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5)

　　增设职位一事，前述拜贾诩太尉、夏侯惇大将军已有论及，今稍做补叙。汉以来将军号羼错，其置省并无成例，注史各家于此意见纷纭，唯于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四号并无分歧。《后汉书·百官志一》：“（将军）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其注引蔡质《汉仪》称：“汉兴，置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紫，位次上卿。”《宋书·百官志上》：“汉西京制，大将军、骠骑将军位次丞相。”又“汉文帝元年……（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号位亚三司。汉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车骑将军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则此四将军号之尊崇，不待而知。汉代诸王国太傅、丞相以下即“御史大夫及诸卿”，自不当设此四号。考汉兴以来诸王置大将军一职者唯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而已①，此外再无所闻。卫将军一职可参见《晋书·文帝纪》：“（咸熙二年五月）晋国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官”，司马炎即王位后方以贾充为之。②晋王国设卫将军取于魏王国先例，然即便是晋国，亦不设大将军、骠骑、车骑将军。此固有晋国经营未久、职官系统尚不成熟③、马系人物功勋著者不多等客观原因，亦可见曹丕之明目张胆。

　　除增设职位外，延康封拜的另一目的便是用事者之脱汉入魏。然此论与《魏书》说法并不一致。《三国志·夏侯惇传》注引《魏书》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夏侯惇拜前将军在建安二十四年，若依《魏书》此说，此时诸将皆已受魏官号。究竟这一说法在何种程度上成立、有否夸张成分，还需略加辨析。

　　【①《汉书·荆燕吴传》：“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
　　【②《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沈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光禄大夫，皆开府。”又《晋书·贾充传》：“（晋武）帝袭王位，拜充晋国卫将军、仪同三司、给事中，改封临颍侯。”】
　　【③司马昭于景元四年十月进位为公、次年（咸熙元年）三月进爵为王，咸熙二年八月司马炎即王位、十二月受禅，上距建国方才两年。曹魏自建国至受禅则长达七年。】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4)

　　欲证成上述假设，必先对史载延康元年曹丕即王位至年底践祚时魏职官调动情况作一统计如下（无另行注明者，皆见《三国志》本传）：

　　即位时官职有所变动、践祚无变动者：夏侯惇①、夏侯楙（惇传注引《魏略》）、曹休、曹真、贾诩、张参（张范传注引《魏书》）、鲍勋、钟繇②、华歆、王朗、刘放、孙资、邹岐（见张既传）、贾逵、郑浑、张辽、张郃、徐晃、朱灵③、臧霸、吕虔、刘廙、卫臻、赵俨、满宠、郭淮。又按各人本传，践祚时辛毗、刘晔迁侍中，桓阶迁尚书令，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魏王侍中刘廙、辛毗、刘晔、尚书令桓阶、尚书陈矫、陈群、给事黄门侍郎王毖、董遇等言”之语，可知辛毗、刘晔、桓阶已于曹丕即位时迁官，而非践祚以后。共二十九人。

　　即位无变动、践祚时变动者：鲜于辅（见公孙瓒传）、阎柔（亦见瓒传）、公孙恭、邢颙、程昱、梁习、温恢、许褚、庞淯、吴质（王粲传注引《魏略》）、陈矫、徐宣、卢毓、常林、杨俊、杜袭、裴潜、崔林、高柔、王观、田豫、徐邈、王昶、王凌。共二十四人。

　　即位、践祚官职皆有变动者：曹仁④、曹洪⑤、夏侯尚、董昭、蒋济、杜畿、卫觊、陈群、司马懿⑥。共九人。

　　可对践祚时官职有所变动者作一分析如下。拜公孙恭车骑将军，实对地方势力之承认，自当践祚后方可行之；曹仁、曹洪、夏侯尚乃是夏侯惇薨后递补（车骑将军之位已赐于公孙恭，故曹洪不继曹仁就此位，而拜骠骑将军）；鲜于辅、阎柔、田豫、吴质、蒋济、梁习、杨俊、徐邈、庞淯、温恢、裴潜、许褚，或地方职事的调动，或纯属赐勉而无实际职事意义（如温恢加侍中、裴潜加散骑常侍犹居外任，再如许褚以中坚将军迁武卫将军、鲜于辅以左度辽将军拜虎牙将军等）；邢颙、崔林、陈矫、陈群、司马懿起于常林徙出尚书台导致的职事变动，而崔林以御史中丞拜尚书又引起徐宣、高柔、杜袭的调迁；卢毓、王昶、王凌、王观皆为郎中、侍郎，无足轻重；卫觊事出有因，本传载“文帝即位，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践祚后仍复即位时官职；杜畿以尚书守司隶校尉，实因王国中并无司隶校尉一职，且杜畿以尚书守之，非迁官。故即位时并未安排妥当的官职，唯程昱官复卫尉、常林以尚书迁少府、董昭以将作大臣迁大鸿胪三例而已。其余魏朝一应职官，皆于曹丕即王位时调定，可证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实为对禅代后新朝职官预作布置这一假说。而这一布置中最关键的，一是增设本非王国所应设的职位，二是引新朝所需之汉臣入魏。

　　【①践祚时已薨，然位至大将军，便践祚后亦已无官可升。】
　　【②践祚时钟繇虽以大理改官廷尉，然二者名号虽异，职事则同。《宋书·百官志上》：“秦为廷尉。汉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复为廷尉。哀帝元寿二年，复为大理。汉东京初，复为廷尉。”又华歆以相国改司徒、王朗以御史大夫改司空、和洽以郎中令改光禄勋皆同此。《宋书·百官志上》：“秦曰郎中令，汉因之。汉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后汉书·百官志五》：“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名，而王国如故。”】
　　【③《三国职官表》以其拜后将军在黄初元年，误。考本传注引《魏书》载封鄃侯诏虽有“朕受天命”等辞，必在践祚后，然诏中不及迁后将军事。践祚时诸将多有进爵而不加官者，则封鄃侯与迁后将军不必在同时可知。二张、徐于曹丕即位时各转前、左、右将军，朱灵似亦当于此时进迁后将军。】
　　【④《三国志·曹仁传》：“孙权遣将陈邵据襄阳，诏仁讨之。仁与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阳，使将军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文帝遣使即拜仁大将军。又诏仁移屯临颍，迁大司马。”《晋书·宣帝纪》：“会孙权帅兵西过，朝议以樊、襄阳无谷，不可以御寇。时曹仁镇襄阳，请召仁还宛。……仁遂焚弃二城，权果不为寇，魏文悔之。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拜仁大将军或当夏侯惇薨时，或待践祚后方行。】
　　【⑤《三国志·曹洪传》：“文帝即位，为卫将军，迁骠骑将军，进封野王侯，益邑千户，并前二千一百户，位特进。”《三国职官表》以曹洪延康元年为卫将军，黄初元年践祚迁骠骑将军。】
　　【⑥《晋书·宣帝纪》：“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转丞相长史……及魏受汉禅，以帝为尚书。顷之，转督军、御史中丞，封安国乡侯。”然《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禅代众事有“督军御史中丞司马懿、侍御史郑浑、羊秘、鲍勋、武周等言”之语，则践祚前已为督军御史中丞。未知孰是。】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3)

　　延康元年贾诩已为魏国太尉，禅代之后顺承为魏朝太尉。假若曹丕欲以杨彪为魏朝太尉，则置贾诩于何地？贾诩在曹丕定为太子一事上有大功，曹丕对其深为感激，以至黄初二年日蚀时宁违古制也未罢贾诩太尉官①，自然更不可能于禅代时以杨彪代贾诩为公。因此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一事当在即魏王位时，此太尉为魏王国官职。杨彪不从，乃以贾诩为太尉。

　　杨彪致仕已十余年②，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皆非魏官。何以曹丕要增设太尉一职？何以不从魏官中选充（如钟繇当时“坐西曹掾魏讽谋反，策罢就第。文帝即王位，复为大理”，见本传），反向国外甄求？

　　按《后汉书·百官志一》李贤注引《汉旧仪》曰：“哀帝元寿二年，以丞相为大司徒。……十年，更名相国”；又正文称“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则丞相、相国、大司徒、司徒，本出同源可知。又同卷引应劭《汉官仪》曰：“绥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引荀绰《晋百官表注》曰：“献帝置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史”，可知司空一职自御史大夫而来。禅代之后，原魏相国华歆改为司徒，魏御史大夫王朗改为司空，亦可证此。然而三公之位，除司徒、司空之外尚有太尉，汉魏间班且在二者之上③，而王国无对应职位。魏国增设太尉，实际上是为禅代之后的魏朝预作铺垫。正因王国设此职于古无稽，意甚昭然，故需以名望素著者充其位，以塞众人之口，首选自是汉末曾任三公之位者。自建安十三年罢三公官后，至延康时汉朝三公恐唯杨彪尚存④，故而曹丕先遣使示旨。为杨彪所拒后复以贾诩为太尉，一方面有感恩之义⑤，另一方面，拜太中、光禄大夫为三公本为成例，可谓九卿以下位登三公的唯一途径，而桓、灵以来犹以太中大夫拜太尉者特多⑥。贾诩时为汉廷太中大夫，拜之为太尉，循规蹈矩，可稍分妄增职位之责。

　　然则何以魏太尉、相国、御史大夫人选要以汉太中大夫贾诩、汉御史大夫华歆、魏大理王朗顺序排列？换言之，华歆汉廷中班本在贾诩上，何以脱汉入魏，反在贾诩之下？又魏以大理拜相国已有前例⑦，此时何不径以大理王朗为相国？

　　延康封拜以贾诩班在华歆前，于公于私，皆有充分理由。于私，贾诩对曹丕继位有大功，华歆则无。于公，太尉一职偏违古制，需以汉廷中深孚众望者充之，遣使示旨于杨彪即此意。盖一者杨彪曾为汉三公，名望素著，二者如前所引，“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并非曹魏派系人物，如此方弭天下之纷纷。贾诩时虽为太中大夫，然此前历任左冯翊、尚书、执金吾、冀州牧，平素亦不亲近曹氏⑧，于上述二条件最相符。华歆身居汉御史大夫之职，位不可谓不高，名不可谓不重，然此前曾为丞相军师积年，曹系色彩明显，又《三国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有“勒兵入宫收后”之事，颇受世人诟病。饶是以贾诩为太尉，犹遭非议⑨，则若用华歆如何，可不待而知。

　　汉廷中曹丕自居丞相，其下便是华歆，可谓“二人之下，万人之上”；虽罢三公官，御史大夫犹同三公。王朗时为大理，只是王国九卿之一。以位论，王朗远在华歆之下，延康元年封拜时，华歆居前，王朗在后，理所当然。由于此次封拜实是为受禅后的新朝做准备，相国一职践祚后顺理成章转为司徒，倘若此时不拜华歆，受禅后彼将无地以自处，因此需以华歆任相国，而不能径迁王朗为之。或有难曰：观魏晋禅代后，魏太尉王祥拜为新朝太保，魏太保郑冲拜为太傅⑩，皆不必在司马炎即王位时脱魏入晋，而在晋朝犹居高位，为何华歆必于此时脱汉入魏方保新朝职位？只能假设，延康元年曹丕封拜魏国诸官比起咸熙二年司马炎而言，是更加有计划地对禅代后新朝职官的布置。要证成这一假设，则有赖于下文的进一步考察。

