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中青报关于进化论的采访

1.       报道中一般说，很大比例的英国人不信进化论，美国也是这样。但在中国，进化论在中学课本里被作为绝对正确的知识加以教授，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坚信达尔文和他的学说是绝对正确的。你如何看待这种教授方式。能否认为，缺少宗教力量的反对是进化论在中国得以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只讲三点。”第一点，从1968年厄佩森诉阿肯色州案[Epperson v. Arkansas]迄今，通过大大小小一系列判例，美国公立学校中进化论的独尊地位已经基本确立。在厄佩森诉阿肯色州案中，最高法院裁定该州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违宪；1981年麦克林诉阿肯色州案[McClean v. Arkansas]，法院裁定该州将进化论与神创论“同等对待”的法律违宪；同年赛格雷夫斯诉加利福尼亚州案[Segraves v. California]，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中讲授进化论并不侵犯宗教自由；1987年爱德华兹诉阿圭拉德案[Edwards v. Aguillard]，最高法院裁定在公立学校中讲授神创论违宪；1990年韦伯斯特诉新雷诺克斯案[Webster v. New Lenox]，法院裁定学校有权禁止教师讲授神创论，且此禁令并不侵犯教师的言论自由；1994年佩洛扎诉卡匹斯特拉诺案[Peloza v. Capistrano]，法院裁定教师无权在生物课上讲授神创论；1999年弗雷勒诉坦吉帕华案[Freiler v. Tangipahoa]，法院裁定在讲授进化论前宣读免责声明违宪；2001年勒维科诉独立学区案[LeVake v.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法院裁定若教师相信神创论且不能恰当讲授进化论，则学校有权禁止该教师讲授生物课；2005年基兹米勒诉多佛学区案[Kitzmiller v. Dover Area School District]，法院裁定智能设计论[theory of intelligent design]是神创论的一种，因而在课堂上讲授智能设计论违宪。这样看来，如今美国公立学校与中国教育系统在“进化论是目前物种起源方面唯一靠谱的科学理论，也是唯一允许在课堂上讲授的理论”这一看法上并没有区别，或者至少越来越没有区别。

第二点，至于美国公众中不信进化论的比例较高，这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看上面列出的案例时间就知道，“课堂上讲授神创论违宪”这一结论的确立已经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而在那之前上学的孩子们现在正当壮年，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也；等到二三十年后，眼下就读于中小学的孩子们成家立业教书育人了，再来做个问卷调查，结果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当然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力量肯定是影响进化论接受程度的一个因素，但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宗教对进化论的抵抗力并不是个完全的自变量，而是随国家执行力、公立教育体系灌输力而消长，只能算是一个中间变量。进化论在中国的相对流行，要归根于国家的执行力上，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宗教力量大小。

第三点，以上并不是说中国的进化论教学就没有问题。尽管美国的中学课程里，进化论是唯一可以讲授的、科学的物种起源理论，但它并不被看作“绝对正确的”。事实上，无论教学实践还是上述法院判例的判决书中，都体现了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观点：所谓科学理论，必须是有可能被证伪的理论。因此，（就我所了解的几个例子，）美国课堂上教师在讲授进化论的同时，也会告诉学生（或让学生讨论分析）进化论在哪些环节上证据尚显不足、对哪些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哪些方面易于遭受攻击、这些攻击对理论整体的破坏力如何，等等。反之，中国教科书里的进化论则是完美无缺的，学生不需要对其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只要被动接受即可。由于没有接触过反面的观点与论证，对这一信条的辩护能力也就相应减弱了。当然，这些其实并不仅仅是进化论教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填鸭式教学体系的问题，我就不多说了。

2.       在前苏联，东欧以及中国等共产主义国家，进化论一直非常流行，被奉为真理，由国家力量传播，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这里头两个问题。一是为何共产主义政权会有这种做法（以国家力量灌输进化论），二是如何对这种做法（以国家力量灌输某种学说）加以评价。

