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1月7日星期一
抛砖引玉(二)
2005年11月1日星期二
评《刘备再入汉中与关羽失荆州之关系考——<千秋遗恨隆中对>补证》
不同于杨兄下面那篇作品,本篇是纯粹的“观点-论证”型史论文,作者观者面对的问题都相对简单些,作者提出一个颠覆史传观点,于是需要寻找新材料加以证明;观者倘若不同意作者的新观点,所须做的就是证明作者找到的材料并不足资。
那么杨兄本文提出的、能够支持新观点的新材料是什么呢?无非有二:其一,是《三国志·廖立传》所载廖立言语:“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其二,是《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三》所载:“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戎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且让我们看看这两点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点材料,杨兄论述道,『廖立虽“诽谤先帝”,然其论史实,若夏侯渊、张郃之入巴,大略合当,不过在评论之时耍些倒果为因,攻其一点之类的花样罢了。且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故廖氏所言刘备入汉,当为可信。』——这里杨兄恐怕也玩了一点“花样”。一方面杨兄说,“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因此廖立不敢在入汉一点上欺瞒,一方面却又承认,在夏侯、张的入巴上,廖立居然敢于“倒果为因,攻其一点”。怎么在廖立“倒果为因”的时候,就不会顾忌到“听众系朝廷重臣”,孰因孰果,“岂会不知”了呢?反过来,既然敢于在一件事上倒果为因,那么在另一件事上模糊一下时间连续性,以“大势”代替“细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况这些又都是李、蒋的告发之辞,正要其荒悖方能显廖立的大逆不道嘛。
(看了评委sd的评分,补充两句:sd把“后入汉中”解释成“后来当了汉中王”,这就错得更厉害了。一则廖立所品题的是刘备的战略能力,与封王之事无涉;二则“入”字其义甚明,当指地理方位而言。“后来当了汉中王”这种歧义是不存在的,所需争论的焦点仍在入汉中所指何时、何事上。)
关于第二点材料,其实杨兄何必远求于唐人著述,《元和郡县志》此条明白出自《水经注》。《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阪,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相较可知,前者几乎照抄后者,所不同的唯多“蜀先主遣”四字。考刘备世,诸葛亮例行萧何之事,在后方足食足兵,倘若刘备果真于二十四年再度提兵进入汉中,论理也该是法正相随,诸葛亮坐镇,怎么反而诸葛先行屯兵于兴势了呢?卢弼将水经注此条置于建兴八年诸葛亮拒曹魏三路大军下,是;“蜀先主遣”四字,当是李吉甫妄增。
综上,杨兄所拣选的新材料在支持论点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尽管论点本身很吸引人。在史论方面我觉得还是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为是,除非杨兄能够出具令我信服的证据,否则固然杨兄可以说,『曹操于秋十月率军返洛之后,刘备再至汉中,以窥雍凉,合情合理,时间上亦与荆州事变合榫』,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刘备忙于震慑益州,无暇北窥东顾;或者竟有无知愚妄之徒,强以为刘备狼子野心,一直在暗暗准备将来称帝之事,等等等等,在时间上不也甚是“合榫”吗?不过读史而能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与提出新说的气魄,还是值得称道的。
2005年10月30日星期日
嚼口香糖也会遭到报应吗?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嚼口香糖也会遭到报应吗?一个童话或者一个童话电影到了这个份上,我实在不相信还能,或者还应该,摆在孩子们面前。
威利·王卡挑选了五个小孩在家长陪伴下参观他的巧克力工厂,孩子中有肥胖而贪吃的奥古斯塔斯,被大业主父亲宠坏了的韦鲁卡,一天到晚嚼着口香糖的维奥勒,沉迷在电视和电子游戏中的麦克·蒂维,当然,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角、出身贫寒家庭的、因此集诚实正直善良宽厚体贴忍耐等等等等人世间所有优点于一身的查理·巴特勒。前面四位孩子理所当然都因为自己的缺点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以为惩戒,而小查理则继承了王卡的工厂,从此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云云。
电影在原著外增加了一些内容。威利·王卡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纯粹线索,他有自己的童年和童年阴影——牙医父亲用各种器械把他的颌骨一天到晚固定、禁止他吃甜食、逼得他离家出走。王卡工厂成了他天才而叛逆的产物,但他却从此连“parents”这个词都无法说出口,并且变得性格乖戾。是的,性格乖戾,这使得影片的导演能够名正言顺地表现出令人作呕的恶趣味,每当一个孩子受到折磨,那些身材矮小的洛姆帕工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载歌载舞,为别人的不幸得意洋洋。“自作自受”?因为爱嚼口香糖而全身皮肤变成紫色不再习惯直立行走只能翻滚着前进,因为喜欢玩电游被拉抻成扁平瘦长的面饼被风吹得前后乱摆,当维奥勒与麦克·蒂维走出工厂大门时,他们、他们的父母、以及那些围观在工厂门口的人们心中没有一丝丝的不甘与忿恨么?刨去孩子们向来的无助和大人们向来的无法无天不说,要知道即便五个小孩中最恶毒最不招人待见的韦鲁卡也只不过挂了一身剩菜而已,那两个小孩犯下的过错就比她重那么多?
