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类学研究有望挣脱意识形态桎梏》

　　龙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富有魅力却也充满争议的学科。它曾经是人类知识中最为尊贵的一个分支，上古时候，智者们穷尽一生心力探索龙的奥秘，帝王和骑士试图在族谱中构建其祖先英勇屠龙的故事，街头巷尾流转着七虚三实的龙书与龙典，只有初生的婴孩才对龙的习性与威能一无所知。然而在现代科学的第一范式（First Paradigm）与第二范式（Second Paradigm）时期，人们一度将龙的存在视作荒诞不经之谈加以嘲笑和排斥，至多善意地猜测其是初民们在对恐龙（dinosaur）骨架化石偶然发现的基础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龙类学研究最为沉寂之时，伟大的独孤史逖（Dugald Steer）先生如今已被奉为经典的《龙类学手册》竟然被出版社与书店列在“魔幻小说”一栏中。

　　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量子物理学中对传说中龙所具有的诸种魔力之可能性的肯定，以及不断涌现的间接支持龙之曾经存在的考古学与分子生物学证据，龙类学才得以在数百年无妄之灾后重新焕发生机，其论文数量在世纪伊始的短短数年里呈现出爆炸式的增长，尽管仍有不少抱残守缺的学者对这一学科持续地表示不屑与否定，或者至少是持着观望的态度。

　　不过龙类学如今最大的争议却是来自政治方面，特别是对整个领域无所不在的种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甚至殖民主义（colonialism）意识形态的指责。以龙的分类学为例，欧美研究者的工作清一色地建立在独孤史逖体系的基础上，将东亚的龙（loong）划入同一个科，而为欧洲的詟龚（dragon）细分出七科多达三十到五十个属；相反，中日韩越等国学者在将所有詟龚视为同属不同种方面结成了坚实的统一战线，却因为东亚各国间独特的政治关系史，在不同爪数（tone number）的金龙（golden loong）的种属、亲疏问题上争吵不休；双方唯一能够达成的共识，就是用所谓“原龙超科（protodracoidea）”——这个名字隐含着对物种进化程度的某些假定——将南亚的那伽（naga）、中美洲的羽蛇（amphithere）、以及非洲的威鲼（wyvern）等等一网打尽，而这自然招来前殖民地国家学者们的强烈反感与联合抵制。甚至学科本身的命名都反映了视角与立场的深刻分歧。我们都知道英文中dragonology的词根（dragon，即“詟龚”，dragonology直译当为“詟龚类学”——译者注），然而在汉语中，对应的称呼则是“the studies of loong”（即“龙类学”——译者注）。总之，无所不在的偏见极大地损害了龙类学研究的客观性。

　　所幸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龙类学专项基金的参与者将于下月（与其中国合作者共同）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我们尽管暂时无法获得龙的DNA（而且可能永远无法获得，因为魔法波动会导致龙DNA在其死后迅速分解，从而无法在尸体或化石中提取，除非——当然——捕获一只活龙），但是有望通过模型拟合的方式重建龙的演化图谱，从而终结分类学中旷日持久的意识形态争论。

　　——摘译自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2112年1月23日

素质、革命、民主化（一）准备性的分析

（一）准备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写手，韩寒对政治社会现实有着健全的常识感与敏锐的直觉。两者都是难得的品质，知名学者因为常识感欠奉对现实说出些四六不靠的话来并非什么稀罕事。毕竟无论多么高深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最终其结论都必须充分地在整体上符合人们的直觉和日常经验，并能够在理论内部对其余不相符合处做出合理的解释。但是对常识和直觉的依赖也有其局限性。从日常经验中获得的认知受到视野的约束与不同经验切近性的影响，直觉之间可能相互冲突，并且由于其天然的模糊性与心理偏见，需要概念上有意识地反思和澄清。在讨论国民素质及其与民主的关系、革命与改良之类宏大问题的时候，因为涉及大量经验事实的梳理与理论的阐述，更需要我们对如何合理运用常识与直觉、避免其中的思维陷阱有清醒的认识。

这几天韩寒的《谈革命》（以及随后的《说民主》、《要自由》）在网络上引发了许多争议。各家对韩寒的批评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这些批评大多集中在观念层面，而对其论证方法上的薄弱（以及“如何尽量靠谱地分析政治社会现实”这个更为一般性的问题）似乎尚无全面细致的分析。有鉴于此，我在本文中只选取《谈革命》中的一个小段落，以之为例，对韩寒惯常运用的、依赖直觉与日常经验的论证策略做一个准备性的分析，说明某些看似符合直觉与日常经验的论断背后，如何隐藏着错误的推理与未经反思的前提假设。由于本文着重揭示常识与直觉在运用上可能的误区，因此尽量不引入超越一般常识与直觉范围之外的理论知识与经验数据，争取在对常识与直觉的“反思平衡”中使其暴露自身的问题，进而提示出利用常识与直觉对政治社会问题进行合理分析的一般策略；在此基础上，对韩寒文中涉及的国民素质、革命、民主化等更宏大的问题，因为涉及更为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更具争议性的事实阐释，我将留在接下来的几篇中作专门的讨论。

