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19日星期日

“在我看金瓶梅都会流泪的时候”

正飲酒中間,忽見雲生東南,霧障西北,雷聲隱隱,一陣大雨來,軒前花草皆濕。正是:江河淮海添新水,翠竹紅榴洗濯清。少頃雨止,天外殘虹,西邊透出日色來,得多少微雨過碧磯之潤,晚風涼院落之清。只見後邊小玉來請玉樓。玉樓道:『大姐姐叫,有幾朵珠花沒穿了。我去罷,惹的他怪。』李瓶兒道:『咱兩個一答兒去。奴也要看姐姐穿珠花哩!』西門慶道:『等我送你們一送。』於是取過月琴來,教玉樓彈著。西門慶排手,眾人齊唱<梁州序>

「向晚來,雨過南軒,見池面紅粧淩亂。聽春雷隱隱,雨收雲散。但聞得荷香十里,新月一鈎,此景佳無限。蘭湯初浴罷,晚粧殘,深院黃昏懶去眠。[]金縷唱,碧筒勸,向冰山雪檻排佳宴。清世界,能有幾人見?

柳陰中,忽噪新蟬,見流螢飛來庭院。聽菱歌何處,畫船歸晚。只見玉繩低度,朱戶無聲,此景猶堪羨。起來素手,整雲鬟,月照紗廚人未眠。 [合前]

<節節高>漣漪戲彩鴛,綠荷翻,清香瀉下瓊珠濺。香風扇,芳沼邊,閑亭畔,坐來不覺人清健。蓬萊閬苑何足羨![]只恐西風又驚秋,暗中不覺流年換。」

    眾人唱,不覺到角門首。玉樓把月琴遞與春梅,和李瓶兒同往後去了。潘金蓮遂叫道:『孟三兒,等我等兒,我也去。』纔待撇了西門慶走,被西門慶一把手拉住了,說道:『小油嘴兒,你躲滑兒,我偏不放你。』……兩個頑了一回,婦人道:『咱往葡萄架那裡投壺耍子兒去來!』于是把月琴跨在肐膊上彈著,找<梁州序>後半截:

「清宵思爽然,好涼天,瑤臺月下清虛殿。神仙眷,開玳筵,重歡宴。任教玉漏催銀箭,水晶宮裡笙歌按。[合前]只恐西風又驚秋,不覺暗中流年換!

 <尾聲>光陰迅速如飛電,好良宵,可惜漸闌。拼取歡娛歌笑喧。」

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今生能有幾?不樂待如何!

再看一遍金瓶梅,对这一段忽然深深感动,喉咙里臃肿的感觉。金和红楼梦结构上相当不同,红楼直到断臂的80回,虽然也有阴霾的时候,大体上还是卿卿我我,暖暖融融。金呢,前六回基本照搬水浒,可以不论,死了武大;接下来尽管发配了武松,气死了花子虚,逻打了蒋竹山,递解了来旺,逼死了宋惠莲,仿佛总是家外的事;潘金莲、李瓶儿被西门庆殴打,吴月娘与西门庆交恶,也总能误会澄清,重归于好。担着一颗心,却又轻松下来得的感觉。然而27回,李瓶儿翡翠轩里告诉西门庆自己有了身孕,却被潘金莲偷听——27回以后,行文还是家常而琐碎地蛇行着,感受不到风暴的迫近,风暴眼已然无息地移至跟前,李瓶儿生子成了盍家里悲惨世界的导火索。于是在这27回发生的一举手一投足,便拥有了在我眼里的所有象征意味。西门家众人团圆的欢乐向来是正襟危坐的,宴席式的,可是今天忽然有了兴致,孟玉楼弹月琴,“西门庆排手,众人齐唱《梁州序》”,“不觉到角门首”,在我脑海里,仿佛一行七八人合着节拍,大踏步齐刷刷开走,暖洋洋嬉笑在脸上。那短暂的欢乐呵……简单而铺陈着繁华的歌词,让我想起那首《样样红》:“青春少年是样样红,只是太匆匆,镏金岁月,人去楼空……能不能愿昼吉祥,夜吉祥,愿用家财万贯,买得太阳不下山……”逐句读下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痛心……雨过南轩,见池面红妆凌乱……此景佳无限……金缕唱,碧筒劝……清世界,能有几人见……见流萤飞来庭院……听菱歌何处,画船归晚……只恐西风又惊秋,暗中不觉流年换……玉漏催银箭……好良宵,可惜渐阑……拼取欢娱……今生能有几……一个字一个字地痛心,痛心呵……

2004年5月31日星期一

从魏郡兵反看初平三、四年间的河北交争

上篇  魏郡兵反

界桥之战以后的河北战局,在史籍中只是以零星的资料存在,并没有完整和全面的描述;而关于界桥一战对公孙瓒政治生命的意义,在史书中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一些地方说,公孙瓒在其后不久就“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后汉书·袁绍传》),开始采取守势,而另一些地方又认为他“尽有幽州之地”后,“猛志益盛”(《后汉书·公孙瓒传》)。到底孰是孰非?公孙瓒在界桥之战以后对河北的争夺又采取了哪些军事行动?这些行动的效果如何?界桥之战是否真是公孙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袁绍与其在河北交争的情况又是怎样?……本文拟从魏郡兵反这一事件的两种不同记载入手,对初平三、四年间的河北战局作出力所能及的梳理。

对于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与《后汉书·袁绍传》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载。《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的说法是:

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邺城,遂杀太守栗成。……绍到,遂屯斥丘,……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邺。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

而《后汉书·袁绍传》则说:

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绍还,因屯斥丘……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觽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

也就是说,前者以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而后者则以为在初平四年。
《资治通鉴》在这一问题上全盘采用了《后汉书》的说法即“初平四年说”,而后世学者中似乎少有人加以辨正;偶有注意者,也是一笔带过,如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说:“范书绍传,绍大会薄落津及讨平魏郡、黑山诸贼,皆在初平四年天子使赵岐和解之后,通鉴从之”,对通鉴为何“从之”,却并未关心。
然而我却以为,在这一问题上,《资治通鉴》恰恰是采纳了错误的说法;并且,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事件,与界桥之战后整个河北交争的局面有着密切的关系,魏郡兵反的成败,其重要性不亚于界桥之战,甚至更要在其之上。因此,对其发生时间,更有辨明的必要。
《资治通鉴》采用了四年说,并不就说明初平四年说是正确的。首先,该书中考异出错之处比比皆是,其次,胡三省作注时,也并没有提到此处采用的理由。我的猜测,《后汉书》中言之凿凿的时间(“三月上巳”、“六月”),对编纂编年史的史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何况一个是“正史”,一个只是“注”,《资治通鉴》的编者自然会倾向于采用《后汉书》的说法。——然而事实上,《后汉书》此处说法全本于袁宏的《后汉纪》(原文与《后汉书》相同,兹略),也就是说,“三年说”和“四年说”的正误,其实只是《英雄记》与《后汉纪》的正误而已。《英雄记》作者王粲(177217)为汉魏时人,而《后汉纪》作者袁宏(328~约376)为东晋人,因此至少后者的记载并不具有更天然的可靠性——这一点后文还会论述。

先来解决两个看似支持“初平四年说”的论据。

第一个论据——我们注意到,《后汉书·袁绍传》在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之后,接叙了“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一段,是《英雄记》中所无。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袁绍、张燕争夺冀州的战争》中认为:“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从《后汉书》到《资治通鉴》,都把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与大战张燕联系在了一起,作为同一次军事行动看待,这是和《英雄记》的不同。
与张燕作战的时间是在哪一年?这可以从史料中分析出来。《三国志·吕布传》中说:“北诣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遂破燕军”;《后汉书·吕布传》说:“有顷,布得走投袁绍,绍与布击张燕于常山……连战十余日,遂破燕军”,可见与张燕的作战是有吕布参与的。而《三国志·吕布传》注称“臣松之案英雄记曰:诸书,布以四月二十三日杀卓,六月一日败走,时又无闰,不及六旬。”并且吕布出武关之后,先诣袁术,再投袁绍(若按《后汉书·吕布传》的说法,在投袁绍之前吕布还曾“复去从张杨于河内”),假如与张燕之战发生在初平三年,时间上未免仓促;另一方面,兴平元年吕布就和张邈、陈宫一同开始和同曹操的作战,更是无暇助袁绍攻打常山。因此,袁绍、张燕之战,应当是发生在初平四年无疑。
那么,既然此战发生于初平四年,而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一脉相承,岂不是证明了魏郡兵反的确是发生在四年?
非也。需要注意的是,从魏郡兵反到常山作战的一脉相承,只是持“初平四年说”的《后汉纪》-《后汉书》-《资治通鉴》的说法,在《英雄记》中并没有提及。也就是说,持“初平三年说”,就意味着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军事行动与常山作战并非同一次,前者发生在初平三年,后者则发生在四年,而“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的说法只是和稀泥而已。
从哪里可以证明两者不是同一次行动?——这可以从吕布的行踪推断出来。以诸书相参,吕布只参加了对张燕的作战,并没有参与讨于毒、诸贼的战斗,因此,吕布投靠袁绍的时间,当在讨于毒之后、战张燕之前。而如果按《后汉书》的说法,袁绍从斥丘出发,“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以后,就一直“寻山北行”,以至“战于常山”,并未回军,吕布何以半途加入?当如《英雄记》所说,袁绍在“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之后,先“复还屯邺”,回军休整,吕布当在这段时间内加入袁绍,共同进行初平四年对张燕的战斗,才更加合理。

