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2)公孙瓒（中）

很多人都把界桥之战的失利作为公孙瓒政治生命的转折点，认为从界桥之战后，公孙瓒就从“英雄”变成了脓包。比如版面上转载的《老调重谈话赵云》就说：“界桥一战失利，而随后战局的发展对公孙瓚更不利……尽管中央政府后来派人进行了调解，这给了公孙瓚一个喘息的机会，但于战局无补，不意味着他能东山再起……以刘备之才当然看得出形势，他不会给公孙垫背”。这便是界桥之战给我们的一般印象。

然而这一战对公孙瓒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是否真如很多文章里所说的，公孙瓒从此一蹶不振？

在不同的史书、甚至同一本史书的不同部分里，对这件事也仍然有着不同的描述。还是先把这些都摘录下来：

A.《后汉书·孝献帝纪》：

a.(初平二年)十一月，青州黄巾寇太山，太山太守应劭击破之。黄巾转寇勃海，公孙瓒与战于东光，复大破之。

b.(初平三年正月)袁绍及公孙瓒战于界桥，【今贝州宗城县东有古界城，近枯漳水，则界桥在此也。】瓒军大败。

c.(初平四年九月)公孙瓒杀大司马刘虞。

B.《后汉书·袁绍传》：

a.(初平二年)其冬，公孙瓒大破黄巾，还屯盘河，威震河北，冀州诸城无不望风响应。绍乃自击之。瓒兵三万，列为方陈，分突骑万匹，翼军左右，其锋甚锐。绍先令曲义领精兵八百，强弩千张，以为前登。瓒轻其兵少，纵骑腾之，义兵伏楯下，一时同发，瓒军大败，斩其所置冀州刺史严纲，获甲首千余级。曲义追至界桥，瓒敛兵还战，义复破之，遂到瓒营，拔其牙门，余觽皆走。绍在后十数里，闻瓒已破，发赜息马，唯韂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许人。瓒散兵二千余骑卒至，围绍数重，射矢雨下。田丰扶绍，使漤入空垣。绍脱兜鍪抵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反逃垣墙闲邪？”促使诸弩竞发，多伤瓒骑。觽不知是绍，颇稍引漤。会曲义来迎，骑乃散退。

b.(初平)三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

c.(初平四年)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使各罢兵。……三月上巳，大会宾徒于薄落津。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干毒等数万人共覆邺城，杀郡守。……六月，绍乃出军，入朝歌鹿肠山苍岩谷口，讨干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其觽万余级。绍遂寻山北行，进击诸贼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复斩数万级，皆屠其屯壁。

C.《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

a.公孙瓚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改易守令，冀州长吏无不望风响应，开门受之。绍自往征瓚，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瓚步兵三万馀人为方陈，骑为两翼，左右各五千馀匹，白马义从为中坚，亦分作两校，左射右，右射左，旌旗铠甲，光照天地。绍令麹义以八百兵为先登，强弩千张夹承之，绍自以步兵数万结陈于后。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瓚见其兵少，便放骑欲陵蹈之。义兵皆伏楯下不动，未至数十步，乃同时俱起，扬尘大叫，直前冲突，强弩雷发，所中必倒，临陈斩瓚所署冀州刺史严纲甲首千馀级。瓚军败绩，步骑奔走，不复还营。义追至界桥；瓚殿兵还战桥上，义复破之，遂到瓚营，拔其牙门，营中馀众皆复散走。绍在后，未到桥十数里，下马发鞍，见瓚已破，不为设备，惟帐下强弩数十张，大戟士百馀人自随。瓚部迸骑二千馀匹卒至，便围绍数重，弓矢雨下。别驾从事田丰扶绍欲卻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强弩乃乱发，多所杀伤。瓚骑不知是绍，亦稍引卻；会麹义来迎，乃散去。

b.绍既破瓚，引军南到薄落津，方与宾客诸将共会，闻魏郡兵反，与黑山贼于毒共覆鄴城，遂杀太守栗成。贼十馀部，众数万人，聚会鄴中。……乃引军入朝歌鹿场山苍岩谷讨于毒，围攻五日，破之，斩毒及长安所署冀州牧壶寿。遂寻山北行，薄击诸贼（左发丈八）〔左髭丈八〕等，皆斩之。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奔走得脱，斩首数万级。绍复还屯鄴。

