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zeng:
虽然《夷坚志》未必可信，不过这篇文章的批驳确实也太苍白了，它说的三点虚构都站不住脚，第一时间问题，朱熹十日被罢免，但是调令送抵朱熹那里已经是十四日了，朱熹离职应是从收到调令起，朱熹如果做，还是有时间的；第二，说此词是高宣教所写的人真是朱熹本人；第三，岳霖本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宋史》没有他详细的传记（只是在岳飞传后简单提了几句），只能从其他文献里对他的活动多少有些了解，并没有详细的年谱，怎么可能言之凿凿的说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呢？
其实朱熹这件事情流传这么广，不是《夷坚志》的杀伤力大，而是《二刻拍案惊奇》的杀伤力大，好比《三国》、《水浒》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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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论证上的确仓促，不过似乎是网上所见仅有的相关论证了，恰好昨天手头又没有《朱熹年谱长编》之类可供征引，只好将就着借来用用。不过兄台的反驳却也大成问题，因此小可在此冒昧回应一二，倘若以下所言版面上都已讨论过了，还请一笑置之。
第一，时间上。诚然，八月十日王淮放风另派浙西提刑体究此案，十四日朝廷正式发布调令，十八日朱熹才接令离开台州。但据其九月四日劾唐仲友第六状所言，朱熹职在巡历，按例不得对狱情有所干预，且案发之后主动回避，未曾回司。以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劾状当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谎，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了。因此朱熹回避问案一说应当是可信的，不存在“如果做，还是有时间”的问题。
第二，“说此词是高宣教所写的人正是朱熹本人”不假，但朱熹早在八月八日劾唐仲友第四状中就已经指出，此词是高宣教五月十六日宴会所作。人物时间地点俱全，又是关系重大的劾状，作假的可能性能有多少？就算因为是朱熹所奏，把作者身份的真实性打个折扣吧，作词的时间却远在案发之前了，所谓严蕊“应声口占”之说明白是无稽之谈。
第三，岳霖是否做过浙东提刑，是有案可查的。《宝庆续会稽志》详列有乾道至庆元历任浙东提刑姓名与在任时间，没有岳霖；岳霖墓碑以及岳珂记载中，也并无浙东提刑职任。因此岳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应当是可以“言之凿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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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zeng:
呵呵，你的前两条解释逻辑上自相矛盾啊。你的假设：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大臣们上书不敢撒谎。你从这一假设得出朱熹的劾状是真话是事实，但是如果朱熹讲的都是事实，那势必唐仲友给皇帝的劾状是谎言是诬告，那么在当时的情形下，大臣们上书还是会撒谎的，与你最初的假设是矛盾的。所以你的解释本身是自相矛盾站不住脚的，因为按照你的逻辑，换个出发点，从唐仲友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则结论正好相反（“以当时形势之凶险、查证之容易，[唐仲友的]劾状当不至于明目张胆地说谎，否则就是自寻死路了。”）。
正是因为利益所在，因此朱熹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尚待商榷。现在朱熹的奏章都保留下来了，而唐的奏章则都湮灭了，因此如果没有第三方的佐证，朱熹自己的话未必可信。
至于第三点，自然更不是言之凿凿，《宝庆续会稽志》网上有扫描版
