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二年华歆以丞相军师迁御史大夫，见各处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后汉书·献帝纪》：“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以帝纪体例而言，书于武纪，当以此御史大夫为魏王国（曹操已于上年进爵为王）的御史大夫，而书于献纪，则是范晔以为此御史大夫乃是汉廷官职。两相牴牾。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