c.初平四年，天子使太傅马日磾、太仆赵岐和解关东。

D.《后汉书·公孙瓒传》：

a.瓒乃自署其将帅为青、冀、兖三州刺史，又悉置郡县守令，与绍大战于界桥。瓒军败还蓟。绍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不下，退军南还。瓒将步骑三万人追击于巨马水，大破其觽，死者七八千人。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

b.绍复遣兵数万与揩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无青草。绍乃遣子谭为青州刺史，揩与战，败退还。

c.是岁，瓒破禽刘虞，尽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

E.《后汉书·刘虞传》：

(初平)四年冬，（刘虞）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虞遂大败……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会天子遣使者段训增虞封邑……胁训斩虞于蓟市。……时旱埶炎盛，遂斩焉。

——分析以上的史料，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1.公孙瓒破黄巾是在初平二年冬，破刘虞在四年冬（既然“旱埶炎盛”，想是《献帝纪》所说九月无误），“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也在四年：这些都是无疑义的；

2.界桥之战，有归在二年的，有归在三年的，从文义上看，大概双方陈兵列阵是在二年冬，最后“瓒军大败”的战役则是在三年正月；

3.袁绍返回薄落津以及与黑山贼作战的时间有两种说法：《后汉书》称在四年，而且是“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之后，且注明月份，言之凿凿；裴注引《英雄记》则称“方与宾客诸将共会”就听闻魏郡造反，并且“讨于毒”等事均在三年，也就是在“天子遣太仆赵岐和解关东”之前；

4.初平三年界桥战后公孙与袁氏之间的战争，记载不一：《后汉书·袁绍传》说“瓒又遣兵至龙湊挑战，绍复击破之”，且其后果是“瓒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就象我们常想象的那样——公孙瓒被打“痿”了；而同书《公孙瓒传》中，公孙瓒在界桥之战失败后“还蓟”，袁绍的大将崔巨业“攻围故安不下”，退军时反被公孙大破，并且“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遂至平原，乃遣其青州刺史田揩据有齐地”（直到初平四年被袁谭打败）——要知道公孙瓒发动界桥大战的目的恰恰就是据有青、冀、兖三州，按本传的说法，甚至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而不是失败了；另外，同传中还说，他破了刘虞以后，“猛志益盛”，与“不敢复出”的说法恰成了鲜明对比。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

观《后汉书·刘虞传》，“瓒既累为绍所败，而犹攻之不已，虞患其黩武，且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稍节其禀假。……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京，高丘也，言高筑丘垒以备虞焉。解见献帝纪。】”其事当在界桥战后。“犹攻之不已”当是指“遣兵至龙湊挑战”。但公孙瓒并没有“遂还幽州，不敢复出”（《后汉书》“不敢复出”的考语估计来自于《三国志》中“以严纲为冀州，田楷为青州，单经为兗州，置诸郡县。绍军广川，令将麹义先登与瓚战，生禽纲。瓚军败走勃海，与范俱还蓟，於大城东南筑小城，与虞相近，稍相恨望”一段话。），而是因为刘虞“虑得志不可复制，固不许行”，而公孙瓒也意识到，要打败袁绍，必须先消灭和自己的地盘纠缠在一起的刘虞，因此首先“筑京于蓟城以备虞”，也就是瓒传中的“军败还蓟”。公孙瓒先在界桥战败，又受挫于龙湊，再在蓟城筑京，袁绍便以为公孙瓒“不敢复出”了，乃敢“遣将崔巨业将兵数万攻围故安”，谁知公孙瓒追击其后，“大破其觽”于巨马水，“乘胜而南，攻下郡县”，顺势夺取了青州。——这便是我所认为的事情发展的先后。《三国志·陶谦传》注引《吴书》中有一佐证：“（初平四年）曹公……乃进攻彭城……谦引兵击之，青州刺史田楷亦以兵救谦。”我们知道界桥战前田揩的“青州刺史”只是公孙瓒所封的虚职，如果没有在后来的确夺取了青州的话，《吴书》是不会把他称为“青州刺史”的。