韩寒在《谈革命》中说：『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

这段话在结构上可以看作一个完整的论证。论证的结论是民主普选（或者按更粗略的说法，『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并非『中国的当务之急』；为支持这个结论，韩寒随即给出了两个（如果把对『有识之士』得票情况的猜想分开算的话，就是三个）“思想实验”。在第一个思想实验中，韩寒设想了一个可称为“共产党买票”的情境，认为在此情境下，共产党的主席候选人至少能够买到五亿张选票，远远超出民主派候选人的数十万张。第二个思想实验则给出了一个“马化腾送Q币”的情境，认为他能用每人500Q币的代价买来两亿张选票（仍旧远远超出民主派候选人）。两个思想实验的共同结论是，绝大多数国人的素质如此之低，以至于连一人一票选主席这样的事情都会当作儿戏，宁愿用手里的选票换些钞票甚至Q币；其言下之意是，这种低素质的民主不仅无益而且有害，不要也罢。

由于这段论证由三个主要部分（结论和两个思想实验）构成，我的分析也相应地分为三个部分，前两部分分别考察两个思想实验在诉诸直觉与日常经验的过程中，如何隐蔽地引入了未经反思的预设；最后再分析从思想实验到韩寒所要的结论之间的逻辑断裂，以及对结论的表述本身存在的误导性。

（1.1）先看“马化腾送Q币”的思想实验。有人或许觉得我把它当成一个思想实验太过一本正经，韩寒这里只不过是借着网络上的老段子说了句俏皮话而已，即便把这句话删去，由于前面还有作用类似但更认真的关于“共产党买票”的思想实验，整个段落的论证框架并不受到损害。

虽然如此，两个思想实验所诉诸的对国民素质的认知却是有程度和范围差别的：为了500Q币而出卖选票，比起用选票换现钞，直觉上似乎更卖得“贱”了，因此其表现出的素质在直觉上似乎更显得恶劣和讽刺；此外，“Q币”的说法也具有隐含的群体针对性，将QQ用户（或至少是其中的绝大部分）标识为一个以特别的形态表现出低素质的群体，而这似乎又与我们的某些日常经验相吻合（譬如现实中大量沉迷于QQ——至少是沉迷于网络——的人群、乌烟瘴气的网吧、爆着粗口通宵玩劲舞团的青少年、魔兽游戏里因为装备引发的无数争端，等等），无论这些经验来自直观体验或是籍由媒体获得的间接印象。因此，虽然韩寒的本意可能只想要见缝插针地说一句俏皮话，但就其客观后果而言，它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思想实验，试图诉诸并且强化我们关于特定群体特定程度素质的某些直觉，由此对整个论证的结论取得比另一个思想实验更强烈的支持效果。

而且韩寒的支持者中确实也有不少人对这句俏皮话大加赞赏，甚至声称他能指出马化腾在网民中的潜在影响力，实在是比其他许多知识分子更“接地气”的表现——可见确实有不少人是真把这个假想情境当回事的；他们当真觉得，“马化腾情境”中所预设的比“共产党买票情境”中更加恶劣和讽刺的国民素质，仍旧符合他们的直觉。当然，即便“马化腾思想实验”的支持者们，恐怕也不会当真认为会为500Q币出卖选票的QQ用户能达到两亿之多。他们会觉得“两亿”不过是修辞上的夸张，纠缠这个数字没什么意思，韩寒要表达的重点其实是：这些用户中极大部分人（至少远远超过民主派候选人的支持者数量）素质低到一定的地步，以至于会把普选国家主席的选票当作儿戏，为了500Q币之类蝇头小利就可以随便出卖。在他们看来，这个猜想是符合日常经验的；虽然也许没有专门的调查数据，但直观上似乎大多数QQ用户（甚至大多数网民）的确对政治与社会问题漠不关心，而且的确有许多人为了一点虚拟货币或游戏经验值之类而废寝忘食不务正业。让我们把关于QQ用户群将在“马化腾思想实验”中做出如此低素质行为的这个猜想称为该思想实验的直觉结论A。

