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2)公孙瓒（上）

其实，曹操并不是首先开置屯田的人。早于他的，是公孙瓒。

《后汉书》卷七十三中说：“兴平二年，……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那一年里，吕布为曹操所败，仓皇投靠刘备；而刘备刚刚在糜竺的帮助下，从病死的陶谦手中夺到了徐州；袁术野心勃勃想要称帝，却又因畏惧曹操，迟疑不决；脱离了袁术控制的孙策，在江东大破刘繇，为将来弟弟的登基打下基础……两年前在界桥被麴义所败的公孙瓒，今番再遇这位克星，只好靠屯田打起持久战。而曹操是直到次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才“始兴屯田”的。

然而公孙瓒屯田的事迹，却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注。在《后汉书》里则是这样的记载：

“兴平二年，破瓚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公孙瓒开置屯田与麴义战倒是“恃其才力，不恤百姓”的表现，是“民相食”的原因而非结果，或至少时间上是在“民相食”之前而非之后了。如果仅从这一段话，我们真的可以象演义里的赵云那样长叹一声：“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公孙瓒最后的败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为什么《后汉书》里有这段事实，而与范晔同时稍早的裴松之却没有提及呢？两人关于公孙瓒的材料都本于王粲《英雄记》，那么试来看看《英雄记》的原文如何？

《英雄记》原书已亡佚，所幸各书所引保存了部分。《太平御览》卷三五引《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这话和《后汉书》的意思显然大相径庭。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当时江淮以北皆然。联系到公孙瓒后来所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三国志》本传）他显然与袁绍、袁术等将自己的政治野心摆在民生疾苦之上的军阀不同——因此《英雄记》所载当更为可信。

于是我们发现，在所谓“正史”（即非演义）里，对公孙瓒屯田一事就有了三种态度。一是王粲的褒扬，一是范晔的诋毁，一是裴松之的不置一辞（陈寿是因掌握史料太少之故，故不论）。而范晔的诋毁是从王粲的褒扬改易数字而来。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二十四姓家谱”，史官们的态度当然不能轻信。更何况“一为文人，便未足观”，三书不同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好奇，想看看在《三国志》与《后汉书》对公孙瓒的通篇贬抑之下，所隐藏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孙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英雄，还是脓包？而两书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偏偏对他多有贬词？

公孙瓒的出身与袁绍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庶出。（《后汉书》瓒传：“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在“子以母贵”的时代，这可是从政的致命弱点。不同的是袁绍明白自己这一政治资本的不足，因此想方设法加以弥补，“好游侠”，“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试图在名士之间建立自己的声望。饶是如此，还常常受到嫡出的袁术的嘲笑，乃至兄弟反目。公孙瓒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背景，又地处辽西，没有机会交结“海内知名”，在“衣冠子弟”们眼里自然更不是东西。在当书吏时他表现出了自己卓越的才华（“白事常兼数曹，无有忘误”），以至于太守惊奇之下，不仅把他推荐到当时享有盛誉的卢植门下学习，还把自己的女儿也许配给了他。入卢植门下，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和“名士”们交结的机会，但是以他后来的经历来看，他并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具体情形如何，由于史料缺乏，也就不得而知了，但分析公孙瓒的性格，他少年时一定是受不得别人对他出身的一点侮辱，也看不起文人们的夸夸其谈无所作为，而名士们对辽西来的、庶出的郡小吏，自然也是白眼相加。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

前面所引《后汉书》“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一句话后面，跟的是另一句考语：“记过忘善，睚眦必报”。所谓“睚眦必报”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这一段话也是从《英雄记》简省而来，不如来看看原文（裴注引）：“《英雄记》曰：瓚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而陈寿所加的考语则是“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

上面这段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公孙瓒的执政方针是压抑“州里善士”、“衣冠子弟”，抬举“商贩庸儿”；二，三书作者对此事态度不同——《英雄记》里表露出的贬抑只有“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对“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没有明显的褒贬（也许是春秋笔法吧，非我所知）；到陈寿，有了“记过忘善”、“多所贼害”二句；而在范晔笔下，“记过忘善”不变，添了一句“睚眦必报”，“‘多所’贼害”成了“‘必’以法害之”，前面还加上了“不恤百姓”等完全违背王粲本意的话。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发生的，那么，史书中的“积毁销骨”、“人言可畏”不也是层累地发生的么？

史书问题暂且搁下，来看看公孙瓒的执政方针。前面猜测，公孙瓒和名士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互相鄙视的态度。到初平二年（191年）时，公孙瓒拜奋武将军，封蓟侯，终于得以脱离刘虞的辖制，在幽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他能否改变对名士的态度，重用他们呢？

不行。因为在这块地盘上还有刘虞，他前期的主要对手。刘虞是东海王之后（和刘备同是“皇叔”，不过要正宗多了），祖父是光禄勋，父亲是丹阳太守，出身比公孙瓒好得多。公孙瓒要和刘虞争夺那些衣冠子弟，肯定是吃力不讨好。这种无奈再加上他的“童年经验”，造就了他的政策：放弃大家世族，倚重下层民众。汉季史书中的“百姓”，往往是指大家世族及其部曲，“百姓怨之”，和真正的百姓未必沾边；另外，当时某些职业是算不得“良民”的，比如商贾、小手工业者等等，也就是公孙瓒所“宠遇”的“庸儿”。公孙瓒出身贫寒，和这些人自然有共同语言。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其他军阀可以从大家世族得到经济支持，公孙瓒没有了这一财政来源，怎么办？只好求助于家产丰厚的大商贾。这恐怕也是和李移子、乐何当结拜的一个缘由吧。——当然，事隔久远，这些都只能是猜测而已。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