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5)

　　增设职位一事，前述拜贾诩太尉、夏侯惇大将军已有论及，今稍做补叙。汉以来将军号羼错，其置省并无成例，注史各家于此意见纷纭，唯于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四号并无分歧。《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其注引蔡质《汉仪》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宋书·百官志上》：“汉西京制，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又“汉文帝元年……（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则此四将军号之尊崇，不待而知。汉代诸王国太傅、丞相以下即“御史大夫及诸卿”，自不当设此四号。考汉兴以来诸王置大将军一职者唯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而已①，此外再无所闻。卫将军一职可参见《晋书·文帝纪》：“（咸熙二年五月）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司马炎即王位后方以贾充为之。②晋王国设卫将军取于魏王国先例，然即便是晋国，亦不设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此固有晋国经营未久、职官系统尚不成熟③、马系人物功勋著者不多等客观原因，亦可见曹丕之明目张胆。

　　除增设职位外，延康封拜的另一目的便是用事者之脱汉入魏。然此论与《魏书》说法并不一致。《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夏侯惇拜前将军在建安二十四年，若依《魏书》此说，此时诸将皆已受魏官号。究竟这一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成立、有否夸张成分，还需略加辨析。

　　【①《汉书·荆燕吴传》：“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
　　【②《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又《晋书·贾充传》：“（晋武）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③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十月进位为公、次年（咸熙元年）三月进爵为王，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即王位、十二月受禅，上距建国方才两年。曹魏自建国至受禅则长达七年。】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4)

　　欲证成上述假设，必先对史载延康元年曹丕即王位至年底践祚时魏职官调动情况作一统计如下（无另行注明者，皆见《三国志》本传）：

　　即位时官职有所变动、践祚无变动者：夏侯惇①、夏侯楙（惇传注引《魏略》）、曹休、曹真、贾诩、张参（张范传注引《魏书》）、鲍勋、钟繇②、华歆、王朗、刘放、孙资、邹岐（见张既传）、贾逵、郑浑、张辽、张郃、徐晃、朱灵③、臧霸、吕虔、刘廙、卫臻、赵俨、满宠、郭淮。又按各人本传，践祚时辛毗、刘晔迁侍中，桓阶迁尚书令，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之语，可知辛毗、刘晔、桓阶已于曹丕即位时迁官，而非践祚以后。共二十九人。

　　即位无变动、践祚时变动者：鲜于辅（见公孙瓒传）、阎柔（亦见瓒传）、公孙恭、邢颙、程昱、梁习、温恢、许褚、庞淯、吴质（王粲传注引《魏略》）、陈矫、徐宣、卢毓、常林、杨俊、杜袭、裴潜、崔林、高柔、王观、田豫、徐邈、王昶、王凌。共二十四人。

　　即位、践祚官职皆有变动者：曹仁④、曹洪⑤、夏侯尚、董昭、蒋济、杜畿、卫觊、陈群、司马懿⑥。共九人。

　　可对践祚时官职有所变动者作一分析如下。拜公孙恭车骑将军，实对地方势力之承认，自当践祚后方可行之；曹仁、曹洪、夏侯尚乃是夏侯惇薨后递补（车骑将军之位已赐于公孙恭，故曹洪不继曹仁就此位，而拜骠骑将军）；鲜于辅、阎柔、田豫、吴质、蒋济、梁习、杨俊、徐邈、庞淯、温恢、裴潜、许褚，或地方职事的调动，或纯属赐勉而无实际职事意义（如温恢加侍中、裴潜加散骑常侍犹居外任，再如许褚以中坚将军迁武卫将军、鲜于辅以左度辽将军拜虎牙将军等）；邢颙、崔林、陈矫、陈群、司马懿起于常林徙出尚书台导致的职事变动，而崔林以御史中丞拜尚书又引起徐宣、高柔、杜袭的调迁；卢毓、王昶、王凌、王观皆为郎中、侍郎，无足轻重；卫觊事出有因，本传载“文帝即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践祚后仍复即位时官职；杜畿以尚书守司隶校尉，实因王国中并无司隶校尉一职，且杜畿以尚书守之，非迁官。故即位时并未安排妥当的官职，唯程昱官复卫尉、常林以尚书迁少府、董昭以将作大臣迁大鸿胪三例而已。其余魏朝一应职官，皆于曹丕即王位时调定，可证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实为对禅代后新朝职官预作布置这一假说。而这一布置中最关键的，一是增设本非王国所应设的职位，二是引新朝所需之汉臣入魏。