那么，既然袁绍在界桥大败了公孙瓒，怎么会反被他“乘胜而南，攻下郡县”，以至连青州都丢掉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袁绍当时无暇顾及青州局势。——这也就需要来看看“魏郡兵反”究竟发生在什么时候。

（待续）

略论王小波与余华(4)

【内容(续)】

文章还是写得简练的好，避免成为裹脚布，希望今天能把这篇东东结束掉。首先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宝树兄诘问的：“王小波笔下有哪些圆形人物？”二是关于情节铺展的一些看法。关于第一点，当时不加思索举了几个人物（“阿兰和小史，小孙，老大哥的老婆，红拂，毡巴”），后来一想，还是从头来说一说吧。

在上一篇里，我主要是通过几个方面来比较的：1.人物的性格（扁形和圆形），2.人物性格的转变，3.对次要人物的刻画，4.作者的道德关怀和态度。在后三点上，我的态度是很鲜明的：王小波给我的感觉好于余华。而对第一点，却忽略了对王小波的说明。我在前面有这样几句话：“人物的空洞化、符号化……甚至王小波的某些作品（尤以黑铁白银二集为甚，还有《三十而立》等等，但不是全部）也如此”，“爱德华·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认为，小说需要几个要素……这样的观点也许稍为传统，却仍有借鉴的意义”。如果我现在要说阿兰、小史、小孙等等是圆形人物，并以此来论证这一点上王仍优于余，当然可以做到，但我对这样的想法还是不满意，总觉得似乎牵强，毕竟这些人物并不是他着力描写的人物，而且他们的“圆形”和福斯特所意指的并不完全相同。我想可能和通篇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却在这里“借鉴”了一个“稍为传统”的概念有关。所以我决定抛开“圆形人物”的概念，换作“圆形人群”来谈王小波（不知道这个说法有没有人提过？没有的话注册一下版权先）。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读完余华的作品，因此无法用这个说法来分析他，因此以下不牵涉到两人的比较（即放弃上篇三个比较中的第一个），只算是对宝树兄的答复而已。

我已经说过，比起命运带来的苦难，王小波更关注心灵遭受的扭曲。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人的世界，可以大致地分出两类人来，一类是对压抑保持着敏感，力图对抗和挣脱扭曲的人群，也就是“我们”，另一类则是“他们”。“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冲突，构成了小波笔下的主要风景，并在不同的作品里以不同的形式表现：阴阳两界，军代表和知青，“头头们”和下面的人，数盲、保安和技术人员，学院派和自由派等等。“我们”是少数（或至少不占多数），而他的主人公又总是“我们”中最敏感的一个，于是我们所看到的，总是一个玩世不恭的“王二”，他的最鲜明的性格，似乎总是保持在每个最吸引眼球的人物里，无论这个人物是工程师，数学家，小说家，历史学家，还是做豆腐的；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是这些人所有的共同的性格；当我们回味这些人物时，首先想起的也是这样的性格，而不会去关注《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和《未来世界·我的舅舅》里的王二，或者《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的王二的不同。——这样就会产生一种感觉，似乎这些人物都是扁平的，只有这一种性格。然而，这是因为把这些人物看作一个人，而不是一群人的缘故。

