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1)缘起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

这一年里，曹操做了两件事，从而改变了群雄割据局势的走向。这两件事，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大兴屯田。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事，渊源已久。早在战国时候，司马错和张仪就曾在秦惠王面前对伐韩伐蜀的利弊进行过一番争辩。张仪主张伐韩，认为“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而“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后来秦国在蜀地垦农田，修水利，作为补给军要的大后方，从而“益强富厚，轻诸侯”，成就了一番霸业。

司马错的话，其实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大家都想干，可是大家都不敢干，因为只要一动手，立马成了出头鸟，成了全天下眼红和讨伐的对象，实在是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自打“乱天下者必何进”之后，“挟天子”的事，董卓做过，李傕做过，杨奉做过，可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曹操打出天子这张牌，自有他的考虑，也自有好处在，但决不会是成就霸业的决定因素。

关键，是屯田。

《三国志》里说：“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兗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演义里据此把建议曹操屯田的功劳算到了荀彧的头上。事实上未必如此。荀彧信中所提到的高祖、光武之事，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也曾提起，似乎也常常挂在别的谋士嘴边（这一点倒没有查查书，但印象中是有的）——也难怪，一个是开国老祖，一个是中兴大帝，两人的事迹当然是要耳熟能详的了，作为例证来说理，一定也是滥得毫无新意，曹操未必会因为荀彧提到这两人而“顿悟”成功秘诀。

武帝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然而书中枣祗无传，韩浩只附在夏侯敦后说了一句“以忠勇显”。若非裴注，我们简直要忘掉这两人的存在，遑论他们的功劳了。而即使在裴注中，也找不到两人当初是如何劝说曹操兴屯田的（只有“魏书曰：韩浩字元嗣。……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迁护军”，枣祗的功劳则是在于确定屯田实施中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只能根据曹操自己的话来推断当时他们是怎么论证“当急田”的好处的。

武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段话里，有一个很可注意的地方，即曹操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当时人所常称道的“高祖”、“光武”，而是“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这两个例子，在全本三国志里，也仅此一处提到而已。很可能，韩浩等人就是凭这两句话打动了曹操，曹操也才想起引用这两个例子来。

“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也就是司马错的提议（当然商鞅的变法也有关系）了。至于汉武帝的屯田，则需要做一个说明。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

由此可见，连上个屯田奏都是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乃因为这个想法太新异了，和当时常规的思维大不相容。后来公孙瓒实行屯田，在史书中却大遭诋毁；曹操兴屯田，底下也有一干谋士反对。

但又可以发现，赵充国所说的每句话，都正中曹操的下怀：“羌降者万余人”“度其必坏”，和曹操收编了三十万青州兵却不知如何安置的情况相同（关于青州兵，且留待后文再说）；“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而公元192到195年间，蝗灾不断（公孙瓒与袁绍之战、曹操与吕布之战，都曾因蝗灾而罢兵），军饷问题，也正是曹操（以及其他多数军阀）的心病。曹操是熟读班书的，只要有人点到汉武屯田之事，自当明白。更何况赵充国在《屯田奏》的末尾，已经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说得一清二楚：“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高明的政治家，其高明就在于知道如何将前代的经验运用于现世之中，以获得最后的成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