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革命、民主化（一）准备性的分析

（一）准备性的分析

作为一个写手，韩寒对政治社会现实有着健全的常识感与敏锐的直觉。两者都是难得的品质，知名学者因为常识感欠奉对现实说出些四六不靠的话来并非什么稀罕事。毕竟无论多么高深的政治与社会理论，最终其结论都必须充分地在整体上符合人们的直觉和日常经验，并能够在理论内部对其余不相符合处做出合理的解释。

但是对常识和直觉的依赖也有其局限性。从日常经验中获得的认知受到视野的约束与不同经验切近性的影响，直觉之间可能相互冲突，并且由于其天然的模糊性与心理偏见，需要概念上有意识地反思和澄清。在讨论国民素质及其与民主的关系、革命与改良之类宏大问题的时候，因为涉及大量经验事实的梳理与理论的阐述，更需要我们对如何合理运用常识与直觉、避免其中的思维陷阱有清醒的认识。

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

心理学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认知是在描述层面上对现象的观察、归纳、分析、解释，而道德则在规范层面进行善恶褒贬的判断。认知是认知，道德是道德，认知能力本质上与道德无关；具体的认知过程也许会遭到道德判断的少量“污染”，但若想达到“纯粹”的认知，就必须把道德对其的干扰排除出去。

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遭到了“实验哲学”运动领军人物、耶鲁大学教授Joshua Knobe为首的挑战。Knobe等人的实验显示，道德判断不仅不是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反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认知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下文以Knobe (2010)的综述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作一简介。

戲擬古寄妻

　風雨夜深時，卿卿有所思。

　所思在遠道，萬里各參差。

　山川相阻礙，不能暖衾帷。

　輾轉難成寐，起坐自猜踟：

“與君結歡好，攜手同車歸。

　齊心固所願，約以百年期。

　復憂漫浩浩，百年安可知。

　好花不長好，明月盈復虧。

　古來篤情者，試看一何悲。”

　聽曲頻凝淚，讀書轉添癡。

　遠人聞所思，笑慰癡女兒：

“卿卿何所嘆，卿卿何所疑。

　松竹經霜雪，明年更葳蕤。

　皎皎行星漢，亙古常在茲。

　加餐且努力，終不久別離。

　今冬卿來後，為卿更畫眉。”

懷敏強

見敏強生前日誌，言顛沛間有所感於義山流鶯詩云云。大慟，因次韻二首懷之。

東風百草顧相差，長夜一樽追共持。
危岫曾聞喚馬異，新聲待造答鍾期。
可堪赤蟻彷徉處，最是青蠅憑弔時。
海外茫茫不敢問，明春誰與寄芳枝。

唇鋒舌刃白差差，書楯筆槌憑手持。
破浪各窮十萬里，屠龍固約再三期。
拗摧春圃擢芳日，毀碎荊山挺璞時。
我覺夜涼稍輾轉，羣烏驚繞院中枝。

特行（二）

二

我家住的巷子叫北门外，顾名思义，正在长溪县的北门之外。北门自然是早已不复存在的，建国后连同城墙一道拆成白地，就着北城墙基修了东西贯穿的六一七路，以纪念县城于当年六月十七日的被“解放”。在世纪末开山填海城区大幅南扩以前，六一七路是城关的主干道，繁华无匹，而当道的北门汽车站，更是全县唯一的长途客运站，无论城里或是乡下，趟要出县，除非走海路，必得先上北门站来。自然地，车站的周边——以西的北门外；以东的东庵路；以南的六一七路与北街；北面背山——便成了旅馆住宿业的黄金地带。其中尤以北门外为盛。

特行（一）

一

九三年底或九四年初，确切时间不记得了，总之在新年前后几天，我随爸妈往淳化乡拜望伯公伯婆。淳化是畲乡，在长溪县西郊眉头山里，搭柴三机从山脚逶迤盘旋而上，突突突颠簸个把钟头就到。