第二个论据,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中提出,“勾结‘黑山贼’,占据邺城,一举颠覆袁绍的统治,这即是麹义的图谋……麹义由于阴谋暴露被杀,应该是在‘魏郡兵反’之前,不可能在其后,《英雄记》和《后汉书》的记载,都安排在袁绍对‘黑山贼’作战结束之后……应该是失当的。”——如果方先生的论述成立的话,则魏郡兵反应该发生在初平四年了。因为初平三年春袁绍依靠麹义打赢了界桥之战,三月以前就以“阴谋暴露”杀了麹义,无疑是不可想象的。
然而,方先生的论述很难成立。不仅《英雄记》和《后汉书·袁绍传》都把麹义被杀一事安排在结束对黑山贼的作战之后,而且从别处的记载中,也可以相参证实。《后汉书·公孙瓒传》:“乌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麹义合兵十万,共攻瓒。”《三国志·公孙瓒传》也说“袁绍又遣麹义及虞子和,将兵与辅合击瓒。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鲜于辅、刘和为刘虞报仇、出兵攻打公孙瓒,当在刘虞死后,而据《后汉书·献帝纪》,“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在四年九月,可知麹义至少在四年九月仍在带兵攻打公孙瓒。另《后汉书·公孙瓒传》又说“相持岁余,麹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觽数千人退走”,甚至提供了麹义直到建安元年还活着的可能性——不论如何,都远在魏郡兵反之后。方先生以《三国志·公孙瓒传》引《汉晋春秋》袁绍与瓒书中“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会麹义馀残,畏诛逃命,故遂住大军,分兵扑荡”一句来证明魏郡兵反的军队是“麹义馀残”,证据是不充分的。
既然麹义并不一定死在魏郡兵反之前,则魏郡兵反的发生时间也没有迟至初平四年的必要。

解决了以上两个反证后,我们来看看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的证据。

《三国志·武帝纪》:“(初平四年春)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馀贼及于夫罗等佐之。”《后汉书·袁术传》:“四年,术引军入陈留,屯封丘。黑山余贼及匈奴于扶罗等佐术,与曹操战于匡亭,大败。”——我们注意到,这里提到黑山贼的时候,均不提首脑姓名,而以“余贼”代之,这与“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一类的说法大相径庭。
方先生认为“黑山馀贼”指的是“在上年为曹操所大破的残军余部”,这是不确的。因为据《武帝纪》的记载,初平二年“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十馀万众略魏郡、东郡”后,曹操先是“击白绕于濮阳,破之”,三年春又“要击眭固,又击匈奴于夫罗于内黄,皆大破之”,而与于毒部却一直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闻之,弃武阳还”,用围魏救赵的方法解了东武阳之围;其次,匈奴于夫罗也被曹操大破,但此处并不言“匈奴余贼”而仍称“匈奴于扶罗”,可见“黑山余贼”并非是由于被曹操大破才这样称呼。
考《三国志》中在类似意义上称“馀贼”另有两处,一是《臧霸传》“又与于禁讨昌豨,与夏侯渊讨黄巾余贼徐和等”,一是《徐晃传》“太祖还邺,使晃与夏侯渊平鄜、夏阳馀贼,斩梁兴,降三千馀户。”后者与《夏侯渊传》“围遂、超馀党梁兴于鄠,拔之,斩兴”相参,可见“余贼”都是在首脑溃败,剩余残部负隅顽抗的意义上说的。那么“黑山余贼”,也当意味着于毒已经身亡或溃逃。而溃逃是不可能的,在文献中也无记载,只能是身亡,也就是“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这就是说,在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作战之前,于毒已经被袁绍所杀——自然,破斩于毒应当是在初平三年。
其次,《三国志·袁术传》:“引军入陈留。太祖与绍合击,大破术军。”可见,初平四年春曹操与袁术的作战,袁绍至少是部分地参与了其中。如果是这样的话,“四年初,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绍于是引军南还。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在时间上就有了冲突了。
再次,假如初平四年春黑山贼正在受曹操打击,又如何有能力在同时占据邺城?这也是初平四年说所不能解释的。
作为旁证,《三国志·董昭传》提到:“绍逆公孙瓒于界桥,钜鹿太守李邵及郡冠盖,以瓒兵强,皆欲属瓒。绍闻之,使昭领钜鹿……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讫白绍,绍称善。会魏郡太守栗攀为兵所害,绍以昭领魏郡太守。”李邵欲属瓒当在界桥之战开始之前,也就是初平二年末,而董昭“事讫白绍”之后即领魏郡太守,中间相隔也不会太久,亦当以初平三年为宜。另一方面,“昭欲诣汉献帝,至河内,为张杨所留……时太祖领兗州,遣使诣杨,欲令假涂西至长安,杨不听”,而《三国志集解》武纪初平三年冬“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条下按称“操是时纳毛玠之言,遣使至长安,董昭、钟繇皆为操道地”,郝经《续后汉书·曹操传》也说“(初平三年)冬十月,治中从事毛玠劝操奉天子以令不臣,乃遣使西入傕、汜。傕、汜厚加报答。”倘若初平四年才发生魏郡兵反事件,董昭何以可能劝说张杨放行曹操使者?
(至于与公孙瓒的军事行动相关的其它证据,将在下篇中进一步讨论。)

因此,可以推断,魏郡兵反是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也是在初平三年,与发生在初平四年的大战张燕是两次独立的军事行动。
那么,《后汉书》和《资治通鉴》——或者毋宁说袁宏的《后汉纪》,为什么会把魏郡兵反等事与对张燕的作战联系在一起,并归入初平四年呢?这就涉及到史籍里张燕在黑山诸贼中的地位问题。
《后汉书·朱儁传》说: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闲,不可胜数……贼帅常山人张燕,轻勇趫捷,故军中号曰飞燕。善得士卒心,乃与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觽至百万,号曰黑山贼。

从这一段看起来,似乎张燕乃是“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唒之徒”的“贼帅”,是“黑山贼”的统领。(前引方先生所说“对于‘黑山贼’于毒等人与袁绍的作战……《英雄记》中没有提到‘黑山贼’首领张燕……这可以给《英雄记》作补充”一段话,也把张燕作为“‘黑山贼’首领”看待。)
然而,对比这段话的原出处,却发现在叙述上有着细微易于忽略的不同。《三国志·张燕传》注引《九州春秋》说:

张角之反也,黑山、白波、黄龙、左校、牛角、五鹿、羝根、苦蝤、刘石、平汉、大洪、司隶、缘城、罗市、雷公、浮云、飞燕、白爵、杨凤、于毒等各起兵,大者二三万,小者不减数千。灵帝不能讨,乃遣使拜杨凤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后遂弥漫,不可复数。

这里并没有提到张燕为“贼帅”。而《三国志·张燕传》中说:

博陵张牛角亦起众,自号将兵从事,与燕合。燕推牛角为帅……牛角死,众奉燕……其后人众寝广,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

此处所谓“众奉燕”作“贼帅”,仅仅是做张牛角一部的贼帅而已。可见《后汉书·朱儁传》“贼帅常山人张燕”的叙述,是将《九州春秋》与《三国志·张燕传》综合,误解了“贼帅”的含义得出的。
《三国志·张燕传》注引《典略》又提到:

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其饶须者则自称于羝根,其眼大者自称李大目。

与前引《九州春秋》相参可知,在《九州春秋》与《典略》中,张燕与张白骑、李大目、于羝根、白爵、杨凤、于毒等人是并列而非统属的关系,他们均是“中山、常山、赵郡、上党、河内诸山谷寇贼”,相互间“更相交通”,真正从属于张燕的,只有“小帅孙轻、王当”等人,而这些人是没有资格列名于上述首脑之间的。
张燕之所以被误认为是黑山贼的首脑,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他在黑山贼中是势力较大的一支,“人众寝广”、“众至百万”;其次他曾受朝廷的招安,“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三国志·张燕传》)因此即使在当时,也常有人用“张燕”来作为对“黑山”的指代,如《三国志·袁绍传》:“从事沮授说绍曰:‘……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然而这仅仅是指代而已,并不说明黑山诸贼都是张燕的属下。从史书的称引来看,黑山各部往往是自行行动的;并且张燕的“平难中郎将”也只是个空头衔而已,杨凤就曾经被朝廷任命“为黑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计吏”,但黑山贼仍旧是“后遂弥漫,不可复数”,可见诸贼根本不吃这一套。
在所引诸书中,《典略》作者鱼豢是魏时人,《九州春秋》作者司马彪是西晋人,《三国志》也是西晋书,距离黄巾、黑山的时代较近,较为了解纷繁复杂的诸贼名号之间的关系,而张璠《汉纪》、袁宏《后汉纪》却都已经在东晋,《后汉书》更是晚到刘宋,只能靠参考前人记载整理成文,所以出现上述错误并不奇怪(其余如把“白波”和“郭大贤”同列,加入“白绕、畦固”等,也是由于距当时较久,已不熟悉具体情况的缘故,前贤多有考证,兹不赘)。而正因为从《后汉纪》到《后汉书》都把张燕误认为是黑山诸贼的“贼帅”,也就自然把袁绍讨破于毒、进击诸贼的行动同“遂与黑山贼张燕及四营屠各、鴈门乌桓战于常山”联系在了一起,而归入了初平四年。

写了这么长,可以稍微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了:

首先,魏郡兵反一事,发生在初平三年,袁绍因此“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围攻五日,讨破于毒,将其斩首,并趁势“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大胜而归,“复还屯邺”。大概在同年年底或第二年初(关于这一时间,我可能在后续文中加以考证),吕布前来投靠。初平四年初,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到来,袁绍与公孙瓒之间暂时“和解”,各自息兵;同时“黑山余贼”协助袁术与曹操作战,大败,袁绍可能在另一战场上协助曹操进行了牵制。此后袁绍、吕布发动了对张燕的进攻。
其次,《英雄记》、《九州春秋》等书,由于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其记载基本上是可靠的。而《后汉纪》、《后汉书》因为误解了张燕与其余黑山贼的关系,遂将袁绍在初平三、四年间对黑山贼的两次军事行动合为一次,也就把魏郡兵反的时间错归在了初平三年。

那么,发生在初平三年的魏郡兵反,对袁绍公孙瓒之间的河北战局,又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呢?

