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庸《飞狐外传》
八十年代末，小学一年级的我从家里的杂物箱翻出三本书，其中包括梁羽生《龙虎斗京华》的上册，和《飞狐外传》的上册（前十回）。前者味同嚼蜡，读完便弃如敝屣，后者却被我珍重地藏在枕下，每天睡前随手翻阅二三页。这是我对小说质量差别的最初体验。
其时我从镇上到县城小学插班，由我妈陪着租住在城郊，同楼另一户租客的长女碰巧是我的同班同学。这家人一连生了四个女儿，其中三妹、四妹都是刚出生便送了人。夫妻俩念念不忘要得男孩，一怀上第五胎，便带着没能送出手的两个女儿搬到县城边上，躲避本村的计生人员。不久后由房东帮忙在屋里接生，居然又是女孩，失望的男人便拿女人出气，男人女人又一道拿大妹、二妹出气。二妹小我一岁，正在上幼儿园中班，但人小鬼大，性格狡黠刁钻，是个难缠的主，于是她们的父母把怨忿加倍发泄到温柔恬顺的大妹身上。做木匠的父亲最喜欢的醉后消遣，是将长女剥光了吊在房梁或绑在木工凳上，用蘸盐的鞭子抽打，而母亲则擅长在纵横交错的新鞭痕旧血痂之间，再掐出花式层出不穷的瘀青。邻居们听到大妹凄厉的哭声和求饶声，不知如何是好，除了偶尔象征性地上门劝说一句，其余时候只在私下相互感慨：“这囝的命真苦！”
冬天的某个夜晚，大妹的父母推陈出新，照例打骂完后，又将赤条条的她撵着反锁到门外。我妈贴墙听着走廊上的哀嚎渐渐转为啜泣，啜泣渐渐转为寒颤，而那边并没有心软收手的意思，终于忍不住开门，把蜷在角落几乎冻僵的大妹抱进我们房间，然后打来一盆温水为她擦拭身体。灯光下她脊背上的凝血触目惊心。大妹哆嗦着爬到我的床上，用棉被裹住自己，很快地睡着了。
从这以后，她便常在晚上挨打之后到这边房里过夜，而她的父母大约是眼不见为净，对此表示默许。我们挤在一个被窝里，咕咕唧唧说着悄悄话。我搜肠刮肚地把书上看到的故事一样样讲给她听，《飞狐外传》自然不能例外。有些情节当时看得莫名其妙，比如袁紫衣的强夺九家半掌门，复述时便轻轻带过。至于少年胡斐大闹商家堡、“拔凤毛”痛惩南霸天之类，却必定要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一番，等着看她听到精彩处时掩起嘴吃吃地笑，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书中最令我难以释怀的是钟阿四一家在北帝庙遇害，每次尝试讲述都忍不住哽噎，只好想办法圜转避开。
然而最引起我们兴趣的，却是胡斐和马春花之间的“故事”。大妹长我一岁，平时以姐姐自居，在校在家对我多般体贴照料。马春花为胡斐求情，落在我们眼里，正是半朋友半姐弟的关怀。而阎基、田归农、商老太，甚至言语轻薄马春花的何侍卫和张总管，这些形象模模糊糊汇集承载着大妹遭受的——也是马春花遭受的——所有委屈。（至于福公子，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号人物的存在。）每天傍晚放学回家，我们拉着二妹一起到我房里玩过家家，大妹站在墙角低低地喊“救命”，我以床单为披风，挥舞着想象中的宝剑大战由二妹义务出演的前仆后继的恶魔，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双方父母吃晚饭的招呼声中英雄救美大功告成。
一年后我爸调动进城，家里举债盖房，不久我们就搬离了租所。也是大约在这前后，我偶然觅得了魂牵梦萦的后十回《飞狐外传》。马春花的命运早有预感，程灵素的形象终于清晰，比武大会是恰如其分的高潮。然而对胡斐与圆性之间情愫的恍然大悟，却带给我一种极其强烈的被背叛感。这个屡次出手救助凤天南的莫名其妙的女子，仅仅因为美貌，便莫名其妙地（但在作者那里却仿佛理所当然地）成了胡斐的意中人；而她之所以救助凤天南，居然不过出于父女血缘这样莫名其妙的理由，尽管二者的血缘关系纯粹只是他强奸她母亲的附带产物；更莫名其妙的是，圆性抱着垂死的凤天南喊“爹”，如此莫名其妙至极的行径居然没有引起胡斐丝毫的反感与憎恶。
那时正值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大热，街边唱片店争先恐后地以最高分贝循环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之类“母爱金曲”。有一天跟我妈上街，在嘈杂的乐声中我忍不住说：“这些歌真是胡扯。大妹的妈妈就不一样。”我妈随口接道：“大妹的妈妈也是爱她的，只不过爱的方式不同而已。”这句话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泼下，我感到浑身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懊恼、屈辱、绝望，诸般感情一股脑儿涌将上来。原来这个世界上的人们，包括我最亲近的人，竟然可以如此坦然地扭曲近在眼前的事实，沉湎于共同编织温情脉脉的谎言以为安慰。
圆性必须对她的生父有感情。大妹妈妈的虐待只是母爱的另一种形式。令狐冲听不得旁人对岳不群一点指摘。我们必须热爱祖国。党的错误无损于它的伟大光荣正确。——北帝像前的誓言言犹在耳，只是真正的敌人，远比血肉之躯的凤天南们强大而可怕。
（删节版发表于2016年9月15日《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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