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一则：康德是如何在道德上证明上帝存在的？
早在其“前批判时期”，康德就已经发现，传统上用来支持“上帝存在”的论证统统站不住脚；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他将这些传统论证分为三大类，“本体论论证”、“宇宙论论证”和“物理-神学论证”，并逐一加以反驳（至于康德如何反驳这三类论证、后世的三类论证支持者如何锲而不舍地尝试开发新版本、这些新版本又如何一一失败，留待以后再说）。但康德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无法坦然接受自己理性推论的结果（“上帝不存在”），只好极力在三大传统论证之外另找资源来为上帝的存在性辩护，即所谓的“道德论证”或者说“实践论证”。
康德首先提出：人类的道德实践（包括人类理性对道德律的接纳），只有在给定某些“公设（postulates）”的前提下才得以可能；这些 “公设”虽然无法从纯粹的思辨理性中推导得出的，却在实践中不可或缺。并且在他看来，这类“公设”有且仅有三条：（意志的）自由、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朽。
这里需要首先说明的是，尽管这三条都被康德称为“公设”，但它们的理论地位其实大相径庭。
一方面，康德认为，意志自由是道德律本身的条件，是道德义务、道德责任等等这些概念得以成立的基础；如果人类的一举一动是早已被因果链条决定好的、无法通过人自身的意志来选择和指导，那么对这些举动加以赞美、褒奖、谴责、惩罚，宣称“根据道德律你应当这样做”、“根据道德律你应当那样做”，就都毫无意义。所以尽管在纯粹理性的思辨中，自由与决定论的矛盾是无法索解的二律背反，但在道德实践中，我们只能相信（或者说，我们必然“先天”确知）自由意志存在；因为倘不如此，就等于对“道德实践”这个概念本身釜底抽薪。
另一方面，对于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这两条的“公设”，康德却不得不承认，它们并非道德律本身所需的条件，而“只是受道德律决定的意志的必然对象的条件”，或者说是“把受道德决定的意志应用于其先天给定的对象的条件”。康德写文章一向比较拗口；翻译成大白话，其实就是说：
“欲望”是人类心理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的意志不可能不“欲求（desire）”任何“好处/好报/好东西（good）”；那么当人们严守道德律来行事时，想要追求的“好处/etc.”究竟是什么？康德认为，只能是两个东西：一是自身“德性（virtue）”的不断提升与完善；二是与自身德性相匹配的“幸福（happiness）”。如果我既拥有臻于完满的德性，又能享受到（与前者成比例的）臻于完满的幸福，那么我就从对道德律的遵守中收获了“最高级的好处（highest good）”（或者不那么大白话一些：收获了“至高善”）。既然严守道德律的人只可能追求这两样“好处”，那么它们的结合（“德性完满
可是为什么说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是“至高善”的条件？康德说：一来，只有神才可能百分之百地、完完全全地遵循道德律，相反，人类受尘世的羁绊与寿限的约束，是不可能在生命中的任何一个时刻真正达到“德性完满”的状态的；但是追求“德性完满”又是道德意志的必然对象，那怎么办呢？只好假设每个人的灵魂在死后都不会消亡，而且人格、品性、记忆等等都能延续，这样心怀道德追求的人们才能接着不懈努力，不断逼近（虽然永远无法真正达到）和神一样“德性完满”的理想状态。换句话说，只有“灵魂（在无穷的时间中）不朽”为真，“至高善”里“德性完满”这部分理想才有意义。
二来，“至高善”除了要求“德性完满”，还要求“德福一致”，也就是每个人享有的幸福程度与其德性水平相匹配，好人最终会有好报、恶人最终会有恶报。但这又进一步需要两个前提：一是每个人的“命”都长得能够等到报应来临那一天，而不是肉身一死便灰飞烟灭无迹可寻；换句话说，“灵魂不朽”不仅是“德性完满”的必要条件，也是“德福一致”的必要条件。二是世界上存在一个明察秋毫（全知）、公正不倚（全善）并且手段通天（全能）的仲裁者，使得任何恶人都无法钻空子逃脱惩罚、所有善人善举都不会被遗漏奖励；换句话说，对“德福一致”的保障，还依赖于“（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存在”作为条件。
