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十个月大时，爱人收到第一份博士录取通知书，我们去餐馆庆祝。我将女儿在儿童座椅里安置好，转身准备去洗手间时，眼角余光忽觉阴影掠过，同时听到桌对面传来爱人的惊呼。那时虽已久不踢球，条件反射仍在，下意识地向后一抬腿，脚踝便勾住一个软软的东西。回头一看，竟是女儿不知如何挣开了安全带，从儿童座椅里倒栽出来，万幸居然被我勾到身体，缓了一缓，才没让脑袋重重砸在水泥地上。
两年多后运气再次眷顾。我们趁着暑假，陪同前来探亲的岳父母去纽约旅游。参观“九·一一”纪念馆时，女儿随爱人及岳父母先乘自动扶梯下楼，我只整理了一下背包，便被人潮隔到几步之外。隔着层叠的肩膀，瞧见因为扶梯拥挤，她们四人已经自然地分出先后次序站定，爱人与岳父在前，女儿随她外婆在后。本来极温馨的场景，我却恍惚间紧张起来，总觉得女儿的动作似乎有哪里不对。心中一凛，试图提醒爱人和两位老人注意，呼声却被纪念馆内的喧嚣盖过，只好不顾扶梯上其他游客的抱怨，拼尽全力一阶一阶挤挨过去。
未到跟前，已经看出情况不妙，女儿表情惊怖，张着嘴却发不出声，十指作势虚抓，两臂却蜷在胸前。八成是异物窒息！我赶忙将她一把拎过，同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仔细回想网上看到的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操作步骤。凭着一点模糊的印象，加上对原理的揣测，一手托住她胸膈处头朝下抱起，另一手重重拍击她的背部。不知拍了几下，只听噗的一声，一块糖果从她喉中飞出，远远砸在地上，弹了两弹。
这时脚底的自动扶梯正好抵达下面楼层。我将女儿放下，她没事人儿一样，蹦蹦跳跳追她外婆去了，倒是我一阵眩晕，差点栽倒，深呼吸了几口，才把后怕之情压下。孩子太小不懂求援，周遭环境又嘈杂，整个过程从头到尾，爱人和岳父母都没有觉察到身边发生了什么，甚至连我在施救都懵然不知。而我虽然恰好及时发现，但手法并不完全符合要领，能救下她来，一多半也是误打误撞。
女儿出生后，我时常半夜被恶梦惊醒。梦见她莫名高烧，梦见她摔伤瘫痪，梦见她被拐走，梦见忙晕了头将她忘在车里。从“九·一一”纪念馆回来后，又开始被新的、更加逼真的梦境反复困扰：在熙攘的人群中，自己抱起女儿按部就班地拍击，却怎么也冲不出堵塞气管的异物，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过，女儿在怀中渐渐冰凉……为人父母者，想来都能体谅我这种明知毫不理性、却如附骨之疽般无法甩脱的疯狂念头。
为了平息我心底的恐惧，也为了防止类似悲剧在其它家庭发生，爱人组织了一个活动，邀请专业人士来到耶鲁，为学生及家属提供急救培训。我们上周一同参加了三个小时的高强度教学，用各种人偶反复练习心肺复苏术。这才知道，即便当时对女儿的海姆立克急救法未能奏效，也并非只能束手待毙，利用心肺复苏仍可维持一线生机。同时也真切感受到心肺复苏对施救者体力的巨大消耗，明白凡力所能及者绝不应当袖手旁观，多一人轮换作业，就能为按压频率与深度的稳定有效提供多一份保障。
正因如此，对于近日沸沸扬扬的梁彼得警官误杀格利一案，我尽管觉得体制确有抛出梁警官做替罪羊、回避系统性的警察暴力与种族歧视之嫌，却也并不认为梁警官本人就毫无责任。当格利的女友对其施行心肺复苏时，梁警官及其搭档并未上前施以援手。即便如他所言，纽约警局内部的急救培训完全是走过场、几乎所有警员都靠作弊通过考试，他因此并无信心能够给予格利恰当的帮助；但眼睁睁看着格利的女友一个人操作至力竭，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退一万步说，当急救考试作弊在整个警局蔚然成风时，作为矢志维护市民安全的新警察，是否应当想到人命关天，至少私下将急救步骤操习熟练？
所以就此事而言，我希望梁警官得到其应有的、恰如其分的惩罚：既不被体制当作牺牲品求刑过重，也不像一些华人所主张的无罪开释。我希望美国的华人群体不是去追求白人的特权，而是与其它少数族裔联手打破这种特权，直面警察系统乃至整个社会政治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隐性种族歧视。我希望千千万万格利们的父母，不再为自己孩子的性命提心吊胆，也希望千千万万梁警官们的父母，不再因自己含辛茹苦培养成材的儿女一夕失足而懊恼悔恨。
与此同时，身为一名父亲，也令我在政治关怀之外，多了一些小确幸的念想：我希望更多人，不管是不是警察、是不是父母，都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急救知识，以备不时之虞。我希望不要有人突遭生命危险；但万一遇上，我希望能以我所学尽绵薄之力。
（作于2
月26
日，首发端传媒，发表时编辑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