电影让王卡从英雄变成怪人,表面上看仿佛可以从查理的嘴里对这种恶趣味提出抗议:“你是一个坏人!”事实上却是电影的创制者无意识地深陷于恶趣味中的明证。故事的最后威利在查理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因为威利的牙齿而一同骄傲。不错,不是为儿子的成就,不是为儿子的回家,仅仅是因为他的牙齿。大人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没有必要为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乐趣而忏悔,他们没有必要为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而忏悔,他们没有必要为孩子变得乖戾无常而忏悔——他们是出于 “对孩子的爱”,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很逻辑,不是吗?对比电影的画蛇添足,我宁可选择原著的结尾,尽管它俗套,但是干净。
在成人掌控着话语权的世界中,所谓的童话也许不过是大人们的自说自话——假如童话试图承载所谓的,训诫功能。
2005年10月23日星期日
抛砖引玉(一)
(待续)
2005年10月18日星期二
2005年9月24日星期六
略论李敖的演讲(1)
这个时候才来写对李敖演讲的观感,我以为是恰当的。北大那一场李敖提到自由主义的两个方面,“反求诸己”与“反求诸宪法”,后面一词在他随后的话中却再没有出现,而是代之以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这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这一举动大有深意,纷纷转向发掘“反求诸己”背后的“隐晦书写”或是“政治智慧”,甚或对李敖所言“反求诸己”与“反求诸宪法”的范畴和界线产生误解。前一种情况如鳌拜老爷爷认为“把自由主义归结为反求诸己”“是李敖演讲最有光彩、最值得我们深思体会的地方”;而当洛之秋说李敖的“你们不是楚霸王,你们不是李自成,你们没有枪炮没有坦克,你们在国家中心地区盘踞不去,你们是在逼政府开枪,你们是不智的”便是他提出的“反求诸己”的劝诫时,他是对李敖的说法做了错误的阐释。
在和philor的网下讨论中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宁愿相信李敖只是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将反求诸宪法这一部分展开;如果李敖此次演讲的重点是在反求诸己而非反求诸宪法,我会一如既往对他失望。果然,在清华的演讲中李敖将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他说:『现在我只谈两个部分,北京大学部分我没有讲得详细,第一个,自由主义是“反求诸己”,我自己心灵能够开放,不被那些思想所困,这是我能够解脱,这是一种对我自己的一种改革开放,有这个本领,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对自己负责。另外一半是和政府的关系』。
回头来看北大的演讲,便可以看清何以说洛之秋的解读是错误的。李敖在演讲中明确地标界了自由主义“两个部分”所处的语法位置。他在结束对“反求诸己”的讲解、转入对“反求诸宪法”的界说时,明确使用了这样的标示词:『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这是个重要的自由主义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在什么呢?就是跟政府的关系。』——可见,当李敖谈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谈论“嗝儿了”、“颠儿了”、“嘚儿了”、“悚儿了”、“翻儿了”、谈论怎样避免政府开枪、怎样让政府服服帖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所说的,其实就是“反求诸宪法”,而非“要求那些逼政府开枪的人们‘反求诸己’”。李敖也并非觉得“反求诸‘宪法’会不可避免的言及宪政等敏感问题,于是他跳过未表,单讲大众与专制政权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求诸宪法”,讲的正是如何处理与专制政府的关系,讲的是“斗争策略”问题,讲的是“方法”问题。光看北大那场演讲,容易把很多本属“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划归到“反求诸己”中去,因为“己”的概念太宽泛了,修身养性是求诸己,开放心态是求诸己,提高斗争智慧仿佛也求诸己——『项羽楚霸王用的武器,李自成用的武器,跟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你一把扎枪,我一把扎枪;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他来了,机关枪,哒哒哒,坦克车,咔咔咔,怎样?一点儿招都没有,输了。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不要用『无谓的情绪、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甩板凳』——如果仅仅把这些理解成李敖所要求的“反求诸己”,如果认为李敖演讲的重点在于“反求诸己”背后的隐微话语,在于告诫我们“首先保持心灵解放,不要作茧自缚”,那恐怕正如李敖说的:“你把我看得太小了”。
将两份演讲记录关于自由主义的部分放在一块看,会发现“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反求诸宪法”部分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反求诸己”。反求诸己的确重要,但它仅仅是个引子。一方面,正如李敖所言,反求诸己“太痛苦了”、“太难了”、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其实李敖自己又何尝完全做到了“心灵能够开放,不被那些思想所困”呢?《李敖有话说》里的李敖和在北大清华说话的那个李敖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点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甚至可能为之困惑,并进而对这一现象提供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哗众取宠”说、“失落的英雄”说等等,我的解释则是:李敖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两种理念对抗的张力——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他的许多言行都是这一张力的外在体现(我将在后文分析这一点)。