前一个问题大概可以归结为，由于共产主义政权所持有的意识形态与一般理解的进化论具有几个重要的共性，因此前者对后者比较有好感。比如唯物主义是无神论的一种，而进化论又是反神创论的，因此在共产主义政权看来，进化论是他们反对有神论的天然盟友（虽然理论上进化论和有神论并不冲突，见问题5）；又比如所谓的“社会形态五阶段论”，既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味道（“生产工具要适应生产力需求”之类）又有“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进化”的意思，和庸俗化了的达尔文主义很合拍，所以除马克思本人以外（见问题3），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都同时是达尔文主义者。

后一个问题是政治理论中的关键争议之一。国家到底有没有权利灌输某种特定的学说？倘若回答“没有”，会导致若干问题，比如这样一来公立教育体系还有用武之地吗？毕竟连“地球是圆的”这种说法现在还都有人反对（著名的“Flat Earth Society”），如果认为国家灌输某种特定学说就侵犯了不相信该学说的人的权利，那么公立学校里就什么都别想教了。但倘若回答“有”，也会导致若干问题，比如这种做法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如何保证灌输的学说就是对的，万一错了怎么办？等等。不过这些问题似乎与进化论本身关系不大，我就不具体说了，大概意思就是前面问题1里说的那些：共产主义国家灌输进化论，这种做法本身并没有问题，问题出在他们采取的是填鸭式的灌输法，而非在灌输的同时保证公众批判力的培养。

3.       你是否了解马克思对达尔文的理论有何种引用或发挥？能否略作介绍和评论。有没有过文章对此进行过探讨？马克思对进化论的看重，在进化论的传播中是否起到作用？你认为这种作用是好或坏？

这个问题问得有点问题。这么说吧：首先要承认，马克思的确是“赞赏”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的。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自然选择理论是对自然科学中“目的论”（认为自然是被预先设计好的、自然事物的存在与变化都有着预定的目的）一派的迎头痛击。

但马克思未必“看重”达尔文的学说。相反，他认为达尔文未能区分“自然史”和“人类史”，只一味强调自然的随机选择与适应，而忽略了人类出现后，其主观能动性对进化机制的影响；由于马克思自己的着眼点在于“人”，在于“社会”，而不在于“自然”，所以他对“自然选择”概念在自己体系中的作用是抱怀疑态度的。甚至在当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毕希纳[Ludwig Büchner]等）试图将自然选择概念引入社会主义学说中时，马克思还对他们大加嘲讽和批评。

真正“看重”达尔文理论的，不是马克思，而是恩格斯和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仅推重、借鉴自然选择理论（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很大程度上受达尔文理论的启发），而且在马克思死后有意无意地强化人们印象中他与达尔文之间的联系。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自然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也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开始，社会主义者不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相提并论，认为自然选择理论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

将马、达二人相联系的企图愈演愈烈，到了1931年，苏联一份叫《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杂志声称发现了达尔文给马克思的一封信，足以证明马克思曾经想把《资本论》第二卷题献给达尔文，可见马克思对达尔文思想之重视。这种说法流传很广，连包括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内的一批大思想史家都信以为真，纷纷在著作中引述。但1979年Terence Ball在Political Theory杂志上发表的“Marx and Darwin: A Reconsideration”一文证明，该信并非写给马克思的，而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过要把著作题献给达尔文的念头。总的说来，“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们”（马克思曾经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自然选择理论的态度是有较大不同的，这个应该要澄清一下。

当然了，除马克思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义者，对于宣传达尔文主义还是不遗余力的，至于具体起到多大作用就不好说了，恐怕影响更大的应该还是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但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达尔文本人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我想还是负面作用，尽管他们提高了达尔文的知名度，却把歪曲了的学说留给了世人。

4.       在中国，最早被翻译的介绍进化论的书是赫胥黎的《天演论》。你如何评价待赫胥黎的这本书。它在进化论发展中占据何种阶段？一个国家经由《天演论》而第一次接触进化论，是否准确和公正？是幸运还是不幸？