　　【①《三国志·文帝纪》：“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诏曰：‘灾异之作，以谴元首，而归过股肱，岂禹、汤罪己之义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职，后有天地之眚，勿复劾三公。’”】
　　【②《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复拜太常，十年免。……彪见汉祚将终，遂称龏挛不复行，积十年。”实已十四五年矣。】
　　【③参见《三国志·明帝纪》：“（黄初七年）十二月，以太尉钟繇为太傅，征东大将军曹休为大司马，中军大将军曹真为大将军，司徒华歆为太尉，司空王朗为司徒，镇军大将军陈群为司空。”】
　　【④献帝时御史大夫职如司空，则华歆亦可称“公”，然此处三公专指太尉、司徒、司空而论。《后汉书·献帝纪》：“（建安元年）九月，太尉杨彪、司空张喜罢。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十三年春正月，司徒赵温免。夏六月，罢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最末几位中，赵温建安十三年卒，见《后汉书·赵典传》附传。张喜事见《张酺传》附传，不载卒年，然罢官上距延康已二十四年，即便杨彪此时也已年近八十（案《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续汉书》，杨彪薨于黄初六年，年八十四），则张喜已卒的可能性相当大。之前位登三公而史无卒年者，如太尉周忠（《后汉书·周荣传》附传，初平四年免）、司徒淳于嘉（无传，兴平元年罢）等，亦类此。】
　　【⑤《三国志·贾诩传》注引《魏略》曰：“文帝得诩之对太祖，故即位首登三司。”】 
　　【⑥桓帝延熹八年太中大夫陈蕃为太尉；灵帝建宁元年太中大夫刘矩为太尉，建宁三年太中大夫闻人袭为太尉，光和二年太中大夫段颎为太尉；献帝永汉元年太中大夫杨彪为司空，其时董卓自为太尉。皆见《后汉书》各纪。又光禄大夫拜三公者：桓帝延熹二年光禄大夫中山祝恬为司徒；灵帝熹平五年光禄大夫杨赐为司徒，六年光禄大夫桥玄为太尉，中平二年光禄大夫许相为司空；献帝初平元年光禄大夫种拂为司空，二年光禄大夫淳于嘉为司空，三年光禄大夫杨彪为司空、光禄大夫周忠为太尉。中散、谏议大夫无拜三公成例。】
　　【⑦《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八月，以大理钟繇为相国。”】
　　【⑧《三国志·贾诩传》：“诩自以非太祖旧臣，而策谋深长，惧见猜疑，阖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天下之论智计者归之。”】
　　【⑨《三国志·贾诩传》注引《荀勖别传》：“昔魏文帝用贾诩为三公，孙权笑之。”】 
　　【⑩各见《晋书》本传。】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2)

　　延康元年曹丕即位时，魏国职官体系有一绝大变化。《三国志·文帝纪》记载：“（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三月）已卯，以前将军夏侯惇为大将军。”观其文意，贾诩之太尉、夏侯惇之大将军皆魏职。事实也确如此，详后文。

　　然太尉、大将军之职，本非王国所应置。考《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十八年五月命曹操爵为魏公，献帝诏曰：“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①所谓“汉初诸侯王之制”，见《后汉书·百官志五》：“汉初立诸王……其官职傅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秩二千石，石、官皆如朝廷。”太尉位在御史大夫之上，不在“御史大夫及诸卿”之列可知。又《宋书·百官志下》：“汉初，王国置太傅，掌辅导；内史主治民；丞相统众官；中尉掌武职。分官置职，略同京师。”太尉掌兵事，王国中中尉代太尉职事，属九卿。至于大将军，汉末以来位尚在三公之上，建安元年“以太祖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绍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即是明证②。延康时魏国设此二职，可谓于古无稽，也因此尝为论者忽略③。由于此事涉及华歆由汉御史大夫转迁魏相国的历史背景，故不得不稍加考察一番。

　　先看贾诩的太尉一职。贾诩与夏侯惇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拜大将军前已是魏官④，而贾诩拜太尉前是汉廷的太中大夫⑤；大将军位虽尊崇，却不常置⑥，太尉却是常职，名列三公，几可作为国家官僚体制的象征性符号。因此魏国若的确增设太尉一职，意义远较大将军为重大。考《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文，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贾诩名列魏相国、魏御史大夫之间，自是魏太尉而非汉太尉无疑，否则当率众汉官另行上言，不当混迹于魏官之间。明乎此，在回论华歆前，可对杨彪拒太尉职一事稍作辨析，亦对本文主旨有所裨益。

　　《后汉书·杨震传》附杨彪：“及魏文帝受禅，欲以彪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辞曰：‘彪备汉三公，遭世倾乱，不能有所补益。耄年被病，岂可赞惟新之朝？’遂固辞。乃授光禄大夫。”此事本于司马彪与袁宏所记。《三国志·文帝纪》黄初二年注引司马彪《续汉书》称“彪见汉祚将终，自以累世为三公，耻为魏臣，遂称足挛，不复行。积十余年，帝即王位，欲以为太尉，令近臣宣旨。彪辞曰：‘尝以汉朝为三公，值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臣，于国之选，亦不为荣也。’帝不夺其意。黄初四年，诏拜光禄大夫。”⑦《后汉纪》卷三十则说“初，魏王欲以杨彪为太尉，彪辞曰：‘尝已为汉三公，遭世衰乱，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复为魏氏之臣，于义既无所为，于国选亦不为荣也。’遂听其守。”

　　粗看起来三书所载并不参差，细考之则不然：《续汉书》与《后汉纪》只称曹丕欲以杨彪为太尉，并不曾明言此太尉究竟是魏王国之太尉抑或受禅之后的魏朝太尉，《后汉书》则断言是后者，即禅代后的魏朝太尉。然事实究竟如何？

　　【①《后汉纪》卷三十载此诏作“魏国宜置丞相已下群臣百寮，皆如汉初诸侯王制。”】
　　【②《三国志·武帝纪》。又《宋书·百官志上》：“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
　　【③如杨永俊《禅让政治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第208－209页）便无视贾诩的太尉官职，而拼凑相国、郎中令、大理为魏王国的三公。郎中令、大理实属九卿，此不赘言。】
　　【④《三国志·夏侯惇传》“（二十四年）拜前将军”下注引《魏书》曰：“时诸将皆受魏官号，惇独汉官，乃上疏自陈不当不臣之礼。太祖曰：‘吾闻太上师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贵德之人也，区区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请，乃拜为前将军。”可见二十四年所除前将军已是魏职。】
　　【⑤按《三国志》本传，建安九年曹操领冀州牧，贾诩徙为太中大夫，其时尚无魏国。】
　　【⑥《后汉书·百官志一》：“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景丹为骠骑大将军，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众多，皆主征伐，事讫皆罢。”】
　　【⑦《三国志》正文“授杨彪光禄大夫”在黄初二年十月。】

华歆御史大夫职暨相关问题考(1)

　　建安二十二年华歆以丞相军师迁御史大夫，见各处记载。《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二年）六月，以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后汉书·献帝纪》：“二十二年夏六月，丞相军师华歆为御史大夫。”以帝纪体例而言，书于武纪，当以此御史大夫为魏王国（曹操已于上年进爵为王）的御史大夫，而书于献纪，则是范晔以为此御史大夫乃是汉廷官职。两相牴牾。

　　由于陈寿上距汉末较近，且《三国志·文帝纪》、同书《华歆传》中亦有旁证①，因此后世史家多采信陈寿观点，以建安二十二年华歆所拜为魏国御史大夫。《宋书·百官志上》云：“献帝建安十三年，又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复补。”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司空”条下称：“华歆，建安二十二年，由军师为魏国御史大夫。”钱大昕更责范晔道：“《魏志·华歆传》‘魏国初建，为御史大夫’，是歆为魏国之御史大夫，非汉廷之御史大夫也。刘昭注《百官志》云‘建安十三年，罢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虑免，不得补’。考建安十九年废皇后伏氏，虑尚在职，至二十一年封魏王操则宗正刘艾行御史大夫事，二十五年禅位则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然则郗虑以后，汉廷无真受御史大夫，其说信矣。《魏志·太祖纪》书华歆为御史大夫，而不书郗虑，虑为汉臣、歆为魏臣故也。歆之除授不当书于汉纪。且使歆而得书，则钟繇为相国何以转不书乎？蔚宗未达官制，因有此误。”②

　　延康元年禅让时，张音行汉御史大夫事，而《三国志·文帝纪》引《献帝传》载劝禅事，有“相国华歆、太尉贾诩、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之语，可见王朗御史大夫一职乃是魏官。时曹丕为汉丞相③，华歆相国一职自是魏相国无疑，而王朗迁魏御史大夫与华歆由御史大夫迁魏相国适在同时，似王朗接替华歆出任魏御史大夫无疑。亦证魏官一说。

　　然此说却要遭到一则原始史料的挑战。《后汉纪》卷三十所载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壬寅诏有“今使使持节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授丕丞相印绶、魏王玺绂，领冀州牧”等语④。若《后汉纪》所载不误，华歆作为汉朝使臣，建安二十五年奉策诏曹丕即位时，其御史大夫之职自当是汉官而非魏官无疑（正如刘艾、张音皆为汉官）。诏书是原始资料，其可信等级应列为最高，很有可能范晔就是参考了此诏，而将华歆出任御史大夫一事列入献帝纪中，则汉官说亦不为无征。

　　中古史研究向来受到史料阙略的严重掣肘。在并无其它材料可资参验的情况下，自不能轻易置《后汉纪》所载此诏于不理。若接受诏书真实性优先这一前提，魏官说显然已不成立，则如何据此重构出近乎合理的历史模型并予以解释，便成为应予考察的题目。以前述三诏（建安二十一年进曹操爵为魏王诏、建安二十五年命曹丕即位诏、延康元年禅位诏）为基础，可得如下结论：『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曹操进爵为王时，汉廷无御史大夫，以宗正刘艾行其事。建安二十二年六月，华歆以丞相军师拜汉御史大夫。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汉御史大夫华歆奉策诏曹丕即王位。延康元年二月，华歆以汉御史大夫拜魏相国，汉廷又无御史大夫；同日王朗以魏大理迁魏御史大夫。延康元年十月禅代时，汉廷以太常张音行御史大夫事。』

　　但这一结论若要成立，所面临的困难比魏官说而言只多不少。华歆拜御史大夫前为丞相军师，乃是曹操府属，本已属于魏国体系，何以反入汉为官？曹丕即位后，为何不从国内擢升官员充任相国，反向汉廷求之？华歆若并非魏国御史大夫，则王朗以前此职又属何人？陈寿倘无所睹，岂能径书华歆职为魏官？本文试图对延康即位之际魏国职官变动等相关历史背景作一梳理，以期对以上诸问题给出合理的解答。

　　【①《三国志·华歆传》：“魏国既建，为御史大夫”。《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二月壬戌，以太中大夫贾诩为太尉，御史大夫华歆为相国，大理王朗为御史大夫”。】
　　【②转引自《三国志集解》武纪建安二十二年。刘艾事见《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云云。张音事见《三国志·文帝纪》延康元年：“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又注引《献帝传》所载诏书：“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玺绶”云云，则张音时为太常。《后汉纪》卷三十建安二十五年作“使御史大夫张音奉皇帝玺绶”，脱“行”字。】
　　【③《三国志·文帝纪》：“太祖崩，嗣位为丞相、魏王。”】
　　【④亦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袁宏同书。】

