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20日星期四

屯田(2)公孙瓒(中)

很多人都把界桥之战的失利作为公孙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认为从界桥之战后,公孙瓒就从“英雄”变成了脓包。比如版面上转载的《老调重谈话赵云》就说:“界桥一战失利,而随后战局的发展对公孙瓚更不利……尽管中央政府后来派人进行了调解,这给了公孙瓚一个喘息的机会,但于战局无补,不意味着他能东山再起……以刘备之才当然看得出形势,他不会给公孙垫背”。这便是界桥之战给我们的一般印象。
然而这一战对公孙瓒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真如很多文章里所说的,公孙瓒从此一蹶不振?
在不同的史书、甚至同一本史书的不同部分里,对这件事也仍然有着不同的描述。还是先把这些都摘录下来:

A.《后汉书·孝献帝纪》:
a.(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b.(初平三年正月)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则界桥在此也。】瓒军大败。
c.(初平四年九月)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

B.《后汉书·袁绍传》:
a.(初平二年)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盘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陈,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曲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觽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赜息马,唯韂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漤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闲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觽不知是绍,颇稍引漤。会曲义来迎,骑乃散退。
b.(初平)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c.(初平四年)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觽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

C.《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a.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瓚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瓚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瓚营,拔其牙门,营中馀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瓚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馀人自随。瓚部迸骑二千馀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卻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瓚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卻;会麹义来迎,乃散去。
b.绍既破瓚,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鄴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馀部,众数万人,聚会鄴中。……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鄴。
c.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

D.《后汉书·公孙瓒传》:
a.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
b.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揩与战,败退还。
c.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

E.《后汉书·刘虞传》:
(初平)四年冬,(刘虞)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虞遂大败……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胁训斩虞于蓟市。……时旱埶炎盛,遂斩焉。

——分析以上的史料,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1.公孙瓒破黄巾是在初平二年冬,破刘虞在四年冬(既然“旱埶炎盛”,想是《献帝纪》所说九月无误),“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也在四年:这些都是无疑义的;
2.界桥之战,有归在二年的,有归在三年的,从文义上看,大概双方陈兵列阵是在二年冬,最后“瓒军大败”的战役则是在三年正月;
3.袁绍返回薄落津以及与黑山贼作战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后汉书》称在四年,而且是“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之后,且注明月份,言之凿凿;裴注引《英雄记》则称“方与宾客诸将共会”就听闻魏郡造反,并且“讨于毒”等事均在三年,也就是在“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之前;
4.初平三年界桥战后公孙与袁氏之间的战争,记载不一:《后汉书·袁绍传》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且其后果是“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就象我们常想象的那样——公孙瓒被打“痿”了;而同书《公孙瓒传》中,公孙瓒在界桥之战失败后“还蓟”,袁绍的大将崔巨业“攻围故安不下”,退军时反被公孙大破,并且“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直到初平四年被袁谭打败)——要知道公孙瓒发动界桥大战的目的恰恰就是据有青、冀、兖三州,按本传的说法,甚至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另外,同传中还说,他破了刘虞以后,“猛志益盛”,与“不敢复出”的说法恰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观《后汉书·刘虞传》,“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京,高丘也,言高筑丘垒以备虞焉。解见献帝纪。】”其事当在界桥战后。“犹攻之不已”当是指“遣兵至龙湊挑战”。但公孙瓒并没有“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后汉书》“不敢复出”的考语估计来自于《三国志》中“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兗州,置诸郡县。绍军广川,令将麹义先登与瓚战,生禽纲。瓚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於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一段话。),而是因为刘虞“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公孙瓒也意识到,要打败袁绍,必须先消灭和自己的地盘纠缠在一起的刘虞,因此首先“筑京于蓟城以备虞”,也就是瓒传中的“军败还蓟”。公孙瓒先在界桥战败,又受挫于龙湊,再在蓟城筑京,袁绍便以为公孙瓒“不敢复出”了,乃敢“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谁知公孙瓒追击其后,“大破其觽”于巨马水,“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顺势夺取了青州。——这便是我所认为的事情发展的先后。《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中有一佐证:“(初平四年)曹公……乃进攻彭城……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谦。”我们知道界桥战前田揩的“青州刺史”只是公孙瓒所封的虚职,如果没有在后来的确夺取了青州的话,《吴书》是不会把他称为“青州刺史”的。
那么,既然袁绍在界桥大败了公孙瓒,怎么会反被他“乘胜而南,攻下郡县”,以至连青州都丢掉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袁绍当时无暇顾及青州局势。——这也就需要来看看“魏郡兵反”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待续)