很多人因为《天演论》对赫胥黎有误解，以为他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实则不然。赫胥黎和斯宾塞不同。斯宾塞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始作俑者，认为社会竞争和自然选择一样，适者生存、弱肉强食不仅是亘古不变的事实，也是应当用于指导人类行为的准则；而赫胥黎则反对把生物界与人类社会做简单地类比，认为除了自然本能以外，人还有价值观、伦理、责任感，正是这些道德情操与原则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因此他一方面心甘情愿做“达尔文门下走狗”，另一方面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天演论》是严复对赫胥黎《进化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的译文，但又不仅仅是译文。严复在《天演论》里夹带私货，塞进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思想，恰恰反驳了赫胥黎那些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张。历史在这里玩了一个吊诡：一本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著作被译介进来，却成为了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经典文本，呵呵。不过这也不能完全算作偶然，一方面救亡图存确是一时之亟，另一方面就世界（至少欧洲）范围而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伦理学也风头正健，赫胥黎的伦理学正被越来越多人看作过了时的、温情脉脉的理想主义空谈呢。一直要等到两场世界大战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才会受到全面的反思。

5.       你有没有注意过，在美国，那些同时信仰宗教并相信进化论的人，如何使两种信念共处/怎样处理上帝和达尔文的关系？

身边的确有这样的人，既相信上帝存在又相信“猴子变人”，不过我没有和他们讨论过这方面问题（我觉得和别人讨论宗教信仰不太礼貌，所以基本上只要对方不向我传教，我是不会主动挑起这个话题的）。再不过，从历史经验和理论上看，调和上帝与达尔文其实并非难事。大体上说，自然神论（又称理神论）者 [deist]比神正论者[theist]更容易接受进化论（以及其它科学思想）。

神正论认为，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之后并没有闲下来，会时不时介入这个世界之中，对自然和人类事务加以干涉，比如和摩西订立契约啦、派耶稣下凡啦、向信徒显示神迹啦等等，以此来维持世界的秩序，惩恶扬善。这是比较正统的观点，也是现在大多数教徒的观点。

但科学革命之后兴起的自然神论则认为，神正论其实是对上帝的贬低和亵渎，因为倘若世界的秩序需要上帝干涉才能维持，就说明世界并不完美，既然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可见上帝的手艺也就不怎么高明（类比一下动不动就得修理自己造出来的手表的钟表匠）；反之，假如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在创造完世界之后就应该当个甩手掌柜才对，因为他造出来的世界根本没必要自己再去干涉。上帝在时间的开端（比如“大爆炸”那一刻）创造了我们所在的宇宙，也创造了宇宙中的自然规律，然后就睡大觉去了，剩下的一切都是宇宙在这些规律作用下的正常运转而已，物种的演变不再需要任何“超自然”力量的介入，仅仅靠“自然”选择就够了。这样一来，“创世之初”和“创世之后”泾渭分明，上帝的归上帝，达尔文的归达尔文，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当然了，神正论者也并非都排斥进化论，比如有些人认为上帝仅仅在人类行善或作恶时才对世界加以干涉，但并不干涉自然界对物种的选择适应过程，等等。总之，同时信仰宗教并相信进化论并不太难，只要把圣经里“创世纪”的说法当作寓言而非事实看待，并且不认为人类从类人猿进化来是多么丢脸的事，基本都可以做到。

