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的自由观：误读与审视（二）

二、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

【注：除上节引用的《自由》（Isaiah Berlin, 2002. Liberty）一书外，本节还引用了伯林的另外两本文集，《观念的力量》（Isaiah Berlin, 2000. The Power of Ideas. Edit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与《人性之枸木》（Isaiah Berlin, 2013.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Second Edition. Edited by Henry Hard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均标注英文版页码。】

价值多元论是伯林思想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与反思其自由观的关键。但要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并非易事。这一方面是因为伯林作为观念史家而非分析哲学家，在对命题的阐发与论证中往往不免含混、游移与自相矛盾的表述。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这两类立场之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理论张力，而伯林在表述上的诸多含混与游移，及其早晚期思想中的一些微妙差异，很大程度上正出于对这一内在张力的摸索与尝试回应。

伯林的自由观：误读与审视（一）

在其新近发表的〈消极自由的基础〉（《南风窗》2013年第19期）一文中，周保松试图通过审视以赛亚·伯林的自由观，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争论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路。周保松认为，伯林的自由观是不完备的，它缺少一套“有关自由人的主体论述”，亦即现代人将自身视为具有道德自主性的个体这样一种根本的自我理解。缺少了这种主体论述，自由的意义便难以得到坚实的证成，自由主义也终不免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的困惑，而这正是深受伯林影响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超越伯林关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二分，从奠基性的道德自主概念出发，重构自由主义的论证。

我对周保松的这些论断本身抱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是对〈消极自由的基础〉一文的具体论证则持强烈保留态度。不错，伯林的自由观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当代中国知识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确实往往流于片面和肤浅，自由主义的证成根本上也确实无法回避关于人类个体作为道德主体的规范论述。问题在于，〈消极自由的基础〉一文沿袭了对伯林自由观的一种相当典型的误读，而周保松对伯林的所有批评，要么建立在这种误读的基础上，要么过于粗糙仓促，不足以揭示伯林自由观的真正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