　　【①践祚时已薨，然位至大将军，便践祚后亦已无官可升。】
　　【②践祚时钟繇虽以大理改官廷尉，然二者名号虽异，职事则同。《宋书·百官志上》：“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又华歆以相国改司徒、王朗以御史大夫改司空、和洽以郎中令改光禄勋皆同此。《宋书·百官志上》：“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后汉书·百官志五》：“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
　　【③《三国职官表》以其拜后将军在黄初元年，误。考本传注引《魏书》载封鄃侯诏虽有“朕受天命”等辞，必在践祚后，然诏中不及迁后将军事。践祚时诸将多有进爵而不加官者，则封鄃侯与迁后将军不必在同时可知。二张、徐于曹丕即位时各转前、左、右将军，朱灵似亦当于此时进迁后将军。】
　　【④《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晋书·宣帝纪》：“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拜仁大将军或当夏侯惇薨时，或待践祚后方行。】
　　【⑤《三国志·曹洪传》：“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三国职官表》以曹洪延康元年为卫将军，黄初元年践祚迁骠骑将军。】
　　【⑥《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之语，则践祚前已为督军御史中丞。未知孰是。】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3)

　　延康元年贾诩已为魏国太尉，禅代之后顺承为魏朝太尉。假若曹丕欲以杨彪为魏朝太尉，则置贾诩于何地？贾诩在曹丕定为太子一事上有大功，曹丕对其深为感激，以至黄初二年日蚀时宁违古制也未罢贾诩太尉官①，自然更不可能于禅代时以杨彪代贾诩为公。因此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一事当在即魏王位时，此太尉为魏王国官职。杨彪不从，乃以贾诩为太尉。

　　杨彪致仕已十余年②，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皆非魏官。何以曹丕要增设太尉一职？何以不从魏官中选充（如钟繇当时“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见本传），反向国外甄求？

　　按《后汉书·百官志一》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国”；又正文称“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则丞相、相国、大司徒、司徒，本出同源可知。又同卷引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可知司空一职自御史大夫而来。禅代之后，原魏相国华歆改为司徒，魏御史大夫王朗改为司空，亦可证此。然而三公之位，除司徒、司空之外尚有太尉，汉魏间班且在二者之上③，而王国无对应职位。魏国增设太尉，实际上是为禅代之后的魏朝预作铺垫。正因王国设此职于古无稽，意甚昭然，故需以名望素著者充其位，以塞众人之口，首选自是汉末曾任三公之位者。自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后，至延康时汉朝三公恐唯杨彪尚存④，故而曹丕先遣使示旨。为杨彪所拒后复以贾诩为太尉，一方面有感恩之义⑤，另一方面，拜太中、光禄大夫为三公本为成例，可谓九卿以下位登三公的唯一途径，而桓、灵以来犹以太中大夫拜太尉者特多⑥。贾诩时为汉廷太中大夫，拜之为太尉，循规蹈矩，可稍分妄增职位之责。

　　然则何以魏太尉、相国、御史大夫人选要以汉太中大夫贾诩、汉御史大夫华歆、魏大理王朗顺序排列？换言之，华歆汉廷中班本在贾诩上，何以脱汉入魏，反在贾诩之下？又魏以大理拜相国已有前例⑦，此时何不径以大理王朗为相国？

　　延康封拜以贾诩班在华歆前，于公于私，皆有充分理由。于私，贾诩对曹丕继位有大功，华歆则无。于公，太尉一职偏违古制，需以汉廷中深孚众望者充之，遣使示旨于杨彪即此意。盖一者杨彪曾为汉三公，名望素著，二者如前所引，“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并非曹魏派系人物，如此方弭天下之纷纷。贾诩时虽为太中大夫，然此前历任左冯翊、尚书、执金吾、冀州牧，平素亦不亲近曹氏⑧，于上述二条件最相符。华歆身居汉御史大夫之职，位不可谓不高，名不可谓不重，然此前曾为丞相军师积年，曹系色彩明显，又《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有“勒兵入宫收后”之事，颇受世人诟病。饶是以贾诩为太尉，犹遭非议⑨，则若用华歆如何，可不待而知。

　　汉廷中曹丕自居丞相，其下便是华歆，可谓“二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罢三公官，御史大夫犹同三公。王朗时为大理，只是王国九卿之一。以位论，王朗远在华歆之下，延康元年封拜时，华歆居前，王朗在后，理所当然。由于此次封拜实是为受禅后的新朝做准备，相国一职践祚后顺理成章转为司徒，倘若此时不拜华歆，受禅后彼将无地以自处，因此需以华歆任相国，而不能径迁王朗为之。或有难曰：观魏晋禅代后，魏太尉王祥拜为新朝太保，魏太保郑冲拜为太傅⑩，皆不必在司马炎即王位时脱魏入晋，而在晋朝犹居高位，为何华歆必于此时脱汉入魏方保新朝职位？只能假设，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比起咸熙二年司马炎而言，是更加有计划地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要证成这一假设，则有赖于下文的进一步考察。