永遇樂·戊子除夕紐約寓中獨酌

憔悴深冬，蕭疏深夜，清冷深巷。
牖外殘枝，階前剩雪，算少行人訪。
相邀無月，欲彈無鋏，負此扶頭陳釀。
徑深斟，且圖醉夢，夢中爆竹迴響。

鄉愁似水，今宵潮亂，拍散靈臺息壤。
滿目煙波，平生心事，明滅昏燈上。
舊時南浦，他年海道，看捲一帆風浪。
歸程便，不妨斬箇，長鯨巨蟒。

【恶搞】《天涯七号》

　　字幕：一九五零年三月，解放军发起海南战役，守将薛岳节节退败。五月一日，国军全部主力撤往台湾。同日，海南解放。
　　赴台的国军中，有一名随余汉谋部来琼的广东士兵。在登船的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岛，还有，岛上的一位黎族姑娘，他给她起了个汉人名字叫小友……
　　
　　二零零八年夏天，北京，肖家河。阿嘉笨拙地试图把一个鼓囊囊的编织袋搭在自行车后座上。车倒了，压着阿嘉的脚趾。阿嘉把编织袋摔在地上，抽出里头的吉他，一下一下砸在马路牙子上：“我操！我操你妈的北京！”暂住证的碎片在风中飞散。
　　镜头跟着自行车，晃晃悠悠扫过圆明园、博雅塔、中关村、北航门口画着五个福娃的天桥、……天安门广场、北京站。
　　
　　海南，锦母角，中国的国境之南（好吧紧跟官方口径的话应该是曾母暗沙，可那一来就别想有任何情节了）。海滩上，各国模特搔首弄姿，台湾来的美女翻译小友在一旁维持秩序，却没能挡住当地人大代表洪国荣从镜头前大摇大摆走过。
　　
　　摆摊卖纪念品的茂伯被城管打伤。人大代表让北漂归来无所事事的继子阿嘉帮茂伯看几天摊子。黎族城管劳马曾经是公安局刑侦科的干将，在办案时受伤，跑了老婆丢了工作，因此满心怨气，明知阿嘉是衙内，仍然上门找茬，发生肢体冲突，被闻讯赶来的劳马父亲劝走。
　　人大代表也不愿与城管撕破脸，便让阿嘉改去邮局代班。阿嘉偷拆了一个来自台湾却盖着香港海关印戳、收件地址不存在应予退回的邮包。小盒子里是一张发黄了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女孩在海边微笑。还有一沓用繁体字写下的信件，阿嘉看不懂。
　　
　　人大代表闯进金壁辉煌的夏都大酒店，逼迫酒店黄经理答应在即将举办的台湾歌手沙滩演唱会中，由本地人来担当乐团。黄经理推脱。人大代表以在下次人代会上捅出经理偷税一事相威胁。
　　黎族小米酒“马拉桑”的客家推销员和人大代表在电梯前打了个照面。马拉桑想找黄经理谈合作事宜。前台小姐美玲指点他不必如此煞费周章，只要给镇里领导塞点红包，让他们每次“视察工作”时都点上几瓶即可。
　　一同乘电梯的还有小姑娘大大，她在少先队庆六一歌咏比赛上几次伴奏出错，被老师勒令回来写检查，并要家长签字，也就是小友房间的服务员林明珠。林明珠几年前在东莞打工，与一台商同居生下大大，却不知男人在台湾已有正室。事情败露后大闹一场，林明珠带着大大回到了锦母角。
　　
　　乐团选拔大会在镇文化广场举行。挂着“打胎补气”牌子的修车铺里，“南漂”而来的水蛙邀请他一直暗恋的老板娘和她的三胞胎去看他打鼓。
　　
　　……满口京片子的失业愤青阿嘉，操着广式普通话的少先队萝莉大大，东北口音的修车师傅水蛙，只会当地方言的摆摊老头茂伯，客家推销员马拉桑，黎族城管劳马——面对这样七拼八凑而成的杂牌军，小友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但她毕竟没有崩溃。一夜激情之后小友爱上了阿嘉，并要求阿嘉找到照片中那个同样叫小友的、住在不存在的“天涯弄七号”的黎族姑娘，把那些写满爱意、思念、遗憾和悔恨的信件交到她的手里。
　　
　　演唱会即将开始。小友从林明珠口中得知了天涯七号的小友的身世，原来她竟是明珠的祖母，因为明珠不顾她的反对与台商同居，两人已经多年没有说话。
　　阿嘉骑着自行车赶往早已改名为向阳弄七号的老房子，把信件和照片轻轻放在院子里筛米的老奶奶身边。这时，广东老兵已去世多年。
　　
　　字幕：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四日，陈云林江丙坤签署两岸通航通邮等四项协议。十二月四日，台湾立法院初审通过四项协议。

浣溪沙·題暮冬圖寄遠並囑以約期

月影稍搖亂暮鴉，霜風漫捲咽清笳。霓燈相照好還家。
席上紅泥薰綠螘，門前新雪沒殘椏。知交對面看年華。

【le Rouge et le Noir】本以为不会太久

　　本以为不会太久，谁知这一等就是三年半。

与kzeng论朱熹唐仲友案

kzeng:

虽然《夷坚志》未必可信，不过这篇文章的批驳确实也太苍白了，它说的三点虚构都站不住脚，第一时间问题，朱熹十日被罢免，但是调令送抵朱熹那里已经是十四日了，朱熹离职应是从收到调令起，朱熹如果做，还是有时间的；第二，说此词是高宣教所写的人真是朱熹本人；第三，岳霖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宋史》没有他详细的传记（只是在岳飞传后简单提了几句），只能从其他文献里对他的活动多少有些了解，并没有详细的年谱，怎么可能言之凿凿的说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呢？

其实朱熹这件事情流传这么广，不是《夷坚志》的杀伤力大，而是《二刻拍案惊奇》的杀伤力大，好比《三国》、《水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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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论证上的确仓促，不过似乎是网上所见仅有的相关论证了，恰好昨天手头又没有《朱熹年谱长编》之类可供征引，只好将就着借来用用。不过兄台的反驳却也大成问题，因此小可在此冒昧回应一二，倘若以下所言版面上都已讨论过了，还请一笑置之。

第一，时间上。诚然，八月十日王淮放风另派浙西提刑体究此案，十四日朝廷正式发布调令，十八日朱熹才接令离开台州。但据其九月四日劾唐仲友第六状所言，朱熹职在巡历，按例不得对狱情有所干预，且案发之后主动回避，未曾回司。以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劾状当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谎，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了。因此朱熹回避问案一说应当是可信的，不存在“如果做，还是有时间”的问题。

第二，“说此词是高宣教所写的人正是朱熹本人”不假，但朱熹早在八月八日劾唐仲友第四状中就已经指出，此词是高宣教五月十六日宴会所作。人物时间地点俱全，又是关系重大的劾状，作假的可能性能有多少？就算因为是朱熹所奏，把作者身份的真实性打个折扣吧，作词的时间却远在案发之前了，所谓严蕊“应声口占”之说明白是无稽之谈。

第三，岳霖是否做过浙东提刑，是有案可查的。《宝庆续会稽志》详列有乾道至庆元历任浙东提刑姓名与在任时间，没有岳霖；岳霖墓碑以及岳珂记载中，也并无浙东提刑职任。因此岳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应当是可以“言之凿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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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eng:

呵呵，你的前两条解释逻辑上自相矛盾啊。你的假设：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大臣们上书不敢撒谎。你从这一假设得出朱熹的劾状是真话是事实，但是如果朱熹讲的都是事实，那势必唐仲友给皇帝的劾状是谎言是诬告，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大臣们上书还是会撒谎的，与你最初的假设是矛盾的。所以你的解释本身是自相矛盾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你的逻辑，换个出发点，从唐仲友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则结论正好相反（“以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唐仲友的]劾状当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谎，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了。”）。

正是因为利益所在，因此朱熹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尚待商榷。现在朱熹的奏章都保留下来了，而唐的奏章则都湮灭了，因此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佐证，朱熹自己的话未必可信。

至于第三点，自然更不是言之凿凿，《宝庆续会稽志》网上有扫描版

http://www.sxlib.com/bqxhjz/129670.jhtml
朱唐之争的高潮在淳熙八年八月，当时的浙东提刑姚宗之在淳熙八年八月离任去作江西提刑；而按照《宝庆续会稽志》新的提刑傅淇并未在八月到任，而是九月到任，中间有一个月的空档，这是一奇，并且更奇的是，淳熙八年十一月在傅淇没有离任的情况下又来了一位浙东提刑张诏，傅淇做到淳熙九年九月改浙西提刑，而张诏则做到淳熙十年五月改江东提刑，这里面的记载肯定有疏漏，否则不会对不上时间，更不会在同一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浙东提刑，因此以这段记载作为岳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的证据，又怎能称之为“言之凿凿”呢？

