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6月18日作，删节版刊同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疯牛病爆发为标志，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由于在1996年以前，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会传染给人，因此疯牛病的爆发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信任危机。一方面人们从中意识到，科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公共科学政策上剥夺民众对风险的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如干细胞研究、克隆等，与全球化问题一道，越来越和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紧密相连。科学不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事情，而是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角色，涉及到广大公众。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上议院2000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Science and Society，中译本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世纪的科学政策与科学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份战略性的纲领和理念，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2004年《社会中的科学》报告（Socience in Society）则是对这份纲领的实践、阐释与发展。
“社会中的科学”是皇家学会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其宗旨是“促进公众及其他非科学家参与科学”，这份报告就是对该项目三年半来成果的总结与评论。“公众参与”之所以必要，乃是由于：“从历史上看，决议者们总是认为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应当主要从科学的视角加以考虑。诚然，在考虑科学应用的范围和影响时，科学的确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社会因素和伦理因素对于讨论而言，同样是根本性的”（2.0.1），因而，“在具有明确社会影响的科学议题上，公众参与乃是把握社会价值观并将其与相关的科学、经济及其它因素一同加以考虑的手段”（2.0.3）。
要促进公众参与，首先要培养“对话氛围”与“对话意识”。所谓“对话”，是相对于过去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1]而言的。过去这两种提法，都暗示了（只有）公众（才）是无知的：科学政策遭遇抵触，仅仅是因为公众不“理解”科学、需要科学家对他们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普及”；因此科学家与公众的地位并不平等，科学家居高临下、优越于公众。相反，“对话”的提法则强调，尽管公众的专业科学知识的确不如科学家，但科学家对其它因素（伦理、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不同个体或阶层对政策风险的不同耐受力等等）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所以公众与科学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以对话的方式达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
皇家学会在2001到2004年间开展了三次“对话”活动，分别探讨对科学的信任、遗传检测问题、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尽管这几次对话在推动科学家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影响国家的科学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随后的评估还是发现，“专家中总有一种在科学论证的逻辑上对参与者进行教育的倾向——这严重破坏了其它类型的交谈”（6.4.2）。有鉴于此，皇家学会强调：“无论是有专业知识也好，声音大也好，不应该让任何人充当对话进程的主宰”（6.4.1），而要通过“对公众参与者的更大支持以及对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讨论的直接调节”（6.4.2）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因公众在所谓“常识”和“科学论证”方面的欠缺而剥夺其发言权，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年的科学政策争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皇家学会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培养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正如前面所说的，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应用有着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使决策过程透明化，“尽早、尽可能充分地将争议、不确定性、政策选择权呈现给公众”（2.0.8），就应该是政府与科学家的一项职责；而决策过程中的开放性，以及各种“协商评议进路”（“共识会议”、“公民评审团”等等）的采用（6.1.3），更是将公众价值观考虑到政策中去的必要手段。
报告中多处指出，有必要对科学家进行交流、参与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克服“科学传播的文化障碍”（2.3.5，6.6.2）。除了专门的训练课程外，报告第三章所考察的“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也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实践。一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疯牛病可谓英国的“科学与政治”关系中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它“凸现了在科学与政治间搭建桥梁以确保双方更好地互相理解的需要。……一个主要的‘社会中的科学’议题便是关注于科技发展的步幅，以及政府施加有效勘查与规范的能力”（3.0.3）。如果说前面的“公众参与”是为了防止“政治的科学化”（the
scientisation of politics），即防止把社会和伦理问题当作纯粹的技术问题来处理的话，那么这里所要考察的，便是“科学的政治化”（the politicisation of science）问题，因为“克隆、转基因作物、气候变迁、麻疹 腮腺炎 风疹三联疫苗，都刺激了公众的意见，并对科学与政治提出了关键的挑战。全球化促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科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的潜在误用——影响着社会”（3.0.1）。只有推动科学家与政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公共政策才能更好地制定和运作。皇家学会将前者与后者加以“配对”并互访，无疑是一项富有创意的举动，而结果也证明了其成效。当然，“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作为“‘对话’的另一方式”（6.1.4），同样不能缺少对公众的关注点、期望、信仰、价值观的理解。
英国今天遇到并讨论的问题，中国明天肯定也会遇到——事实上，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譬如今年从“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工程”到“修建怒江水电站”的种种争论，均表明公众对科学丧失信任的状况绝非危言耸听；而且并非所有那些不信任科学的人都是“反科学”，应该被“科普工作者”们打倒在地再狠狠踏上几脚——许多看似围绕科学的争论，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对相关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对我们身处的体制缺乏民主问责性作为保险与纠错机制这个更深层问题的政治焦虑[2]。科学决策（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皇家学会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阅读，相信其中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些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