滿江紅·二橋

銀漏穿花，星河淺、窗朧曙色。
露華重、擁衾無寐，枕函又濕。
憶昔檀郎相笑謔，醇醪滿室人堪溺。
卻如何、待付盡流離，陰陽隔。

失所怙，酬琴瑟。
罹所愛，將何易？
曉男兒抱負，一心家國。
長把芳華深繡閣，不教佳婿耽顔色。
奈從來、薄命是多情，天人嫉。

医门多疾

　　给初一年的学生上历史，他们对党锢之祸不感兴趣，听到华佗使陈登吐虫三升却齐齐瞪大了眼，下课铃响了还缠着我多讲些这位神医的故事。我想我在这个年龄时也未必能理解陈蕃李膺的高大沉重，对英雄的崇拜往往需要其人“身怀绝技”的刺激。扯到后头天马行空了，对他们说华佗下狱死前感叹道：“行医只能救人，却不能救世。” 年岁稍长他们就能从这个华佗身上嗅出浓浓的鲁迅味。可见我终究未能忠于史料，这是不严肃的，请勿效仿。
　　但是话说回来，史料是否值得忠守却也大成问题。陈寿撰《方技传》华佗部分，不论是否经由王沈删削转致，其史源必是《佗别传》无疑（只“恃能厌食事”数语恐纯出《魏书》），而别传本是私家美语，难免有些“艺术性的夸张”。裴注在陈志基础上仍能补入《佗别传》数例，可见至少在承祚时，别传中的某些病例已被视为过诞之语而不予采信。如“稻糠黄色犬” 之类，与“败鼓皮丸”倒也相差无几，若非六朝人素好神怪，别传中被删落的部分将不复见天日。
　　并不是说陈寿信纳的部分便定然成立为事实了，古人相信罢黜三公可以消弭日蚀地震，对“一年便健，十八岁当一小发”这样的半仙传闻自没有太多抵御力。陈寿记载的病例，治愈的与治死的各占其半。医生摇摇头说：“您这病没指望了。”病人果然死了。于是传为美谈。纵使别传中声称华佗屡次准确预言病人的死期、征状，我以为多不过是事后的粉饰。至如麻沸散、“车边病”、陈登呕赤色虫等故事，依陈寅恪、林梅村等先生说法，直是抄袭印度神话而已——然而要指《佗别传》纯属凭空臆造，也让人难以卒信。往事尘湮，殊不可考，只好聊备一说罢了。
　　诚然华佗的医术在当时可算高明，否则也不至随侍曹操左右，以针灸却其头风。但当时的医术水平难获我信任，所以我很不厚道地猜想，曹操“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才是华佗冒着下狱的危险也要逃回家去的原因，治不好病当死，逃回家被收送亦死，等死，死前一享天伦可乎？承祚虽然猜测华佗以士人入医道心理不能平衡，但好歹留下传主“此近难济”一句，虽不中亦不远矣，而《后汉书》却不察于此，竟以为华佗“性恶难得意”，那真是冤枉至极了。
　　不过陈寿自己的猜测也未尽无理，“以医见业”在当时确实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行当。汉时医、巫、商贾、百工子弟是算不得“良家子”的，华佗“本作士人”，按理说决不该改换门庭，走到这条道上去，若非中间发生了什么大变故，譬如家道中落、遇事削籍等等，只能是他的心理上发生了重大转向；又他末年时“意常自悔”，可见弃文从医并非前一类不可抗力的逼迫，而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史料阙略，我们所能做的，唯有推测而已。华佗卒于陈登之后至少三年且早于曹冲，即便真如时人所以为的年将百岁，其受业学艺也不会早于顺末桓初。彼时正是东汉转衰之际，人祸天灾交相为患，地震、洪水、旱馑、疾疫接踵而至，一时间哀鸿遍野，白骨暴露，以至建和三年十一月桓帝下诏罪己，声称“今京师厮舍，死者相枕，郡县阡陌，处处有之”，其状之惨可以想见；又要求“徒在作部，疾病致医药，死亡厚埋藏”，次年更改元“和平”以祷。元嘉元年正月京师疾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任城、梁国民相食。永兴元年七月，“郡国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饥穷，流离道路，至有数十万户”……睹疾疫之肆虐，哀民生之多艰，也许会有三数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一时冲动放下了身架，去苦习那悬壶济世之道罢。救得一人固是欣慰，现实中种种不如意却不是逃避得了的，身份低贱即如“名医”亦常遭人白眼，诊治无功于自我谴责之外更需忍耐病家谩骂，儿孙因出身不好与 “前程”无缘……久了，难免常透露出悔意。果真是“悔”了吗？也许重新来过，还是会如此抉择罢？
　　回来的路上我想，自己是如何狂妄，竟为华佗杜撰出那样一句遗言。其实救人救世，真有多少高下之别吗？而我竟自以为能够分别得透。人间世里，一句“医门多疾”已经足够。学生们年岁渐长，“身怀绝技”的刺激终将退居其次，首重的，唯一片赤心而已。

大象无形

　　何晏把王弼推荐给曹爽，曹爽在密室里接待了他。密室是王弼所坚持的，曹爽满心期待发聩之论，客人却只和他谈玄。送走王弼后，曹爽在手下人面前恨恨地，哭笑不得地，轻蔑地，对这件事以及这个人下了定论：“无聊。不堪大用。”
　　这是故事的一个版本。王弼方面对这次谈话的感想后人不得而知，好事者于是猜想在此事被曹爽作为笑料添油加醋广为宣扬的同时王弼也在几个并不公开的场合对这次会面的主人嗤之以鼻。他在朋友面前评论道，曹爽的层次很低，只知攫取眼前小利而没有对道的热诚和敏感，这样的人身居高位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他不愿意将这些话述诸纸面，尽管几年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他的看法。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眼前这位老人隔着桌子探过头来，蓬乱的头发几乎贴到我的鼻梁上。他的双手微微颤抖，于是我又给他要了一杯酒。他闭起眼抿了一口。
　　这种猜想是站不住脚的，他说，王弼不是那种小心翼翼的人，一旦有对某人加以嘲讽的机会，他会用天才的，华丽的言辞刻到所有人脑中。可以看出这次他对听者的反应并不在意，从大将军府告辞回家的路上，王弼情绪低沉，空洞地直视前方，喃喃不已。
　　有一位客人在年轻台郎的家中等他。此人名叫孙登，是汲县的隐士，常年住在该县北山傍崖的土窟中，以草编的衣裳覆体。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因此关于他的谣言很多，其中一则把他与数年前早夭的吴国太子联系起来，尽管他们的字并不相同。孙登上一次离开土窟在三年以前，同样是到洛阳，同样是为了见这个年轻人。
　　“我听说洛阳有一位年轻人在仲尼与老聃间做了一些品评，这使我下决心借了一件布衣，回到逃离已久的喧嚣与繁华。”他指的是不久前王弼与吏部郎裴徽的对话。王弼让孙登明白那并不仅仅是一次文字游戏，他的确认为至圣者可以体无，同时无是不能够用言语加以表达的。孙登责难道，假如无无法表达，老子对无的申说又如何能够补其不足。年轻人与难辨年纪的客人发生了面红耳赤的争吵，在争吵中双方相互的敬佩与友谊愈加深厚。表面上谁也无法说服谁，心里却暗暗感觉到各自的巨大漏洞。最后他们约定了三年的期限。
　　孙登看到王弼颓然的模样吃了一惊，尽管他自己眼窝塌陷，面色枯黄，这三年的冥想似乎狠狠破坏了他的健康。王弼倚几坐下，没有开口的意思，客人说：“三年来我被您的想法深深折磨。我尝试着将我的身体从言语中剥离。我在可以道出的一切之外寻找意义。我试图遗忘自己。黑夜里我在土窟中闭上双眼，眼前或许掀开世界的一角，牛羊，传说中的海浪和长鲸，火焰，红土壤，金色的城墙，无边的黑暗中偶然闪过几个白点。一万种声音在脑海中轰鸣，发出寂静的回响。有时候仿佛触及到什么，当把精神向那里集中时却重又陷入纷杂。我的灵魂激动而颤栗，我的身躯却承载不了狂欢与失落的颠簸。我感到疲惫。”
　　客人停了一会，换上略微平静的语气补充道：“您的论证曾经那么精妙地将我吸引，无奈无始终对我隐而不显，也许是我不自量力，万物的本源哪里是凡夫俗子能够触及的呢？三年的约期到了，我赶过来期待新的发现。”他听到王弼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三年前您穿透性的责难让我日夜辗转，不得安宁。”王弼说，“世界在申说中展开不仅可能而且必然。我像筛沙一样寻拣词句的每一种组合方式。我将它们说出，而它们果真像沙丘一样源源不断从地底翻涌出来。我和朋友们谈论，在梦里对自己说话，但是不够，我开始对随便什么人陈述。我不再在乎听者是谁，不再在乎他们的反应，甚至不再在乎他们的存在，周围的一切渐趋朦胧，只剩下唇间一个接一个蹦出的字符，在我眼前汇成河流，其中隐约倒映着世界。这个发现让我疯狂。我竭力捕捉语言的影像，在其中辨认模糊而亲切的，仿佛触手可及的光辉。每一次它都从我的指尖滑走，从我的唇边滑走，从我的脑海深处滑走，它让我歇斯底里。我明明已经捕捉到它！天哪！它距我如此之近，却又如此之远……”
　　年轻人忽然抬起双手向空中攫去，浑身颤栗着，两眼放射出热烈的光芒。被惊吓到的客人连忙起身将他扶住。他渐渐平静下来，惭愧地道歉，告诉对方包括王黎，荀融这样的高妙之士在内，许多朋友已经开始躲避自己。孙登发自内心地理解和安慰，说这几年中他也常常陷入谵妄的状态，只不过山上没有谁可以被吓到。
　　之后的一切都进行得符合礼仪，两人对共同关切的问题闭口不谈。临了孙登向王弼告辞，约定三年后再来拜访。
　　“时光飞逝，”老人说，孙登下定决心不再折磨自己，他放弃了恼人的玄奥之念，回复到从前的生活。他的琴艺大进，弹奏时鸟儿和松鼠在枝头聆听，阳光透过密林斑驳地洒在地面。只是仿佛总有什么不同，不再同于往日。这位隐士没有忘记洛阳的知己，三年后他第三次造访王弼。
　　洛阳城不再同于往日。这年正月高平陵事变，之后腥风血雨顺理成章地持续着，与曹爽有所牵连者侥幸逃过一死也不免遭到罢黜，喜庆十足的新年号无从掩盖人心惶惶的肃杀气氛。王弼及其父兄都已废官，迁居到城郊一处深巷。孙登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这里。
　　“而后呢？”我问。
　　“而后两人谈了一夜，接下来孙登离开了洛阳。那个秋天，王弼死了。人们认为他死于疠疾。”
　　“那他们谈了些什么？”
　　“谈什么？不，他们什么都没有谈。”
　　“可是您明明说……”
　　“因为王弼找到了它。”老人摆摆手，打断了我企图插话的念头，“是的，找到了它，他可以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可以低声模糊地把它说出来，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永远无法把它说出来。说出来，那是禁忌。它从诞生起就注定被遗忘。”他举起酒杯，一仰脖，喉结像核桃一样上下翻滚着。他再次凑过头来，直瞪瞪地看着我。他的双眼布满血丝，瞳孔浑浊，勉强映出一张不知所措的脸。他叹了口气，说：“叔夜，还是弹首曲子吧。”

抛砖引玉(二)

二

1-1

　　孙坚背靠竖起斜搭在墙上的几板，懒散地箕踞着，目光兜过整个房间，和房里或坐或站的亲信诸将，嘴角微微向右扬起。“很棘手，是吧？”他说，倒好像很乐意遇上棘手事似的。

　　“没错，”程普倒是跪坐得端正笔直，抬头瞅了一眼身边以各种不雅姿势或坐或站的同僚们，随即把注意力收回到摊开在膝上的地图，“与前些天一战即从雒阳溃退，似有放弃关东之意大相径庭，董卓如今并不急于入关，而是将主力屯在新安，留吕布在渑池，徐荣在荥阳，对雒阳成包围之势，这在战术上是一种奇怪的举动。毕竟河内、酸枣、颍川都有我们同盟的人，荥阳在其间很容易受到夹攻而无处躲逃；袁将军一旦出武关，便将牵制牛辅在弘农的兵力，新安与渑池间又没有战略纵深……”

