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说史实
说到“毁人不倦”，其实不管是无心之毁还是用心去毁亦或拍马屁拍着了马腿，杀伤力都不是最大，那些在战场上拼杀的将领和他们身后的谋士，只要做过一两件出彩的事，自然不会被人忽略，而不被忽略，就意味着平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纵使毛氏父子刻意丑化的阿瞒，也不用担心没有粉丝站出来揭发历史的真相，但若有人被同样的手法在鼻子上画块白，却又没有机会到前台流光溢彩亮个身段，那恶名可就难洗刷得紧了。
倘在演义的读者中开展个“三国十大小人”之类评选，估计华歆不仅稳当入围，而且很可能高踞三甲。也难怪，看看这段：
少顷，尚书令华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后殿，问宫人：“伏后何在？”宫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打开朱户，寻觅不见；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寻。歆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后曰：“望免我一命！”歆叱曰：“汝自见魏公诉去！”后披发跣足，二甲士推拥而出。
还有这段：
帝曰：“谁敢弑朕耶？”歆厉声曰：“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无人君之福，以致四方大乱！若非魏王在朝，弑陛下者，何止一人？陛下尚不知恩报德，直欲令天下人共伐陛下耶？”帝大惊，拂袖而起，王朗以目视华歆。歆纵步向前，扯住龙袍，变色而言曰：“许与不许，早发一言！”
大概纵使对曹操“若天命在魏，吾为周文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也决计不会饶过华歆罢。
可是实际上，华歆不仅不是曹魏篡权的帮凶，甚至在曹丕受禅之后，因为“以形色忤时”，群僚都加官进爵了，只有他从相国改为司徒，降了半级，还惹得魏文帝老憋着一口气咽不下去。曹丕心底是想恶狠狠地质问一下华歆的，可是华歆为人严整，属于“帝王师”一类人物，曹丕毕竟有点忌惮，只好在过了很久后拐弯抹角去责怪陈群：“我应天受禅，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悦喜，形于声色，而相国及公独有不怡者，何也？”陈群回答得很乖巧：“我们曾经是汉朝臣子，就算心里高兴脸上也不敢表现出来呀，要不皇上您还会觉得我们恶心呢。”曹丕心里舒趟了许多，陈群于是得到重用。
至于华歆逮走伏皇后一节，来自于武纪所引的《曹瞒传》：
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演义里用塑造蒋干的手法将这句话改装成了声情并茂的舞台剧。当然，小说毕竟是小说，不必以此来指责什么，不过我们知道，《曹瞒传》这个东东的可信度实在很值得怀疑。本来该书就是吴人专门作来诋毁曹操的，痛骂对方主脑的时候顺带刺一下原属孙吴一方半途投到曹魏去的华歆，也不难理解。
二、割席绝交
为了让读者了解华歆其人根不正苗不红天生就是个烂秧子，演义中相当恰到好处地插入了一段小故事，也就是管华之间的割席绝交。中国文化产生自单字基础上的排列组合，其铿锵有声变化无穷使得中国人对警句和“轶事”的热衷远甚于事实的辩明。比如小时候起床不叠被子，父母就会作语重深长状道：“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时假如你告诉他们这句话只是无意义的狡辩进而长篇大论一番来解释扫一屋与扫天下的不兼容性或者说道陈蕃就因为被这么教坏了所以后来试图扫清天下的时候才功败垂成又或者宣称自己本来就没有天下大志是不是就可以不整理房间了等等等等，父母肯定要不耐烦起来，一脸的不可救药。不是因为你的话没有道理，只是你说的不是警句。同样，割席绝交的故事由于具有短小精悍、出人意料、“教育意义”强等要素在少儿教育中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已经很难考证究竟是因为演义的流传使得该故事广为人知，还是因为该故事原本就广为人知因此老罗把华歆刻画成了小丑。如果是后者，更暗示了该故事与中国文化中集体无意识的某种暗合之处——这一点，留待下文再说。
该故事叙述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某天管宁和华歆在园子里锄地，锄啊锄啊瞎猫就撞上了死老鼠，地里露出来一块金子。这时管宁当作没看见接着往前锄，华歆则停了下来，“捉而掷去之”。第二件事，两人在房里读书，门外官府的仪仗队过去，华歆开小差溜出去看，回来时发现管宁已经把席子割开了：“子非吾友也！”……
故事就此完结，欧•亨利式的结尾留下余音绕梁。老师问：“小朋友们，知道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吗？”小朋友一起回答：“知道。上课不能开小差。”老师慌道：“不对不对，大家再仔细想想。喏，三土你来说说看，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什么？” 三土站起来摇摇头不知道。老师就解释：“第一件事里，华歆被金钱诱惑，第二件事里，华歆被权力诱惑。所以管宁要和他绝交，因为不能抵制金钱权力的诱惑的人，是不值得做朋友的。” 三土弱弱地举手：“可是老师，第一件事里，华歆不是把金子扔掉了吗？也许是为了锄地方便呢？还有上课的时候，我们大家听到街上敲锣打鼓，全都会往窗外看，那我们是不是全都是坏孩子呀？”老师：“三土！居然和老师顶嘴！放学后留下来，把第二十一课抄写一百遍！”……