我所说“圆形人群”，就是指从作者的作品群体来看，1.在一个“人群”中，每个个体（或更小的群体）除了保证具有这个群体共同的性格特征外，还各各表现出其独特性来（每个王二之间的不同，数盲与保安之间的不同，马大夫和办公室老太太的不同，×海鹰和老鲁的不同……），并让我们感觉到其在现实中的真实性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记住姓颜色的大学生、老鲁、马大夫……并在生活中发现这样的人，可是谁能记住余华笔下的人物”），2.“人群”的划分不是截然的、非此即彼的，而是具有许多不同的中间形态，以及无法用这种方法进行评价的人物，比如小孙，小徐等等，有时在“我们”眼里他们是“我们”，在“他们”眼里是“小神经”之流，另一些时候在“他们”眼里是自己人，在“我们”眼里却是有着距离的“他们”，这些人往往明白扭曲的存在，又不那么敏感与痛苦（这也是生活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很多时候，正是他们沟通着“我们”与“他们”，就像小孙是阴阳两界之间的桥梁一样），3.“人群”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相互流变的，“我们”在打击（强烈、明显的扭曲力）和销磨（难以察觉，然而更深刻的扭曲力）下可以成为“他们”（刘老先生、姓颜色的大学生……），“他们”也可以慢慢地“觉醒”而成为“我们”（比如小史）。——这样看来，只有把小波的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阅读，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他脉搏的跳动，感受到他的反抗与挣扎。这也正是我所说的，王小波不可能去写“简约”的寓言，不可能“以极端的简约形式达成无限丰富的意蕴”。他需要篇幅，需要宣泄，需要表达。——事实上，真正以小说而非寓言的形式展现心灵史的杰出著作，无不是汪洋恣肆的长篇巨制——《尤利西斯》、《茫茫黑夜漫游》、《追忆似水流年》、《约翰·克利斯朵夫》，以及卡夫卡不可分割的作品全部……这些作品都是在福斯特的方法论（流行）之后出现的，也正是“圆形人物”所不适用的。

重申一遍，以上不涉及王小波与余华的比较，如果哪位高人不吝用我的“圆形人群”分析余华的话，不胜感激。另外我维持上篇另外三方面的比较：人物性格的转变以及次要人物的刻画，余华做得都不如小波；而他所谓“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的说法，也让我反感，并认为这影响了他的创作质量。现在请允许我结束人物方面的讨论，进入情节，简单地说上两句。

不知各位读《活着》的时候有没有感觉，《活着》与《阿甘正传》在结构与手法上存在巨大的相似。只不过阿甘是个幸运儿，在各种偶然性的眷顾下莫名其妙地获得了大家都做着的“美国梦”的成功，而福贵则是彻头彻尾的倒霉鬼，在老天的“贴身紧逼”下一步步失去周遭的一切。就像阿甘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激励了许多人一样，福贵的“遭遇”当然很容易引起“震撼”，然而，我们的情感是最容易受到蒙骗的。如果情节不是靠矛盾产生的张力（王小波的作品里有人的本真和外在的压制之间的抗衡）来支撑其发展，而仅仅是一本记录天上几时掉下馅饼、几时砸下砖头的流水帐簿，那么我们透过作者的“记录”来看文本本身，这样的作品究竟具有多大的文学价值？在“感动”和“震撼”之后冷静下来，我们是否能体味到故事的真实感，以及由真实感带来的与现实世界的对比，咀嚼和反思？的确，表现命运施与人的不可逃避的痛苦也是文学的主题之一，可是即使命运的力量强到无法反抗，人在绝境中难道连一丝一毫的挣扎（仅仅是挣扎）都没有吗？连俄狄蒲斯都不安于顺从命运的摆布，而《活着》中却透露着“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的“超然”——其实是麻木。这样设计的情节，只能用“勉强”二字形容（具体理由前面几篇已经讲过多次，兹不赘）。比起《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便不是一本空洞的流水帐簿，只有作者把自己的情感赋予了故事中的人物，把生命的活力注入故事中的人物，把生活中现实而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移植到故事中，故事才具有延续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不需要作者充当老天的角色，把一件一件“遭遇”填充到情节中去。除了许三观居然一路卖血到了上海（是不是？手头无书，记不真切了）这个太过浪漫主义的结尾之外，《许》的整体情节铺展比《活》强得太多。这一点上王小波比余华强。王的主人公经历的几乎都是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却在这些小事中展现出张张弛弛来；纵使是遭到命运播弄而屈从的人，从反抗到麻木也有着自己的过程（比如刘老先生），而不是像《活着》那样，在福贵的叙述和“我”见到福贵之间有一个时间的断裂，略去了这一过程。以上说的是思想上的感染力，另外还有以前提到的一点，王小波的情节在语言上的感染力也是余华无法比拟的。