2003年11月11日星期二

略论王小波与余华(4)

【内容()
文章还是写得简练的好,避免成为裹脚布,希望今天能把这篇东东结束掉。首先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宝树兄诘问的:“王小波笔下有哪些圆形人物?”二是关于情节铺展的一些看法。关于第一点,当时不加思索举了几个人物(“阿兰和小史,小孙,老大哥的老婆,红拂,毡巴”),后来一想,还是从头来说一说吧。
在上一篇里,我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比较的:1.人物的性格(扁形和圆形),2.人物性格的转变,3.对次要人物的刻画,4.作者的道德关怀和态度。在后三点上,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王小波给我的感觉好于余华。而对第一点,却忽略了对王小波的说明。我在前面有这样几句话:“人物的空洞化、符号化……甚至王小波的某些作品(尤以黑铁白银二集为甚,还有《三十而立》等等,但不是全部)也如此”,“爱德华·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认为,小说需要几个要素……这样的观点也许稍为传统,却仍有借鉴的意义”。如果我现在要说阿兰、小史、小孙等等是圆形人物,并以此来论证这一点上王仍优于余,当然可以做到,但我对这样的想法还是不满意,总觉得似乎牵强,毕竟这些人物并不是他着力描写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圆形”和福斯特所意指的并不完全相同。我想可能和通篇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却在这里“借鉴”了一个“稍为传统”的概念有关。所以我决定抛开“圆形人物”的概念,换作“圆形人群”来谈王小波(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人提过?没有的话注册一下版权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读完余华的作品,因此无法用这个说法来分析他,因此以下不牵涉到两人的比较(即放弃上篇三个比较中的第一个),只算是对宝树兄的答复而已。
我已经说过,比起命运带来的苦难,王小波更关注心灵遭受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人的世界,可以大致地分出两类人来,一类是对压抑保持着敏感,力图对抗和挣脱扭曲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另一类则是“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波笔下的主要风景,并在不同的作品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阴阳两界,军代表和知青,“头头们”和下面的人,数盲、保安和技术人员,学院派和自由派等等。“我们”是少数(或至少不占多数),而他的主人公又总是“我们”中最敏感的一个,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总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王二”,他的最鲜明的性格,似乎总是保持在每个最吸引眼球的人物里,无论这个人物是工程师,数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是做豆腐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这些人所有的共同的性格;当我们回味这些人物时,首先想起的也是这样的性格,而不会去关注《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和《未来世界·我的舅舅》里的王二,或者《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的王二的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人物都是扁平的,只有这一种性格。然而,这是因为把这些人物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缘故。
我所说“圆形人群”,就是指从作者的作品群体来看,1.在一个“人群”中,每个个体(或更小的群体)除了保证具有这个群体共同的性格特征外,还各各表现出其独特性来(每个王二之间的不同,数盲与保安之间的不同,马大夫和办公室老太太的不同,×海鹰和老鲁的不同……),并让我们感觉到其在现实中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记住姓颜色的大学生、老鲁、马大夫……并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人,可是谁能记住余华笔下的人物”),2.