　　“董贼自知死期不远，乱了分寸呗！还在这里担心什么，发兵把新安捣了就是了呀！”程普没有抬头，静静等孙坚喝了一句：“香儿，不得胡闹！”准备继续说下去。然而孙坚仍在教训，看来是孙香脸上没有服气的表情：“香儿，你父将你托付给从伯我，就是要让你历练历练，去掉这股轻躁气。行军打仗不是那么简单的你冲我杀，董卓、吕布先后撤出雒阳，却能败而不乱，面对这样的对手，无论何时都是大意不得的，更不能贸然地猜度对方犯下什么低级错误。董卓如此布兵，必定有他的用意。你看，”孙坚伸手接过程普递来的地图，“以目前的形势看来，反攻雒阳他没有什么机会，但若要自保，结局也不至于太差。徐荣智略出众，文武兼资，是对方阵中一等一的上将，荥阳又有旋门关地势，纵然以河内、颍川诸军夹击，也未必能拿得下他，而咱们要面对西边一百五十里外的主力，自不可能分兵过洛河去帮什么忙；我军兵虽精锐，能够从董卓主力手中夺下雒阳，但如今他将主力二分，相隔二十里守望，便不是咱们所能轻易动得的了，必须袁渤海发兵来助方可，但如此一来河内又会暴露在徐荣兵锋之下；新安入关中道路且多，又有牛辅在弘农接应，要将其主力合围歼灭，难度实在太大。这就像设下了一个连环套，你不敢动我，我不敢动你，只好就这样僵持着。”

　　“既然这样，可说董贼的战术很是精妙，为什么程伯伯适才又说这是奇怪的举动呢？”孙香口气已然软了许多，尽管脸上还是有点搁不住。

　　“德谋他……”孙坚甫开口，就被黄盖抢去了话头——因为大家都是微寒出身，交情又过硬，私下相处也就少了上下级礼数的顾忌：“文阳，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董贼把天子百官都搁在长安，就留个小女婿在弘农盯着，他放心嘛？主力在关东拖得愈久，后方变数愈多。本来守着雒阳，局面上还镇得住，现在又要久持，又把雒阳拱手让给咱们，这不是奇怪是什么？”

　　“那么……？”

　　“从雒阳一战的情形看，董卓的确是溃败了，而非有意使诈，”黄盖没有再接孙香的问话，程普等了等，不紧不慢地开口道，“因此，很可能在撤离之后，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敌方做出了留在关东的决定。”孙坚点了点头：“留在关东，静观其变。也就是说，董卓是在和咱们比耐心，看谁家的后院先起火；并且他看来很有信心——变数将发生在我们这方。”

　　尽管诸将心中都隐隐有所察觉，但一经道破，仍是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会是什么变数呢？袁渤海与袁将军兄弟不睦，这已是天下皆知的秘密了；酸枣会盟的各路诸侯间听说也有些小龌龊；更兼战事至今，只有孙坚一部经了些胜败，其余几路人马均按兵不动，显然各存着私心。当年六国合纵攻秦，秦人大开函谷关而六国争相推馁不敢先入，终至大败，联盟这种东西，往往外强中干，徒有声势，只不过董卓先迁都城，后焚宫室，心气上就短了一截，落了后手，现下他竟不愿从凶险的棋局中抽身，自是算准了要扳回这一着。这本也无甚出奇，只是对方大败撤退途中突然改变兵势，未免让人有些难以说清的担忧。

　　“为今之计，”诸将都安静下来，“只有先派几个人往河内、颍川、酸枣、南阳各处，一是探探究竟，二是给诸位置酒高会的将军太守们提个醒，提防着点。”“我去。”“我去。”黄盖、韩当、孙贲纷纷立起，孙静问道：“是不是还要催促他们出兵？”

　　“嗯……当然……可以试试，呵呵。”孙坚笑了笑，嘴角微微向右扬起。他顿了顿道：“不忙安排，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家可以先听听，今天下午，咱们的军士发现了这个——”

1-2

　　“今天下午，就是这个孩子，喏，这个孩子，”孙坚拍拍文会的肩膀，他有些羞涩地站起来。“就是他，发现了这玩艺——”

　　一阵骚动。所有人都用尽全力睁大了眼睛，死死地盯住孙坚手中那方温润地流动着青色光华的无暇白玉，还有上面刻着的八个古奥的篆字。

　　大汉的子民，恐怕没有一个不是听着关于传国玉玺的种种传说长大。在兵燹连天鼎祚迁移的国难中找回失落的传国玺，配合上收复旧都的战绩，会是什么样的功劳会封拜什么样的官衔，没有人，至少这间屋子里没有人，敢去想上一想。

　　半晌寂静，只听到咽唾沫的声音。

　　“二、二哥……”孙静嚅嚅地开口，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啊，”孙坚一扬手，“玉玺的事先不谈了，咱们还是来说点正事——君理。”说着，他把脸转向负责军情查探的朱治。“嗯，嗯，咳咳，”朱治从玉玺的震撼中回过神来，清了清嗓子道，“我也是适才得到的前哨消息，不敢稍停就告知了孙将军。董卓已经停止了撤退，其主力现屯于新安，又遣吕布别屯渑池，徐荣也继续扼守旋门关，没有西行的迹象。”

　　“哦……”诸将齐声低呼，脸上各各露出惊讶之情。

　　“德谋，你怎么看？”

　　程普跪坐得端正笔直，手指在膝头摊着的地图上轻轻划动。诸将中以他最为年长，最为重视姿仪，也最有计略应对。他听到孙坚带着笑意问：“很棘手，是吧？”倒好像他很乐意遇上什么棘手的事一般。程普不用抬头也能想见孙坚嘴角微微向右扬起的纹路，这种下意识的神情带着举重若轻的狡黠意味，让他的部下们如痴如醉。“没错，与前些天一战即从雒阳溃退，似有放弃关东之意大相径庭，董卓如今并不急于入关，而是将主力屯在新安，留吕布在渑池，徐荣在荥阳，对雒阳成包围之势，这在战术上是一种奇怪的举动。毕竟河内、酸枣、颍川都有我们同盟的人，荥阳在其间很容易受到夹攻而无处躲逃；袁将军一旦出武关，便将牵制牛辅在弘农的兵力，新安与渑池间又没有战略纵深……”程普一口气的分析被叉手站在一旁的孙香打断，他是孙坚从弟孙孺的儿子，与所有孙家人一样聪明并且膂力过人，只是仍旧年轻气盛，有些过于莽撞了：“董贼自知死期不远，乱了分寸呗！还在这里瞎分析什么，发兵把新安捣了就是了呀！”程普没有抬头，这种场面孙坚自然会出来呵斥堂侄，用不着他做下属的有什么表示。令他奇怪的是孙坚并没有开口，却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轻轻“嗤”了一声。是那个拾玉玺的少年？程普有些讶异。一开始他心里就有疑问，即便是拾到玉玺立了大功，赏赐套好铠甲升个小队长或帐前督也就是了，何以将军竟将其引到心腹的决策议事中来，并且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不用想也知道，这位孙香孙文阳肯定是要大发雷霆的了。

　　但是孙坚即时制止了他的侄儿。发现文会是一个偶然也是一个惊喜。若不是自己今天下午实在闲得发闷，听到这个孩子双手呈上玉玺时嘟哝了一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后兴致大发，随口问了他几句，这块璞玉恐怕就此错失埋没了。他想着，微笑着，用眼神鼓励文会说下去。

　　“……所以，董卓驻军不动，必是已从某个渠道得知，关东盟军中将有内乱发生。倘若真是如此，后方一溃，我军所在的雒阳将陷入新安、荥阳的东西两面合围，纵然取胜，伤亡亦必惨重。因此为今之计，只有把玉玺奉交袁渤海。”

　　文会的话再次引起骚动，孙香狠狠地盯着眼前的少年，却碍着伯父不敢发作，倒是祖茂瞠目道：“凭什么？凭什么拱手让给袁绍？他，他身为盟主屯兵河内三月不进，他、何况他和后将军有仇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的粮草还得靠着后将军哪！”诸将连连点头。文会转头看了看孙坚——其实不必看，方才的步步分析慷慨陈词已经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激情：“不错，祖将军说得都不错，不过其一，袁绍现为关东盟主，玉玺交给他名正言顺——除非孙将军自己留着，那自然没有话说，但是无论如何轮不到袁术头上，所以他也不能抱怨什么；其二，如今我等与董贼陷于胶着，而董贼似有所待，若我方不抢先进击，只怕夜长梦多，变生肘腋，辛苦拼得的优势化为乌有；要抢先进击，单靠孙将军的兵力不足以应付新安、渑池前后合应，必须后方分一拨军。距雒阳最近的便是河内，恰好盟主便在河内。但是看看这几个月来情形，如果没有玉玺交换，袁绍肯拔出一根毫毛么？以玉玺换全盘胜败，近看是失，远看是得。其三，正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孙将军立此大功，焉能不招嫉恨？讨董成了还好说，若是不幸败了，关东诸将各自闹起来，今天你来偷，明日我来抢，可还有孙将军一日安生？不如早将此物转手，反正不数日世人皆知传国玺非孙将军不得重现天日，将来计功之时，总是不会落下的。”

嘀咕起来。孙坚眯着眼看诸将，心底止不住涌上来得意，这种感觉和少年激动而得意的情绪是不同的。他忽然想起当年的扬州刺史臧旻，听闻其子现下也在酸枣，仿佛为酸枣五路郡兵歃血主盟的便是他。