（1.2）在分析直觉结论A之前，不妨先考察一下“马化腾思想实验”中另一个看似不太相关的问题。我们知道，现代民主选举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不记名投票。那么，假如真有普选国家主席的一天，假如马化腾真的参选，他该怎么给投他票的人发Q币，QQ用户们又如何相信他投票后发Q币的承诺呢？一个可能的办法是，要求每个QQ用户在把填着马化腾名字的选票投入票箱那个瞬间自拍一张照片，并上传到QQ空间，然后凭照片发Q币。如果真这么做的话，相当于把证据摆整齐了坐等公安上门抓人、法院以舞弊罪取消马化腾参选资格了。当然，这并不是说选票交易不可能存在——事实上这种交易在许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说这些交易往往要以私密的、不留把柄的方式进行，因而往往只能限制在小范围之内；给所有QQ用户发系统信息的做法，只能是自找麻烦，这种承诺自然也不可能让用户当真。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以上的分析根本不着要领。“马化腾思想实验”的重点不在于“选票换Q币”的现实可操作性如何，而在于假设这种做法确实可行并且确实得到实行（比如假设对国家主席的这次普选毫无章程与监督可言，以至于连马化腾都敢在QQ上公开贿选而不必担心任何惩罚），极大部分QQ用户究竟会不会对此趋之若鹜。

的确，对可操作性的分析本身并不足以否定思想实验的有效性（从而不足以否定其关于国民素质的直觉结论），但却可以指出这个思想实验在情境设置上的含糊性，而含糊性是精确思考的大敌，往往对直觉的运用造成强烈误导。浮光掠影地描述一个情境，和对其细节作深入的想象，所得出的直觉结论有可能大相径庭。

『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是个很空泛的说法，这种选举的性质究竟如何，究竟是不是（或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民主选举，极大地依赖于对其细节的描述。倘若要对“民主是不是当务之急”的问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我们在进行思想实验时，所设置的普选情境至少应该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真实性（比如有足够的保障使得人们确信共产党这次开放国家主席选举不是又一次的玩花样，不是引蛇出洞准备秋后算账；比如一定程度上允许自由参选，而非所有候选人都要经由共产党提名通过；比如选谁不选谁基本上是自愿的，而非完全受强迫或威胁的；比如尽管共产党可能在计票上动些手脚，但绝不会明目张胆到不管投多少票都是特定候选人以87.53%得票率当选；等等）、严肃性（比如有充分的准备和竞选时间——而不是毫无征兆地接到个通知说“党中央国务院今天决定给全国人民献上新年大礼，定于2012年1月1日上午8点整至11点整在全国范围内投票选举国家主席，敬请踊跃报名参选，并准时到各县市临时投票站投票，过期不候。2011年12月28日宣”；比如各路人马会使尽浑身解数自我宣传，或者走街串巷地拜票，或者利用各种平台阐述政见，相互攻讦，而媒体上、论坛上也会因为支持谁反对谁吵得天昏地暗；比如选举有一定的章程和监督，虽然不足以杜绝舞弊——至少共产党仍然可以利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尤其是基层组织对选民在暗中进行收买或施加压力——，但对太不入眼的行径总还有一定的阻遏作用；等等）、有效性（比如能够充分确保共产党承认选举结果，而不是万一不利随时可以翻脸不认人；等等）、以及与选民利益的攸关性（比如这次开放竞选的国家主席职位不只是个花瓶傀儡空头图章，而是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到今后的国家政策；比如各个候选人的政见之间有某些重要分歧，而不是完全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选甲选乙没有任何区别；等等）。

满足这些条件并不意味着整个选举过程是完美的，像选举舞弊等问题很可能仍然存在，但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尚不足以动摇整个选举的真实性、严肃性、有效性、以及与选民利益的攸关性。只有如此，由相关思想实验得出的直觉结论才是真正关于民主选举中体现出的国民素质的直觉结论。就直觉而言，一个连马化腾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利用QQ弹出窗口进行选举舞弊的情境，与一个虽然存在选举舞弊但总还有一定监督和规范可言的情境，在选举的严肃性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在前一种情境中，人们接受Q币贿选的动机与可能性显然要高得多，因为既然这场选举并不严肃，选票也就“贬值”得厉害。

（1.3）现在让我们回到直觉结论A：在对国家主席的普选中， QQ用户中会有极大部分人（至少远远超过民主派候选人的票源人数）把选票当作儿戏，为了500Q币这样的蝇头小利就将其出卖。一旦我们认识到“马化腾思想实验”在情境设置上的含糊性，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直觉结论首先忽略的一个关键问题：选举的真实性、严肃性、有效性、以及与选民利益的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选票重要性的认知？以我们的日常经验为例，现在许多人把人大代表选票当儿戏，随便将某个候选人的名字打勾了事，或者戏谑地（某些时候是抗议性地）填上“关云长”、“苍井空”，究竟是因为这些人素质太低，对民主、对选票天然地漠不关心，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严肃对待；还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明白，现在的这些选举本来就是儿戏，在此前提下自然没有必要严肃对待？