假如考试时问到这个故事的内涵，标准答案会是这样：
捉而掷之这个简单的动作却暴露了华对金钱的贪婪，将片金掷之这个动作是故意伪装对钱财的轻视。一捉一掷由无意识的表露到有意识的伪装，从他的行为变化细腻的刻画了他心理的变化，并揭示了他的人格特征。而后的二人同席读书，有乘轩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视，就更明显的暴露了华歆的浅薄与俗气。
结论是，华歆乃一介“德行卑污”的庸俗小人。
当一项制度渐渐影响到社会风尚，并对制度下的人造成异化后，事情的发展往往让人哭笑不得，汉朝举贤良方正的制度正是如此。儒生们读书不仅仅为了学问，更重要的是“养名”；再加上经过清议和党锢之祸以后，汉末士林的空气多少带了些偏执狂的味道，而百晓生们又时不时对天下人物来一番评比，儒生肩上的道德舆论压力之严苛也就可想而知。依照这样的标准，儒生仅仅在行为上清心寡欲是远远不够的，只有“狠斗私心一闪念”，把潜藏人性深处的欲望本能连根端掉，才算修成正果。——当然，按照弗老爷子的说法，本能是端不掉的，只有使劲抑制，抑制；而且他还说，老这样抑制可不太好。不过咱们中国人不管这套，仍然对潜意识加以实时监控，一旦某天某个道德声誉名满天下的人不经意间流露出些许杂念，那么他这一生中的德行操守一定全都是伪装，所有修养、努力、善行全都是掩饰，而他事后表现出的愧意与悔改也必然是做作，因为——我们已经看穿了你的本质！华歆的遭遇正是如此，不论他是否因为意识到自己前一个举动的不应该而抛下了手中的金子，也不论他是否通过这件事发现自己的修为不够还应该加倍磨砺，又或者他的举动只是出自好奇而非贪欲作怪，……不论如何，他已经被定格在拾起金子那一瞬间，永远没可能逃脱销骨烁金的命运；而接下来的动作，也自然是“有意识的伪装”了。
“如果以心底有过的念头来定罪的话，每个人都应该下地狱。”我们在毫不吝惜地刻薄古人的时候，有没有平心想想：如果按故事里的标准，世上有几个人可以算是不“卑污”、不“浅薄”呢？
一脸道学相的管宁之不近人情，更让我觉着华歆的可亲可爱。那个偶尔有点小小的私心、却又为这不该有的念头羞愧脸红，以至有些手足无措的少年，那个能够摆脱此事的影响，依靠自己的努力博得“龙头”美称、誉列要同自己绝交的道学朋友之上的名士，那个此后一生中“淡于财欲”、“清不可及”，为时人敬重的长者，才算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人哪。
三、出处之义
华歆遭人诟病的另一方面，在于他对“出处”的掌握上。儒家是相当看重这“出”、“处”二字的。这个词源于《易•系辞上》：“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出即出仕，处即退隐。《中庸》里“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也是讲这个问题。理论上说，士人要“出”，应该具备这么几个条件，首先名分上得解决，譬如不能跑到黄巾军啊梁山泊啊这些贼堆里入伙（当然要是这些人后来得了天下那就另当别论了，史官们自然会交代清楚），其次是“天下有道”，再者就是得显出身份，得君主执礼来求你，不能你巴巴儿去找人家。——当然这都是“理论上说”，对具体事件的解释那就五花八门了。
那么华歆被诟病之处在哪里呢？《三国志》里记载：
拜歆豫章太守，以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孙策略地江东，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长者，待以上宾之礼。
喏，问题出来了。如果严格按照“理论”的话，上面这段叙述中，华歆已经犯下了诸多错误。首先，当时汉室衰微，群雄并起，实在算不得“天下有道”，恪守出处之义的“龙腹”邴原、“龙尾”管宁都先后逃到了辽东，可是华歆偏偏留了下来；留下来也罢，偏偏还接受了朝廷的徵拜；接受就接受呗，偏偏又去了有袁术、刘繇、陆康、孙策、严白虎等势力争来斗去的淮南……好了，就算你政绩再好，人民再感恩戴德，这第一步你就走错了。接着，孙策来了。孙策何许人也？是攻打扬州刺史刘繇的人。刘繇是谁？是华歆的上司。而华歆居然奉迎孙策，这不又是一错么——凭你说迎孙策是为了城中百姓，凭你说他是汉朝的折冲校尉行殄寇将军，凭你说他“军令整肃，百姓怀之”，但别人要在这名分上找点茬子，还是有够难受的。第三点——也是最为严重的一点——，华歆居然自隳身份，“幅巾奉迎”！这可犯了读书人的大忌！孟子讲“三就三去”时，就把“礼”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上。所谓礼，其实就是君主给你多大的面子，比如刘备一定要三顾茅庐，诸葛亮才肯出来，以此表明自己的身份；而《魏略》要给诸葛亮减价，也只需说“亮知荆州次当受敌……乃北行见备”——既然诸葛亮是主动求见刘备，他的身价也就跌下来了。华歆身为名士，不说三顾，怎么着也要等到孙策来拜会吧，反而幅巾奉迎，这不是给咱读书人丢脸吗？无怪乎孙盛要忿忿地骂道：