（完）

屯田(2)公孙瓒（上）

其实，曹操并不是首先开置屯田的人。早于他的，是公孙瓒。

《后汉书》卷七十三中说：“兴平二年，……瓒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兴平二年，也就是公元195年。那一年里，吕布为曹操所败，仓皇投靠刘备；而刘备刚刚在糜竺的帮助下，从病死的陶谦手中夺到了徐州；袁术野心勃勃想要称帝，却又因畏惧曹操，迟疑不决；脱离了袁术控制的孙策，在江东大破刘繇，为将来弟弟的登基打下基础……两年前在界桥被麴义所败的公孙瓒，今番再遇这位克星，只好靠屯田打起持久战。而曹操是直到次年（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才“始兴屯田”的。

然而公孙瓒屯田的事迹，却不见于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注。在《后汉书》里则是这样的记载：

“兴平二年，破瓚于鲍丘，斩首二万余级。瓚遂保易京，开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岁余，麴义军粮尽，士卒饥困，余众数千人退走。瓚徼破之，尽得其车重。是时，旱、蝗，谷贵，民相食。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

从这段话看来，似乎公孙瓒开置屯田与麴义战倒是“恃其才力，不恤百姓”的表现，是“民相食”的原因而非结果，或至少时间上是在“民相食”之前而非之后了。如果仅从这一段话，我们真的可以象演义里的赵云那样长叹一声：“某曩日误认公孙瓒为英雄；今观所为，亦袁绍等辈耳！”公孙瓒最后的败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然而为什么《后汉书》里有这段事实，而与范晔同时稍早的裴松之却没有提及呢？两人关于公孙瓒的材料都本于王粲《英雄记》，那么试来看看《英雄记》的原文如何？

《英雄记》原书已亡佚，所幸各书所引保存了部分。《太平御览》卷三五引《英雄记》：“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有蝗旱之灾，民人始知采稆，以枣椹为粮，谷一石十万钱。公孙伯圭开置屯田，稍稍得自供给。”

这话和《后汉书》的意思显然大相径庭。看《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当时江淮以北皆然。联系到公孙瓒后来所说：“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三国志》本传）他显然与袁绍、袁术等将自己的政治野心摆在民生疾苦之上的军阀不同——因此《英雄记》所载当更为可信。

于是我们发现，在所谓“正史”（即非演义）里，对公孙瓒屯田一事就有了三种态度。一是王粲的褒扬，一是范晔的诋毁，一是裴松之的不置一辞（陈寿是因掌握史料太少之故，故不论）。而范晔的诋毁是从王粲的褒扬改易数字而来。梁启超说过，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二十四姓家谱”，史官们的态度当然不能轻信。更何况“一为文人，便未足观”，三书不同的态度，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好奇，想看看在《三国志》与《后汉书》对公孙瓒的通篇贬抑之下，所隐藏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公孙瓒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是英雄，还是脓包？而两书究竟为了什么原因，偏偏对他多有贬词？

公孙瓒的出身与袁绍有相似之处，即都是庶出。（《后汉书》瓒传：“家世二千石。瓒以母贱，遂为郡小吏。”）在“子以母贵”的时代，这可是从政的致命弱点。不同的是袁绍明白自己这一政治资本的不足，因此想方设法加以弥补，“好游侠”，“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试图在名士之间建立自己的声望。饶是如此，还常常受到嫡出的袁术的嘲笑，乃至兄弟反目。公孙瓒没有“四世三公”的家世背景，又地处辽西，没有机会交结“海内知名”，在“衣冠子弟”们眼里自然更不是东西。在当书吏时他表现出了自己卓越的才华（“白事常兼数曹，无有忘误”），以至于太守惊奇之下，不仅把他推荐到当时享有盛誉的卢植门下学习，还把自己的女儿也许配给了他。入卢植门下，本来是一个极好的和“名士”们交结的机会，但是以他后来的经历来看，他并没有和他们搞好关系；具体情形如何，由于史料缺乏，也就不得而知了，但分析公孙瓒的性格，他少年时一定是受不得别人对他出身的一点侮辱，也看不起文人们的夸夸其谈无所作为，而名士们对辽西来的、庶出的郡小吏，自然也是白眼相加。双方的关系越搞越僵。