类似地，假如现在马化腾是去参加“超级男声”，在QQ上弹出窗口说谁投他一票就能得到500Q币，直觉告诉我们，他的得票数一定会创下超男节目前无古人、可能也是后无来者的记录；但是在“马化腾参选主席”这个思想实验中，假如这是一次真实、严肃、有效、与选民利益相关的民主选举——换句话说，假如有足够的保障使人们确信共产党不是又在玩什么花样，假如选举流程有不算太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可言，假如有充分的竞选时间与媒体空间让选民了解共产党候选人、民主派候选人以及马化腾各自的履历与政见，并对各个候选人的优劣展开广泛而激烈的辩论，假如选的是国家主席而不是政协主席，等等——那么，500Q币到底还能给国家主席候选人马化腾（而不是超男选手马化腾）在全国范围内换来多少选票？恐怕任何一个“接地气”的人，都很难坚持认为在此情境中仍然会有极大部分QQ用户（至少远远超过民主派候选人的几十万支持者）为了500Q币而把票投给国家主席候选人马化腾（这并不是说他们不会为了别的原因而投马化腾一票，比如万一他在竞选过程中展现出十足的个人魅力和政治才华）。换句话说，许多人之所以认同直觉结论A，很大程度上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这种含糊表述误导的结果，一旦我们把想象力深入到思想实验的细节上，看似自明的直觉结论很有可能就站不住脚了。

（2.1）当然，如前所说，“马化腾送Q币”其实或许不过是句俏皮话，对“共产党砸钱买选票”的结果的猜想才是更认真的思想实验。至少共产党可以动员强大的基层组织半遮半掩地进行大面积贿选，而不必担心QQ弹出窗口带来的公开尴尬及其对选举严肃性的根本动摇。马化腾用QQ系统和虚拟货币办不到的事，共产党用乡镇党委村支部街道办系统和实打实的钞票未必办不到。正如韩寒所说：『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确实，这一诘问似乎很符合我们的常识和直觉：对大多数人来说，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说某个东西“无价”，其实只是开出的价码太低，只要共产党肯撒钱，最终肯定能让五亿中国人乖乖出卖选票。

换言之，这个思想实验诉诸并强化了这样一个直觉：极大多数中国人（至少远远超过民主派候选人支持者的数量）素质低到一定的地步，以至于会为了足够大的现实利益，而把手中的国家主席选票卖给共产党。姑且将之称为直觉结论B，其在直觉上似乎有着充分的力度。

与“马化腾送Q币”情境的直觉结论A一样，“共产党买票”情境的直觉结论B表面上似乎具有的力度，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于其表述的含糊性。我们首先可以问：多大的现实利益是“足够大”？用来交换选票的利益大小，对国民素质优劣的判断有怎样的影响？拿韩寒的原话说，如果『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为分析的方便起见，暂且假设这五百亿全都实打实地用在了贿选上，而不考虑其它方面的竞选开支甚至内部人员的虚耗钱粮），相当于认为用每人一百的价码就能收买五亿中国人；如果『加到五千亿』，相当于五亿人每人发一千；如果把一年税收『十万亿』全都动用上了，那五亿人就能每人分到两万了。而在当前的收入水平下，“每人发一百就能买五亿张选票”，和“每人发两万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两种说法所隐含的对国民素质水平的认知其实是大不相同的。

（2.2）首先来看前一种说法。其实对很多人来说，一旦把『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的说法替换成内涵相同的“每人发一百就能买五亿张选票”，直觉上的可认同性就已经降低很多了。这是因为人类的内在心理结构，使得人们在数值的感知上存在一定的限度，对于过大或过小的数值，往往无法对其内涵加以准确的判断，比如一般人看到『五百亿』与『十万亿』两个数字时，对两者之间的差别很难有什么具体的概念，但如果面对的是“一百”和“两万”，就会产生鲜明的直观感受，和随之而来对这些数字附带涵义的强烈情感反应。在第一眼看到『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的说法而深感认同的人里，很可能大多数会对（其实并无实质区别的）“每人发一百就能买五亿张选票”的说法表示怀疑，直觉上认为按照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倘若真要收买五亿人，平均花在每个人身上的钱肯定远远超过这个数。

当然，在排除掉数值错觉的心理效应之后，肯定还是会有一些人支持“每人发一百就能买五亿张选票”的说法。这种支持可能来源于这样那样的日常经验，比如中国有好几亿农民，而在一般人印象中农民的素质似乎要低一些，比如中国有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一百元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比如中国有很多见钱眼开的市侩，等等。然而这些经验远远不是决定性的，我们同样有许多可以用来支持相反结论的经验，比如从“南塘试验”到“乌坎事件”，似乎表明农民的素质远不像这些人想象中那样低劣，等等。对国民素质问题的具体分析涉及到许多更深入的问题，我将留到下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这里作为方法上的剖析，只是强调指出单个的直觉、经验、印象、常识，总是片面而经常相互冲突的，依赖于某些特定的体验而对宏大的问题下断言，往往流于偏颇肤浅。

