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与选举

作于10月16日。经编辑删改后，以“美国大选2012：金钱味有点重”为题，发表于10月25日《南方周末》。这里贴出原稿。

竞选资金与选举腐败

政治活动离不开钱，竞选也不例外。从租赁竞选总部办公室、发放员工薪水，到制作投放电视广告、印刷派发传单、以及四处走访选民发表演讲，无一不需要花钱。这笔钱可不是什么小数目，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在民主党初选中败北的希拉里·克林顿，因为竞选而欠下了大约2千万美元的债务。另据统计，在参加2010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候选人中，有将近五百人处于负债竞选的状态。为了筹集竞选资金，候选人不得不绞尽脑汁，而政治献金也成了选举过程中最容易滋生腐败的土壤。反过来说，民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一部与金权政治反复拉锯斗争的历史。

驽驴与疯象

作于10月28日，发表于10月29日《新民周刊》，题为“罗姆尼只适合演小品”，大约因为误解了文中“卖拐”一段话的意思。此外应刊物要求，本文旨在褒奥贬罗，故对奥巴马执政期间的不足之处鲜有提及。

美国大选暗战：“选民证件法”之争

作于2012年9月6日，经编辑删改后，以“小小身份证，卡住奥巴马连任路？”为题发表于9月27日的《南方周末》。

对完稿后直到2013年6月25日高院判决“谢尔比郡”案为止的事态发展，我在文中做了相应补注。

当2012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人们或许会发现，决定大选结果的并不是双方候选人在聚光灯前的表现，而是两党支持者在各地各级法庭上围绕“选民证件法”（voter ID laws）的无声厮杀。这一战场上的最新进展来自8月30日：由于规定选民在投票时必须出示由政府颁发的、印有照片的身份证件，以便证明自己的合法选民身份，德克萨斯州新出台的选民证件法被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判定构成种族歧视、违宪无效。

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长期在选民证件法问题上泾渭分明。共和党一直热衷于推动更严格的选民证件法，而民主党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去年以来，在共和党担任州长或控制议会的各州里，有10个州已经或正在抓紧制定相关法案，试图抢在今年总统大选前生效。但这些尝试却遭到了民主党的强力阻击。今年早些时候，威斯康星州的法案先后在不同案例中被州法院宣布违反该州宪法，但州法院无权判断法案是否违反美国宪法；而德克萨斯案则是今年联邦上诉法院的第一起相关判决，对即将陆续开庭审理的其它各州法案有着风向标的意义。

“石起”

虽然知道对这一情节的改动势必让《新宋》前文伤筋动骨，实在强作者之所难，但在新番《平昔壮心今在否》里看到久违的“石起”时，还是不由怅然。

民粹主义（下）

三、民粹主义：现象、条件、性质、特征

（3.1）前面提到，比起其它许多“主义”所指涉的现象，民粹主义有其特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短短数十年的民粹主义研究史，可以说正是逐渐认识到这种特殊的复杂多变、并在此基础上调整研究范式的过程。

以对民粹主义的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为例。整个60-70年代，社会科学笼罩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之下，学者普遍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政治这个“上层建筑”。相应地，民粹主义研究界流行的看法是：民粹主义是特定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民粹思潮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作为载体，因此研究者的一大任务，就是从不同时段、不同地域的民粹现象中，分离鉴定出共通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以及阶级基础。

十二个月水果歌

用家乡话给女儿编的童谣：）

民粹主义（上）

一、民主化的双重焦虑

（1.1）除了掩耳盗铃的五毛与心存侥幸的权贵之外，如今恐怕不会有多少关心政治现实的人否认，中国早晚要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当然，“早晚”是一个很笼统的表述，为许多重要分歧与争论留下了空间。事实上，民主化的前景既带来期待，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焦虑，而这些焦虑或多或少都与对民主化 “早晚”的判断相关。

《龙类学研究有望挣脱意识形态桎梏》

　　龙类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崭新的、富有魅力却也充满争议的学科。它曾经是人类知识中最为尊贵的一个分支，上古时候，智者们穷尽一生心力探索龙的奥秘，帝王和骑士试图在族谱中构建其祖先英勇屠龙的故事，街头巷尾流转着七虚三实的龙书与龙典，只有初生的婴孩才对龙的习性与威能一无所知。然而在现代科学的第一范式（First Paradigm）与第二范式（Second Paradigm）时期，人们一度将龙的存在视作荒诞不经之谈加以嘲笑和排斥，至多善意地猜测其是初民们在对恐龙（dinosaur）骨架化石偶然发现的基础上天马行空的想象。在龙类学研究最为沉寂之时，伟大的独孤史逖（Dugald Steer）先生如今已被奉为经典的《龙类学手册》竟然被出版社与书店列在“魔幻小说”一栏中。

素质、革命、民主化（一）准备性的分析

（一）准备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写手，韩寒对政治社会现实有着健全的常识感与敏锐的直觉。两者都是难得的品质，知名学者因为常识感欠奉对现实说出些四六不靠的话来并非什么稀罕事。毕竟无论多么高深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最终其结论都必须充分地在整体上符合人们的直觉和日常经验，并能够在理论内部对其余不相符合处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对常识和直觉的依赖也有其局限性。从日常经验中获得的认知受到视野的约束与不同经验切近性的影响，直觉之间可能相互冲突，并且由于其天然的模糊性与心理偏见，需要概念上有意识地反思和澄清。在讨论国民素质及其与民主的关系、革命与改良之类宏大问题的时候，因为涉及大量经验事实的梳理与理论的阐述，更需要我们对如何合理运用常识与直觉、避免其中的思维陷阱有清醒的认识。

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

心理学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认知是在描述层面上对现象的观察、归纳、分析、解释，而道德则在规范层面进行善恶褒贬的判断。认知是认知，道德是道德，认知能力本质上与道德无关；具体的认知过程也许会遭到道德判断的少量“污染”，但若想达到“纯粹”的认知，就必须把道德对其的干扰排除出去。

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遭到了“实验哲学”运动领军人物、耶鲁大学教授Joshua Knobe为首的挑战。Knobe等人的实验显示，道德判断不仅不是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反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认知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下文以Knobe (2010)的综述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作一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