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在图书馆，一个小时之内先后收到两条短讯。第一条是关于我们正在代理的一桩劳工权益案，通知说法官批准了对工人们最有利的和解方案，案子胜利告终。正在给工人们发信息庆祝时，收到了第二条，说我的前同事Daniel Kato意外去世。
我和Daniel其实只有短暂的交集。2014年春天，他在Barnard College开了一门美国种族政治课，我是他的助教，一起设计课纲、授课、改作业、提供课余问答。那个时候他已经从New School博士毕业几年，但还没有找到长期稳定的教职，只能在不同学校之间辗转授课；我刚从纽约搬到纽黑文不久，适应新环境、带孩子、写毕业论文、还要每周至少两次通勤到纽约教课，可谓焦头烂额。
为了减少通勤的次数、提高往返纽约时间的利用率，我一般把office hour设在每节课的当天下午；早上到Barnard教完课，中午随便买份盒饭填填肚子，下午就在SIPA的六楼咖啡厅里接待学生或者写自己的论文，等着去搭乘高峰期（下午4-8点）过后的第一班火车回家。Daniel中午也经常在学校工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一起在他的办公室里吃盒饭聊天。
我们一起吐槽如今美国高校对博士研究生的糊弄与剥削、吐槽学术就业市场的种种乱象，也吐槽现实政治的荒唐。在具体问题上我们偶有分歧，比如他对毛时代中国的想象在我看来过于浪漫；但他对美国种族政治历史的独到剖析、对社会运动的身体力行、对学术与社运如何结合的看法，对我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学期结束后我们没有再怎么联系。他忙于完成自己的书稿，同时还要继续寻找稳定的教职；我因为种种原因开始陷入抑郁，一度中断了和朋友们的交流。翌年他的书稿终于出版，并且获得了2016年的查尔斯泰勒奖；他也因此时来运转，在伦敦大学的玛丽皇后学院得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讲师身份，不需要再像其他许多年轻学者那样四处漂泊。
然后就是昨天。他在健身房里突然心脏病发作，摔倒时头撞到了跑步机，颅内大出血，没能抢救回来。也许是纯粹的意外，但我总忍不住怀疑，或者说责备，是目前的高校体系对年轻学者的高度压榨，令Daniel过度疲劳，超出身体负荷，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或者，也许真的只是意外，和我自己兔死狐悲的移情。
Daniel 的书叫做 Liberalizing Lynching: Building a New Racialized State。推荐给对美国种族政治史感兴趣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