李敖自己也未曾做到反求诸己,未曾使心灵完全开放而不受两种理念最根源处的矛盾所困,可见反求诸己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它像“内圣外王”一样,可以作为个人修习的追求目标,但决不是欲求现实变革的恰当起点。真正重要的、对后极权时代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多意义的、并且也是李敖所擅长的,是“求助于”什么方法什么手段,而非“要求”自己什么。他说“我李敖放弃自由主义”,两场演讲都说了。放弃自由主义,不等于放弃这个那个自由,不等于放弃对这个那个自由的追求。这些追求不能求助于逼政府开枪,不能求助于拿起冷兵器闹革命,而应该求助于黄色封面,求助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白了,求诸共产党自己编的宪法,无非也是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而已。
当然,李敖在这里仍然遇到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困难:自由的实现,并非仅仅靠“策略”层面上的运作就可以完成的;如果当权者脸皮够厚,心肠够狠,手段够毒,你求诸宪法,我求诸封杀,你打着红旗,我把红旗一块封杀,那么最后是不是仍然会导致“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找到一个节骨眼的题目就会翻儿”的情况呢?当权者会傻到让我们“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赖着它,奴役它,让它为我们服务”吗?
(待续)
2005年9月13日星期二
2005年8月26日星期五
对联版讨论周作人
2005年7月21日星期四
昨天翻了翻《不可儿戏》
一如众人所知,作者的确才华横溢,笔下精致而琳琅;然而读罢笑罢,掩卷之时,却如从光滑的冰面吱溜滑过,心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评价?让我想起赵辛楣说方鸿渐的一句:你这个人很有趣,可是毫无用处。
倒不敢对王尔德有任何不敬或嘲笑的意思,我是喜欢方鸿渐的——当然,也许仅限于赵辛楣式的喜欢。
初看《围城》时喜欢方鸿渐,后来看了杨绛的序,又不敢喜欢了。她说,读者左眼是方鸿渐,右眼是方鸿渐,久而久之,一种“同情”,便舍身代入,不能自拔了,而钱钟书的意思,是超然物外,嘲笑着芸芸众生——包括方鸿渐——的。
然而读了王尔德,不仅偷想,也许杨绛是会错钱意了……也许她担心别人以为方鸿渐是作者自况?也许她崇拜着钱中书的恃才傲物而陷于迷幻一如《理想丈夫》里的齐夫人?我以为钱钟书是能够欣赏这种毫无用处的有趣的,因为他是才子。
但我又并非对王尔德有任何高看的意思,正像我不耐烦在桌上摆些无用的饰物。
“事如春梦了无痕”,话说是无痕,实则春梦拂过,毕竟会撩动胸膛里一根弦,或是惹起一声叹息的;一本书翻到最后,心口上波澜不兴的,我以为毕竟算不得好。
然而又并非说它无用——总算是消夏的佳品罢。
困了,胡说,以上。
2005年6月18日星期六
科学、社会与公众参与——读英国皇家学会《社会中的科学》报告
2005年6月18日作,删节版刊同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疯牛病爆发为标志,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由于在1996年以前,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会传染给人,因此疯牛病的爆发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信任危机。一方面人们从中意识到,科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公共科学政策上剥夺民众对风险的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如干细胞研究、克隆等,与全球化问题一道,越来越和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紧密相连。科学不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事情,而是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角色,涉及到广大公众。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上议院2000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Science and Society,中译本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世纪的科学政策与科学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份战略性的纲领和理念,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2004年《社会中的科学》报告(Socience in Society)则是对这份纲领的实践、阐释与发展。
“社会中的科学”是皇家学会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其宗旨是“促进公众及其他非科学家参与科学”,这份报告就是对该项目三年半来成果的总结与评论。“公众参与”之所以必要,乃是由于:“从历史上看,决议者们总是认为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应当主要从科学的视角加以考虑。诚然,在考虑科学应用的范围和影响时,科学的确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社会因素和伦理因素对于讨论而言,同样是根本性的”(2.0.1),因而,“在具有明确社会影响的科学议题上,公众参与乃是把握社会价值观并将其与相关的科学、经济及其它因素一同加以考虑的手段”(2.0.3)。