（待续）

评《刘备再入汉中与关羽失荆州之关系考——<千秋遗恨隆中对>补证》

　　我不是史论组的评委，这几天正好也忙，没有时间关注这里，到今天才能稍就杨文理兄的大作发些议论，还请各位不吝赐教。
　　不同于杨兄下面那篇作品，本篇是纯粹的“观点－论证”型史论文，作者观者面对的问题都相对简单些，作者提出一个颠覆史传观点，于是需要寻找新材料加以证明；观者倘若不同意作者的新观点，所须做的就是证明作者找到的材料并不足资。
　　那么杨兄本文提出的、能够支持新观点的新材料是什么呢？无非有二：其一，是《三国志·廖立传》所载廖立言语：“军当远出，卿诸人好谛其事。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吏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郃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其二，是《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三》所载：“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戎兴势山，置烽火楼，处处通照”。且让我们看看这两点是否成立。
　　关于第一点材料，杨兄论述道，『廖立虽“诽谤先帝”，然其论史实，若夏侯渊、张郃之入巴，大略合当，不过在评论之时耍些倒果为因，攻其一点之类的花样罢了。且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故廖氏所言刘备入汉，当为可信。』——这里杨兄恐怕也玩了一点“花样”。一方面杨兄说，“听众系朝廷重臣，昭烈帝行踪，岂会不知”，因此廖立不敢在入汉一点上欺瞒，一方面却又承认，在夏侯、张的入巴上，廖立居然敢于“倒果为因，攻其一点”。怎么在廖立“倒果为因”的时候，就不会顾忌到“听众系朝廷重臣”，孰因孰果，“岂会不知”了呢？反过来，既然敢于在一件事上倒果为因，那么在另一件事上模糊一下时间连续性，以“大势”代替“细节”，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而况这些又都是李、蒋的告发之辞，正要其荒悖方能显廖立的大逆不道嘛。
　　（看了评委sd的评分，补充两句：sd把“后入汉中”解释成“后来当了汉中王”，这就错得更厉害了。一则廖立所品题的是刘备的战略能力，与封王之事无涉；二则“入”字其义甚明，当指地理方位而言。“后来当了汉中王”这种歧义是不存在的，所需争论的焦点仍在入汉中所指何时、何事上。）
　　关于第二点材料，其实杨兄何必远求于唐人著述，《元和郡县志》此条明白出自《水经注》。《水经·沔水注》：“汉水又东迳小城固……城北百二十里有兴势阪，诸葛亮出洛谷，戍兴势，置烽火楼处，通照汉水。”——相较可知，前者几乎照抄后者，所不同的唯多“蜀先主遣”四字。考刘备世，诸葛亮例行萧何之事，在后方足食足兵，倘若刘备果真于二十四年再度提兵进入汉中，论理也该是法正相随，诸葛亮坐镇，怎么反而诸葛先行屯兵于兴势了呢？卢弼将水经注此条置于建兴八年诸葛亮拒曹魏三路大军下，是；“蜀先主遣”四字，当是李吉甫妄增。
　　综上，杨兄所拣选的新材料在支持论点方面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尽管论点本身很吸引人。在史论方面我觉得还是采取“有罪推定”的态度为是，除非杨兄能够出具令我信服的证据，否则固然杨兄可以说，『曹操于秋十月率军返洛之后，刘备再至汉中，以窥雍凉，合情合理，时间上亦与荆州事变合榫』，我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刘备忙于震慑益州，无暇北窥东顾；或者竟有无知愚妄之徒，强以为刘备狼子野心，一直在暗暗准备将来称帝之事，等等等等，在时间上不也甚是“合榫”吗？不过读史而能有发现问题的眼光与提出新说的气魄，还是值得称道的。

嚼口香糖也会遭到报应吗？

嚼口香糖也会遭到报应吗？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嚼口香糖也会遭到报应吗？一个童话或者一个童话电影到了这个份上，我实在不相信还能，或者还应该，摆在孩子们面前。
　　威利·王卡挑选了五个小孩在家长陪伴下参观他的巧克力工厂，孩子中有肥胖而贪吃的奥古斯塔斯，被大业主父亲宠坏了的韦鲁卡，一天到晚嚼着口香糖的维奥勒，沉迷在电视和电子游戏中的麦克·蒂维，当然，最后一位就是我们的主角、出身贫寒家庭的、因此集诚实正直善良宽厚体贴忍耐等等等等人世间所有优点于一身的查理·巴特勒。前面四位孩子理所当然都因为自己的缺点受到了肉体上的折磨以为惩戒，而小查理则继承了王卡的工厂，从此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云云。
　　电影在原著外增加了一些内容。威利·王卡不再是面目模糊的纯粹线索，他有自己的童年和童年阴影——牙医父亲用各种器械把他的颌骨一天到晚固定、禁止他吃甜食、逼得他离家出走。王卡工厂成了他天才而叛逆的产物，但他却从此连“parents”这个词都无法说出口，并且变得性格乖戾。是的，性格乖戾，这使得影片的导演能够名正言顺地表现出令人作呕的恶趣味，每当一个孩子受到折磨，那些身材矮小的洛姆帕工人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载歌载舞，为别人的不幸得意洋洋。“自作自受”？因为爱嚼口香糖而全身皮肤变成紫色不再习惯直立行走只能翻滚着前进，因为喜欢玩电游被拉抻成扁平瘦长的面饼被风吹得前后乱摆，当维奥勒与麦克·蒂维走出工厂大门时，他们、他们的父母、以及那些围观在工厂门口的人们心中没有一丝丝的不甘与忿恨么？刨去孩子们向来的无助和大人们向来的无法无天不说，要知道即便五个小孩中最恶毒最不招人待见的韦鲁卡也只不过挂了一身剩菜而已，那两个小孩犯下的过错就比她重那么多？
　　电影让王卡从英雄变成怪人，表面上看仿佛可以从查理的嘴里对这种恶趣味提出抗议：“你是一个坏人！”事实上却是电影的创制者无意识地深陷于恶趣味中的明证。故事的最后威利在查理的带领下找到了自己的父亲，他们因为威利的牙齿而一同骄傲。不错，不是为儿子的成就，不是为儿子的回家，仅仅是因为他的牙齿。大人永远是正确的，他们没有必要为剥夺了孩子们的童年乐趣而忏悔，他们没有必要为在孩子们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而忏悔，他们没有必要为孩子变得乖戾无常而忏悔——他们是出于 “对孩子的爱”，所以，他们永远是正确的。很逻辑，不是吗？对比电影的画蛇添足，我宁可选择原著的结尾，尽管它俗套，但是干净。
　　在成人掌控着话语权的世界中，所谓的童话也许不过是大人们的自说自话——假如童话试图承载所谓的，训诫功能。

抛砖引玉(一)

一

1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他魁梧的身材、俊朗的相貌实在是那么显眼，即便一个随从都没有带，还是能轻而易举地让人认出他来；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永远扎在他头上的赤色毡巾。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想找个人说说话。数天前率军进入这片火海时，就有一种东西郁结在胸口，顺着每一根经络悄悄爬向喉头。梗着。有时候他会觉得鼻梁微酸，眼角湿润，但他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至少在将士们眼里他不是。程普正在清点宫中以及各府署里劫余的典章图籍，孙静、孙贲安抚百姓，并购买三牲等祭祀一应用品，黄盖诸将则在城外修缮陵寝。但即便他们在身边，有些话还是无从出口。照见方圆几十村落三天三夜不熄的炎光、旧京空虚数百里无烟火和曾经的街巷繁华、写满十一帝两百载雕梁画栋鼓吹喧声的残垣断壁、漫山遍野的黄色头巾在脑海里闪过、富春江上的渔船……进城那天所有人都在惆怅唏嘘，这种感情不独他有。因此刻意地加以表达显得做作？假如贲儿来向自己说：“叔父，看到凄惨荒凉的景象我心里实在很难受”，自己恐怕也会用上那种激昂慷慨的语调：“不错，可见逆贼董卓不除，则天下势必不能宁靖，百姓还要遭受更多的苦难。此时大家正应该化悲痛为力量，整顿雒邑，收拾残京，既而挥师西进，直捣长安，届时三辅人心所向，必将望风披靡，逆贼授首。这才是你我男儿所当存于心中的念头，怎么可以为愁绪所困扰呢？”好像人与人之间只能说出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于是不如缄默。几天来，所有人都在埋头干活。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居然不知不觉已绕了个大圈，现在正折向南走。孙坚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向右横穿两条街，前面不远处便是甄官署了，也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其中一个显然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他的手轻轻颤抖，想来是因心目中的英雄骤然出现在面前而激动。孙坚忽然也有了顽皮一把的冲动。他大步走过去，拾起一根矛，掂量了几下，冲几个军士笑道：“怎么样？咱大伙来练两招？”众人没有料到主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都愣住了；那少年也有些惊呆，眼中却满是跃跃欲试的神情。孙坚心笑道：“初生牛犊不怕虎，得好好鼓励鼓励才是”，对他说：“小伙子，就你先来吧。去挑根兵器，怎样？”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后，少年欣喜地“嗳”了一声，俯身向井沿上寻拣。其实他早看到自己的矛恰好在孙坚手里，所以犹豫了半天，才决定跨上前去提起一根。但是他太激动以至有些忘乎所以，那一步跨得过于追求艺术感，终于踏在了方才抛下的青砖边沿，随之一滑。少年惊呼着重重往地面栽下，乱舞的手在井口斜指向天的矛头上一拍，几根矛“嗖”地弹起，在空中扭动着，垂直窜进了井底。

　　这一变化实在来得太快，望着兵器凭空消失，所有人都只好瞠目结舌，连扶起少年说几句关心的话也抛在脑后。站着的军士中有一位先打破沉默：“我下去捞吧。”那少年忙从地上爬起，急切地嚷道：“不行不行，东西是我弄下去的，该我下去捞才是！”军士们笑说：“小孩子一边去。”少年直跺脚：“谁是小孩子了！”转身便要下去。孙坚早已乐不可支，忙止道：“急什么急什么，先拿绳索系着腰才下去，要不摔死我可不管。”一时哪里讨绳索。“坐在桶里呗，喏——”少年坐在桶里，众人吊着放了下去。

　　“都捞齐了没有？”从井口望下去黑乎乎一团，尤其这么多个人头把光线全给挡住的时候。少年的回声飘上来：“捞——齐——了，把——我——拉——上——去——吧……嗳，等等，等——等！再——往——下——放——一——点……”“搞什么名堂？”众人嘟哝着。矛长，井窄，水又不深，在水面摸一圈就能把所有兵器捞着了，为什么又让往下放？少年继续嚷嚷着：再往下，再往下，水底下有个东西在发光。瞧，他浑身湿淋淋地上来了，半桶水和几根长矛，还有两手捧着的那一方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2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他们认出了他魁梧的身材、俊朗的相貌，以及永远扎在他头上的赤色毡巾。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居然不知不觉已绕了个大圈，现在正折向南走。孙坚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向右横穿两条街，前面不远处便是甄官署了，也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其中一个显然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他的手轻轻颤抖，想来是因心目中的英雄骤然出现在面前而激动。孙坚忽然也有了顽皮一把的冲动。他大步走过去，拾起一根矛，掂量了几下，冲几个军士笑道：“怎么样？咱大伙来练两招？”众人没有料到主帅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一时都愣住了；那少年也有些惊呆，眼中却满是跃跃欲试的神情。孙坚心笑道：“初生牛犊不怕虎，得好好鼓励鼓励才是”，对他说：“小伙子，就你先来吧。去挑根兵器，怎样？”反应过来说的是自己后，少年欣喜地“嗳”了一声，却并不俯身向井沿上寻拣；他巴望着偶像手里的长矛，嗫嚅说：“将、将军，我的兵器在、在你手里……”孙坚愣了一愣，笑道：“哦，你用惯了它，是么？”狡黠地一笑，“嘿嘿，我偏不给你，有本事就从我手上抢下来吧。”忽然间他甚至为这句话的孩子气感到些许得意，仿佛对面那张稚气的脸孔把他带回了恶作剧得肆无忌惮的少年时代，连日来心中的郁结不觉化解于无形。少年咬着下唇，到井边仔细地拣了一根长矛，走回来，几个吐纳，将矛尖冲前，平平端起。众人早已经退到角上，让出了整个天庭。

　　孙坚并不急于出手，他眯起眼睛，细细地打量对方。这是他的习惯，或者说是对战斗艺术的偏执追求。一着致胜，并且完美。少年“嗨”地大喝一声，阔步踏上，挺矛向他刺去。这就要求耐心地观察、搜集战场上所有的资料，包括周遭环境和对手的行为方式，据此分析出敌方的思维数路，寻找其弱点，结合环境因素制订作战策略，给予敌人致命的打击。孙坚上身一侧，矛尖从胸前掠过，观战的军士间传来一阵惊呼。这种做法常伴着几分凶险，全面地观察对手，包括观察对手的进攻。矛身忽地一顿，紧随着孙坚的移动横扫过来，“方才一刺力道并未用老，”孙坚暗揣。这就意味着必须先把自己暴露在敌方的火力之下。“看来这孩子枪矛上颇有些底子，”他横矛当胸，格开了这一扫，因为是硬接，虎口有些硌。力道不弱，稍逊于策儿，和贲儿相当。少年迅速收矛，微微喘着气，准备下一次进攻。自己要应付这种力量的对手当然是绰绰有余，不过凭蛮力解决战斗就太了无趣味了。这一次出矛略低，少年刺向将军的大腿。右前方七步远是那口井。“还是没有用老”，孙坚想，左腿欲抬。井沿上斜搭着几条戈几根矛。矛尖果然半途上挑，向喉部冲刺。孙坚并没有抬腿，向后一仰拿个铁板桥，稳稳当当躲过了这一刺。一阵喝彩。方才若是撤腿，一脚支地重心再难移动，这一刺只好吃个正着。少年微愠，就势将矛砸下。情绪不甚稳定，易怒，易被激发战斗力，也易中圈套。孙坚挺矛拨开，矛尾恰在地上一撑，借力站起。正前方六步远散放几块青砖。少年半弓身子，缓缓绕孙坚打转，不时试探性地一刺。步幅是我的七分有余。孙坚也微微俯身，开始绕圈。