　　【①《三国志·文帝纪》：“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复拜太常，十年免。……彪见汉祚将终，遂称龏挛不复行，积十年。”实已十四五年矣。】
　　【③参见《三国志·明帝纪》：“（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
　　【④献帝时御史大夫职如司空，则华歆亦可称“公”，然此处三公专指太尉、司徒、司空而论。《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最末几位中，赵温建安十三年卒，见《后汉书·赵典传》附传。张喜事见《张酺传》附传，不载卒年，然罢官上距延康已二十四年，即便杨彪此时也已年近八十（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续汉书》，杨彪薨于黄初六年，年八十四），则张喜已卒的可能性相当大。之前位登三公而史无卒年者，如太尉周忠（《后汉书·周荣传》附传，初平四年免）、司徒淳于嘉（无传，兴平元年罢）等，亦类此。】
　　【⑤《三国志·贾诩传》注引《魏略》曰：“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三司。”】 
　　【⑥桓帝延熹八年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灵帝建宁元年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建宁三年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光和二年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献帝永汉元年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其时董卓自为太尉。皆见《后汉书》各纪。又光禄大夫拜三公者：桓帝延熹二年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灵帝熹平五年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六年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中平二年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献帝初平元年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二年光禄大夫淳于嘉为司空，三年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中散、谏议大夫无拜三公成例。】
　　【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⑧《三国志·贾诩传》：“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⑨《三国志·贾诩传》注引《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 
　　【⑩各见《晋书》本传。】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2)

　　延康元年曹丕即位时，魏国职官体系有一绝大变化。《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已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观其文意，贾诩之太尉、夏侯惇之大将军皆魏职。事实也确如此，详后文。

　　然太尉、大将军之职，本非王国所应置。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命曹操爵为魏公，献帝诏曰：“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①所谓“汉初诸侯王之制”，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太尉位在御史大夫之上，不在“御史大夫及诸卿”之列可知。又《宋书·百官志下》：“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太尉掌兵事，王国中中尉代太尉职事，属九卿。至于大将军，汉末以来位尚在三公之上，建安元年“以太祖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即是明证②。延康时魏国设此二职，可谓于古无稽，也因此尝为论者忽略③。由于此事涉及华歆由汉御史大夫转迁魏相国的历史背景，故不得不稍加考察一番。

　　先看贾诩的太尉一职。贾诩与夏侯惇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拜大将军前已是魏官④，而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⑤；大将军位虽尊崇，却不常置⑥，太尉却是常职，名列三公，几可作为国家官僚体制的象征性符号。因此魏国若的确增设太尉一职，意义远较大将军为重大。考《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文，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贾诩名列魏相国、魏御史大夫之间，自是魏太尉而非汉太尉无疑，否则当率众汉官另行上言，不当混迹于魏官之间。明乎此，在回论华歆前，可对杨彪拒太尉职一事稍作辨析，亦对本文主旨有所裨益。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此事本于司马彪与袁宏所记。《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⑦《后汉纪》卷三十则说“初，魏王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已为汉三公，遭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氏之臣，于义既无所为，于国选亦不为荣也。’遂听其守。”

　　粗看起来三书所载并不参差，细考之则不然：《续汉书》与《后汉纪》只称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并不曾明言此太尉究竟是魏王国之太尉抑或受禅之后的魏朝太尉，《后汉书》则断言是后者，即禅代后的魏朝太尉。然事实究竟如何？

　　【①《后汉纪》卷三十载此诏作“魏国宜置丞相已下群臣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制。”】
　　【②《三国志·武帝纪》。又《宋书·百官志上》：“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③如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第208－209页）便无视贾诩的太尉官职，而拼凑相国、郎中令、大理为魏王国的三公。郎中令、大理实属九卿，此不赘言。】
　　【④《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拜前将军”下注引《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可见二十四年所除前将军已是魏职。】
　　【⑤按《三国志》本传，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贾诩徙为太中大夫，其时尚无魏国。】
　　【⑥《后汉书·百官志一》：“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⑦《三国志》正文“授杨彪光禄大夫”在黄初二年十月。】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1)

　　建安二十二年华歆以丞相军师迁御史大夫，见各处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后汉书·献帝纪》：“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以帝纪体例而言，书于武纪，当以此御史大夫为魏王国（曹操已于上年进爵为王）的御史大夫，而书于献纪，则是范晔以为此御史大夫乃是汉廷官职。两相牴牾。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滿江紅·二橋