“人群”的划分不是截然的、非此即彼的,而是具有许多不同的中间形态,以及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评价的人物,比如小孙,小徐等等,有时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我们”,在“他们”眼里是“小神经”之流,另一些时候在“他们”眼里是自己人,在“我们”眼里却是有着距离的“他们”,这些人往往明白扭曲的存在,又不那么敏感与痛苦(这也是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很多时候,正是他们沟通着“我们”与“他们”,就像小孙是阴阳两界之间的桥梁一样),3.“人群”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相互流变的,“我们”在打击(强烈、明显的扭曲力)和销磨(难以察觉,然而更深刻的扭曲力)下可以成为“他们”(刘老先生、姓颜色的大学生……),“他们”也可以慢慢地“觉醒”而成为“我们”(比如小史)。——这样看来,只有把小波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他的反抗与挣扎。这也正是我所说的,王小波不可能去写“简约”的寓言,不可能“以极端的简约形式达成无限丰富的意蕴”。他需要篇幅,需要宣泄,需要表达。——事实上,真正以小说而非寓言的形式展现心灵史的杰出著作,无不是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制——《尤利西斯》、《茫茫黑夜漫游》、《追忆似水流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卡夫卡不可分割的作品全部……这些作品都是在福斯特的方法论(流行)之后出现的,也正是“圆形人物”所不适用的。
重申一遍,以上不涉及王小波与余华的比较,如果哪位高人不吝用我的“圆形人群”分析余华的话,不胜感激。另外我维持上篇另外三方面的比较:人物性格的转变以及次要人物的刻画,余华做得都不如小波;而他所谓“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说法,也让我反感,并认为这影响了他的创作质量。现在请允许我结束人物方面的讨论,进入情节,简单地说上两句。
不知各位读《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活着》与《阿甘正传》在结构与手法上存在巨大的相似。只不过阿甘是个幸运儿,在各种偶然性的眷顾下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大家都做着的“美国梦”的成功,而福贵则是彻头彻尾的倒霉鬼,在老天的“贴身紧逼”下一步步失去周遭的一切。就像阿甘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激励了许多人一样,福贵的“遭遇”当然很容易引起“震撼”,然而,我们的情感是最容易受到蒙骗的。如果情节不是靠矛盾产生的张力(王小波的作品里有人的本真和外在的压制之间的抗衡)来支撑其发展,而仅仅是一本记录天上几时掉下馅饼、几时砸下砖头的流水帐簿,那么我们透过作者的“记录”来看文本本身,这样的作品究竟具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在“感动”和“震撼”之后冷静下来,我们是否能体味到故事的真实感,以及由真实感带来的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咀嚼和反思?的确,表现命运施与人的不可逃避的痛苦也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可是即使命运的力量强到无法反抗,人在绝境中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挣扎(仅仅是挣扎)都没有吗?连俄狄蒲斯都不安于顺从命运的摆布,而《活着》中却透露着“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然”——其实是麻木。这样设计的情节,只能用“勉强”二字形容(具体理由前面几篇已经讲过多次,兹不赘)。比起《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便不是一本空洞的流水帐簿,只有作者把自己的情感赋予了故事中的人物,把生命的活力注入故事中的人物,把生活中现实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移植到故事中,故事才具有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不需要作者充当老天的角色,把一件一件“遭遇”填充到情节中去。除了许三观居然一路卖血到了上海(是不是?手头无书,记不真切了)这个太过浪漫主义的结尾之外,《许》的整体情节铺展比《活》强得太多。这一点上王小波比余华强。王的主人公经历的几乎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这些小事中展现出张张弛弛来;纵使是遭到命运播弄而屈从的人,从反抗到麻木也有着自己的过程(比如刘老先生),而不是像《活着》那样,在福贵的叙述和“我”见到福贵之间有一个时间的断裂,略去了这一过程。以上说的是思想上的感染力,另外还有以前提到的一点,王小波的情节在语言上的感染力也是余华无法比拟的。
(完)