　　忽然听得孙坚大吼一声，作势欲上。少年忙几个碎步向后踏出，一面摆出防守的势态。哪知第二脚刚着地便觉一滑，整个人向后栽去，还没来得及叫唤出口，就“砰”地摔在了地上。周围军士顿时笑成一团。少年懊恼地坐起，低头看脚下，原来是适才随手抛下的砖块。“不要以为这是意外不服气，”孙坚已出现在他的面前，呵呵笑着伸过手来，“你早该注意到我在将你往一个方向引。为将的，不可错漏过战场上一丝一毫啊。”少年借孙坚之力站起，拱手道：“将军教诲，小人谨记在心。况且甫开始时，数招间小人就知绝非将军对手，焉敢不服。”“呵呵，你资质不错，不知可愿做我的亲随？”

3

　　地面还微微腾着热气。孙坚茫然走在大火之余的雒阳城里，想找一个能够说说话的人。

　　路边，军士们忙碌地打扫着残烬，把焦黑的砖石瓦砾堆到街角，检查各屋宅的损毁情况，在危房的门上或墙上用白垩涂上大大的“拆”字。看到孙坚走过来，军士们都会停下手里的活，立正，恭恭敬敬地喊到：“孙将军好！”孙坚点头微笑，心想，精神面貌不错，可他却因此加倍地郁闷了。

　　他抬头看了看太阳，又抽出怀中的城区图比对了一会，决定是该折返甄官署休息休息了。甄官署就是自己驻军的地方，按说附近并不陌生，然而城市一经焚毁，每条道路都变得面孔模糊难以辨认，城区图还是必不可少的。早春的午后本该是白亮中透着星微的绿，可现在天空中却飘着斑斑点点的黑灰。一阵风来，眼里进了什么东西，有些痒。

　　几个站岗轮休的军士百无聊赖坐在天庭晒太阳，挈着几块青砖看着，叽叽喳喳争论这些砖块的年岁，就像不急着赶路的人常常漫无目的地向前踢石子。戈矛斜搭在身旁的井沿上。孙坚进来他们有些紧张，纷纷站起，砖块随手抛到地上，手在裤子上不住拍掸着。孙坚点头微笑着经过他们身边，但那微笑实在勉强，因为他正在不住揉他痒得够戗的眼睛。“对了，给我打点井水来洗洗脸。”进屋前他回过头来，如是说。

　　“小文，你去吧。”军士们嘻笑着对其中一个说道，“和偶像同处一室，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被称作小文的看起来还是孩子，大大的眼睛，瞳子清澈，嘴角微微上扬，掩饰不住的稚气；身量还未长成，发给军士的衣裳对他来说显得稍大了，裤脚拖曳在地下。“我……我……”他嗫嚅着。“你什么你，快去打水呀！”“……哦！”他赶忙跑向井边，结结实实打了一桶，单手拎起来就向孙坚的屋子走去。

　　“这孩子，蛮力气倒是有些，就是缺点心眼儿。打这么满满一桶干啥？洗个脸用得着么？万一洒了怎么办？”“论心眼儿平时倒也不缺，这不是见着心目中的大英雄，魂不守舍了嘛。”众军士一面笑着，继续晒他们早春午后的太阳。

　　“你还是个孩子呀！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孙坚洗完脸，抬起头看着面前这张稚气的脸孔，惊讶地问。

　　“我姓文，名会，长沙人，打将军您在长沙做太守起，我就决定非跟随将军左右不可。我不小了，已经十五岁了，力气也不小，没人把我当孩子。”

　　十五岁，只比策儿小一岁。策儿也不喜欢别人把他当小孩，呵呵。

　　“将军您洗完了，我把桶拎出去了。”文会仍旧单手去提桶，当然是为了在将军面前表现表现。很不幸他的左脚正踩着右脚的裤管，而他去提桶时，先抬起的偏偏是右脚。于是少年重重地向水桶撞了过去。

　　“咚……”水桶正对着孙坚翻倒，满满当当倾泻而出，泼了他一头一脸，又顺着领子灌下，直淋得满身皆湿。文会已经完全吓呆了，张着嘴说不出话来。

　　“没、没关……哈、哈、哈啾！”

（待续）

三國文會

去年秋正好，遺恨失糊塗。今歲人如故，長纓再濯無？
河山雖已異，風景未曾殊。三國有文會，四方來博儒。
迎賓朝置酒，知己夜圍爐。慷慨英雄烈，吟歌魏蜀吳。
彈樽論舊史，對月賞新茱。掩卷發幽歎，揚言辯厚誣。
或將小說衍，相與內情敷。曲徑緣曹老，直椽追董狐。
旌旗分五色，鼓吹列千俘。銅雀冰臺賦，金戈鐵馬圖。
墨留狂客潑，詩罷謫仙吁。堪引聽簫鳳，應慚繞樹烏。
烽連仍睥睨，露重恰歡娛。欲醉不欲醒，裘衾多換酤。

略论李敖的演讲(1)

1.对“反求诸己”与“反求诸宪法”的解读与厘清

　　这个时候才来写对李敖演讲的观感，我以为是恰当的。北大那一场李敖提到自由主义的两个方面，“反求诸己”与“反求诸宪法”，后面一词在他随后的话中却再没有出现，而是代之以人民和政府的关系。这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不少人认为这一举动大有深意，纷纷转向发掘“反求诸己”背后的“隐晦书写”或是“政治智慧”，甚或对李敖所言“反求诸己”与“反求诸宪法”的范畴和界线产生误解。前一种情况如鳌拜老爷爷认为“把自由主义归结为反求诸己”“是李敖演讲最有光彩、最值得我们深思体会的地方”；而当洛之秋说李敖的“你们不是楚霸王，你们不是李自成，你们没有枪炮没有坦克，你们在国家中心地区盘踞不去，你们是在逼政府开枪，你们是不智的”便是他提出的“反求诸己”的劝诫时，他是对李敖的说法做了错误的阐释。
　　在和philor的网下讨论中我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宁愿相信李敖只是因为时间不够，没有办法将反求诸宪法这一部分展开；如果李敖此次演讲的重点是在反求诸己而非反求诸宪法，我会一如既往对他失望。果然，在清华的演讲中李敖将这个话题继续了下去，他说：『现在我只谈两个部分，北京大学部分我没有讲得详细，第一个，自由主义是“反求诸己”，我自己心灵能够开放，不被那些思想所困，这是我能够解脱，这是一种对我自己的一种改革开放，有这个本领，这才是自由主义者，对自己负责。另外一半是和政府的关系』。
　　回头来看北大的演讲，便可以看清何以说洛之秋的解读是错误的。李敖在演讲中明确地标界了自由主义“两个部分”所处的语法位置。他在结束对“反求诸己”的讲解、转入对“反求诸宪法”的界说时，明确使用了这样的标示词：『自由主义这一段叫做反求诸己……这是个重要的自由主义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在什么呢？就是跟政府的关系。』——可见，当李敖谈论人民与政府的关系、谈论“嗝儿了”、“颠儿了”、“嘚儿了”、“悚儿了”、“翻儿了”、谈论怎样避免政府开枪、怎样让政府服服帖帖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所说的，其实就是“反求诸宪法”，而非“要求那些逼政府开枪的人们‘反求诸己’”。李敖也并非觉得“反求诸‘宪法’会不可避免的言及宪政等敏感问题，于是他跳过未表，单讲大众与专制政权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反求诸宪法”，讲的正是如何处理与专制政府的关系，讲的是“斗争策略”问题，讲的是“方法”问题。光看北大那场演讲，容易把很多本属“反求诸宪法”的部分划归到“反求诸己”中去，因为“己”的概念太宽泛了，修身养性是求诸己，开放心态是求诸己，提高斗争智慧仿佛也求诸己——『项羽楚霸王用的武器，李自成用的武器，跟统治者差不多：你有一把刀，我有一把刀；你一把扎枪，我一把扎枪；差不多。现在全世界任何政府的统治者，他来了，机关枪，哒哒哒，坦克车，咔咔咔，怎样？一点儿招都没有，输了。所以我说，人民要聪明，争取自由要靠智慧』；不要用『无谓的情绪、不健康的情绪在家里生闷气，拍桌子，甩板凳』——如果仅仅把这些理解成李敖所要求的“反求诸己”，如果认为李敖演讲的重点在于“反求诸己”背后的隐微话语，在于告诫我们“首先保持心灵解放，不要作茧自缚”，那恐怕正如李敖说的：“你把我看得太小了”。
　　将两份演讲记录关于自由主义的部分放在一块看，会发现“与政府的关系”，也就是“反求诸宪法”部分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反求诸己”。反求诸己的确重要，但它仅仅是个引子。一方面，正如李敖所言，反求诸己“太痛苦了”、“太难了”、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其实李敖自己又何尝完全做到了“心灵能够开放，不被那些思想所困”呢？《李敖有话说》里的李敖和在北大清华说话的那个李敖并不完全一致，这一点许多人都注意到了，甚至可能为之困惑，并进而对这一现象提供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哗众取宠”说、“失落的英雄”说等等，我的解释则是：李敖内心深处一直存在着两种理念对抗的张力——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他的许多言行都是这一张力的外在体现（我将在后文分析这一点）。李敖自己也未曾做到反求诸己，未曾使心灵完全开放而不受两种理念最根源处的矛盾所困，可见反求诸己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它像“内圣外王”一样，可以作为个人修习的追求目标，但决不是欲求现实变革的恰当起点。真正重要的、对后极权时代国家的知识分子具有更多意义的、并且也是李敖所擅长的，是“求助于”什么方法什么手段，而非“要求”自己什么。他说“我李敖放弃自由主义”，两场演讲都说了。放弃自由主义，不等于放弃这个那个自由，不等于放弃对这个那个自由的追求。这些追求不能求助于逼政府开枪，不能求助于拿起冷兵器闹革命，而应该求助于黄色封面，求助于“打着红旗反红旗”——说白了，求诸共产党自己编的宪法，无非也是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段而已。
　　当然，李敖在这里仍然遇到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困难：自由的实现，并非仅仅靠“策略”层面上的运作就可以完成的；如果当权者脸皮够厚，心肠够狠，手段够毒，你求诸宪法，我求诸封杀，你打着红旗，我把红旗一块封杀，那么最后是不是仍然会导致“人民忍无可忍的时候，再找到一个节骨眼的题目就会翻儿”的情况呢？当权者会傻到让我们“抱着它，贴着它，哄着它，赖着它，奴役它，让它为我们服务”吗？