下篇  河北交争

界桥之战后,同年公孙瓒与袁绍的交战大致有这样几次:a.《后汉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b.《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死者七八千人”;c.《三国志·武帝纪》:“袁术与绍有隙,术求援於公孙瓒,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屯发干,以逼绍。太祖与绍会击,皆破之”;d.《后汉书·公孙瓒传》:“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理清这几次战役的先后顺序及相关性,是分析河北战局的前提。

先来看龙湊之战。
对这一战役的最早记载,是《三国志·公孙瓒传》所引《汉晋春秋》“袁绍与公孙瓒书”的“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一句。从这封信中可以直接推出的只有一个结论,即龙湊之战发生在界桥之战以后,连两次战役相隔多久都无从得知。《后汉书·袁绍传》本于《汉晋春秋》,同样前后除界桥外更无其它战役可作时间上的参考。这也造成了两方面的后果:其一,使得后人对龙湊一战的说法最为不一,有认为发生在“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前后的(如元人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有认为发生在“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前后的(这个多见于网络上各论坛,如前些日子版面上转载署名“辽东管宁”的《陶谦》一文),或者干脆在论著中避而不谈的(如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其二,使得后人在转述时擅加臆测,横添枝节,如郝经《续后汉书·袁绍传》中就称,界桥之战后“绍振旅还邺。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我们注意到,这句话的后半与《后汉书·袁绍传》基本相同(少一“敢”字),但“绍振旅还邺”一句,却为《后汉书》所无。
这里便有了第一个问题:界桥一战与龙湊一战之间,袁绍有没有“振旅还邺”?
为解答这个疑问,首先要清楚龙湊究竟在何处。卢弼在《三国志集解》中抄录了诸家说法:

胡三省曰:“龙湊,地名,在平原界;《汉晋春秋》载绍与瓒书曰:‘龙河之师,羸兵前诱……’,则龙湊盖河津也,详味绍书,龙湊宜在勃海界;又袁谭军龙凑,曹操攻之,拔平原,走保南皮,盖在平原界也。”赵一清曰:“《方舆纪要》卷三十一:‘龙湊城在德州东北,盖河津置戍处’;何氏曰‘在平原、勃海间,为河津要口’。”谢钟英曰:“当在今山东济南府平原县南;《一统志》谓‘在德州北’,非也。”

可见龙湊的位置,当在平原、勃海之间。
初平三、四年间的公孙袁氏之争,发生在平原、勃海附近的,“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算一次,“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楷据有齐地”也可以算,而“绍复遣兵数万与楷连战二年”,这二年中恐怕也有大大小小的战役。那么,龙湊之战是否这其中的一次呢?
我认为不是。因为虽然公孙瓒只是“遣兵至龙湊挑战”,并没有亲自参加战斗,但据后文“遂还幽州”来看,公孙瓒应该就在战场附近,此战的失败对他的安全造成相当的威胁,才会败还幽州。而“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公孙瓒并未前来;“连战二年”的时候,他更早已远在幽州,均与叙述不符。若是“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一次,假若公孙瓒真的大败逃归,又如何有能力使田楷“据有齐地”?因此龙湊之战与这些记载均非同时。
《后汉书》中找不到线索,只得回头来看看《三国志》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公孙瓒败还幽州的过程上,二书有着细微的不同:《三国志·公孙瓒传》称,“瓒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而《后汉书·公孙瓒传》只是说,公孙瓒“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如果《三国志》不误,便是《后汉书》忽略了公孙瓒的败军路线:公孙瓒在界桥战败之后,并没有直接退回幽州,而是先到了勃海,才与其从弟公孙范一同回到根据地蓟城。
——于是又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即龙湊之战可能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
以各书相参,发现这是一个相当合理的解释。当公孙瓒与公孙范同在勃海之时,挑起了龙湊之战,战败后“瓒遂还幽州”(《后汉书·袁绍传》),这和“与范俱还蓟”(《三国志·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后汉书·公孙瓒传》)相符;而“不敢复出”的考语,参之《后汉书·公孙瓒传》:“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其中故安、巨马水均在幽州,且其后“乘胜而南”时,公孙瓒并没有亲往,只是派遣了田楷南下,也仍未从幽州“复出”。
此外,《后汉书·献帝纪》称“三年,……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瓒军大败”,《后汉书·袁绍传》却把界桥之战归入二年,并接叙“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似乎不同,但若以龙湊之战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解释,便可知界桥对峙于二年底开始、三年初结束,而龙湊之战则发生在三年初,两处记载也就能融合起来了。
既然这次战役发生在公孙瓒尚在勃海之时,则《续后汉书》说“绍振旅还邺”,显然是错误的——敌人只是界桥一战失利,主力仍在青州,怎么可能“振旅还邺”?这也与上篇所证明的结论(魏郡兵反发生在初平三年)相符,因为按《英雄记》,“绍既破瓒,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便“闻魏郡兵反”,直到清剿于毒以及黑山诸贼之后才“复还屯邺”,在此之前根本没有“振旅还邺”的机会。——于是又反过来证实了龙湊一役发生在“瓒军败走勃海”之时的可靠。
这样我们就理清了时间上的部分线索:

界桥之战→瓒军败走勃海→龙湊之战→瓒遂还幽州→崔巨业攻围故安→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遂至平原→田楷据有齐地→绍与楷连战二年

但这又引出了另外的疑问:首先,从公孙瓒方面看,巨马水之战的大获全胜,自然是扭转了界桥失败以后低落的士气和被动的局面,何以公孙瓒仍然保守幽州、“不敢复出”,却只是派遣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交战?其次,从袁绍方面看,既然界桥、龙湊大获全胜,打得公孙一方丢盔弃甲,即便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甚至在巨马水大败,又怎么会被“攻下郡县,遂至平原”,反而丢失了齐地——这一过程中,袁绍的主力何在,为何毫无应对的举动?

对前一问题,历代史家各有解释,但多是在龙湊与巨马水两战之间舍弃其一,如前叙黎东方不提龙湊一役,而郝经就认为巨马水之战并不是“田楷据有齐地”的原因(由于《续后汉书·公孙瓒传》阙,故无法断定他认为巨马水之战不存在,只能得出这一较弱的命题,但也已经足够)——《续后汉书·昭烈皇帝纪》:“(初平)二年夏六月,袁绍逐冀州牧韩馥,自领州,攻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东十月,瓒表昭烈为别部司马,使为楷拒绍,数有战功,试守平原令……袁绍还兵攻瓒,昭烈与楷东屯齐。瓒败,绍复攻楷,连战逾年”;又同书《袁绍传》:“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复出。绍乃与瓒所置青州刺史田楷连战,士卒疲顿,遂以子谭为青州刺史,楷与战不胜。”从以上记叙可看出,郝经把“田楷据有齐地”的时间从《后汉书》的“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之后提前,移到了初平二年,并且认为袁绍是对公孙瓒、田楷两面作战(“还兵攻瓒”、“复攻楷”等)。“乘胜而南”既不存在,与“不敢复出”自然没有了矛盾。
然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只是在逃避矛盾而已,在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否定史料记载,难以让人信服。我认为,公孙瓒之所以“不复出”,并非畏惧袁绍(或其“克星”麴义)之故,而是将精力转向了首先对付刘虞。
刘虞公孙瓒的矛盾,人所习之,这里便不赘言,只提界桥之战后矛盾的发展。《后汉书·刘虞传》说:

