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门多疾

　　给初一年的学生上历史，他们对党锢之祸不感兴趣，听到华佗使陈登吐虫三升却齐齐瞪大了眼，下课铃响了还缠着我多讲些这位神医的故事。我想我在这个年龄时也未必能理解陈蕃李膺的高大沉重，对英雄的崇拜往往需要其人“身怀绝技”的刺激。扯到后头天马行空了，对他们说华佗下狱死前感叹道：“行医只能救人，却不能救世。” 年岁稍长他们就能从这个华佗身上嗅出浓浓的鲁迅味。可见我终究未能忠于史料，这是不严肃的，请勿效仿。
　　但是话说回来，史料是否值得忠守却也大成问题。陈寿撰《方技传》华佗部分，不论是否经由王沈删削转致，其史源必是《佗别传》无疑（只“恃能厌食事”数语恐纯出《魏书》），而别传本是私家美语，难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裴注在陈志基础上仍能补入《佗别传》数例，可见至少在承祚时，别传中的某些病例已被视为过诞之语而不予采信。如“稻糠黄色犬” 之类，与“败鼓皮丸”倒也相差无几，若非六朝人素好神怪，别传中被删落的部分将不复见天日。
　　并不是说陈寿信纳的部分便定然成立为事实了，古人相信罢黜三公可以消弭日蚀地震，对“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这样的半仙传闻自没有太多抵御力。陈寿记载的病例，治愈的与治死的各占其半。医生摇摇头说：“您这病没指望了。”病人果然死了。于是传为美谈。纵使别传中声称华佗屡次准确预言病人的死期、征状，我以为多不过是事后的粉饰。至如麻沸散、“车边病”、陈登呕赤色虫等故事，依陈寅恪、林梅村等先生说法，直是抄袭印度神话而已——然而要指《佗别传》纯属凭空臆造，也让人难以卒信。往事尘湮，殊不可考，只好聊备一说罢了。
　　诚然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可算高明，否则也不至随侍曹操左右，以针灸却其头风。但当时的医术水平难获我信任，所以我很不厚道地猜想，曹操“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才是华佗冒着下狱的危险也要逃回家去的原因，治不好病当死，逃回家被收送亦死，等死，死前一享天伦可乎？承祚虽然猜测华佗以士人入医道心理不能平衡，但好歹留下传主“此近难济”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后汉书》却不察于此，竟以为华佗“性恶难得意”，那真是冤枉至极了。
　　不过陈寿自己的猜测也未尽无理，“以医见业”在当时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汉时医、巫、商贾、百工子弟是算不得“良家子”的，华佗“本作士人”，按理说决不该改换门庭，走到这条道上去，若非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譬如家道中落、遇事削籍等等，只能是他的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又他末年时“意常自悔”，可见弃文从医并非前一类不可抗力的逼迫，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史料阙略，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推测而已。华佗卒于陈登之后至少三年且早于曹冲，即便真如时人所以为的年将百岁，其受业学艺也不会早于顺末桓初。彼时正是东汉转衰之际，人祸天灾交相为患，地震、洪水、旱馑、疾疫接踵而至，一时间哀鸿遍野，白骨暴露，以至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罪己，声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其状之惨可以想见；又要求“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次年更改元“和平”以祷。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任城、梁国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离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睹疾疫之肆虐，哀民生之多艰，也许会有三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冲动放下了身架，去苦习那悬壶济世之道罢。救得一人固是欣慰，现实中种种不如意却不是逃避得了的，身份低贱即如“名医”亦常遭人白眼，诊治无功于自我谴责之外更需忍耐病家谩骂，儿孙因出身不好与 “前程”无缘……久了，难免常透露出悔意。果真是“悔”了吗？也许重新来过，还是会如此抉择罢？
　　回来的路上我想，自己是如何狂妄，竟为华佗杜撰出那样一句遗言。其实救人救世，真有多少高下之别吗？而我竟自以为能够分别得透。人间世里，一句“医门多疾”已经足够。学生们年岁渐长，“身怀绝技”的刺激终将退居其次，首重的，唯一片赤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