新年夜的碎碎念

        此刻北京已是新年，而纽约还挣扎着拽住旧年的尾巴。一宿失眠后昏昏沉沉，打点精神读了会书，却又没了兴致。新年舞会时代广场之类人头攒动的地方是向来不爱去的。平日或者可以到相隔一个街区的河畔公园走走，这些天暴雪刚过，积余大约尚未清理，还是不必轻身犯险的好。
        如今对雪是早没了初见时的激动，而算来也不过十年而已。燕园的第一个冬天，清早醒来听到窗外簌簌沙沙轻响，睁眼看去是漫天碎白乱舞，街对面平日熟视无睹的店铺、地摊、行人、胡同、332站牌，乃至电线杆和马路牙子，竟都蒙上一层不真实的美好。下楼推车时，小白伸手往车座上抹，小分背头就跑，于是我结结实实挨了一雪球。“没打过雪仗吧？看你这样子就。”他俩笑着说。“连雪都是头回见呢，”我也笑，“去年天气预报说我们那儿某天夜里要下雪——说是三十多年头一度，把我们给激动得，大半夜不睡全阳台上等着，还有人拿脸盆来接。结果那雪粒比虱子还小，都没到眼前呢就化了，淋得浑身湿透。第二天全班都感冒请假了。”说完便把偷偷捏着的两个雪球劈头砸了过去：“现在可算打过了！”
        十年前的新年夜，大讲堂放的《卧虎藏龙》，除了神秘的王开，宿舍五人结伴前往。周润发杨紫琼原声念白时全场爆笑，之后讲堂里就彻底成了欢乐的海洋。那个时候大家耳朵里灌满了字正腔圆的普通话，以为非此不足以登影视作品的大雅之堂。
        看完电影五个人手拉手在未名湖上踏冰，而后挤进讲堂前广场的人堆，围观台上校长跳舞，等着他敲响零点的钟声。当时的他尚不知道，两年后的新年夜，他将背上“一边跳舞一边偷服务器”的骂名，而我将牵着一个女孩的手，一同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而牵着她的手的我自然也不知道，两年后的元旦凌晨，我们将前往一个叫“蓝天”的民工子女学校，参加一位学姐与一位民工歌手的婚礼。而婚礼上的所有人自然更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他们的婚姻便不可挽回。再两年后，他们离婚了。再不久，我们牵了八年的手，也放开了。
        新年过后便是期末。紧张，却令人期待。期待的自然不是考试。小强甚至把行李大包小包扛到了最后一门考场，半途便扬长交卷，直奔火车站而去。大学的第一个假期呀。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坐火车，也是第一次体会春运的恐怖。三个位子的座椅挤着五个人，椅子底下还躺了两个。过道，厕所，盥洗台，仿佛每分每寸已经压榨得干净，不留一丝缝隙，然而列车员吆喝着叫骂着推着小车来去，却总能在其中更加压榨出一条转瞬即逝的驿路。我以为多乘几趟春运时的硬座，不须学广义相对论便能明白空间变形的道理。
        春天到来时我开始留意招聘家教的信息。第一次上门面试是在健翔桥附近西藏大厦背后的胡同里。夫妻俩都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援藏干部，女人半年多前带着上初中的女儿调回京城，男人还在西藏。“上个教我女儿的是个北理工的女孩。她教得可好，我女儿可喜欢她。可惜她说这学期功课太忙不能来。”女主人一边沏茶一边寒暄着，“同学你哪个学校的？”“哦我北大的。”“北大？”她摇了摇头，低声嘟哝，“这哪个学校，没听说过啊……北大和北理工，哪个好些？”我慌忙接过她递来的茶，有些烫手：“当然北大好哇。那个，北大清华差不多吧。”屋里的空气忽然凝滞，透过茶杯上腾腾的雾气两道凌厉的目光直射过来，盯着我的脸打量：“别大瞎话蒙人啊同学。这样的家教我女儿可不敢要。”
        最终我的第一份活找在了方庄。接下来半年里，我每个周末大清早爬起，骑车到三环等300路，吭哧吭哧挤上车。车厢从拥挤渐渐空旷，有时复又拥挤，但我总已经找到空座坐下，百无聊赖地看窗沿上光阴挪动，直到车子走完这座方方正正的城市的两条长边，抵达它的东南角。那个时候四环还在修建中。
        那个时候西南门还没开放，小南门还没堵死，40楼还在老位置，街对面的院落还没拆成白地，中间那家音像店还没日没夜大声播着“本店即将拆迁所有商品一律特价”和田震的《执着》，顺着它边上的胡同摸进去还能吃到一模一样家乡味道的糊汤蛎饼——只是要起得够早。晚了，就赶不上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