除了相互冲突的直觉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前面提到的那个问题：民主选举的真实性、严肃性、有效性、与选民利益的攸关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选民对选票价值的判断（从而影响到共产党需要给每个人开出的贿选价码）？即便是那些在支持相反结论的经验面前仍然坚持认为“日常生活中极大部分国人可以被区区一百元收买”的人，也无法不承认在特定的政治氛围与条件下，至少其中大部分人的“收买价格”很可能被显著地调高：比如在这场假想的、有着足够充足的竞选时间与宣传覆盖的首次全国大选中，对普选形式本身的新鲜感、对国家主席职位的普遍看重、对各路候选人政见的道听途说，诸如之类，都很可能使原本更加看重一百块钱的人加倍地重视手头的选票（要么是因为珍惜到手的权利本身，要么是打算卖个高得多的价钱），从而使得五百亿甚至五千亿能买到的票数剧烈减少（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得到的票数也必然减少，许多人投共产党的票并非为钱，而是因为其它各种各样的原因）。换句话说，一旦从细节上深入地设想了对讨论“民主是不是当务之急”的问题真正有意义的那种民主普选情境之后，越是对国民素质看低的观点，越难以在直觉上得到支持。

（2.3）但是“收买价格”再怎么调高，似乎总有一个限度；诚如韩寒所说，实在不行，共产党完全可以把一年税入十万亿全部拿来收买人心，给五亿选民每人发两万。总之，如直觉结论B所述，只要现实利益的诱惑“足够大”，大部分人绝对会乖乖卖出手里的选票——没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只有开得不够高的价码。虽然这种犬儒主义的断言其实并非初看上去那样不证自明，背后隐藏着许多已经过时的心理学假设，不过为了分析的简便起见，让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也姑且承认在关于民主普选的思想实验中，共产党只要给每个人发两万块钱，就的确能够买到五亿张选票。问题在于，倘若这就是“共产党买票”情境所能达到的结论，那它在多大程度上还能构成对“国民素质”的批判？

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选举本身就是一个用选票换取合理利益（或换取对利益的预期）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并不能穷尽民主的全部作用与意义）。之所以投某个政党或某位候选人的票，一个重要原因自然是预期该政党或候选人当政后能够为其选民带来充分而合理的利益回报（当然，这里所说的利益并不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广义上的利益，包括社会秩序维护、制度改良、对个体权利更好的保障、以及特定信念的推广等等）。我们之所以有理由将现今一些民主国家中实际存在的买卖选票行为视作选举舞弊（而不是把“选票换钞票”与“选票换公共设施建设”、“选票换执政后推动减税方案”等等常见的民主过程简单等同起来）、并将买卖选票行为的参与者视作素质低下，其关键并不在于此过程是否涉及用选票交换利益，而在于所交换利益的性质、程度是否合理，以及利益交换过程是否满足基本的程序公平。从直觉上看，每当大选来临时就拿出一年十万亿税收，给五亿选民每人发两万，这种行为与现今一些国家实际存在的（廉价的、局部的）买卖选票行为似乎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同样都是“以钞票换选票”；但是如果考虑两者在金额与范围上极其巨大的差异，则从直觉上看，至少在选票所交换利益的程度（可能还包括利益的性质）方面，其合理性必然会受到某种影响。

对这个问题的深入分析涉及到复杂的政治理论问题，在此无法展开，让我们先回到“给五亿选民每人发两万”这个情境上来，看看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否真的在直觉上支持“国民素质低下”的结论。当然，这里仍然需要对思想实验的细节做出必要的限定：除了前面所说，为使讨论有意义，假想中的民主普选所要满足的几个条件外，显然我们还需要至少两个假设，一是思想实验中的国民经济状况与当前大体一致（以保持“每人两万块”的实际意义不变），二是假想中的民主选举并非空谷绝音，而是此后经常性、周期性民主普选的开端，换句话说，不是让大家选“由哪个党从此独裁下去”，而是选“让哪个党在接下来的四年（或者五年）里当政”。现在，假如在每四年一次的选举里，共产党为了买到五亿选票，情愿把一年十万亿税收全部花在选民身上，而不是大部分落入不知道谁的钱包；假如有五亿选民每四年就能平白领到两万块钱（相当于人均年收入净增五千元）——假如五亿选民同意这种“收买”，从直觉上看，恐怕倒是个相当合理的选择，非但不能由此说明国人的素质低下，反而恰恰说明了民主选举（即便是问题重重的选举）能够给普通人带来了怎样切实的好处。

总结起来，“共产党买票”思想实验所诉诸并强化的结论B，即“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素质太低，只要获得的利益足够大，他们就会把手里国家主席选票卖给共产党”，其直觉上的吸引力只不过来自于“足够大的利益”这种含混的表述。假如我们深入分析“收买”绝大多数国人究竟需要多大的利益，就会发现，如果把所需的利益想小了，这种说法就显得不再靠谱；而假如用来收买的利益真的足够大，那么“被收买”的结果就不再蕴含国民素质的低劣。