要促进公众参与,首先要培养“对话氛围”与“对话意识”。所谓“对话”,是相对于过去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1]而言的。过去这两种提法,都暗示了(只有)公众(才)是无知的:科学政策遭遇抵触,仅仅是因为公众不“理解”科学、需要科学家对他们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普及”;因此科学家与公众的地位并不平等,科学家居高临下、优越于公众。相反,“对话”的提法则强调,尽管公众的专业科学知识的确不如科学家,但科学家对其它因素(伦理、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不同个体或阶层对政策风险的不同耐受力等等)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所以公众与科学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以对话的方式达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
皇家学会在2001到2004年间开展了三次“对话”活动,分别探讨对科学的信任、遗传检测问题、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尽管这几次对话在推动科学家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影响国家的科学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随后的评估还是发现,“专家中总有一种在科学论证的逻辑上对参与者进行教育的倾向——这严重破坏了其它类型的交谈”(6.4.2)。有鉴于此,皇家学会强调:“无论是有专业知识也好,声音大也好,不应该让任何人充当对话进程的主宰”(6.4.1),而要通过“对公众参与者的更大支持以及对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讨论的直接调节”(6.4.2)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因公众在所谓“常识”和“科学论证”方面的欠缺而剥夺其发言权,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年的科学政策争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皇家学会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培养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正如前面所说的,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应用有着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使决策过程透明化,“尽早、尽可能充分地将争议、不确定性、政策选择权呈现给公众”(2.0.8),就应该是政府与科学家的一项职责;而决策过程中的开放性,以及各种“协商评议进路”(“共识会议”、“公民评审团”等等)的采用(6.1.3),更是将公众价值观考虑到政策中去的必要手段。
报告中多处指出,有必要对科学家进行交流、参与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克服“科学传播的文化障碍”(2.3.5,6.6.2)。除了专门的训练课程外,报告第三章所考察的“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也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实践。一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疯牛病可谓英国的“科学与政治”关系中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它“凸现了在科学与政治间搭建桥梁以确保双方更好地互相理解的需要。……一个主要的‘社会中的科学’议题便是关注于科技发展的步幅,以及政府施加有效勘查与规范的能力”(3.0.3)。如果说前面的“公众参与”是为了防止“政治的科学化”(the
scientisation of politics),即防止把社会和伦理问题当作纯粹的技术问题来处理的话,那么这里所要考察的,便是“科学的政治化”(the politicisation of science)问题,因为“克隆、转基因作物、气候变迁、麻疹 腮腺炎 风疹三联疫苗,都刺激了公众的意见,并对科学与政治提出了关键的挑战。全球化促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科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的潜在误用——影响着社会”(3.0.1)。只有推动科学家与政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公共政策才能更好地制定和运作。皇家学会将前者与后者加以“配对”并互访,无疑是一项富有创意的举动,而结果也证明了其成效。当然,“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作为“‘对话’的另一方式”(6.1.4),同样不能缺少对公众的关注点、期望、信仰、价值观的理解。
英国今天遇到并讨论的问题,中国明天肯定也会遇到——事实上,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譬如今年从“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工程”到“修建怒江水电站”的种种争论,均表明公众对科学丧失信任的状况绝非危言耸听;而且并非所有那些不信任科学的人都是“反科学”,应该被“科普工作者”们打倒在地再狠狠踏上几脚——许多看似围绕科学的争论,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对相关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对我们身处的体制缺乏民主问责性作为保险与纠错机制这个更深层问题的政治焦虑[2]。科学决策(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皇家学会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阅读,相信其中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