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王小波与余华(4)

【内容(续)】

文章还是写得简练的好，避免成为裹脚布，希望今天能把这篇东东结束掉。首先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宝树兄诘问的：“王小波笔下有哪些圆形人物？”二是关于情节铺展的一些看法。关于第一点，当时不加思索举了几个人物（“阿兰和小史，小孙，老大哥的老婆，红拂，毡巴”），后来一想，还是从头来说一说吧。

在上一篇里，我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比较的：1.人物的性格（扁形和圆形），2.人物性格的转变，3.对次要人物的刻画，4.作者的道德关怀和态度。在后三点上，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王小波给我的感觉好于余华。而对第一点，却忽略了对王小波的说明。我在前面有这样几句话：“人物的空洞化、符号化……甚至王小波的某些作品（尤以黑铁白银二集为甚，还有《三十而立》等等，但不是全部）也如此”，“爱德华·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认为，小说需要几个要素……这样的观点也许稍为传统，却仍有借鉴的意义”。如果我现在要说阿兰、小史、小孙等等是圆形人物，并以此来论证这一点上王仍优于余，当然可以做到，但我对这样的想法还是不满意，总觉得似乎牵强，毕竟这些人物并不是他着力描写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圆形”和福斯特所意指的并不完全相同。我想可能和通篇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却在这里“借鉴”了一个“稍为传统”的概念有关。所以我决定抛开“圆形人物”的概念，换作“圆形人群”来谈王小波（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人提过？没有的话注册一下版权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读完余华的作品，因此无法用这个说法来分析他，因此以下不牵涉到两人的比较（即放弃上篇三个比较中的第一个），只算是对宝树兄的答复而已。

我已经说过，比起命运带来的苦难，王小波更关注心灵遭受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人的世界，可以大致地分出两类人来，一类是对压抑保持着敏感，力图对抗和挣脱扭曲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另一类则是“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波笔下的主要风景，并在不同的作品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阴阳两界，军代表和知青，“头头们”和下面的人，数盲、保安和技术人员，学院派和自由派等等。“我们”是少数（或至少不占多数），而他的主人公又总是“我们”中最敏感的一个，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总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王二”，他的最鲜明的性格，似乎总是保持在每个最吸引眼球的人物里，无论这个人物是工程师，数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是做豆腐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这些人所有的共同的性格；当我们回味这些人物时，首先想起的也是这样的性格，而不会去关注《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和《未来世界·我的舅舅》里的王二，或者《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的王二的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人物都是扁平的，只有这一种性格。然而，这是因为把这些人物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缘故。

我所说“圆形人群”，就是指从作者的作品群体来看，1.在一个“人群”中，每个个体（或更小的群体）除了保证具有这个群体共同的性格特征外，还各各表现出其独特性来（每个王二之间的不同，数盲与保安之间的不同，马大夫和办公室老太太的不同，×海鹰和老鲁的不同……），并让我们感觉到其在现实中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记住姓颜色的大学生、老鲁、马大夫……并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人，可是谁能记住余华笔下的人物”），2.“人群”的划分不是截然的、非此即彼的，而是具有许多不同的中间形态，以及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评价的人物，比如小孙，小徐等等，有时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我们”，在“他们”眼里是“小神经”之流，另一些时候在“他们”眼里是自己人，在“我们”眼里却是有着距离的“他们”，这些人往往明白扭曲的存在，又不那么敏感与痛苦（这也是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很多时候，正是他们沟通着“我们”与“他们”，就像小孙是阴阳两界之间的桥梁一样），3.“人群”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相互流变的，“我们”在打击（强烈、明显的扭曲力）和销磨（难以察觉，然而更深刻的扭曲力）下可以成为“他们”（刘老先生、姓颜色的大学生……），“他们”也可以慢慢地“觉醒”而成为“我们”（比如小史）。——这样看来，只有把小波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他的反抗与挣扎。这也正是我所说的，王小波不可能去写“简约”的寓言，不可能“以极端的简约形式达成无限丰富的意蕴”。他需要篇幅，需要宣泄，需要表达。——事实上，真正以小说而非寓言的形式展现心灵史的杰出著作，无不是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制——《尤利西斯》、《茫茫黑夜漫游》、《追忆似水流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卡夫卡不可分割的作品全部……这些作品都是在福斯特的方法论（流行）之后出现的，也正是“圆形人物”所不适用的。

重申一遍，以上不涉及王小波与余华的比较，如果哪位高人不吝用我的“圆形人群”分析余华的话，不胜感激。另外我维持上篇另外三方面的比较：人物性格的转变以及次要人物的刻画，余华做得都不如小波；而他所谓“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说法，也让我反感，并认为这影响了他的创作质量。现在请允许我结束人物方面的讨论，进入情节，简单地说上两句。

不知各位读《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活着》与《阿甘正传》在结构与手法上存在巨大的相似。只不过阿甘是个幸运儿，在各种偶然性的眷顾下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大家都做着的“美国梦”的成功，而福贵则是彻头彻尾的倒霉鬼，在老天的“贴身紧逼”下一步步失去周遭的一切。就像阿甘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激励了许多人一样，福贵的“遭遇”当然很容易引起“震撼”，然而，我们的情感是最容易受到蒙骗的。如果情节不是靠矛盾产生的张力（王小波的作品里有人的本真和外在的压制之间的抗衡）来支撑其发展，而仅仅是一本记录天上几时掉下馅饼、几时砸下砖头的流水帐簿，那么我们透过作者的“记录”来看文本本身，这样的作品究竟具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在“感动”和“震撼”之后冷静下来，我们是否能体味到故事的真实感，以及由真实感带来的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咀嚼和反思？的确，表现命运施与人的不可逃避的痛苦也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可是即使命运的力量强到无法反抗，人在绝境中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挣扎（仅仅是挣扎）都没有吗？连俄狄蒲斯都不安于顺从命运的摆布，而《活着》中却透露着“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然”——其实是麻木。这样设计的情节，只能用“勉强”二字形容（具体理由前面几篇已经讲过多次，兹不赘）。比起《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便不是一本空洞的流水帐簿，只有作者把自己的情感赋予了故事中的人物，把生命的活力注入故事中的人物，把生活中现实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移植到故事中，故事才具有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不需要作者充当老天的角色，把一件一件“遭遇”填充到情节中去。除了许三观居然一路卖血到了上海（是不是？手头无书，记不真切了）这个太过浪漫主义的结尾之外，《许》的整体情节铺展比《活》强得太多。这一点上王小波比余华强。王的主人公经历的几乎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这些小事中展现出张张弛弛来；纵使是遭到命运播弄而屈从的人，从反抗到麻木也有着自己的过程（比如刘老先生），而不是像《活着》那样，在福贵的叙述和“我”见到福贵之间有一个时间的断裂，略去了这一过程。以上说的是思想上的感染力，另外还有以前提到的一点，王小波的情节在语言上的感染力也是余华无法比拟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