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版以“美情报机构如何成为‘民主盲区’？”为题发表于6月23日《新京报》。
本文受到Rahul Sagar (2007), “On Combating the Abuse of
State Secrecy,”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5(4): 404-427的启发。
日前美国“棱镜（PRISM）”项目的曝光，引发了广泛争议。“棱镜”的前身是911以后国家安全局秘密启动的“恐怖分子监控计划（Terrorist
Surveillance Program）”。2005年，国家安全局情报分析员罗素·泰斯（Russell
Tice）爆料称，该计划完全绕开了“外国情报监控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以下简称‘情报法院’）”的审查，在未获法庭许可证的情况下非法窃听美国公民，一时舆论哗然。碍于物议，小布什先后要求国会通过了《保护美国法案》（Protect
America Act of 2007）与《〈外国情报监控法案〉修正案》（FISA
Amendments Act of 2008），正式授权国家安全局在经过情报法院批准后对涉外信息进行监控，同时规定网络运营商必须与国家安全局合作，提交怀疑对象的电子邮件、社交网站信息等数据。相应地，改头换面之后的“棱镜”，监控范围除了传统的账单与电话外，还扩及互联网上的各种涉外活动。
由于得到了立法、司法部门的授权，因此单从法律程序上说，“棱镜”项目是毫无问题的。争议的焦点集中在法理以及更深入的理论层面上，比如个人隐私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信息技术进步对隐私权立法的影响等等。而在这些理论问题中，迄今甚少得到讨论的一个是：国安、情报部门等等就其性质而言必然隐于幕后的政府机构，及其种种秘密活动，如何能够恰当地纳入民主政治的框架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