《宝庆续会稽志》在淳熙八年八九月份的记录有问题，而《夷坚志》成书又早于《宝》，怎能言之凿凿的以《宝》来反驳《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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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说“大臣们”上书不敢撒谎，也并没有说“形势凶险、查证容易”是对双方而言。我的意思恰恰是：一，以唐仲友与王淮的关系，以王淮截留朱熹后几封劾状的能量，以唐仲友得到后台消息后公遣吏卒冲突司理院、又遣客将传语通判的张扬，以后来朝廷不予体究的举措，朱熹的形势不可谓不凶险，唐仲友的形势不可谓不悠然。倘若朱熹的劾状中有不实之词，王淮正可借机寻衅，又岂会截下有实质性内容的后几封劾状，只把“秀才争闲气”的第一状呈给孝宗？

二，“查证容易”也只是针对朱熹劾状而言，而非唐仲友的辩状。朱熹所指冲突司理院、威胁通判等等（包括与此词作者身份有关的筵席），都是或在公开场合、人证众多，或语涉具体官员，一问便知；反观唐仲友一方，尽管奏章大抵湮灭，但从留存下来的记载看，要么是空泛的人品上的指摘，要么是“惊怖弟妇，心疾甚危”之类可真可假、根本无法确证的玩艺，都是朋党攻忤里玩烂了的把戏。所以根本不存在“从唐仲友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则结论正好相反”的可能，也根本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关于浙东提刑的二“奇”。首先，姚宗之卸任与傅淇到任之间的一个月空档，实在看不出“奇”在何处。细读《宝庆续会稽志》可知，两任提刑间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个月的空档，如之前的傅自得淳熙五年八月罢，赵益十月到任；之后的张诏十年五月卸任，丘崈七月到任，等等；同月交接的寥寥无几，如巩湘与姚宗之之间，何况不能排除月头离任月尾到任的可能。总之但从惯例而言，八、九月间的空档便已无任何可奇之处。假如我们再联系以下两点——其一，唐仲友何以能够在八月份对通判声称朝廷将差浙西提刑来问案，是否说明当时浙东提刑确未到任；其二，朱熹十一月七日在辞免进职奏状中质问朝廷何以迄今仍未差官体究，却直接下朝旨将蒋晖等尽行释放——则在姚宗之与傅淇的一个月空档中，想要硬生生插入一个岳霖，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其次，傅淇与张诏时间重叠问题。的确《宝庆续会稽志》此处记载必然有误，但请教这如何与岳霖扯上关系？倘若志中记载的是傅淇八年九月卸任、张诏九年十一月到任，那么还可以猜测中间遗漏了某个人；但现在记载的是傅淇九年九月卸任、张诏八年十一月到任，倘若还要往里头塞个岳霖，岂非闹出个三堂会审？再者，志中在任卸任的时间记录或有疏漏，但这是否足以影响到其中历任官员姓名的可靠性？志中并非只有此处时间存在问题，如前面赵益“再任”的时间就与巩湘、姚宗之有重叠，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当时任浙东提刑的，在赵、巩、姚外另有其人？此外，时间上的疏漏有多种可能性，如傅淇、张诏，完全可能是手民误植，抄错了一个“八”或“九”而已。总之，以《宝庆续会稽志》的时间疏漏，否定其在人员记载上的可靠性，在方法论上完全站不住脚。

《夷坚志》成书早于《宝庆续会稽志》不假，但关键在于，《宝庆续会稽志》是有官方记录作为征引底本的，而这些历时的记录显然要早于党禁后匆忙赶制的《夷坚志》。除非有坚实的证据指责宝庆志编者有意作假，否则它与《夷坚志》何者更可靠、更应被征引，是不言而喻的。

四年

　　糊涂倘若还活着，是九岁了。
　　我这么说，并非视现在那个有着同样域名、同样登录画面的网站为无物，只是现在这个糊涂，实在不能算是活着。
　　所以在我心里，也许也在大多数人心里，糊涂是死于四年前那个下午的，并且再也没有活过来。

　　04年9月，一切就绪。
　　我在哲学系报道了。我打扫了万柳的宿舍。我从师弟那里取回行李和电脑。我在叶飘宿舍住了最后一晚，写了一篇故事接龙。我在正式上课前灌水灌得很high，决定从下周开始收敛。我再次递交了版主的辞呈。我为哲学概念在眼前的延展而莫名兴奋，准备用毕生精力玩转世界上最深奥晦涩的游戏——Ich bin selbst aus Neigung ein Forscher.
　　04年9月13日以前，一切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直到那一天，这一切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什么被碾碎。于是轨道坍塌。