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以告东曹掾右北平魏攸……虞乃止。顷之攸卒,而积忿不已。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公孙瓒的“不复出”,至少有两方面(或两阶段)的原因。
前一方面(阶段),是因为刘虞的“固不许行”。刘虞不答允公孙瓒的军事计划,是在“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前后——《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袁绍与瓒书称“孤辞不获已,以登界桥之役……孤又不获宁,用及龙河之师……后比得足下书,辞意婉约,有改往脩来之言”,所提到的战役只有界桥、龙湊二次,此后的交战便以“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这样的大话代之;在对照前文大致理清的时间线索,可知“瓒累为绍所败”,其实不出界桥、龙湊前后,而“犹攻之不已”,便略相当于巨马水之战、“乘胜而南”、“积尸为京,头颅满野,愍彼无辜”等。可知刘虞的“固不许行”也许从巨马水之战结束后便已开始(至迟也不会晚于赵岐前来和解),因此公孙瓒并没有机会亲自南下。——这是可能的一个原因。
但是,更重要的原因,也即公孙瓒作“不复出”考虑的后一方面(阶段),是当他“筑京于蓟城”,开始防备刘虞以后。前引传文称“虞数请瓒,辄称病不应”、“虞乃密谋讨之”而赖魏攸所止、《三国志·公孙瓒传》称“与范俱还蓟,於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等等,都说明两人的矛盾已经相当激化。在此情况下,公孙瓒当然不可能亲自南下争夺河北,而并非被袁绍打“痿”了,才“不敢复出”的缘故。
有了这样的分析,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后汉书·公孙瓒传》“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的考语了——“猛志益盛”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认为的,只是对传主不实的饰词,事实上,当公孙瓒终于消灭了身边的威胁刘虞,自以为从此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大展身手时,当然会“猛志益盛”。——注意,我说的是“自以为”——至于为何说是“自以为”,且卖个关子,先来看上面所提疑问的第二方面:袁绍当时在做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上篇已经作出了回答——初平三年三月之后,袁绍正被魏郡兵反一事折腾得焦头烂额;此后率军讨破于毒、进击诸贼,自然没有工夫理会东边的田楷。
但是,邺城既为袁绍的大本营,何以却疏于防范,被黑山贼于毒轻易所覆?
《三国志·孙讨逆传》注引《吴录》载孙策致袁术书,有“河北通谋黑山”一句;《后汉书·袁术传》“策闻术将欲僭号,与书谏曰:‘……河北异谋于黑山……’”,其下李贤注“谓袁绍为冀州牧,与黑山贼相连”。魏郡兵反之后,袁绍与黑山便交战不休,可知“与黑山贼相连”当在魏郡兵反之前。这样看来,邺城的疏于防范,正是以为黑山贼与己“相连”,故尔未加防备的缘故。
然则黑山贼又为何要攻打邺城?《三国志·张燕传》说:“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方诗铭先生认为这说明了“界桥之战,张燕曾派军协助公孙瓒”(《三国人物散论·张燕窥伺袁绍的冀州》)。虽然方先生的说法证据并不充足,但我们仍可以猜想,在“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万觽入勃海界,……瓒率步骑二万人,逆击于东光南,大破之,斩首三万余级,……贼复大破,死者数万,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万余人,车甲财物不可胜筭,威名大震。拜奋武将军,封蓟侯”(《后汉书·公孙瓒传》)之后,黑山诸贼就决定了在公孙与袁氏的交争中,把宝押在公孙瓒一方。此后黑山贼在“河北通谋黑山”中仍对袁绍虚与委蛇,直到双方正面交锋后,黑山贼才突然翻脸,北方的张燕派兵相助,而南方的于毒则直捣袁绍老巢,双管齐下,使袁绍根本没有反应的余地。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黑山贼可以算是公孙瓒打入袁绍一方的“内鬼”了。
由此,可以看出魏郡兵反一事在初平三、四年河北交争战局中的重要性了: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发生,使袁绍不能不先专注于西南方向事务,田楷才得以轻松南下反扑,占据齐地,并在此后二年中展开与袁绍的拉锯战,公孙瓒也因此而能够专心对付刘虞,并最终统一幽州;同时,也正是因为魏郡兵反的失败以及黑山贼被剿灭,袁绍去除了在冀州的腹心大患,得以腾出精力经营北方,与公孙瓒一决短长。对双方而言,魏郡兵反都是一个机会,一个“攘外必先安内”的契机。
然而,公孙瓒败给了袁绍——不仅魏郡兵反失败了,最终河北的争夺也失败了。魏郡兵反失败,是因为没想到在自己安插的“内鬼”里,出了陶升这个内鬼中的内鬼;那么整个战略的失败呢?
前面提到,公孙瓒消灭刘虞之后,“猛志益盛”,是因为“自以为”可以集中精力对付袁绍。但是实际上,他低估了刘虞之死的影响。《后汉书·公孙瓒传》记载,自刘虞被杀之后,先有阎柔、鲜于辅“招诱胡汉数万人,与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北,斩丹等四千余级”,再有乌桓峭王“率种人及鲜卑七千余骑,共辅南迎虞子和,与袁绍将麴义合兵十万,共攻瓒……破瓒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使公孙瓒沦落到“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的地步;在靠持久战拖垮麴义后,却又有“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各杀瓒所置长吏,复与辅、和兵合”;一直到建安三年袁绍发起对公孙瓒的总攻之前,公孙瓒都“希复攻战”,也就是说,袁氏与公孙之间并没有什么正面的交锋,足见其精力完全耗在了和“内鬼”的斗争上,以至于竟宣称“我昔驱畔胡于塞表,埽黄巾于孟津,当此之时,谓天下指麾可定。至于今日,兵革方始,观此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楼不攻。今吾诸营楼樐千里,积谷三百万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变。”——曾经的风云人物,其雄心壮志至此已销磨殆尽。可以说,公孙瓒恰恰是败在了“内鬼”的手下。
(对公孙瓒和刘虞所代表的势力,前贤已有分析,兹从略。)

整理一下前面的结论:

公孙瓒界桥一战失利后,并未直接败还幽州,而是先退到勃海,遣兵至龙湊挑战,又被袁绍击败,这才引军北还。袁绍遣将军崔巨业追击,自己率主力回到薄落津,与众宾客聚会,却传来魏郡兵反、邺城失陷的消息;而崔巨业围攻故安不下,退军时在巨马水被公孙瓒大破(很可能是因为士兵得知邺城失守,军心涣散),由于袁绍此时正屯兵斥丘、进讨于毒、薄击诸贼,无法对东线作出反应,故田楷得以乘胜南下,占据齐地。袁绍收拾了西面的黑山贼之后,转头与东面的田楷交战,击退了高唐的刘备、平原的单经,与田楷陷入胶着;公孙瓒得到喘息机会,筑京于蓟城,与刘虞对峙。第二年袁绍在两个方向上的战争(张燕、田楷)都出现了“绍军亦疲”、“士卒疲顿”的状况,但公孙瓒直到九月消灭刘虞后,才有可能腾出手来。——以上便是初平三、四年间河北交争的大体过程。然而公孙瓒也仅仅是“可能”腾出手而已,因为刘虞的死使他在其后陷入了更深的泥潭,实力大为损耗,并最终为袁绍所灭。
魏郡兵反在河北交争中的战略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公孙与袁氏双方解决腹心之患的契机;其次,又是公孙瓒争夺河北计划的重要一步,即田楷占据青州、与袁绍相持的关键;同时,这一事件也为认识公孙瓒的失败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在河北交争的过程中,一方可能的失败,均是从其内部开始的。

2004年5月15日星期六

评《新草船借箭》

总的说来,文笔上比较平淡,少有让人击节的地方,典型地如占满第一集全部篇幅的鲁肃的心理描写,“想到此处,鲁肃不免唏嘘叹息。”“鲁肃被自己可怕的预想吓得坐了起来,满头冷汗淋漓。”“鲁肃想罢,这才重新回到帐中,安心睡下。”再比如后面的“没过多久,军士跑来禀报,说有东吴水手潜入水寨,用利锥凿穿了一些小船,引起了很大的混乱”等等,词句读来没有波澜,带给人的期望值不高。“望着那江中阳光下金灿灿的波鳞,等待着自己身上同样金灿灿的未来。”这一句让我稍稍感动了一下,但也许是诸葛亮这个人本身带来的。
“程昱红着脸说:‘启禀丞相,仲德......仲德尚未得之。’”——竟然以字自呼,这是我在历史小说里最反感看到的。

作者说:“这个构想最初来自对一则笑话的思考,也就是如果曹军放火箭会如何”,可是故事中根本没有放火箭……对“即使郭嘉赶来助阵,亦不能最终改变曹操必败的命运”这个主题的表现很不得力,而“也正是郭嘉的存在,令整个战局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跋里才看得出来。
作者自承本文想探讨“若郭嘉在,诸葛亮还能那么嚣张吗?”然而这一探讨却进行得肤浅而仓促。第一,从全文的情节结构上来看,第四集末郭嘉才出现,第十集的情节就已经和演义没有区别,真正有不同的地方只有五集半(第四集末到第九集)的长度,还不到全文一半,期待中郭嘉与诸葛斗智的精彩场面根本没有出现。
第二,周瑜要求孔明放弃借箭计划,起因是“不知怎的,周瑜还是获悉了一点蛛丝马迹”(第四集),然而,这一泄露却毫无征兆,而且也看不出和郭嘉到来有何联系(因为是发生在郭嘉赶来之前)——需注意“本故事冠以‘新’字,其最大的新意……是郭嘉的出现”,作者本应以郭嘉的出现作为唯一改变的前提,从这一前提出发,推导出由此引发的所有改变,否则,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即使郭嘉赶来助阵,亦不能最终改变曹操必败的命运”。
第三,郭嘉说出“我料敌军不过虚张声势,徒费弓箭实在不值,更何况火箭”这样的话,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网友提出三国时火箭还不普及或者作用很小,但需要注意的是演义是明代作品,其中的战斗设备多不是三国所有,比如武将居然有使刀、斧、锤等等,则火箭的应用自然不是问题),假如我们假设郭嘉的智力和诸葛亮可以相提并论的话,既然诸葛亮可以用草船,郭嘉自然也可以识破草船——也自然会让人放火箭:这样的斗智才称得上精彩。
第四,从借箭到总攻的过程的确可以称作“急转直下的局面”,其“转”速之快简直让人不知所措——作者对场面的描写过于匆忙,对计策的安排也没有详细的交代或事后呼应,只能给人“草草了结”的印象。
如果让我来设计情节的话,我会尽量让郭嘉和诸葛亮各施手段,各擅胜场。譬如,郭嘉在借箭前夕赶来,向曹操提出连环之策,曹操大喜,便使人速去准备,郭嘉自回帐中疗养……