总结一下：在康德看来，“受道德律决定的意志”不可能不欲求“最高级的好处（至高善）”，后者是前者的“必然对象”；同时，确保后者的实现（或者至少是确保在无穷时间中无限接近极限值），又依赖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所以这两条“公设”，虽然比不上“意志自由”那样是道德律本身的条件，却至少是“把受道德决定的意志应用于其先天给定的对象”——也就是“最高级的好处（至高善）”——所需的条件。再说得俗一些：假如人人都对这两条“公设”深信不疑，那么人人就都有动机去服从道德律了（不过康德也强调，“动机”不等于“理由”；我们遵循道德律行事的理由，只能是“这样做才是对的”，而不能是“这样做才不会被上帝惩罚”）。
但是问题来了：首先，凭什么说“至高善”是道德意志的“必然对象”？比如，一个受道德律决定的意志，凭什么一定要欲求自身德性（在无穷时间中）的“完满”，而不是欲求自身德性（在有限生命中）的尽可能提升？当然，倘若灵魂确实能够不朽，那么“德性在无穷时间中臻于完满”似乎确实要比“德性在有限生命中尽量提升”值得艳羡和追求；但倘若不朽的灵魂根本不存在，则前者不过是镜花水月，又如何能跟切实可行的后者相比？——此处康德其实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他试图利用“至高善是道德意志的必然对象”的命题，来推出“灵魂不朽”这一“公设”的必要性；但前一个命题的成立，本身恰恰又以“灵魂确实不朽”为前提。
其次，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承认“至高善”是道德意志的“必然对象”，这和认为道德意志的应用需要以确保这一“必然对象”最终必然实现为前提，也依旧是两码事。一个人可能既想象并向往“德性完满”的理想状态，同时又深信人死如灯灭、自己在生命终点能够达到的德性水平距离“完满”根本是十万八千里。但这一定会妨碍其遵循道德律来应用自身意志吗？恐怕未必。甚至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推演：倘若此人的意志真受道德律决定，那么恰恰是对生命有限性的认识，才更能令其对于在寿限到来之前尽可能地提升自身德性，产生出一种紧迫感，促使其更加自觉地择善固执。
类似地，对于“至高善”中“德福一致”的部分，我们的道德意志固然有所向往，希望（通过自己与他人的道德努力）让现实世界变得尽可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我们真的需要靠相信“这个世界确实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才能够应用我们的道德意志吗？显然并非如此。
诚然，生活中常常有人会问：“倘若人类不再相信好人最终都会有好报、恶人最终都会有恶报，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几个人愿意（或者说甘心）时时刻刻按照道德律来行事呢？”但事实上，人类遵循或不遵循道德律行事的动机，远比这种线性的想象复杂得多，涉及到教育引导与规范内化、共同体的社区资源与合群压力、同理心与心理偏误机制等等诸多因素；正因如此，相信“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的人里不乏作恶多端之徒，不信者之中也不乏高风亮节之辈。
更何况，“上帝存在”、“德福（必然）一致”的假设，本身还会引来进一步的道德悖论，甚至沦为“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式的乡愿（见《上帝与罪恶问题》）。声称道德意志必然追求“让这个世界尽可能德福一致”，和声称道德意志必然相信“这个世界本来就德福一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尽管康德把“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同样称为“公设”，但正如他自己也意识到的，这两者的理论含金量，与“意志自由”公设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时至今日，主流哲学界还在为“人类有没有自由意志、人类在什么意义上有自由意志、道德概念到底要不要以自由意志为前提”等问题争论不休，却早已一致抛弃了康德的另外两条“公设”。康德有力地反驳了关于上帝存在的三大传统论证，却为了维护自身宗教立场而提出一个比传统论证更不靠谱的论证，不得不说是其哲学成就上的一大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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