銀漏穿花，星河淺、窗朧曙色。
露華重、擁衾無寐，枕函又濕。
憶昔檀郎相笑謔，醇醪滿室人堪溺。
卻如何、待付盡流離，陰陽隔。

失所怙，酬琴瑟。
罹所愛，將何易？
曉男兒抱負，一心家國。
長把芳華深繡閣，不教佳婿耽顔色。
奈從來、薄命是多情，天人嫉。

医门多疾

　　给初一年的学生上历史，他们对党锢之祸不感兴趣，听到华佗使陈登吐虫三升却齐齐瞪大了眼，下课铃响了还缠着我多讲些这位神医的故事。我想我在这个年龄时也未必能理解陈蕃李膺的高大沉重，对英雄的崇拜往往需要其人“身怀绝技”的刺激。扯到后头天马行空了，对他们说华佗下狱死前感叹道：“行医只能救人，却不能救世。” 年岁稍长他们就能从这个华佗身上嗅出浓浓的鲁迅味。可见我终究未能忠于史料，这是不严肃的，请勿效仿。
　　但是话说回来，史料是否值得忠守却也大成问题。陈寿撰《方技传》华佗部分，不论是否经由王沈删削转致，其史源必是《佗别传》无疑（只“恃能厌食事”数语恐纯出《魏书》），而别传本是私家美语，难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裴注在陈志基础上仍能补入《佗别传》数例，可见至少在承祚时，别传中的某些病例已被视为过诞之语而不予采信。如“稻糠黄色犬” 之类，与“败鼓皮丸”倒也相差无几，若非六朝人素好神怪，别传中被删落的部分将不复见天日。
　　并不是说陈寿信纳的部分便定然成立为事实了，古人相信罢黜三公可以消弭日蚀地震，对“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这样的半仙传闻自没有太多抵御力。陈寿记载的病例，治愈的与治死的各占其半。医生摇摇头说：“您这病没指望了。”病人果然死了。于是传为美谈。纵使别传中声称华佗屡次准确预言病人的死期、征状，我以为多不过是事后的粉饰。至如麻沸散、“车边病”、陈登呕赤色虫等故事，依陈寅恪、林梅村等先生说法，直是抄袭印度神话而已——然而要指《佗别传》纯属凭空臆造，也让人难以卒信。往事尘湮，殊不可考，只好聊备一说罢了。
　　诚然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可算高明，否则也不至随侍曹操左右，以针灸却其头风。但当时的医术水平难获我信任，所以我很不厚道地猜想，曹操“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才是华佗冒着下狱的危险也要逃回家去的原因，治不好病当死，逃回家被收送亦死，等死，死前一享天伦可乎？承祚虽然猜测华佗以士人入医道心理不能平衡，但好歹留下传主“此近难济”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后汉书》却不察于此，竟以为华佗“性恶难得意”，那真是冤枉至极了。
　　不过陈寿自己的猜测也未尽无理，“以医见业”在当时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汉时医、巫、商贾、百工子弟是算不得“良家子”的，华佗“本作士人”，按理说决不该改换门庭，走到这条道上去，若非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譬如家道中落、遇事削籍等等，只能是他的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又他末年时“意常自悔”，可见弃文从医并非前一类不可抗力的逼迫，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史料阙略，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推测而已。华佗卒于陈登之后至少三年且早于曹冲，即便真如时人所以为的年将百岁，其受业学艺也不会早于顺末桓初。彼时正是东汉转衰之际，人祸天灾交相为患，地震、洪水、旱馑、疾疫接踵而至，一时间哀鸿遍野，白骨暴露，以至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罪己，声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其状之惨可以想见；又要求“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次年更改元“和平”以祷。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任城、梁国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离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睹疾疫之肆虐，哀民生之多艰，也许会有三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冲动放下了身架，去苦习那悬壶济世之道罢。救得一人固是欣慰，现实中种种不如意却不是逃避得了的，身份低贱即如“名医”亦常遭人白眼，诊治无功于自我谴责之外更需忍耐病家谩骂，儿孙因出身不好与 “前程”无缘……久了，难免常透露出悔意。果真是“悔”了吗？也许重新来过，还是会如此抉择罢？
　　回来的路上我想，自己是如何狂妄，竟为华佗杜撰出那样一句遗言。其实救人救世，真有多少高下之别吗？而我竟自以为能够分别得透。人间世里，一句“医门多疾”已经足够。学生们年岁渐长，“身怀绝技”的刺激终将退居其次，首重的，唯一片赤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