前面所引《后汉书》“瓚恃其才力，不恤百姓”一句话后面，跟的是另一句考语：“记过忘善，睚眦必报”。所谓“睚眦必报”的表现是什么呢？是“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职分富贵，不谢人惠’。故所宠爱，类多商贩庸儿。”——这一段话也是从《英雄记》简省而来，不如来看看原文（裴注引）：“《英雄记》曰：瓚统内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或问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皆自以为职当得之，不谢人善也。’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若故卜数师刘纬台、贩缯李移子、贾人乐何当等三人，与之定兄弟之誓，自号为伯，谓三人者为仲叔季，富皆巨亿，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称古者曲周、灌婴之属以譬也。”而陈寿所加的考语则是“瓒遂骄矜，记过忘善，多所贼害”。

上面这段可以看出两个问题：一，公孙瓒的执政方针是压抑“州里善士”、“衣冠子弟”，抬举“商贩庸儿”；二，三书作者对此事态度不同——《英雄记》里表露出的贬抑只有“所宠遇骄恣者，类多庸儿”，对“抑使困在穷苦之地”没有明显的褒贬（也许是春秋笔法吧，非我所知）；到陈寿，有了“记过忘善”、“多所贼害”二句；而在范晔笔下，“记过忘善”不变，添了一句“睚眦必报”，“‘多所’贼害”成了“‘必’以法害之”，前面还加上了“不恤百姓”等完全违背王粲本意的话。顾颉刚说，中国的古史是层累地发生的，那么，史书中的“积毁销骨”、“人言可畏”不也是层累地发生的么？

史书问题暂且搁下，来看看公孙瓒的执政方针。前面猜测，公孙瓒和名士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互相鄙视的态度。到初平二年（191年）时，公孙瓒拜奋武将军，封蓟侯，终于得以脱离刘虞的辖制，在幽州发展自己的势力。这时，他能否改变对名士的态度，重用他们呢？

不行。因为在这块地盘上还有刘虞，他前期的主要对手。刘虞是东海王之后（和刘备同是“皇叔”，不过要正宗多了），祖父是光禄勋，父亲是丹阳太守，出身比公孙瓒好得多。公孙瓒要和刘虞争夺那些衣冠子弟，肯定是吃力不讨好。这种无奈再加上他的“童年经验”，造就了他的政策：放弃大家世族，倚重下层民众。汉季史书中的“百姓”，往往是指大家世族及其部曲，“百姓怨之”，和真正的百姓未必沾边；另外，当时某些职业是算不得“良民”的，比如商贾、小手工业者等等，也就是公孙瓒所“宠遇”的“庸儿”。公孙瓒出身贫寒，和这些人自然有共同语言。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考虑——其他军阀可以从大家世族得到经济支持，公孙瓒没有了这一财政来源，怎么办？只好求助于家产丰厚的大商贾。这恐怕也是和李移子、乐何当结拜的一个缘由吧。——当然，事隔久远，这些都只能是猜测而已。

（待续）

屯田(1)缘起

建安元年，也就是公元196年。

这一年里，曹操做了两件事，从而改变了群雄割据局势的走向。这两件事，一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二是大兴屯田。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事，渊源已久。早在战国时候，司马错和张仪就曾在秦惠王面前对伐韩伐蜀的利弊进行过一番争辩。张仪主张伐韩，认为“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辟之国而戎狄之长也。弊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司马错则认为“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而“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建议，起兵伐蜀，后来秦国在蜀地垦农田，修水利，作为补给军要的大后方，从而“益强富厚，轻诸侯”，成就了一番霸业。

司马错的话，其实就是说，“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件事，大家都想干，可是大家都不敢干，因为只要一动手，立马成了出头鸟，成了全天下眼红和讨伐的对象，实在是吃力不讨好。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自打“乱天下者必何进”之后，“挟天子”的事，董卓做过，李傕做过，杨奉做过，可是他们的下场又如何？曹操打出天子这张牌，自有他的考虑，也自有好处在，但决不会是成就霸业的决定因素。