却说当夜五更时候,亮行借箭之计,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来,毛玠、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北军输送箭支,四下补防,人马往来,脚步杂乱,兼之寨外擂鼓声呐喊声震天价响,早惊醒了帐中郭嘉郭奉孝,唤来小厮问道:“帐外何故喧哗?”小厮道:“东吴军来袭,丞相教令旱寨人马前来相助放箭,故此喧哗。”郭嘉大病未愈,身体虚弱,一醒之后难以睡着,遂唤小厮服侍,起身批衣出帐。方至帐外,见大雾垂江,茫茫难以见物,不由一怔,失声道:“坏了也!”……
这里于禁正督军士放箭,稍有松懈,便加呵斥,却听得背后一人唤道:“于将军!于将军!”禁回头看,乃是郭嘉,忙垂手道:“郭先生!想是末将管教不严,军士惊动,妨扰郭先生歇息,请先生恕罪。末将……”嘉挥手打断,径问道:“于将军,敌军鼓噪呐喊,有几时了?”禁曰:“自五更起,未曾断绝。”嘉曰:“敌军鼓噪多时,却未见一人一船攻来,何也?”禁低头一想,仍不明所以,只得问道:“先生之意……?”嘉曰:“大雾之中,我不见物,敌岂能见物?又如何来攻,此必是……”正说至此,忽觉喉头剧痒,不由咳嗽一声,哪知一咳之下,牵动肺膈,咳得愈加厉害,竟至缩作一团,四肢颤抖。禁慌吩咐小校:“快送郭先生回帐歇息!”一面亲来见曹操,告知郭嘉之语。操听罢于禁禀告,拊须颔首曰:“奉孝此言有理。敌军必是虚张声势,欲使我徒费箭支。速速下令全军,停止放箭!即便敌军再有鼓噪,亦置之不理。”禁忙出营宣令。操自带军医往郭嘉帐探视。
且说孔明正与鲁肃船上酣饮谈笑,只觉船身渐渐倾斜。肃慌道:“此是何故?”孔明笑曰:“此乃右弦受箭,故尔倾斜。只再稍待片刻,右弦受满,便可使军士把船吊回,头东尾西,令左弦受箭,船身自然不倾。”话音方落,一小校急急进舱报曰:“北军不知何故,一齐停箭。”肃惊问孔明:“莫非曹贼已识破先生计策?”孔明亦略感讶异:“不知曹营有何人,竟能料此。”一面吩咐军士暂停呐喊,又语肃曰:“子敬休要担心,半个时辰后再试一次,料他定会放箭。”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不提孔明鲁肃饮酒,却说曹操引军医到郭嘉帐中,急施救治。半晌,郭嘉一口带血浓痰咳出,方才勉强睁眼醒来。操适才揪心不已,得见郭嘉醒来,心中仿佛石头落地,不由滴下两滴泪来,忙以袖拭去,喃喃曰:“奉孝……”嘉见状大惊,挣扎而起,于榻上便要叩首:“丞相!属下死罪,使丞相担心至此……”操慌扶起道:“奉孝休要如此,且好生休息。”嘉执意拜了两拜,重又躺下,操亲为其掖好被角。周围侍立文武看见,莫不嗟呀。
恰在此时,江上擂鼓呐喊声又起,原来早过半个时辰,孔明又教军士鼓噪。外面于禁来报,操挥手曰:“不必理会。”禁得令欲去,却听得郭嘉道:“于将军且慢!”操大讶,问嘉曰:“奉孝,方才汝言敌军只是虚张声势,如何现下……?”嘉撑起身子,半向曹操,曰:“丞相,敌军若只为虚张声势,当我军停箭之时,彼见识破,无利可图,自当便退,如何鼓噪又起?”操颔首曰:“此言甚是。则奉孝之意,敌军乃是虚虚实实,此番欲来劫营?”嘉曰:“亦非如此。大雾之中,我军防备又严,料敌未必有此胆量。”操不解道:“依奉孝所见,究竟如何?”嘉道:“以声响得之,敌军似有数百人,且距北岸不远;停泊江面,只引我军放箭。不才愚见,莫非是借箭之计?”操与榻下诸谋士思之,先后明白。操惑曰:“如此,令军士敛箭不放,又有何不妥?”嘉笑道:“若如此,先前所放之箭,岂非白费?丞相可命军士再行放箭,敌军必贪箭而逗留;一面却令人速备火箭,待备齐之后,一同发作——敌船之上,必满载束草,以为受箭之物,且须轻燥,以防吃水过深——火箭一至,定然要着。如此,且看他借得甚么回去!”言罢微笑。操拊嘉背大笑:“好计!好计!”这里于禁不待吩咐,早已赶去布置。
鲁肃于舱中听得箭雨又作,举杯笑道:“孔明先生,果然料事如神!江东有先生与周都督,必无忧矣。”孔明不语,但微笑而已,未几,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欲逼近水寨受箭。二十艘船正调头时,忽听得前面船上军士惊叫,二人一愣,急忙出舱查看,只见茫茫白障之中,点点火红颜色事物穿破大雾,直往眼前飞来,或落入船畔水中。肃手脚发抖,拉孔明袖曰:“孔明先生,火……火箭!奈、奈何……”孔明亦慌,急令回船,哪知诸船适才右弦受箭,吃水较左弦为深,船身不稳,又本在调头间,因此回船不便,各各乱作一团。正慌忙间,一艘船早中火箭,引动束草,便见一道红光“噌”地窜起,直冲入雾中。孔明早顾不得许多,急令本船先回——所幸二人所乘之船并未受箭,又离岸较远,因此容易得脱,只可怜那二十艘草船,顷刻间齐着,但见烟焰涨天,天又微明,几将雾气逼散;火光映水,分外耀眼,江面一派通红。船上军士纷纷跳水逃生,霎时间人声、水声,箭声、火声,北岸曹军笑声,乱作一团。鲁肃回头望去,急得直在船头跌足,孔明垂头坐于舱中,默然只是不语。

接下来便是二人回到南岸,周瑜要杀孔明(军令状没有撕毁),鲁肃立保,周瑜总算答应“权且寄下诸葛亮人头,待其将功赎罪”。此后周瑜与郭嘉斗智,也败下阵来,终于悟到只有孙、刘精诚合作,才能破敌。于是与诸葛亮捐弃前嫌,共同出谋划策,在经过与郭嘉互有胜负的几番较量之后,郭嘉终因病重,且殚精竭虑,终于溘然长逝,死前劝曹操退兵,全心经营北方,让孙、刘两家二虎相争。这样,说“即使郭嘉赶来助阵,亦不能最终改变曹操必败的命运”,才令人信服啊。