2003年11月8日星期六

屯田(2)公孙瓒(上)

其实,曹操并不是首先开置屯田的人。早于他的,是公孙瓒。
《后汉书》卷七十三中说:“兴平二年,……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那一年里,吕布为曹操所败,仓皇投靠刘备;而刘备刚刚在糜竺的帮助下,从病死的陶谦手中夺到了徐州;袁术野心勃勃想要称帝,却又因畏惧曹操,迟疑不决;脱离了袁术控制的孙策,在江东大破刘繇,为将来弟弟的登基打下基础……两年前在界桥被麴义所败的公孙瓒,今番再遇这位克星,只好靠屯田打起持久战。而曹操是直到次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才“始兴屯田”的。
然而公孙瓒屯田的事迹,却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注。在《后汉书》里则是这样的记载:
“兴平二年,破瓚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公孙瓒开置屯田与麴义战倒是“恃其才力,不恤百姓”的表现,是“民相食”的原因而非结果,或至少时间上是在“民相食”之前而非之后了。如果仅从这一段话,我们真的可以象演义里的赵云那样长叹一声:“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公孙瓒最后的败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为什么《后汉书》里有这段事实,而与范晔同时稍早的裴松之却没有提及呢?两人关于公孙瓒的材料都本于王粲《英雄记》,那么试来看看《英雄记》的原文如何?
《英雄记》原书已亡佚,所幸各书所引保存了部分。《太平御览》卷三五引《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这话和《后汉书》的意思显然大相径庭。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当时江淮以北皆然。联系到公孙瓒后来所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三国志》本传)他显然与袁绍、袁术等将自己的政治野心摆在民生疾苦之上的军阀不同——因此《英雄记》所载当更为可信。
于是我们发现,在所谓“正史”(即非演义)里,对公孙瓒屯田一事就有了三种态度。一是王粲的褒扬,一是范晔的诋毁,一是裴松之的不置一辞(陈寿是因掌握史料太少之故,故不论)。而范晔的诋毁是从王粲的褒扬改易数字而来。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二十四姓家谱”,史官们的态度当然不能轻信。更何况“一为文人,便未足观”,三书不同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好奇,想看看在《三国志》与《后汉书》对公孙瓒的通篇贬抑之下,所隐藏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孙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英雄,还是脓包?而两书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偏偏对他多有贬词?
公孙瓒的出身与袁绍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庶出。(《后汉书》瓒传:“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在“子以母贵”的时代,这可是从政的致命弱点。不同的是袁绍明白自己这一政治资本的不足,因此想方设法加以弥补,“好游侠”,“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试图在名士之间建立自己的声望。饶是如此,还常常受到嫡出的袁术的嘲笑,乃至兄弟反目。公孙瓒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背景,又地处辽西,没有机会交结“海内知名”,在“衣冠子弟”们眼里自然更不是东西。在当书吏时他表现出了自己卓越的才华(“白事常兼数曹,无有忘误”),以至于太守惊奇之下,不仅把他推荐到当时享有盛誉的卢植门下学习,还把自己的女儿也许配给了他。入卢植门下,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和“名士”们交结的机会,但是以他后来的经历来看,他并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具体情形如何,由于史料缺乏,也就不得而知了,但分析公孙瓒的性格,他少年时一定是受不得别人对他出身的一点侮辱,也看不起文人们的夸夸其谈无所作为,而名士们对辽西来的、庶出的郡小吏,自然也是白眼相加。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
前面所引《后汉书》“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一句话后面,跟的是另一句考语:“记过忘善,睚眦必报”。所谓“睚眦必报”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这一段话也是从《英雄记》简省而来,不如来看看原文(裴注引):“《英雄记》曰:瓚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而陈寿所加的考语则是“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
上面这段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公孙瓒的执政方针是压抑“州里善士”、“衣冠子弟”,抬举“商贩庸儿”;二,三书作者对此事态度不同——《英雄记》里表露出的贬抑只有“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对“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没有明显的褒贬(也许是春秋笔法吧,非我所知);到陈寿,有了“记过忘善”、“多所贼害”二句;而在范晔笔下,“记过忘善”不变,添了一句“睚眦必报”,“‘多所’贼害”成了“‘必’以法害之”,前面还加上了“不恤百姓”等完全违背王粲本意的话。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发生的,那么,史书中的“积毁销骨”、“人言可畏”不也是层累地发生的么?
史书问题暂且搁下,来看看公孙瓒的执政方针。前面猜测,公孙瓒和名士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互相鄙视的态度。到初平二年(191年)时,公孙瓒拜奋武将军,封蓟侯,终于得以脱离刘虞的辖制,在幽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他能否改变对名士的态度,重用他们呢?
不行。因为在这块地盘上还有刘虞,他前期的主要对手。刘虞是东海王之后(和刘备同是“皇叔”,不过要正宗多了),祖父是光禄勋,父亲是丹阳太守,出身比公孙瓒好得多。公孙瓒要和刘虞争夺那些衣冠子弟,肯定是吃力不讨好。这种无奈再加上他的“童年经验”,造就了他的政策:放弃大家世族,倚重下层民众。汉季史书中的“百姓”,往往是指大家世族及其部曲,“百姓怨之”,和真正的百姓未必沾边;另外,当时某些职业是算不得“良民”的,比如商贾、小手工业者等等,也就是公孙瓒所“宠遇”的“庸儿”。公孙瓒出身贫寒,和这些人自然有共同语言。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其他军阀可以从大家世族得到经济支持,公孙瓒没有了这一财政来源,怎么办?只好求助于家产丰厚的大商贾。这恐怕也是和李移子、乐何当结拜的一个缘由吧。——当然,事隔久远,这些都只能是猜测而已。
(待续)