（待续）

糊涂夭亡周年祭

胡虜煙塵滾滾過，
當塗蔽野塞銅駝。
肯將夭壽托梅嶺，
詎以存亡赴汨羅。
鬱鬱難回周代夢，
沈沈待起百年疴。
蟾宮桂酒遙相祭，
此夜清光任哭歌。

对联版讨论周作人

数日来闲翻知堂书话，颇有味道，掩卷嘿然，不能一叹。窃感自武穆风波亭后，国人于“汉奸”二字所视特重，稍有沾染，即身败名裂，无论是非。袁督师有媾和之议，其肉至为无知好事者啖。世人皆以为知堂老人一误于妻戚，再误于家累，然蒋梦麟校长多有申辩，此事实彼委托启明先生，于艰难下照拂北大校产而已。为杵臼易，为程婴难，盖卒全北平图书馆于任内，薪火相传之功，不亦著乎？更遑论护刘书琴、杨永芳于环伺之下，拯英千里、董洗凡于缧绁之中，襄助陆志伟、洪业于国难之际，诸事繁详，不及备载。唯衮衮肉食竟仓促择为替罪，致“文人无行”之讥起于道路，“其罪当诛”之议漫于人心。然亭林虽可敬，冯道亦何辜？伏望诸君熟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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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uilegia:

张自忠因为开战初即主和，又当了华北沦陷后第一任北平市长，一度千夫指其为汉奸；他后来请命出征，志在洗雪污名，其情状赫然便是请死。和他相比，周作人可称大不幸。一为文人，便无足观，真沉痛语。

关于他出任伪职（北大图书馆长及后来的教育总署等职位），不能纯然视为舍身去忍辱负重——实际上我不相信哪里能找到这种无私的典型，大概只有人民日报吧。——但他有句话，大意是想了一下，觉得这个事他来做，比别人做强。鲁迅写过教育部的大员怎样“清理”故宫藏的文卷，这种人一旦和有枪有权者结合起来会怎样，周作人应该也知道，我想他的话该是对此等人发的。而他的所作所为也实在没有什么亏缺。

钱穆《师友杂忆》中回忆故乡一德高望重者，在日军进犯时出面与敌人协商，保全一村。是斥其贪安受辱呢，还是谢他保全人命呢，我自小受的气节教育（五人墓碑记？）在此体现，我想体谅他们，但是会想体谅有没有原则的底线？或者究竟有没有所谓原则？就算有，是谁定的？

我起先也觉得周作人差可拟于程婴杵臼月照西乡伍员伍尚……但传奇太壮烈了，周作人的故事，如近代一切故事一样，是“如匪浣衣”，堵在心里，没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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恳切。我平日自然也无意于把知堂老人比拟为这人那人，只是看到盛世人观离乱事而能唱高调乎不惭，心中未免有些痛。将心比心，这平平淡淡四字，不知为何总那么难做。

昨天翻了翻《不可儿戏》

　　《不可儿戏》，王尔德的剧作，余光中的译笔。因为连日来读的都是伤脑筋的书，所以要寻本轻松简易的来看，放自己一条生路。 
　　一如众人所知，作者的确才华横溢，笔下精致而琳琅；然而读罢笑罢，掩卷之时，却如从光滑的冰面吱溜滑过，心上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评价？让我想起赵辛楣说方鸿渐的一句：你这个人很有趣，可是毫无用处。
　　倒不敢对王尔德有任何不敬或嘲笑的意思，我是喜欢方鸿渐的——当然，也许仅限于赵辛楣式的喜欢。
　　初看《围城》时喜欢方鸿渐，后来看了杨绛的序，又不敢喜欢了。她说，读者左眼是方鸿渐，右眼是方鸿渐，久而久之，一种“同情”，便舍身代入，不能自拔了，而钱钟书的意思，是超然物外，嘲笑着芸芸众生——包括方鸿渐——的。
　　然而读了王尔德，不仅偷想，也许杨绛是会错钱意了……也许她担心别人以为方鸿渐是作者自况？也许她崇拜着钱中书的恃才傲物而陷于迷幻一如《理想丈夫》里的齐夫人？我以为钱钟书是能够欣赏这种毫无用处的有趣的，因为他是才子。
　　但我又并非对王尔德有任何高看的意思，正像我不耐烦在桌上摆些无用的饰物。
　　“事如春梦了无痕”，话说是无痕，实则春梦拂过，毕竟会撩动胸膛里一根弦，或是惹起一声叹息的；一本书翻到最后，心口上波澜不兴的，我以为毕竟算不得好。
　　然而又并非说它无用——总算是消夏的佳品罢。
　　困了，胡说，以上。

科学、社会与公众参与——读英国皇家学会《社会中的科学》报告

2005年6月18日作，删节版刊同年8月24日《中华读书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疯牛病爆发为标志，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上。由于在1996年以前，英国政府及其科学顾问一再宣称疯牛病不会传染给人，因此疯牛病的爆发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和科学空前的信任危机。一方面人们从中意识到，科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在公共科学政策上剥夺民众对风险的知情权与决策选择权，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另一方面，当代科学的发展，如干细胞研究、克隆等，与全球化问题一道，越来越和社会、伦理、信仰、价值观、生活方式等因素紧密相连。科学不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和政府的事情，而是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角色，涉及到广大公众。在这种背景下，英国上议院2000年的《科学与社会》报告（Science and Society，中译本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为新世纪的科学政策与科学传播工作提出了一份战略性的纲领和理念，而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2004年《社会中的科学》报告（Socience in Society）则是对这份纲领的实践、阐释与发展。

“社会中的科学”是皇家学会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一个项目，其宗旨是“促进公众及其他非科学家参与科学”，这份报告就是对该项目三年半来成果的总结与评论。“公众参与”之所以必要，乃是由于：“从历史上看，决议者们总是认为科学所涉及的问题应当主要从科学的视角加以考虑。诚然，在考虑科学应用的范围和影响时，科学的确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但社会因素和伦理因素对于讨论而言，同样是根本性的”（2.0.1），因而，“在具有明确社会影响的科学议题上，公众参与乃是把握社会价值观并将其与相关的科学、经济及其它因素一同加以考虑的手段”（2.0.3）。

要促进公众参与，首先要培养“对话氛围”与“对话意识”。所谓“对话”，是相对于过去的“科普”和“公众理解科学”[1]而言的。过去这两种提法，都暗示了（只有）公众（才）是无知的：科学政策遭遇抵触，仅仅是因为公众不“理解”科学、需要科学家对他们进行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普及”；因此科学家与公众的地位并不平等，科学家居高临下、优越于公众。相反，“对话”的提法则强调，尽管公众的专业科学知识的确不如科学家，但科学家对其它因素（伦理、政治、社会文化、以及不同个体或阶层对政策风险的不同耐受力等等）的考虑未必能有公众全面，所以公众与科学家应该处于平等的地位上，以对话的方式达到双向的交流和互动。

皇家学会在2001到2004年间开展了三次“对话”活动，分别探讨对科学的信任、遗传检测问题、计算机信息安全问题。尽管这几次对话在推动科学家与公众的相互理解、影响国家的科学政策等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随后的评估还是发现，“专家中总有一种在科学论证的逻辑上对参与者进行教育的倾向——这严重破坏了其它类型的交谈”（6.4.2）。有鉴于此，皇家学会强调：“无论是有专业知识也好，声音大也好，不应该让任何人充当对话进程的主宰”（6.4.1），而要通过“对公众参与者的更大支持以及对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之间讨论的直接调节”（6.4.2）来解决这一问题。试图因公众在所谓“常识”和“科学论证”方面的欠缺而剥夺其发言权，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近年的科学政策争论中更是屡见不鲜，因此皇家学会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培养对话氛围之外，还需要对决策过程加以改造。正如前面所说的，科学研究及其社会应用有着潜在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因此，使决策过程透明化，“尽早、尽可能充分地将争议、不确定性、政策选择权呈现给公众”（2.0.8），就应该是政府与科学家的一项职责；而决策过程中的开放性，以及各种“协商评议进路”（“共识会议”、“公民评审团”等等）的采用（6.1.3），更是将公众价值观考虑到政策中去的必要手段。

报告中多处指出，有必要对科学家进行交流、参与的训练，以确保他们克服“科学传播的文化障碍”（2.3.5，6.6.2）。除了专门的训练课程外，报告第三章所考察的“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也可以视作这方面的实践。一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疯牛病可谓英国的“科学与政治”关系中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它“凸现了在科学与政治间搭建桥梁以确保双方更好地互相理解的需要。……一个主要的‘社会中的科学’议题便是关注于科技发展的步幅，以及政府施加有效勘查与规范的能力”（3.0.3）。如果说前面的“公众参与”是为了防止“政治的科学化”（the scientisation of politics），即防止把社会和伦理问题当作纯粹的技术问题来处理的话，那么这里所要考察的，便是“科学的政治化”（the politicisation of science）问题，因为“克隆、转基因作物、气候变迁、麻疹 腮腺炎 风疹三联疫苗，都刺激了公众的意见，并对科学与政治提出了关键的挑战。全球化促成了进一步的挑战，因为科学在世界范围的发展——以及这些发展的潜在误用——影响着社会”（3.0.1）。只有推动科学家与政界人士之间的交流与相互理解，公共政策才能更好地制定和运作。皇家学会将前者与后者加以“配对”并互访，无疑是一项富有创意的举动，而结果也证明了其成效。当然，“下院议员与科学家配对方案”作为“‘对话’的另一方式”（6.1.4），同样不能缺少对公众的关注点、期望、信仰、价值观的理解。

英国今天遇到并讨论的问题，中国明天肯定也会遇到——事实上，很多问题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譬如今年从“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工程”到“修建怒江水电站”的种种争论，均表明公众对科学丧失信任的状况绝非危言耸听；而且并非所有那些不信任科学的人都是“反科学”，应该被“科普工作者”们打倒在地再狠狠踏上几脚——许多看似围绕科学的争论，背后折射的其实是对相关决策过程不透明、以及对我们身处的体制缺乏民主问责性作为保险与纠错机制这个更深层问题的政治焦虑[2]。科学决策（以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只有走向民主化，走向公开化，走向“公众参与”，才能够、也才有资格重新赢回公众的信任。皇家学会的《社会中的科学》报告，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科学发展的人阅读，相信其中的理念与实践能够为研究中国的科学与社会关系提供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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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皇家学会1985年《公众理解科学》报告（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所提出的思路；该报告中译本2004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2] 更不用说我们的政府本身对科学的态度就颇为暧昧；从八九十年代诸多要员力捧的“气功热”，到一直以来对中医的扶持与袒护，公众耳濡目染，自然更要对“科普工作者”们的主张与资质打个折扣。

《反对方法》与科学哲学的历史学进路

【保罗·法伊尔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本文凡引用自该书的，将直接在文中标出页码。】

一

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一书从意图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a) 从“导言”到第3章，以及第5章到第16章，主要论证对科学研究进行方法论的“逻辑重建”之不可能，并且由于“在科学哲学家所‘重建的’检验法则和科学家在实际研究中所应用的程序之间有着一种十分明显的差别”(p.134)，因此假如把科学哲学中诸如“归纳-确证”、“猜想-反驳”、“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样的方法论模型应用到实际的科学研究中去，势必要阻碍科学事业的进步；

(b) 第4、17、18章讨论的是“文化相对性”问题主要对科学与其它“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认为科学本质上是与神话、宗教相同的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取舍应当让个人去决定”(p.255)，甚至必要时可用“政治干预”来“克服科学沙文主义”(p.24)。

如果用那个著名的口号来概括，则(a)部分论证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即在坚持某一科学理论与否的问题上）“anything goes”，而(b)部分则论证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进行选择时“anything goes”。