（3.1）在分析韩寒整段话的结论之前，不妨先考虑一下对前面分析的如下质疑。有人或许会指出，前面对“共产党买票”思想实验的批评从头到尾都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共产党花钱买选票的方式就是直接给五亿选民发钱这种笨办法。其实共产党完全有别的花钱办法，比如用五百亿投放竞选广告、给基层员工加薪水鼓励他们挨家挨户跑宣传，等等。显然，共产党比其他各路候选人财大气粗得多，完全可以靠这些办法间接地『买』到五亿张选票，如果我们把“买”字的含义理解得更广泛的话。所以不管『有识之士』们如何努力，最后的赢家肯定是共产党派出的代表。

这种说法当然是没错的，不过问题在于：假如共产党真的把钱都投在投放竞选广告、跑宣传等等上头，这本身就意味着共产党或多或少地接受了民主游戏的规则、在参与竞选的过程中主动被动地经历着自身的转型。既然如此，是否能够在首次普选中就把共产党拉下马，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事实上，韩寒在这个问题上的混淆，恰恰是他会从其（本就问题重重的）思想实验结果得出“民主不是当务之急”这一结论的关键。韩寒的原话是这样的：『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显而易见，他的推理过程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只有在能够把共产党选下台的时候，推动普选才是当务之急；并且显而易见，这个前提是毫无道理的。诚然，从长远上看，民主化最终必然会导致政党的轮替，或者说如果政党从来没有轮替过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就不算彻底告成（所以在一些政治学者看来，日本直到1993年自民党首次下野时，才算真正走完了民主化的过程）。但民主化过程从来不是、也从来不要求“毕其功于一役”，试图在第一次普选、甚至头几次普选中就完成政党轮替。能够成功推行普选，能够逼迫执政党或多或少地接受民主游戏的规则，这本身就是民主化过程中的重大进步。只要普选过程体现了足够的程序正义，只要参选、竞选、投票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只要持续存在的民主机制能够对上台的政治人物发挥约束力与问责力，那么是不是共产党的代表获胜，又有多大的关系呢？看来，对民主以及民主化过程的不恰当想象，才是导致认为“民主不是当务之急”的根源所在。

（3.2）最后，对“当务之急”这个概念还需要做一个补充。当我们用“当务之急”去描述一件事时，潜台词往往是，在完成这件事之前，别的事情统统都可以搁在一边不管。换句话说，对“当务之急”一词的使用往往隐含着对事件之间某种排他性的假设（尽管这种假设并不内在于这个概念本身）。于是会出现类似韩寒文章里那种“『中国的当务之急』到底是推进民主，还是推进自由，还是推进司法改革，还是推进军队国家化，还是……”之类的争论。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争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伪争论。

首先，尽管这些价值在概念上各各不同，但实践中对它们的诉求与推进却往往是复杂互动、相辅相成的过程（就像前面对民主普选真实性、严肃性、有效性、利益攸关性等条件的分析所暗示的，这些条件虽然与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诉求并不完全等同，但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价值的实现有所要求；反过来，如果不持续保持民主参与的压力，即便暂时获得新闻自由之类，也不过是当权者可以随手收回的恩赐而已）。想要给一个转型过程划下明确的时间表，譬如“从今年开始五年内我们所有人只争取新闻与出版自由，别的暂且不谈；五年到十年内争司法改革，别的都放一边；……；最后等一切条件就绪时，在五十年上实现民主普选”之类，一方面纯粹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其实也在抹杀社会群体与诉求的多元性。

更何况，倘若推进民主、推进自由、推进司法改革、推进军队国家化等等竟然真的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和先后顺序，那说明这个体制本身已经自觉自愿走在变革的道路上了；反过来，对于尚处于有待变革的体制中的人们来说，恰恰是因为当前的体制与政治权威不论对自由民主还是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统统秉持拒绝的态度，才更显出民主化过程中多元诉求的重要性：有的人更关注自由问题，有的人更关注司法改革问题，有的人更关注民主问题，正是因为有着来自各个方面的诉求与行动，才能形成使当权者疲于应付的合力，从各个角度产生或多或少的突破；而各个角度上的这些突破之间又构成互动，相互加强，从而最终导致体制的整体转型。

在对《谈革命》中的这一段落进行个案分析之后，可以发现，单纯地通过运用常识与直觉来思考政治与社会问题，一大困难在于如何避免这一过程中的各种思维陷阱。日常经验的局限性与片面性、直觉的模糊性、内在的心理偏见与错觉、推理中的隐含预设，这些都会误导我们做出看似可靠实则荒谬的判断而不自知。诚然，一般时评政论文章的写作往往讲究时效性，讲究风格上的短小精悍简洁犀利，不必要也不可能对常识与直觉的运用做冗长的推敲，但对于有意深入思考政治社会问题的人而言，有意识的反思就是不可或缺的了。