2004年3月21日星期日

孙亮与曹髦

起一个很没有新意的题目,排遣一下下郁闷……
打从不知道三国的时候就知道孙亮了,大概在某本少儿益智故事里讲的往蜜里放老鼠屎之类,和甘罗十二当宰相、康熙搞定鳌少保什么的搁一块,整个一个少年名君形象,害得我遐想联翩。
后来才知道不是脑袋瓜灵就能当个好皇帝。有些是自个不珍惜,有些是人不给你机会。象汉献帝就是个聪明种子,十常侍作乱时刚刚九岁的他和皇帝老哥一同避难,遇到满脸横肉的董卓率大军前来,皇帝吓得筛糠,刘协却毫无惧色上前呵叱:“汝来保驾耶,汝来劫驾耶?”唬得董卓滚鞍落马,拜伏于地。——这个时候董卓还是没有篡逆之心的,所以想着要立个聪明主子。谥法里“献”也正是“聪明睿智”的意思。不过这么献的皇帝,却没有现的机会,生生当了几十年傀儡,比司马德宗之流亏多了,人家好歹天生不中用。
孙亮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去。老爸晚年昏聩,把年纪足够大的儿子杀得差不多干净,我们的小孙只好和刘协一样,九岁就坐在了龙椅上。接着宫廷里内斗开始,权臣们杀来杀去,而年幼的孙亮只好乖乖从事傀儡这份很没有前途的职业。
就这么过了五六年,坐庄的人换成了大将军孙綝,虽然没有像他老哥孙峻做些奸乱宫人私通公主的事情,却也不是什么好货,“负贵倨傲,多行无礼”。这时孙亮也渐渐长大,不满于在龙椅上当摆设的生活,准备亲政。
这家伙一亲政就露出了聪明相,孙綝上的奏折,孙亮多有难问。刚巧孙綝同学不懂军事偏好卖弄,攻打诸葛诞大败而还,又斩了不愿被瞎指挥的名将朱异,自个儿也知道理亏,于是称病不朝,躲着孙亮不见。孙亮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馀人,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为之将帅……日於苑中习焉”,并且放出风声:“吾立此军,欲与之俱长。”——谁都看得出来,皇帝要动手了。
说到这里就想到康熙。所以说聪明是好事,但聪明而外露,好事就该变成坏事了。要真的“谁都看得出来”康熙要动手,那鳌拜还能被阴掉么?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可以认为孙亮还是不够聪明——不过这个问题涉及到某些东西该归入到IQ还是EQ,所以……就略过去吧……再从另一个角度想想,孙綝的聪明可比不上鳌拜,看他傻呵呵地称病把主动权拱手交给孙亮就知道;要不是运气好,还真束手就擒了也说不定——所以又不能说孙亮不聪明……
经过一年多的暗中准备,孙亮终于决定亮出底牌。先下令诛杀了孙綝的左右朱熊、朱损,接着和太常全尚、将军刘丞、公主鲁班等人合谋搞定大boss。这时候家族间通婚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孙亮的老丈人全尚的老婆是孙綝的堂姐:尽管孙亮一再嘱咐全尚,别把这件事告诉老婆,他们的谋划还是进了孙綝的耳朵里……结果天刚亮时,小皇帝发现皇宫已经被甲兵包围……
泄密的具体途径,史书中说法不一。不过有一点大家都没有提到:公主鲁班曾经和孙綝的哥哥孙峻通奸。也许史官们不敢不愿或不屑往这上头想……
孙亮得知皇宫被围后,“大怒,上马,带鞬执弓欲出”,口中嚷嚷:“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谁敢不从者?”但是近侍和乳母使劲扯住了他,只得一边绝食抗议,一边坐等孙綝处置。——也正因如此,孙亮虽然被废为会稽王,至少没有遭遇曹髦那样的命运。
说到曹髦,同样是密谋诛杀权臣,下场可比孙亮惨得多(尽管两年后孙亮仍难逃一死),要不是裴松之钩沉发微,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一句冷冰冰的“高贵乡公卒,年二十”,以及“情性暴戾,日月滋甚”、“丑逆不道……隔绝两宫”、图谋杀害皇太后,最终“轻躁忿肆,自蹈大祸”的考语了。
曹髦也是一个聪明孩子。当初即位时,“百僚陪位者欣欣焉”,都觉得总算能有个好皇帝罢。司马师私底下问锺会:“上何如主也?”锺会的评价不可谓不高:“才同陈思,武类太祖。”司马师当即作庆幸状:“若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天知道是不是他的心里话……但锺会说的确是心里话,曹髦后来跑到太学去,向一帮儒生“请教”经文,难得业儒们理屈词穷,只好翻来覆去地拿“此皆先贤所疑,非臣寡见所能究论”、“非臣愚见所能逮及”、“古义弘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来搪塞。至于武功,倒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不过被杀前“帝师溃散,犹称天子,手剑奋击”,也算是有胆略吧。
但是曹髦比起孙亮,似乎还是差了点。孙亮密谋之前,经历了长时间的准备,训练了自己的亲卫队,并且有步骤地除去孙綝的势力,最后功败垂成,的确令人惋惜;而曹髦的举动则更像小孩子耍起脾气来的心血来潮,先是没有找对帮手(就算王沈、王业忠心耿耿,他们俩也手无寸兵,根本起不了作用),再是明知大臣不肯帮自己,还要多此一举地“入白太后”,而没有看起知道自己意图的几个人来,使得司马昭提早作好了防备,最后便是过家家式的“帅僮仆数百,鼓噪而出”……当然,也许是司马家的势力太大,曹髦根本没有机会做什么事先的布置……
罗列了一大堆史实,也该对题目里两个人的关系作个发掘了。——其实粉简单:两个人是同一年死的……#¥·*#%¥……
孙亮比曹髦小两岁,不过早两年当皇帝,也早两年下台。本来孙亮年纪轻轻,卷土重来也未可知,不过在他之后终于过了把皇帝瘾的哥哥孙休自然也担心这一点,所以两年后,也就是曹髦被成济刺穿肚子的那一年,老是担着心的孙休干脆把孙亮贬为侯官侯,发配到蛮荒的闽地去,而孙亮也很知趣地死在了路上。
至于孙亮的死因,则是众说纷纭了。一种说法认为,时值深秋,草木萧瑟,万里无云的天空中飘着朵朵白云,孙亮痛感罪孽深重,于是自绝于人民。另一种说法是该故事的斧声烛影版,认为是孙休鸩杀了孙亮——当然胆敢这么想,那可是对咱们英明神武的皇上陛下的大不敬……


2004年3月3日星期三

是真名士自风流(1)华歆

一、小说史实

说到“毁人不倦”,其实不管是无心之毁还是用心去毁亦或拍马屁拍着了马腿,杀伤力都不是最大,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和他们身后的谋士,只要做过一两件出彩的事,自然不会被人忽略,而不被忽略,就意味着平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纵使毛氏父子刻意丑化的阿瞒,也不用担心没有粉丝站出来揭发历史的真相,但若有人被同样的手法在鼻子上画块白,却又没有机会到前台流光溢彩亮个身段,那恶名可就难洗刷得紧了。
倘在演义的读者中开展个“三国十大小人”之类评选,估计华歆不仅稳当入围,而且很可能高踞三甲。也难怪,看看这段:

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

还有这段:

帝曰:“谁敢弑朕耶?”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惊,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早发一言!”

大概纵使对曹操“若天命在魏,吾为周文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也决计不会饶过华歆罢。
可是实际上,华歆不仅不是曹魏篡权的帮凶,甚至在曹丕受禅之后,因为“以形色忤时”,群僚都加官进爵了,只有他从相国改为司徒,降了半级,还惹得魏文帝老憋着一口气咽不下去。曹丕心底是想恶狠狠地质问一下华歆的,可是华歆为人严整,属于“帝王师”一类人物,曹丕毕竟有点忌惮,只好在过了很久后拐弯抹角去责怪陈群:“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陈群回答得很乖巧:“我们曾经是汉朝臣子,就算心里高兴脸上也不敢表现出来呀,要不皇上您还会觉得我们恶心呢。”曹丕心里舒趟了许多,陈群于是得到重用。
至于华歆逮走伏皇后一节,来自于武纪所引的《曹瞒传》: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演义里用塑造蒋干的手法将这句话改装成了声情并茂的舞台剧。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不必以此来指责什么,不过我们知道,《曹瞒传》这个东东的可信度实在很值得怀疑。本来该书就是吴人专门作来诋毁曹操的,痛骂对方主脑的时候顺带刺一下原属孙吴一方半途投到曹魏去的华歆,也不难理解。

二、割席绝交

为了让读者了解华歆其人根不正苗不红天生就是个烂秧子,演义中相当恰到好处地插入了一段小故事,也就是管华之间的割席绝交。中国文化产生自单字基础上的排列组合,其铿锵有声变化无穷使得中国人对警句和“轶事”的热衷远甚于事实的辩明。比如小时候起床不叠被子,父母就会作语重深长状道:“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时假如你告诉他们这句话只是无意义的狡辩进而长篇大论一番来解释扫一屋与扫天下的不兼容性或者说道陈蕃就因为被这么教坏了所以后来试图扫清天下的时候才功败垂成又或者宣称自己本来就没有天下大志是不是就可以不整理房间了等等等等,父母肯定要不耐烦起来,一脸的不可救药。不是因为你的话没有道理,只是你说的不是警句。同样,割席绝交的故事由于具有短小精悍、出人意料、“教育意义”强等要素在少儿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究竟是因为演义的流传使得该故事广为人知,还是因为该故事原本就广为人知因此老罗把华歆刻画成了小丑。如果是后者,更暗示了该故事与中国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某种暗合之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
该故事叙述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某天管宁和华歆在园子里锄地,锄啊锄啊瞎猫就撞上了死老鼠,地里露出来一块金子。这时管宁当作没看见接着往前锄,华歆则停了下来,“捉而掷去之”。第二件事,两人在房里读书,门外官府的仪仗队过去,华歆开小差溜出去看,回来时发现管宁已经把席子割开了:“子非吾友也!”……
故事就此完结,欧•亨利式的结尾留下余音绕梁。老师问:“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吗?”小朋友一起回答:“知道。上课不能开小差。”老师慌道:“不对不对,大家再仔细想想。喏,三土你来说说看,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三土站起来摇摇头不知道。老师就解释:“第一件事里,华歆被金钱诱惑,第二件事里,华歆被权力诱惑。所以管宁要和他绝交,因为不能抵制金钱权力的诱惑的人,是不值得做朋友的。” 三土弱弱地举手:“可是老师,第一件事里,华歆不是把金子扔掉了吗?也许是为了锄地方便呢?还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全都会往窗外看,那我们是不是全都是坏孩子呀?”老师:“三土!居然和老师顶嘴!放学后留下来,把第二十一课抄写一百遍!”……
假如考试时问到这个故事的内涵,标准答案会是这样:

捉而掷之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暴露了华对金钱的贪婪,将片金掷之这个动作是故意伪装对钱财的轻视。一捉一掷由无意识的表露到有意识的伪装,从他的行为变化细腻的刻画了他心理的变化,并揭示了他的人格特征。而后的二人同席读书,有乘轩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视,就更明显的暴露了华歆的浅薄与俗气。