本文只将注意力放在意图(a)上。在这部分中，费氏否定了科学哲学中逻辑学进路（或方法论进路）的可行性，而这一否定是通过历史学的办法完成的。其中第6~16章是意图(a)的核心，也是全书的主干部分（中译本全书共269页，第6~16章占146页，第17章占64页），其论证方法是对“伽利略支持哥白尼主义”这一案例进行历史考察；其它历史案例散见于第3、5、17章。本文则试图更进一步，以费氏的这部分论证为例，质疑其所体现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进路。

【蒋劲松认为，费氏的许多激进观点都只是一种“修辞学策略”，并非其本意所在（蒋劲松，“反面论证的治疗性理论：无政府主义认识论的再认识”，《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蒋的这一论断至少不适用于意图(a)——对于(a)部分的观点，费氏明确声称：“我决不接受……对我的话所作的‘宽厚的’解释。我的论证远比这解释有效”(p.90)。反过来，无论(b)部分是否确如蒋氏所言只是“反面论证的治疗性理论”，均不影响本文的讨论。】

二

历史学进路无疑来自于“库恩转向”。一方面，在这之前，科学哲学讨论更多的是概念分析、逻辑重建、词项归类等等问题，而50~60年代以后，文本的引证、历史情境的重构则成为了科学哲学著作中的主干内容；另一方面，库恩以前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作者，如柯瓦雷等，关心的是“科学思想如何演变”、“科学如何发展而来”，勾勒关于“the becoming of science”的线索，而库恩则试图考察历史给出“being”：“科学是什么”、“什么是科学的本质”，并认为这一追问只有通过历史学方法才能达到。所以如今有一种常见的说法：“通过对16~17世纪科学革命的了解，可以让我们更好地把握科学的本质。”

但是这一方法至少存在三方面可疑之处——并且在《反对方法》中均有所体现。

三

可疑处之一，是对“科学革命”阶段与“常规科学”阶段进行案例考察时的不平衡性。《反对方法》中所考察的科学史案例计有：哥白尼-伽利略天文学、开普勒-巴罗-牛顿光学、热力学第二定律-布朗运动、狭义相对论-洛伦茨解释、广义相对论、哥本哈根解释-隐变量解释，无一不与16~17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两次重大科学革命有关，而库恩作为“常规科学”示例提到的“卡文迪许仪器”、“阿特伍德机”、以及“为了处理两个以上互相吸引的物体的运动以及探讨受扰动轨道的稳定性”而殚精竭虑的欧洲数学家们【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pp.28~29】等等，则完全没有提及。——不仅《反对方法》一书如此，在其它科学史的论著中，也是关注科学革命远远超过常规科学。另外，即便是在库恩本人那里，对常规科学也是一笔带过，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阐释“不可通约性”等概念上。

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们在兴趣上的倾斜，可能由这样几种看法导致：科学革命的戏剧性带来独特的魅力，而常规科学过于乏味；对科学革命的不同解释是不同理论的核心所在【如：“无论是波普尔的判决性实验还是库恩的科学革命其实都是神话：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进步的研究纲领取代退化的研究纲领。”见伊·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P.8】，而常规科学对理论的建构无足轻重；研究科学革命容易出成果，而常规科学则难以下手……但是，无论何种看法，实际上都忽略了这样的问题：

——对“科学革命”案例的考察，是否可以代替对“科学”的考察？

这个问题可以做如下置换：当我们问“什么是科学的本质”时，我们所要问的究竟是什么？“科学革命”是否使我们通达“科学”的本质？“科学革命哲学/科学革命史”是否等于“科学哲学/科学史”？“常规科学”真的是无足轻重的吗？我们所谈论的“科学”，究竟更应该是“科学革命”，还是“常规科学”？……

当运用历史学方法考察科学时，一个未经反思的“缺省配置”便是：我们所谈论的“科学”，更应该是“科学革命”，而非“常规科学”。譬如拉卡托斯倡导以典型历史实例进行案例研究，但是，何谓“典型”？——这个词恰恰可以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意义上使用：

(1) “典型”意味着排除了附加的“偶性”干扰，因而可以更明晰地反映本质；

(2) “典型”意味着容易被拣选，而这一“容易”又由于其“出类拔萃”、与常态不尽相符。

【譬如我们在对某甲的表彰会上说，某甲“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是当代党员的典型和榜样”时，言下之意显然是，当代的大多数党员并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这时我们是在意义(2)上使用“典型”一词；而如果我们说“当代党员已经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了，某乙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我们是在意义(1)上使用“典型”一词——而这时我们也已经预先知道了“当代党员（的常态）如何”。如果试图以某甲作为“典型案例”来说明“当代党员的本质”，必定会得出“天下太平”的错误结论。对本质的通达，只有通过把握常态（即意义(1)下的“典型”）才得以可能。】

在使用意义(1)之前，我们必须已经明白了什么是本质，什么不是本质而只是偶性，因此，当我们试图“通过典型案例”得知什么是科学的本质时，我们显然并非（也无法）在意义(1)下使用“典型”一词。而当“典型”作为意义(2)被使用时，我们发现：一个事物越是“典型”，便距离常态越远——那么，通过考察典型案例而通达到的“本质”，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本质”，就是很可商榷的问题了。

不过这一质疑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到应对。库恩认为，政治革命与科学革命的类似“不仅适合于像哥白尼天文学革命和拉瓦锡化学革命那样重大的范式转换，也同样适用于像发现氧气和X射线这样只涉及发现一个新现象的小得多的范式转换，尽管得承认把后者也称之为革命有些牵强”【《科学革命的结构》，p.85】。再推而广之，可以勉强地认为，每一个理论的提出，都导致一次或大或小的革命，这样的话科学革命将不再是偶发事件，而是“天天革命”的常态。于是刚才的质疑便可以转化为：(1)对大的、“典型的”科学革命的考察得到的结论，能否适用于经常发生的、小的、不起眼的“革命”；(2)对科学中“提出理论”的考察，就科学的“本质”而言是否优先/重要于对“发现事实”（“解谜”）的考察。这两个问题倒是有可能解决的。

四

第二个质疑是对16~17世纪科学发展的过分关注和对“后17世纪科学”(p.173)相应的忽略引起的误导。这一质疑看似可以归并到上一个质疑中，实则不然。比较费氏对伽利略案例的使用和量子力学-相对论案例的使用可以发现，有几个对他来说相当重要的论点，只能通过伽利略案例获得，而一直没有用19~20世纪的案例加以论证。如：

(1) 坚持一种理论而非另一种理论，并非如“维特根斯坦、汉森或其他人”【这“其他人”当然也包括费氏的论敌拉卡托斯在内——“不论逻辑学家证明有矛盾，还是实验科学家对反常的判决，都不能一举打败一个研究纲领”，因为“在多数（即便不是全部）存在着两个竞争理论的情况下，两个理论同时都受到反常现象的影响”；既然两个纲领可以掌握着不同的证据，当然“保卫被击败的纲领的某些后卫战（甚至在所谓的‘判决性实验’之后）是完全合理的”，见《科学纲领研究方法论》p.156、p.177、p.184】所认为的“起因于证据本身的差异”，而完全是由于“对现有证据的无动于衷”(p.106以下)。

——日心说的提出符合这种说法，但无法证明相对论或量子力学是在没有任何现有证据的支持下提出的（而实际发生的事情恰恰支持相反的结论，如果没有“反常”的出现与支持，根本不可能有相对论或量子力学的提出）；

(2) “对新思想的归顺将不得不借助论证以外的手段促成。它的实现将不得不依赖非理性的手段，诸如宣传、情感、特设性假说以及诉诸形形色色偏见……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新的世俗阶级的兴起变得如此重要”(p.123)。

——前半句虽然与库恩有关范式间选择的看法类似，实则对非理性因素作用的强调远远超过了库恩（库恩只是说，“为了知道科学革命是如何实现的，我们不但要考察自然现象和逻辑的推动和影响，也要研究那些在各特殊的科学家共同体中有效的说服论辩技巧”【《科学革命的结构》，p.87】）；后半句则明显只适用于伽利略时代而非爱因斯坦时代。

 “专业化”是理解对16~17世纪过分关注导致对科学本质的误解之关键所在。默顿指出，“只是在经过一段特征性的长期发展之后，各种社会的体制包括科学体制，才会获得一种程度可观的自主性”，而“科学正处在体制化的过程中”与“科学已彻底体制化”这两种“事态”是完全不同的【罗伯特·金·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范岱年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pp.3~4】；海德格尔也认为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与后来的科学革命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近现代科学的本质不在于以经验为基础，而在于其数学因素或数学筹划”，“数学因素在古代和中世纪还没有达到完全的支配性地位，但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它迅速上升为近现代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李章印，“海德格尔对科学与哲学关系的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6期】，“筹划”构成了现代与前现代的本质区别——这样的情况当然只能发生一次（造成“后17世纪科学”与之前“科学”的区别），而以后的科学革命则不再具有这样的作用；甚至库恩的“前科学-科学革命-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链条也提示了“前科学”的唯一性——“前科学-科学革命”的“科学革命”与“常规科学-科学革命”的“科学革命”能否简单地等同？

许多历史学进路的研究者恰恰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通过研究16~17世纪的科学得出一个个关于科学“如何”与“应该如何”的论断（就如《反对方法》或许多科学史论著所做的那样），而没有考虑到，本质应该在当下寻求，科学只有作为体制化、专业化的科学，才得以成为现在的科学与将来的科学；向体制化之前或“体制化的过程中”的科学追问“科学的本质”，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前述对非理性手段作用的夸大就来自于此，由于哥白尼-伽利略案例的巨大影响，使得人们以为，非理性的手段才是从旧范式向新范式的转换的决定性因素——“无知或懒散又是极大的幸事”，“正是同时代人的这种思想麻木，使伽利略获得如是的成功”(p.93)等等。事实上这样的“无知”、“懒散”和“麻木”只能出现在尚未专业化的共同体之中。因此，对16~17世纪的过分关注可能使我们通达“前科学”的本质，却很难说能对把握“科学”的本质有所裨益。

五

在提出第三个质疑之前，先看费耶阿本德的这段话：“无知、冥顽不化、依赖偏见、撒谎等都决不阻碍知识前进，相反，凡此种种都是科学的必要前提”(p.227)。——这里他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历史学方法可以证明，对于科学而言什么是“必要”的。但这一观点可以成立吗？

当我们论证A是B的必要条件时，无非是使用两种方法，一是逻辑分析，如“某甲活着”是“某甲在说话”的必要条件；二是事实归纳——为了保证归纳的可靠性，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重复实验”和“设置对照组”等等。但是，这些保证可靠性的措施恰恰是历史学考察无法采用的，因为历史只发生一次，而且只能发生一次。历史学方法所给出的只能是“历史上发生的情况”，“这并不见得就使它成为不可或缺的条件”【《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p.14。这是默顿面对“内史论”派的质疑时所做出的让步。事实上，同样的质疑完全可以用于“内史论”派自身：如何证明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对哥白尼革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非仅仅是“历史上发生的情况”？等等】。

六

综上，历史学进路在预设上存在着三方面的困难：(1)历史学方法必须从典型案例入手，导致重视科学革命而忽略常规科学，已经预设了科学革命比常规科学更能反映科学的本质；(2)当今的历史学研究过多地关注16~17世纪科学革命，将适用于那段时期的描述作为科学的本质，而忽略了前现代与现代的区别、体制化过程中的科学与体制化之后的科学的区别、前科学与科学的区别；(3)历史学所给出的只能是“描述”而不是事件的必然性，但是，如何从仅仅是历史事件的描述通达科学的本质这样一个困难却完全受到了忽略。

历史学进路取代了逻辑学进路，但是从费氏的例子看来，其自身也问题重重。于是接下来要问的是：能够取而代之的新进路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