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北京已是新年，而纽约还挣扎着拽住旧年的尾巴。一宿失眠后昏昏沉沉，打点精神读了会书，却又没了兴致。新年舞会时代广场之类人头攒动的地方是向来不爱去的。平日或者可以到相隔一个街区的河畔公园走走，这些天暴雪刚过，积余大约尚未清理，还是不必轻身犯险的好。
如今对雪是早没了初见时的激动，而算来也不过十年而已。燕园的第一个冬天，清早醒来听到窗外簌簌沙沙轻响，睁眼看去是漫天碎白乱舞，街对面平日熟视无睹的店铺、地摊、行人、胡同、332站牌，乃至电线杆和马路牙子，竟都蒙上一层不真实的美好。下楼推车时，小白伸手往车座上抹，小分背头就跑，于是我结结实实挨了一雪球。“没打过雪仗吧？看你这样子就。”他俩笑着说。“连雪都是头回见呢，”我也笑，“去年天气预报说我们那儿某天夜里要下雪——说是三十多年头一度，把我们给激动得，大半夜不睡全阳台上等着，还有人拿脸盆来接。结果那雪粒比虱子还小，都没到眼前呢就化了，淋得浑身湿透。第二天全班都感冒请假了。”说完便把偷偷捏着的两个雪球劈头砸了过去：“现在可算打过了！”
十年前的新年夜，大讲堂放的《卧虎藏龙》，除了神秘的王开，宿舍五人结伴前往。周润发杨紫琼原声念白时全场爆笑，之后讲堂里就彻底成了欢乐的海洋。那个时候大家耳朵里灌满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为非此不足以登影视作品的大雅之堂。
看完电影五个人手拉手在未名湖上踏冰，而后挤进讲堂前广场的人堆，围观台上校长跳舞，等着他敲响零点的钟声。当时的他尚不知道，两年后的新年夜，他将背上“一边跳舞一边偷服务器”的骂名，而我将牵着一个女孩的手，一同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而牵着她的手的我自然也不知道，两年后的元旦凌晨，我们将前往一个叫“蓝天”的民工子女学校，参加一位学姐与一位民工歌手的婚礼。而婚礼上的所有人自然更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他们的婚姻便不可挽回。再两年后，他们离婚了。再不久，我们牵了八年的手，也放开了。
新年过后便是期末。紧张，却令人期待。期待的自然不是考试。小强甚至把行李大包小包扛到了最后一门考场，半途便扬长交卷，直奔火车站而去。大学的第一个假期呀。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体会春运的恐怖。三个位子的座椅挤着五个人，椅子底下还躺了两个。过道，厕所，盥洗台，仿佛每分每寸已经压榨得干净，不留一丝缝隙，然而列车员吆喝着叫骂着推着小车来去，却总能在其中更加压榨出一条转瞬即逝的驿路。我以为多乘几趟春运时的硬座，不须学广义相对论便能明白空间变形的道理。
春天到来时我开始留意招聘家教的信息。第一次上门面试是在健翔桥附近西藏大厦背后的胡同里。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援藏干部，女人半年多前带着上初中的女儿调回京城，男人还在西藏。“上个教我女儿的是个北理工的女孩。她教得可好，我女儿可喜欢她。可惜她说这学期功课太忙不能来。”女主人一边沏茶一边寒暄着，“同学你哪个学校的？”“哦我北大的。”“北大？”她摇了摇头，低声嘟哝，“这哪个学校，没听说过啊……北大和北理工，哪个好些？”我慌忙接过她递来的茶，有些烫手：“当然北大好哇。那个，北大清华差不多吧。”屋里的空气忽然凝滞，透过茶杯上腾腾的雾气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射过来，盯着我的脸打量：“别大瞎话蒙人啊同学。这样的家教我女儿可不敢要。”
最终我的第一份活找在了方庄。接下来半年里，我每个周末大清早爬起，骑车到三环等300路，吭哧吭哧挤上车。车厢从拥挤渐渐空旷，有时复又拥挤，但我总已经找到空座坐下，百无聊赖地看窗沿上光阴挪动，直到车子走完这座方方正正的城市的两条长边，抵达它的东南角。那个时候四环还在修建中。
那个时候西南门还没开放，小南门还没堵死，40楼还在老位置，街对面的院落还没拆成白地，中间那家音像店还没日没夜大声播着“本店即将拆迁所有商品一律特价”和田震的《执着》，顺着它边上的胡同摸进去还能吃到一模一样家乡味道的糊汤蛎饼——只是要起得够早。晚了，就赶不上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