　　慕瑾对世钧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说来轻易，到明白它却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

　　我不是“恍然大悟党”。我从小耳闻目睹着许多别人不可能想象的苦难与黑暗，并为自己长期不得不向它们逢迎而感到屈辱和道德上的自卑。我的政治观点早已形成，并不曾寄期望过自我约束的开明专制。我不像某人在某站有幸沦为“校内交流平台”时枯坐床头捏着棉被喃喃自语：“胡哥你为什么，胡哥你为什么。”
　　但我曾以为至少自己可以躲开。我可以愤慨，但我可以躲开。

　　糨子说过一个故事，大意是00年某天到隔壁宿舍打牌，听某某说她那儿新来了个师弟，听说挺不安分。说没想到几年以后，挺不安分的师弟竟然成了挺安分的糨子的朋友。
　　我听到这话时，有种摸不着头脑的得意，就像大街上蹿出来一个人拉着你的手连声道谢，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高考后我听到好几次这样的叮嘱：“去了北大，千万不要参加游行。”这叮嘱同样让我觉到摸不着头脑的郁闷：其实何止是游行，我天生对众人云集的场合感到厌倦甚至憎恶。我热爱孤独，热爱可以让我埋头的学问。或许闲时与三数朋友诗酒相酬，但我不想掺和到世界之中。
　　所以我一直是很安分的，或者至少是很想安分的，或者，至少我自以为是很安分并且很想安分的。

　　直到发现慕瑾是对的。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起那前后几天。想起8月18日夜里在火车上收到短信之后的多方联络。想起那之后大家喜气洋洋地准备五周年站庆，holysilence准备在招新时分发的小册子，四区筹备中的期刊和音乐分区，站务增选时闹哄哄的骂仗。想起9月13日下午的诧异，傍晚的忧心忡忡，得到确切消息后难以名状的种种情感，或许还有些意外的释然——“终于来了！”想起绕万柳的几圈猛跑。想起第二天的大雨，在图书馆里发短信借伞。想起第三天的小雨，三教门前的电话亭，雨中飙车赶往承泽园上课。想起“流水帐”和“Someday Something”这两个名字，本要以它们为题的小说再也没有动笔。想起看金瓶梅可以看到流泪。想起后来半年多里那些带着苦中作乐意味的连珠妙语，仿佛相依为命一般的亲密无间……最后总要想起同月19日的静园集会：贼头鼠脑的便衣，一字停开没有牌照的黑色小车，展开又被收起的横幅，齐唱着歌突破封锁的同学，保卫处长两面为难的脸色，朝着人群喷水的龙头……
　　我回想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一切是怎样改变着人的命运。

　　后来我便在分裂的状态中挣扎，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或者说，等待一条出路先找到自己。学哲学的人也许更容易遭遇这种尴尬。毕竟身边的苦难太切近，而世界的本体太玄远。而身边苦难之切近，正不下于世界本体之玄远。是哲学，还是政治？是往圣，还是生民？是立言，还是立功？是卷而怀之，还是自试于磨涅？……我在题献给basileus的一篇文章中记叙了三个人的思考和各自的选择，无奈而令人遗憾的选择。

　　有同学看过我申请材料中个人陈述的第一句话后说：“震撼到了。”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可能是“雷到了”。
　　It is my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that urges me to appreciate the fundamentality of politics.
　　其实只是慕瑾意思的照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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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糊涂，有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回忆，动笔时才发现能够写下的只是以上一些凌乱而无关的废话。那么这就不能算是一篇关于糊涂的东西了。不过这样也很好，只有快忘掉的东西才有写下来的必要吧。