2003年11月3日星期一

屯田(1)缘起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
这一年里,曹操做了两件事,从而改变了群雄割据局势的走向。这两件事,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大兴屯田。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事,渊源已久。早在战国时候,司马错和张仪就曾在秦惠王面前对伐韩伐蜀的利弊进行过一番争辩。张仪主张伐韩,认为“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而“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后来秦国在蜀地垦农田,修水利,作为补给军要的大后方,从而“益强富厚,轻诸侯”,成就了一番霸业。
司马错的话,其实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大家都想干,可是大家都不敢干,因为只要一动手,立马成了出头鸟,成了全天下眼红和讨伐的对象,实在是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自打“乱天下者必何进”之后,“挟天子”的事,董卓做过,李傕做过,杨奉做过,可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曹操打出天子这张牌,自有他的考虑,也自有好处在,但决不会是成就霸业的决定因素。
关键,是屯田。
《三国志》里说:“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兗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演义里据此把建议曹操屯田的功劳算到了荀彧的头上。事实上未必如此。荀彧信中所提到的高祖、光武之事,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也曾提起,似乎也常常挂在别的谋士嘴边(这一点倒没有查查书,但印象中是有的)——也难怪,一个是开国老祖,一个是中兴大帝,两人的事迹当然是要耳熟能详的了,作为例证来说理,一定也是滥得毫无新意,曹操未必会因为荀彧提到这两人而“顿悟”成功秘诀。
武帝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然而书中枣祗无传,韩浩只附在夏侯敦后说了一句“以忠勇显”。若非裴注,我们简直要忘掉这两人的存在,遑论他们的功劳了。而即使在裴注中,也找不到两人当初是如何劝说曹操兴屯田的(只有“魏书曰:韩浩字元嗣。……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迁护军”,枣祗的功劳则是在于确定屯田实施中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只能根据曹操自己的话来推断当时他们是怎么论证“当急田”的好处的。
武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段话里,有一个很可注意的地方,即曹操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当时人所常称道的“高祖”、“光武”,而是“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这两个例子,在全本三国志里,也仅此一处提到而已。很可能,韩浩等人就是凭这两句话打动了曹操,曹操也才想起引用这两个例子来。
“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也就是司马错的提议(当然商鞅的变法也有关系)了。至于汉武帝的屯田,则需要做一个说明。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
由此可见,连上个屯田奏都是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乃因为这个想法太新异了,和当时常规的思维大不相容。后来公孙瓒实行屯田,在史书中却大遭诋毁;曹操兴屯田,底下也有一干谋士反对。
但又可以发现,赵充国所说的每句话,都正中曹操的下怀:“羌降者万余人”“度其必坏”,和曹操收编了三十万青州兵却不知如何安置的情况相同(关于青州兵,且留待后文再说);“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而公元192195年间,蝗灾不断(公孙瓒与袁绍之战、曹操与吕布之战,都曾因蝗灾而罢兵),军饷问题,也正是曹操(以及其他多数军阀)的心病。曹操是熟读班书的,只要有人点到汉武屯田之事,自当明白。更何况赵充国在《屯田奏》的末尾,已经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说得一清二楚:“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高明的政治家,其高明就在于知道如何将前代的经验运用于现世之中,以获得最后的成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