http://www.sxlib.com/bqxhjz/129670.jhtml
朱唐之争的高潮在淳熙八年八月，当时的浙东提刑姚宗之在淳熙八年八月离任去作江西提刑；而按照《宝庆续会稽志》新的提刑傅淇并未在八月到任，而是九月到任，中间有一个月的空档，这是一奇，并且更奇的是，淳熙八年十一月在傅淇没有离任的情况下又来了一位浙东提刑张诏，傅淇做到淳熙九年九月改浙西提刑，而张诏则做到淳熙十年五月改江东提刑，这里面的记载肯定有疏漏，否则不会对不上时间，更不会在同一时期里同时存在两个浙东提刑，因此以这段记载作为岳霖没有做过浙东提刑的证据，又怎能称之为“言之凿凿”呢？
《宝庆续会稽志》在淳熙八年八九月份的记录有问题，而《夷坚志》成书又早于《宝》，怎能言之凿凿的以《宝》来反驳《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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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说“大臣们”上书不敢撒谎，也并没有说“形势凶险、查证容易”是对双方而言。我的意思恰恰是：一，以唐仲友与王淮的关系，以王淮截留朱熹后几封劾状的能量，以唐仲友得到后台消息后公遣吏卒冲突司理院、又遣客将传语通判的张扬，以后来朝廷不予体究的举措，朱熹的形势不可谓不凶险，唐仲友的形势不可谓不悠然。倘若朱熹的劾状中有不实之词，王淮正可借机寻衅，又岂会截下有实质性内容的后几封劾状，只把“秀才争闲气”的第一状呈给孝宗？
二，“查证容易”也只是针对朱熹劾状而言，而非唐仲友的辩状。朱熹所指冲突司理院、威胁通判等等（包括与此词作者身份有关的筵席），都是或在公开场合、人证众多，或语涉具体官员，一问便知；反观唐仲友一方，尽管奏章大抵湮灭，但从留存下来的记载看，要么是空泛的人品上的指摘，要么是“惊怖弟妇，心疾甚危”之类可真可假、根本无法确证的玩艺，都是朋党攻忤里玩烂了的把戏。所以根本不存在“从唐仲友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则结论正好相反”的可能，也根本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
关于浙东提刑的二“奇”。首先，姚宗之卸任与傅淇到任之间的一个月空档，实在看不出“奇”在何处。细读《宝庆续会稽志》可知，两任提刑间基本上都有一到两个月的空档，如之前的傅自得淳熙五年八月罢，赵益十月到任；之后的张诏十年五月卸任，丘崈七月到任，等等；同月交接的寥寥无几，如巩湘与姚宗之之间，何况不能排除月头离任月尾到任的可能。总之但从惯例而言，八、九月间的空档便已无任何可奇之处。假如我们再联系以下两点——其一，唐仲友何以能够在八月份对通判声称朝廷将差浙西提刑来问案，是否说明当时浙东提刑确未到任；其二，朱熹十一月七日在辞免进职奏状中质问朝廷何以迄今仍未差官体究，却直接下朝旨将蒋晖等尽行释放——则在姚宗之与傅淇的一个月空档中，想要硬生生插入一个岳霖，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
其次，傅淇与张诏时间重叠问题。的确《宝庆续会稽志》此处记载必然有误，但请教这如何与岳霖扯上关系？倘若志中记载的是傅淇八年九月卸任、张诏九年十一月到任，那么还可以猜测中间遗漏了某个人；但现在记载的是傅淇九年九月卸任、张诏八年十一月到任，倘若还要往里头塞个岳霖，岂非闹出个三堂会审？再者，志中在任卸任的时间记录或有疏漏，但这是否足以影响到其中历任官员姓名的可靠性？志中并非只有此处时间存在问题，如前面赵益“再任”的时间就与巩湘、姚宗之有重叠，但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说当时任浙东提刑的，在赵、巩、姚外另有其人？此外，时间上的疏漏有多种可能性，如傅淇、张诏，完全可能是手民误植，抄错了一个“八”或“九”而已。总之，以《宝庆续会稽志》的时间疏漏，否定其在人员记载上的可靠性，在方法论上完全站不住脚。
《夷坚志》成书早于《宝庆续会稽志》不假，但关键在于，《宝庆续会稽志》是有官方记录作为征引底本的，而这些历时的记录显然要早于党禁后匆忙赶制的《夷坚志》。除非有坚实的证据指责宝庆志编者有意作假，否则它与《夷坚志》何者更可靠、更应被征引，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