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

心理学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认知是在描述层面上对现象的观察、归纳、分析、解释，而道德则在规范层面进行善恶褒贬的判断。认知是认知，道德是道德，认知能力本质上与道德无关；具体的认知过程也许会遭到道德判断的少量“污染”，但若想达到“纯粹”的认知，就必须把道德对其的干扰排除出去。

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遭到了“实验哲学”运动领军人物、耶鲁大学教授Joshua Knobe为首的挑战。Knobe等人的实验显示，道德判断不仅不是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反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认知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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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传统观点，就必须证明以下两点：一，人类的认知过程并非偶然地受到道德判断的影响，而是与道德判断存在广泛普遍的联系；二，这种联系无法用“纯粹”认知被道德判断“污染”这种传统观念来解释，而必须理解为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之间内在的构成性关系。

Knobe (2003) 首先就人们对行为意图的认知进行了如下实验，以表明人类认知与道德判断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实验者向被试们分别随机发放两份略有不同的书面材料。一份材料上写的是：

公司的副总裁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请示道：“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上马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利润，同时也会破坏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什么破坏环境不破坏环境。我只想赚更多的钱。你这就去把项目给我搞起来。”

于是新项目就此上马。当然，环境也受到了破坏。

请问：这位董事长是否有意地破坏了环境？

另一份材料上则写道：

公司的副总裁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请示道：“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上马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利润，同时也会改善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什么改善环境不改善环境。我只想赚更多的钱。你这就去把项目给我搞起来。”

于是新项目就此上马。当然，环境也受到了改善。

请问：这位董事长是否有意地改善了环境？

有趣的是，在拿到第一份材料的人中，绝大多数认为这位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相反，在拿到第二份材料的人中，绝大多数不认为这位董事长有意地改善了环境。换句话说，在其余所有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对行为者意图的认知却仅仅因为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随后的实验还表明：首先，道德判断对意图认知的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和环境后果有关的道德判断，甚至不局限于对那些能够造成副作用的行为的道德判断，而是任何道德判断都带有的(Cushman & Mele, 2008; Nadelhoffer, 2005)；其次，这种效应也不局限于对“意图”的认知，而是出现在所有对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比如“他决定……”、“他希望……”、“他选择了……”、“他为了……而……”、“他通过……来……”等等）的认知中(Pettit & Knobe, 2009; Tannenbaum et al., 2011)；最后，这种效应是不分种族、文化、语言 (Knobe & Burra, 2006)、甚至不分年龄和心理成熟水平的——把实验简化后找四岁的小孩来参加，照样得到类似的结果(Leslie et al., 2006)。

除了影响对心理状态的认知外，道德判断也影响到人们对事件因果性的认知。Knobe与Fraser (2008) 设计了这样一份问卷材料：

哲学系门房的桌上总是放着很多圆珠笔。门房规定这些笔专供教务助理们取用，而教员们则必须自己带笔。

教务助理们一般都会从桌上拿笔用。不幸的是教员们也照拿不误。门房不断给他们发邮件，提醒他们只有教务助理才有权拿走这些笔。

星期一早上，一位教务助理在门房碰见了史密斯教授。两人都从桌上拿了笔。当天稍后的时候，门房急需填写一份重要的文件……但是问题来了。桌上一支笔都不剩了。

面对这份材料，绝大多数被试认为史密斯教授是造成门房当天没有笔用的原因，但是不认为这位教务助理是造成门房当天没有笔用的原因，尽管他们同样都在那天早上从桌上取了笔。可见对史密斯教授和教务助理各自行为的道德判断，影响了对事件因果性的认知。

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不断被新的实验证实。譬如除了心理状态描述与因果认知外，道德判断还渗透到我们对什么是“知识”(Beebe & Buckwalter, 2010) 、“天然”(Martin, 2009)、“幸福”(Phillips et al., 2011)、“自由”(Phillips & Knobe, 2009)等等各方面问题的认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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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影响？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道德能力与认知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那么道德判断对认知的这种影响，就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污染”，也就是说，认知能力本质上是非道德的，只不过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使得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不自觉地带入了道德判断，进而得出了错误的认知结论；要达到正确完美的认知，就要想办法把道德因素从认知过程中清理出去。

对于为什么道德判断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如此普遍，传统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若干假说并试图加以实验验证，其中看起来最符合直觉、可检验性也最高的是“动机偏见”假说和“会话实用主义”假说。

动机偏见假说来自这样的生活经验：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与判断经常因为自身的动机或倾向而被扭曲(Kunda, 1990; Ditto et al., 2009)。假设你是一个鉴赏能力出众的影评人，写一手中公坦客的好影评。但你对某电影导演曾经几次与你如今的爱人以生命的原初形态谈人生谈理想始终不能释怀，因此但凡是他的电影，你就不由自主地吹毛求疵明褒暗贬。这里你的鉴赏能力本身仍旧独立于你对该导演的好恶，但是你的具体鉴赏判断却被后者所扭曲。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是否也类似地来自于我们的动机偏见，比如，对破坏环境的商业活动直觉上的厌恶、或对不顾门房三令五申而拿笔的教授们的责备之情呢？