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堕于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于诸侯；州公实来，鲁人以为贱耻。方之于歆，咎孰大焉！
在一般人眼里，读书人一旦表现出对功名的热衷，就是开始蜕变的兆头，而“功名”、“政治”、“权力”，又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故而急着出山的，总要比死活躲家里不肯出来的，人格低上一截。所以连裴松之也对“一龙”的座次疑惑不解：“臣松之以为邴根矩之徽猷懿望，不必有愧华公，管幼安含德高蹈，又恐弗当为尾”——还是受了文化传统的影响。
孔子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尽管在他的眼里，狂者和狷者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人才，但鲁迅却尖锐地指出：在中国社会，后者往往要吃香得多，“有不为斋”遍地皆是，“进取轩”则找不到一个；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狂者比狷者难做人得多。纵观华歆的一生，积极出仕，并数次换主，这样的行为比起管宁单纯的“不为”的确令人难以理解。然而，从他担任豫章太守时的“为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直到太和年间的奏疏：
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时动。臣诚原陛下先留心于治道，以征伐为后事。且千里运粮，非用兵之利；越险深入，无独克之功。如闻今年徵役，颇失农桑之业。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使中国无饥寒之患，百姓无离土之心，则天下幸甚，二贼之衅，可坐而待也。
可以看出，华歆一生从政，莫不以人民的休养生息为要旨。世遭罹乱，名士们自然可以以“天下无道”为由拒绝出仕而显示自己的清白，可是大家都“独善其身”去了，那些饱受兵灾的百姓怎么办？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更欣赏华歆的做法，不计较生前身后的评价，而是努力寻找能使自己的能力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途径——正因为如此，他才去董卓而归袁术，去袁术而归孙策，去孙权而归曹操。——当然，这些都并非无原则的投靠。前两次不必多说，最后一次在他离开东吴的时候，曾经对孙权说：
将军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义未固，使仆得为将军效心，岂不有益乎？今空留仆，是为养无用之物，非将军之良计也。
后来果然，尽管曹操征孙权以华歆为军师，但他却一个点子都没有出，颇像演义里所描写的徐庶的举措。
管宁固然值得景仰，华歆更加难能可贵。
四、华歆其人
《世说新语》中提到华歆的条目有四。除了“割席绝交”之外，一条说的是华歆治家以严，陈纪（陈群的老爸）治家以宽，但不论是宽是严，效果都很好；另外两条则是华歆与王朗之间的比较。一称：
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另一称：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后一条在《华峤谱叙》中也有记载，只不过配角变成了其他人：
歆少以高行显名。避西京之乱，与同志郑泰等六七人，间步出武关。道遇一丈夫独行，原得俱，皆哀欲许之。歆独曰：“不可。今已在危险之中，祸福患害，义犹一也。无故受人，不知其义。既以受之，若有进退，可中弃乎！”众不忍，卒与俱行。此丈夫中道堕井，皆欲弃之。歆曰：“已与俱矣，弃之不义。”相率共还出之，而后别去。众乃大义之。
仅仅因为掉进井里就要弃之而去，未免太不近人情，似不如《世》中的记载可信。但不管真实情况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件事情比起掷金块、开小差来，考核德行的说服力要大得多，毕竟——危难见人心。
因为管宁断交之事而“暴露”了“对金钱的贪婪”的华歆，实际上生活清贫、淡于财欲。当他受朝廷征召准备离开东吴时，送别的人络绎不绝，一共赠遗了几百两银子。华歆来者不据，照单全收，同时暗暗在每个人的礼物上加以标识，等到出发时，便将这些一一归还（后来管宁离开辽东时，也做了同样的事情）。此后在魏国，尽管位至三公，依然“家无担石之储”。
黄初四年，华歆向朝廷推举了管宁——这个曾经是他朋友、也曾经给他难堪的人，管宁得以离开辽东，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中原。这一年，管、华二人已经分别六十六、六十七岁高龄了。明帝即位后，华歆又推荐管宁代替自己，曹睿没有答应。不知经过数十年世事沧桑，这时候的管宁，会如何看待华歆呢？
附：
陈群：“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傅子》：“华太尉积德居顺，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济下以仁，晏婴、行父何以加诸？”
陈寿：“华歆清纯德素，……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