缩、产业结构失衡、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社会流动性降低等等，并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问题，而是美国从七十年代开始的长期趋势，由全球化下低端产业外包、里根主义“滴漏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等各种复杂机制共同促成。1980年以前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与经济生产率的增长基本同步，但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不断拉开差距，二十一世纪后前者更是停滞不前；1971年美国中产与低收入阶层的比例分别是61%和14%，到了2015年分别变为50%和21%；收入前1%人口所占全国收入比例则从七十年代的10%上升到20%左右。

对一部分选民——尤其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白人——来说，这种经济焦虑又与身份焦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美国近年来拉美裔人口增长迅速，而白人比例则缓慢下降，预计将在未来数十年内减少到50%以下，令美国成为不存在“主体民族”的多元族裔国家。由于低端行业的岗位可替代性较高，从事相关工作的白人更容易感受到来自拉美裔（尤其是新移民）的竞争压力，并将不景气的就业状况迁怒于“跑到美国来抢夺我们（白人）的饭碗、颠覆我们（白人）的文化”的后者。特朗普正是敏锐地察觉到弥漫在白人选民中的这些焦虑，才会从参选一开始就高调宣称“要在美墨边境建起高墙阻挡非法移民”，将拉美裔移民与墨西哥作为首要的攻击对象。对特朗普的支持者而言，“美国优先”的口号也就在外交孤立主义的“美国内政事务优先”之外，具有了新的一层含义：“本土美国（白）人的利益优先”。

从本土主义的核心诉求出发，特朗普与“里根共和党”的政策差异便都顺理成章了。深陷经济焦虑之中的选民，自然不希望政府完全放弃社会福利项目，更不希望政客们成天把精力放在堕胎权、同性婚姻、变性人如厕这些对经济、就业、收入等等没有直接影响的社会文化议题上。这些选民对自由贸易协定不抱好感，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对国际事务的介入，在他们眼中同样是对美国资源的浪费，政府应该首先把财力和精力投入到国内经济问题上来。当然，对“伊斯兰国”和恐怖主义还是要狠狠打击的，但是必须让北约等盟友多出钱出人出力，不能让这些所谓的盟友继续占咱们美国的便宜；与此同时，既然穆斯林那么喜欢搞恐怖主义，那就干脆全面禁止他们入境得了，省得咱们美国人操心——通过在拉美裔之外把穆斯林也树立为威胁迫在眉睫的文化假想敌，本土主义选民们的“正宗美国人”身份又一次得到了自我确认，其身份焦虑既得到了强化又得到了纾解（或者说恰恰通过强化而得到了纾解）。

本土主义情绪必然会带动选民的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反智主义（参见拙文《民粹主义》）。前面已经提到，大部分特朗普支持者至今仍对奥巴马是穆斯林深信不疑；这种阴谋论态度有时甚至会令特朗普及其支持者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初选采取的是选票上同时列出总统候选人与相应的党代表候选人姓名以供勾选的“漏洞初选制（loophole primary）”；由于一些特朗普支持者的种族主义心态作祟，不愿勾选那些姓名看起来不够“白人”的本方党代表候选人（比如Raja Sadiq、Nabi Fakroddin、Jim Uribe等），导致特朗普虽然赢下了伊利诺伊，却比按规则预期少拿了三张代表票。当然，并非所有这种案例都能一笑了之。比如近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位意大利裔教授，就因为长得不够像“典型本土白人”，又胆敢在飞机上演算数学题，而被邻座的“爱国群众”当成恐怖分子举报，导致飞机停飞、机场大乱。特朗普倘若当选，这种情况势必像火上浇油，愈演愈烈。

所以共和党主流精英对特朗普的恐慌和排斥是完全有道理的。然而特朗普这个怪胎的诞生，本身就是当代共和党多年孕育的结果。没有里根革命以来的“狗哨政治”，没有共和党极端派这些年极力煽动的拉美裔恐慌、非法移民恐慌、穆斯林恐慌，没有孜孜不倦地扭曲事实、灌输阴谋论的福克斯新闻台和保守派地方电台，没有小布什政府以莫须有的理由发动的、既空耗国帑又令国际社会离心离德的伊拉克战争，没有里根主义经济学对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没有福音派在社会文化议题上的冥顽不灵和登峰造极于茶党的对抗主义，特朗普不可能在共和党中拥有如此广泛的选民基础，本土主义也不可能在共和党初选中掀起如此巨大的浪潮。美国当代右翼极端主义政治的并蒂毒花——“特朗普现象”与“克鲁兹现象”——自第六政党体系形成伊始，便已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