关键，是屯田。

《三国志》里说：“陶谦死，太祖欲遂取徐州，还乃定布。彧曰：‘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兗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演义里据此把建议曹操屯田的功劳算到了荀彧的头上。事实上未必如此。荀彧信中所提到的高祖、光武之事，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也曾提起，似乎也常常挂在别的谋士嘴边（这一点倒没有查查书，但印象中是有的）——也难怪，一个是开国老祖，一个是中兴大帝，两人的事迹当然是要耳熟能详的了，作为例证来说理，一定也是滥得毫无新意，曹操未必会因为荀彧提到这两人而“顿悟”成功秘诀。

武帝纪中有这样一句话：“建安元年……是岁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然而书中枣祗无传，韩浩只附在夏侯敦后说了一句“以忠勇显”。若非裴注，我们简直要忘掉这两人的存在，遑论他们的功劳了。而即使在裴注中，也找不到两人当初是如何劝说曹操兴屯田的（只有“魏书曰：韩浩字元嗣。……时大议损益，浩以为当急田。太祖善之，迁护军”，枣祗的功劳则是在于确定屯田实施中的具体措施和政策），只能根据曹操自己的话来推断当时他们是怎么论证“当急田”的好处的。

武帝纪注引王沈的《魏书》说：“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馀，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民人相食，州里萧条。公曰：‘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这段话里，有一个很可注意的地方，即曹操所举的两个例子，并不是当时人所常称道的“高祖”、“光武”，而是“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这两个例子，在全本三国志里，也仅此一处提到而已。很可能，韩浩等人就是凭这两句话打动了曹操，曹操也才想起引用这两个例子来。

“秦人以急农兼天下”，也就是司马错的提议（当然商鞅的变法也有关系）了。至于汉武帝的屯田，则需要做一个说明。

《史记·匈奴列传》：“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廷。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然而事实并不这么简单。

《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辛庆忌传第三十九）中有这样的记载：“时，羌降者万余人矣。充国度其必坏，欲罢骑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会得进兵玺书，中郎将卬惧，使客谏充国曰：‘诚令兵出，破军杀将以倾国家，将军守之可也。即利与病，又何足争？一旦不合上意，遣绣衣来责将军，将军之身不能自保，何国家之安？’充国叹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虏得至是邪？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丞相御史复白遣义渠安国，竟沮败羌。金城、湟中谷斛八钱，吾谓耿中丞，籴二百万斛谷，羌人不敢动矣。耿中丞请籴百万斛，乃得四十万斛耳。义渠再使，且费其半。失此二册，羌人故敢为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决，四夷卒有动摇，相因而起，虽有知者不能善其后，羌独足忧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

由此可见，连上个屯田奏都是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乃因为这个想法太新异了，和当时常规的思维大不相容。后来公孙瓒实行屯田，在史书中却大遭诋毁；曹操兴屯田，底下也有一干谋士反对。

但又可以发现，赵充国所说的每句话，都正中曹操的下怀：“羌降者万余人”“度其必坏”，和曹操收编了三十万青州兵却不知如何安置的情况相同（关于青州兵，且留待后文再说）；“臣所将吏士马牛食，月用粮谷十九万九千六百三十斛，盐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万二百八十六石。难久不解，繇役不息”，而公元192到195年间，蝗灾不断（公孙瓒与袁绍之战、曹操与吕布之战，都曾因蝗灾而罢兵），军饷问题，也正是曹操（以及其他多数军阀）的心病。曹操是熟读班书的，只要有人点到汉武屯田之事，自当明白。更何况赵充国在《屯田奏》的末尾，已经把“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说得一清二楚：“步兵九校，更士万人，留顿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畔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霜露疾疫瘃堕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亡经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亡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它变之忧，十也。治湟狭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十一也。大费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高明的政治家，其高明就在于知道如何将前代的经验运用于现世之中，以获得最后的成功。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