首先，假如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只不过来自对已有情绪反应的事后合理化造成的“污染”，那么在缺少正常情绪反应能力、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的表现与一般人大相径庭的那些人（比如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中间，就应当观察不到对认知的这种“污染”。然而Young等人(2006)的实验结果却表明，这些患者表现出的道德判断对认知的影响模式与正常人并无二致。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重新设计问卷的方式来排除动机偏见，比如在上述圆珠笔情景中，将“星期一那天门房需要用笔填写一份重要文件”改成“星期一那天门房本来计划好要用笔刺瞎系主任的眼睛”，然后问被试是教务助理还是史密斯教授导致门房没法刺瞎系主任的眼睛（换句话说，谁是使得一件刑事犯罪消弭于无形的原因），答案仍然会是史密斯教授，尽管比起教务助理，史密斯教授的行径才更可责备(Knobe, 2010)。

动机偏见无法解释道德判断对认知的这种影响模式，传统观点的支持者又提出“会话实用主义”假说(Adam & Steadman, 2004; Driver, 2008)。这一假说来自这样的生活经验：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常常根据语境对会话中某个概念的意义与使用方式作出不同的猜测，以期能够更好地相互交流。假如你是一个合格的中国网民加足球迷，你一定知道“影帝已经好一阵子没出来流泪了啊”和“影帝上周对皇马的比赛里表现不错”里头的“影帝”分别指谁，至少知道不是指刘德华和汤姆汉克斯。类似地，那些被试之所以会回答说“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以及“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改善了环境”时，是否因为他们（自作聪明地）以为当实验者使用“有意地”这个词时，所指的其实并非董事长的意图，而是指其行为后果的恶劣程度，并由此做出“符合”实验者会话目的的回答？

和对动机偏见假说的检验类似，对会话实用主义假说的检验也至少存在病例研究和修正问卷两种方式。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在理解会话语境以及概念的微妙运用方面存在障碍，往往只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概念，但Zalla与Leboyer (2011)的实验表明，这些患者在道德判断对认知的影响模式上与常人一般无异。Nichols与Ulatowski (2007) 则将“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破坏了环境”改成消除了会话歧义的表述方式——“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并且他必须为此负责/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破坏了环境但他仍需为此负责”——重新实验，发现结果并未因此而改变。可见认知过程中普遍的道德影响也不是会话实用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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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传统上将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截然二分、把道德对认知的影响视为“污染”的观点无法经受实验检验，我们就必须考虑道德能力为何、以及如何在根本上参与了认知能力的构成。

我们知道，认知过程涉及到对海量信息的分类处理、关注其中一小部分而忽略绝大部分。以因果性为例，一个事件的发生总是无数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只会把其中一个或者一小部分称为这个事件的“原因”，而把剩余因素忽略处理或顶多看作事件的“条件”(Lewis, 1973; Hall, 2004)，因为倘不如此，我们就要面对远远超出认知负荷的信息量（想象一下我们一般是如何给“一栋房子被闪电劈中着火”这个事件归因的——因为运气不好？因为没安避雷针？因为盖房子时没有用不可燃材料？因为空气成分中有21%的助燃剂？因为几个月前太平洋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引起了复杂的气候变化？还是因为……等等等等）。区分“原因”与“条件”、并忽略剩余作用因素，就意味着判别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关紧要”或者“无关紧要”的，而这种判别只有依赖内在于认知的判别标准才得以一致地进行。这些内在判别标准包括不同因素的可控性、时间上的晚近性、统计学频率、控制不同因素能够带来的效益、对不同可能状况的加以想象的理智程度等等，以及与本文相关的，不同因素的道德相关性(Kahneman & Miller, 1986; McCloy & Byrne, 2000; Byrne, 2005)。这些标准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在面对海量信息时迅速忽略相关性不高的因素，关注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从而有效地完成对事件的认知。

至于道德判断究竟以何种方式具体参与了认知能力中内在标准的构建，研究者们对此尚无定见。以对意图的认知为例，Knobe (2010)猜测其心理图式并非简单的“认为有意”与“认为无意”两极，而应表示为一条连续的数轴，其上存在一个“基准点”，只有对行为者意图的判定值明显地高于此基准点时，人们才会对其行为作出“有意”的认知。由于基准点本身必然地带有道德性质，道德判断可以通过调整基准点而改变人们对意图的认知结果。虽然Knobe的这一具体模型还有待实验检验，但仅就道德能力构成性地介入了认知能力这一点而言，其发现对认知心理学以及道德心理学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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