结论是,华歆乃一介“德行卑污”的庸俗小人。
当一项制度渐渐影响到社会风尚,并对制度下的人造成异化后,事情的发展往往让人哭笑不得,汉朝举贤良方正的制度正是如此。儒生们读书不仅仅为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养名”;再加上经过清议和党锢之祸以后,汉末士林的空气多少带了些偏执狂的味道,而百晓生们又时不时对天下人物来一番评比,儒生肩上的道德舆论压力之严苛也就可想而知。依照这样的标准,儒生仅仅在行为上清心寡欲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狠斗私心一闪念”,把潜藏人性深处的欲望本能连根端掉,才算修成正果。——当然,按照弗老爷子的说法,本能是端不掉的,只有使劲抑制,抑制;而且他还说,老这样抑制可不太好。不过咱们中国人不管这套,仍然对潜意识加以实时监控,一旦某天某个道德声誉名满天下的人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杂念,那么他这一生中的德行操守一定全都是伪装,所有修养、努力、善行全都是掩饰,而他事后表现出的愧意与悔改也必然是做作,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了你的本质!华歆的遭遇正是如此,不论他是否因为意识到自己前一个举动的不应该而抛下了手中的金子,也不论他是否通过这件事发现自己的修为不够还应该加倍磨砺,又或者他的举动只是出自好奇而非贪欲作怪,……不论如何,他已经被定格在拾起金子那一瞬间,永远没可能逃脱销骨烁金的命运;而接下来的动作,也自然是“有意识的伪装”了。
“如果以心底有过的念头来定罪的话,每个人都应该下地狱。”我们在毫不吝惜地刻薄古人的时候,有没有平心想想:如果按故事里的标准,世上有几个人可以算是不“卑污”、不“浅薄”呢?
一脸道学相的管宁之不近人情,更让我觉着华歆的可亲可爱。那个偶尔有点小小的私心、却又为这不该有的念头羞愧脸红,以至有些手足无措的少年,那个能够摆脱此事的影响,依靠自己的努力博得“龙头”美称、誉列要同自己绝交的道学朋友之上的名士,那个此后一生中“淡于财欲”、“清不可及”,为时人敬重的长者,才算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哪。

三、出处之义

华歆遭人诟病的另一方面,在于他对“出处”的掌握上。儒家是相当看重这“出”、“处”二字的。这个词源于《易•系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出即出仕,处即退隐。《中庸》里“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也是讲这个问题。理论上说,士人要“出”,应该具备这么几个条件,首先名分上得解决,譬如不能跑到黄巾军啊梁山泊啊这些贼堆里入伙(当然要是这些人后来得了天下那就另当别论了,史官们自然会交代清楚),其次是“天下有道”,再者就是得显出身份,得君主执礼来求你,不能你巴巴儿去找人家。——当然这都是“理论上说”,对具体事件的解释那就五花八门了。
那么华歆被诟病之处在哪里呢?《三国志》里记载:

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

喏,问题出来了。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话,上面这段叙述中,华歆已经犯下了诸多错误。首先,当时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实在算不得“天下有道”,恪守出处之义的“龙腹”邴原、“龙尾”管宁都先后逃到了辽东,可是华歆偏偏留了下来;留下来也罢,偏偏还接受了朝廷的徵拜;接受就接受呗,偏偏又去了有袁术、刘繇、陆康、孙策、严白虎等势力争来斗去的淮南……好了,就算你政绩再好,人民再感恩戴德,这第一步你就走错了。接着,孙策来了。孙策何许人也?是攻打扬州刺史刘繇的人。刘繇是谁?是华歆的上司。而华歆居然奉迎孙策,这不又是一错么——凭你说迎孙策是为了城中百姓,凭你说他是汉朝的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凭你说他“军令整肃,百姓怀之”,但别人要在这名分上找点茬子,还是有够难受的。第三点——也是最为严重的一点——,华歆居然自隳身份,“幅巾奉迎”!这可犯了读书人的大忌!孟子讲“三就三去”时,就把“礼”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所谓礼,其实就是君主给你多大的面子,比如刘备一定要三顾茅庐,诸葛亮才肯出来,以此表明自己的身份;而《魏略》要给诸葛亮减价,也只需说“亮知荆州次当受敌……乃北行见备”——既然诸葛亮是主动求见刘备,他的身价也就跌下来了。华歆身为名士,不说三顾,怎么着也要等到孙策来拜会吧,反而幅巾奉迎,这不是给咱读书人丢脸吗?无怪乎孙盛要忿忿地骂道:

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堕于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于诸侯;州公实来,鲁人以为贱耻。方之于歆,咎孰大焉!

在一般人眼里,读书人一旦表现出对功名的热衷,就是开始蜕变的兆头,而“功名”、“政治”、“权力”,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而急着出山的,总要比死活躲家里不肯出来的,人格低上一截。所以连裴松之也对“一龙”的座次疑惑不解:“臣松之以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还是受了文化传统的影响。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尽管在他的眼里,狂者和狷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但鲁迅却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社会,后者往往要吃香得多,“有不为斋”遍地皆是,“进取轩”则找不到一个;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狂者比狷者难做人得多。纵观华歆的一生,积极出仕,并数次换主,这样的行为比起管宁单纯的“不为”的确令人难以理解。然而,从他担任豫章太守时的“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直到太和年间的奏疏: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原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徵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

可以看出,华歆一生从政,莫不以人民的休养生息为要旨。世遭罹乱,名士们自然可以以“天下无道”为由拒绝出仕而显示自己的清白,可是大家都“独善其身”去了,那些饱受兵灾的百姓怎么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更欣赏华歆的做法,不计较生前身后的评价,而是努力寻找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他才去董卓而归袁术,去袁术而归孙策,去孙权而归曹操。——当然,这些都并非无原则的投靠。前两次不必多说,最后一次在他离开东吴的时候,曾经对孙权说:

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

后来果然,尽管曹操征孙权以华歆为军师,但他却一个点子都没有出,颇像演义里所描写的徐庶的举措。
管宁固然值得景仰,华歆更加难能可贵。

四、华歆其人

《世说新语》中提到华歆的条目有四。除了“割席绝交”之外,一条说的是华歆治家以严,陈纪(陈群的老爸)治家以宽,但不论是宽是严,效果都很好;另外两条则是华歆与王朗之间的比较。一称: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另一称: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后一条在《华峤谱叙》中也有记载,只不过配角变成了其他人:

歆少以高行显名。避西京之乱,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间步出武关。道遇一丈夫独行,原得俱,皆哀欲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已在危险之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无故受人,不知其义。既以受之,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相率共还出之,而后别去。众乃大义之。

仅仅因为掉进井里就要弃之而去,未免太不近人情,似不如《世》中的记载可信。但不管真实情况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比起掷金块、开小差来,考核德行的说服力要大得多,毕竟——危难见人心。
因为管宁断交之事而“暴露”了“对金钱的贪婪”的华歆,实际上生活清贫、淡于财欲。当他受朝廷征召准备离开东吴时,送别的人络绎不绝,一共赠遗了几百两银子。华歆来者不据,照单全收,同时暗暗在每个人的礼物上加以标识,等到出发时,便将这些一一归还(后来管宁离开辽东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此后在魏国,尽管位至三公,依然“家无担石之储”。
黄初四年,华歆向朝廷推举了管宁——这个曾经是他朋友、也曾经给他难堪的人,管宁得以离开辽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中原。这一年,管、华二人已经分别六十六、六十七岁高龄了。明帝即位后,华歆又推荐管宁代替自己,曹睿没有答应。不知经过数十年世事沧桑,这时候的管宁,会如何看待华歆呢?

附:
陈群:“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傅子》:“华太尉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济下以仁,晏婴、行父何以加诸?”
陈寿:“华歆清纯德素,……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2004年2月5日星期四

离歌

吹牛的影子 陪我喝酒
提琴中间 纷落星斗
我忽然涌起来疲倦
 莫名的莫名的疲倦
面对么 于是选择逃走

那么我将忘了我的所有
也请你忘了我的所有
像年少时拾起火红色凤凰羽毛
那一瞬间孤独将骨髓浸透

我说看 沙尘暴你抬头
腌紫的太阳在
烟灰色的天空中印下一方借口

是的是的是的就当我已经
 无药可救
七根弦霎时 绷断的感受
而再次探入深秋的雾的手
触摸到冰凉的问候
谁在呜咽 灵魂轻轻颤抖

2004年1月6日星期二

随便说说《都柏林人》

1958年茅盾写的《夜读偶记》把西方文学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两种,认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整个是反现实主义的。这一套观念影响极大,造成了我觉得非常恶劣的后果。其不仅使得几代人对西方文学只知19世纪不知20世纪,更使我们对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产生了错误或片面的认识。相当普遍地,中国的论者总是下意识地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作为截然分别的两个流派,作为界限清晰、互不相交的两个集合来考察。因此常常有类似如下的论断:

乔伊斯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他的《尤利西斯》则是现代主义文学的经典作品。然而对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以下简称《都》)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还是现实主义作品,读者和评论家争议颇多,因而有必要探索《都》的艺术。

——这句话的隐含意思就是,一部作品要么是现实主义的,要么是现代主义的,决不可能既是现实主义又是现代主义。然而,现实主义是就作品的内容而言,现代主义则更多根据作品的手法分类,两者并非根据同一种标准对所有文学作品作出的严格归类,只是指称不同历史时期作家们创作时关注的不同角度而已。因此强问一部作品"是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还是现实主义作品",不正像追究一只猫"到底是黑猫还是会抓老鼠的猫"一样可笑么?