木蘭花慢·戊子中秋無賴誦稼軒送月詞因作（二首）

戊子中秋，無賴，誦稼軒送月詞，因作《木蘭花慢》二首，兼祭糊涂。

【其一·次稼軒韻】

正初涼枕簟，小窗上，月悠悠。
憶名士風評，儒林品鑒，曾把鰲頭。
臨河酒闌歌罷，恨長纓一濯是千秋。
故壘水雲飄散，新亭風物淹留。

中霄誰與訴情由。國事並鄉愁。
放數載年光，滿腔心血，都鎖重樓。
莫笑乘桴遁遠，斷明朝著力主沉浮。
或秉直椽巨筆，或擎鐵劃銀鉤。

【其二·效稼軒天問體】

問神州底事，恁風雨，使人愁？
謂多難興邦，興亡皆苦，強令歡謳？
荒丘。謂天儆也，卻云何袞袞任優游？
碩鼠脩蛇堪逐，朽癰枯瘇堪瘳？

吳鉤？解纜扁舟？堅白矣，試中牟？
似進退存亡，行藏用舍，自古踟躊。
颼飀。夜涼如水，對月明誰與醉金甌？
誰解闌干拍徧，誰堪攜手登樓？

生日自嘲

明月垂憐西海陬，中宵無賴強書愁。
鴃言堪退文宣壻，僻性難加季路裘。
曾遇佳人失把臂，欲貪酣飲怕扶頭。
究窮象塔屠龍術，見問先生能竊鉤。

句子

　　不知怎麼想起這個。題目也隨便起一個。

　　記不清是去年年底申請時，或者今年上半年寫論文時候的事情了，大概長時間盯電腦，加上經常用手搓啊揉的，眼睛就異常嚴重地發炎了，睜開了疼，闔起來癢，眼珠子上血絲縱橫。因為身邊有拼論文拼到視網膜脫落的例子，倒也不敢怠慢，奔了幾回醫院，開了幾種眼藥水，都無甚效果。發作起來就用涼水浸，可以暫時打消點痛感，但也不太持久。後來想起小時候得的教誨，凡眼裡進細菌雜物，淚水沖洗的效果最好。就閉了眼躺到床上，使勁回想從小到大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片段，至於緬懷革命先烈感念勞苦大眾思考人類終極命運無所不用其極，無奈仍舊雙眼乾澀，如磨砂一般。最後想起默背了史記裡程嬰杵臼的一段，才到“子彊為其難者”一句，就覺鼻頭一酸，眼淚汩汩而出，異物感頓消，趕緊起身繼續奮戰。

　　後來但凡眼睛痛癢疲勞，每用此法怯之。除史記中的若干段落外，岳陽樓記也是常用的，只是不可偷工減料，必得從第一句起，默誦至“進亦憂退亦憂”處，方才發生效果；倘若以為裝b煽情只在末段，便直接從“嗟夫”二字背起，則毫無療效。這一點已被我的孤立變量多次重複實驗所證實。
　　說到岳陽樓記，不得不提上半年在古琴社活動中聽到的朗誦。後來幾次想找當時的錄音未果，網上各名家版本則聽來全無感覺。嚴格說來，那次的朗誦者添加了太多的個人情緒和（並不正確的）理解，霪雨霏霏彷彿做戰雲密布，春和景明演繹成帶礪山河，一味鏗鏘而少起伏變化，又激昂有餘而中正不足，或許反不如其他版本更貼近范公原作的思想。但正因朗誦者不管不顧地把自己融了進去，才把聽眾一同感染了。
　　再後來的某天，我在某種亢奮的情緒下——用更通俗的話說，在喝高了之後——向幾個同學做了即興朗誦。據說那一回很有點讀出“慷慨生哀”的味道。不過再想不高不低喝到那種程度，應該是比較困難了，而我迄今尚未在清醒狀態下發現自己有任何朗誦的才華。

　　由“慷慨生哀”引出《夢孚若》算不算自然的過渡？這首詞引用頻率最高的大概是“嘆年光過盡”到“何足道哉”幾句罷。只是這幾句，也好工整，也好氣派，讀來卻總隔了一層。倒常常默念前面的：“飲酣畫鼓如雷，誰信被晨雞輕喚回”，只覺就中說不出的淒涼，如拂曉的寒氣，從千萬個毛孔侵入全身。

　　拉拉雜雜。還是先不往下寫了，拼論文要緊，否則只怕期末時說不出的淒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