在我看来,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便是一部从传统手法的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的现实主义”(modernist realism)过渡的作品集。在题材和内容上,它是现实主义(而且是批判现实主义)的;在手法上,则是一部向现代主义方向摸索前进的“尝试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都柏林人》并没有呈现如《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尤利西斯》、《芬尼根的觉醒》中成熟、完整的现代主义手法与特征,而另一方面,却处处体现着乔伊斯在创作手法上的尝试与突破,并与后来的几部巨著形成了结构上统一的整体。
《都柏林人》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集子——传统的短篇小说集一般都是作者所创作的全部短篇小说的集合,所采用的题材、揭示的主题和选择的场景等基本上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每一篇都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各篇在主题的阐发和拓展层面上看不出有多少内在的联系;篇目的排列顺序如果不是按照创作所完成的时序安排,就是按照编定者预先确定的某些意图来锁定的,如《海明威短篇小说集》、《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集》、《莫泊桑短篇小说集》……等等。然而,《都柏林人》却有着与这些短篇小说集完全不同的结构特征。它是按照乔伊斯的创作思想、围绕着一个中心主题(central motif)组合而成。15个故事之间在主题的阐发上环环相扣、互相吻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使整部集子具有相当于一部长篇小说的内在逻辑架构,而每个故事似乎又成了长篇小说的一章。
这里有着巴尔扎克“人物串联”(reappearing figures)的影响,但更加明显的,则是乔伊斯自己的独特风格和创新。巴尔扎克的“人物串联”,仅仅是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而已,并没有将其与整部作品集的内在结构联系起来。而乔伊斯则不同,他笔下的人物串联仅仅是表面现象,更重要的,是利用“counterparts”的手法,在整体结构上体现出了一种自觉性。——15篇作品中,《Counterparts》(我在这里仍然使用这篇作品的英文名。宗白的译本将其翻译为“无独有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沈东子则译作“副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在我看来都不适合。实际上我的感觉是,该词具有相当强烈的不可译性,也就是说,在汉语里找不到对应的词语和语境来表达之)一文处于大致中间的位置,这不是偶然的。我猜测counterparts最初来自于乐理学,其内涵就是表达一种对应、对照、对比、对位……。因此,不仅仅是《Counterparts》一文中有着开篇与结尾意味深长的对照(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整部集子更是围绕着处于中间位置的该文展开着前后的对照与呼应,形成了一条前后相扣的纬线,并和“童年→青少年→成年→社会生活”、“瘫痪→麻木→死亡→复苏”两条缠绕并进的经线,以及微结构上的对照呼应一起,编织成了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
所谓“纬线”,可以看见《姐妹们》和《死者》(即作品集的序曲和尾声),从人物到情节安排到象征意义,无不有着相当良好的对应关系;《死者》还和《偶遇》以及《阿拉比》关联——在《偶》和《阿》中,主人公梦想去冒险猎奇,而在《死者》中,男主人公童心未眠,依然想去闯荡天下;还有《伊芙琳》和《土》在表现女性爱情生活上的对应、《两个浪子》和《悲痛的往事》在表现男性爱情生活上的对应、《寄寓》和《母亲》在表现偏执的母爱上的对应,等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对应”,也不是简单的“对照”,只能用counterparts来表述作者的匠心,及其中所包含的音乐性(乔伊斯自己也声称,他想把“音乐和小说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高度地统一起来,并使之“相互阐发”)。在更细微的层面上也是如此,如《伊芙琳》的主人公是一位胆小和纯真无邪的姑娘,紧随其后的《车赛之后》,主人公是位胆怯和朴实的小伙子,两人渴望新生活,但为自身的忧虑和恐惧所束缚,结果以失败而告终。随后的两个短篇也因主人公的性别不同而形成对照:在《两个浪子》中,两个无赖男青年欺负一位少妇;在《寄寓》中,两个女人设圈套欺负一个小伙子。成年生活的四个短篇分为两组:《土》和《悲痛的往事》同写单身生活,《一朵小云》和《无独有偶》同写婚后生活……
这种文本上的自觉性(应该注意的是,在哲学史上,20世纪初恰恰是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初现端倪的时期)无疑得到了交响乐结构的启发。乔伊斯的音乐天才在此得到了初步的展现,并最终光大于《尤利西斯》,成就了西方文学史上无可逾越的高峰。

乔伊斯的语言运用在《尤利西斯》中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都柏林人》虽然只是他试笔之作,却也是处处灵光闪现,令人瞠目结舌。而这其中,也蕴藏着他在现代主义手法发掘上的努力。在前面提到的《Counterparts》里,乔伊斯通过在整个故事中反复使用一个简单的词组the man,来达到一种强烈的间离(alienating)效果。按照传统的叙述方式,当作者要把故事中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介绍给读者时,他总是要首先交代这位主要人物的名字、身份的。在《Counterparts》中:

—Send Farrington here!
Miss Parker returned to her machine, saying to a man who was writing at a desk:
—Mr. Alleyne wants you upstairs.

这是小说开头,法林敦被叫到上司艾莱恩的办公室接受训斥的场景。可是在接下来的场景里,“法林敦”这一名字再也没有出现了,叙述者代之以the man,并且反复使用了21次之多!这种反复带给读者的感觉是:在艾莱恩的办公室里,法林敦已经不是一个有名有姓的“法林敦”了,而仅仅是一个对于上司来说不需要姓名的小职员,仅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那个汉子”(the man)。在故事的中间阶段,法林敦被恢复了名字(22次),这也暗示着他在这一段故事中暂时获得了“重要性”。但随着故事的进展,到了最后,他的名字又不见了,身份也没有了。——这是从下面这一段开始:

A very sullen-faced man stood at the corner of O'Connell Bridge waiting for the little Sandy mount tram to take him home.

回到家中后,他再次成为了the man,并被反复使用了5次,和在办公室的场景恰好形成了“counterparts”。这样的对照,使得一个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里拿孩子老婆撒火的猥琐男人形象跃然纸上,让人不禁联想起鲁迅笔下的方玄绰来。
然而遗憾的是,恰恰因为乔伊斯的独具匠心,使得他的语言在相当大程度上变得不可翻译。因为那是一个完美的整体,任何微小的改动和语境的变换都会对其造成伤害。前举《Counterparts》篇名的翻译即是一例。再比如在《两姐妹》中,老柯特想要组织语言描述弗林神父的死时:

—No, I wouldn't say he was exactly... but there was something *queer*... there was something *uncanny* about him. I'll tell you my opinion...
He began to puff at his pipe, no doubt arranging his opinion in his mind. Tiresome old fool! When we knew him first he used to be rather interesting, talking of faints and worms; but I soon grew tired of him and his endless stories about the distillery.
—I have my own theory about it, he said. I think it was one of those...*peculiar* cases... But it's hard to say...
He began to puff again at his pipe without giving us his theory.

显然老柯特想要表达点什么,因此在绞尽脑汁变换着字眼,却终究没有能说出什么“高见”。读其话如见其人。可惜中文的译本只是将这几个词翻译成了“怪”、“怪诞”(“怪里怪气”)、“怪(病)”,完全失却了这种味道。
又如《Counterparts》中:

The man glanced from the lady's face to the little egg-shaped head and back again; and, almost before he was aware of it, his tongue had found a felicitous moment:
—I don't think, sir, he said, that that's a fair question to put to me.
There was a pause in the very breathing of the clerks. Everyone was astounded (the author of the witticism no less than his neighbours) and Miss Delacour, who was a stout amiable person, began to smile broadly. Mr Alleyne flushed to the hue of a wild rose and his mouth twitched with a dwarf's passion. He shook his fist in the man's face till it seemed to vibrate like the knob of some electric machine:
—You impertinent ruffian! You impertinent ruffian! I'll make short work of you! Wait till you see! You'll apologize to me for your impertinence or you'll quit the office instanter! You'll quit this, I'm telling you, or you'll apologize to me!

法林敦的这句“妙语”,宗白的译本作:

“我认为,阁下,”他说,“问我这样的问题是不公平的。”

沈东子的译本作:

——我倒不这样认为,先生,他说,那句问话用在我身上倒是很适合。

前一个译本将“put to”的意思想得太简单了,后一个译本则完全将这个短语理解错了(或者是译本的语言太差产生了歧义)。法林敦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句话不该你问我,倒该我问你才对(也就是说,把对方当傻瓜的不是法林敦,倒是艾莱恩先生自己吧)。——然而即使是译出了这话的意思,也没有办法给中文的读者带来“everyone was astounded (the author of the witticism no less than his neighbours)”的震撼吧?
此外,前文提到了“the man”在该文中的重要作用。可是在中文的译本中,无论把“the man”翻译成“那汉子”(宗白),还是翻译成“那人”(沈东子),都有失之毫厘之感。因为“那”在汉语里有很强烈的特指与强调的意味,使得乔伊斯竭力淡化其重要性的苦心无法得到体现。我觉得,不如省去“那”,单称“汉子”,倒更有味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