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点读书笔记。
一
五月四日，既是青年节，也是北大现行的校庆日。或许众所周知的是，北大校庆并非一直以来都在五月四日；或许不那么众所周知的是，北大校庆究竟从哪年起改到了五月四日。
按陈平原教授在《老北大的故事》之五《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1998年第3期）中考证，直到1951年10月21日出版的《北京大学一九五一年度校历》，依旧规定「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校庆放假一日。」但据陈氏转引王学珍等《北京大学大事记》（北大内部发行《高等教育论坛》1995年第3期），1951年12月7日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汤用彤副校长建议把北大校庆改为五月四日。他认为现在的校庆时间（12月17日）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这一建议当时虽未在一定会议上形成决议。但此后校庆的纪念活动实际上已逐渐改到五月四日）。
这样一来，原定十天后举办的1951年校庆五十三周年纪念活动便临时取消。而所谓「逐渐改到五月四日」，其实是1952、1953年大家都假装没有校庆这回事，只纪念五四青年节；到1954年，才突然宣布校庆和青年节是同一天，大张旗鼓「在『五四』运动三十五周年纪念日，隆重地庆祝五十六周年校庆」。
至于汤副校长所说，原来的校庆时间「临近期末，师生都很紧张，不宜搞大的活动」云云，当然只是借口。此中天机，陈平原一语道破：
旧校庆废于一九五一年；新校庆始于一九五四年。换一种表述方式：首先是旧历的不合时宣，而后才有新历的取而代之。……「旧历」之不合时宜，并非有碍学生的复习考试，而是因其象征着旧的教育体制；「新历」之独具魅力，也并非时人贪图五月春光明媚，而是象征着与老北大传统的决裂。此举须与「时代潮流」相参证，方能明了其准确含义。
鼎革之际，除旧布新，知识分子有待「思想改造」，高等院校面临「院系调整」。前此数年，北大屡次邀请毛参加校庆，迭遭冷遇，反倒是为纪念五四题字等要求，均得到后者热烈回应。结合当时种种风起云涌的政治信号，再加上12月17日恰好又是「反动文人」前校长胡适的生日，瓜田李下，校庆改期可谓明哲保身的无奈之举。
二
那么在五十年代「改造」之前，老北大的「12月17日校庆」又从何而来？
陈平原在《老北大的故事》之四《北京大学：从何说起？》（《读书》1998年第1期）中论称：百日维新失败后，京师大学堂侥幸存活，于1898年12月30日（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十八日）低调开学，当视为北大真正成立之日。1900年庚子事变，京师大学堂遭拳民破坏而停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复校时，为纪念戊戌建学之艰辛，特意选择夏历同一天（十一月十八日，即1902年12月17日）隆重开学。后人不察，遂相沿成习，竟以西历12月17日为校庆日。
对陈平原的这番考订，沈弘在《京师大学堂何时成立？》（《中华读书报》2001年11月21日）一文中提出质疑，认为陈氏未能注意到，京师大学堂下属之医学堂最晚在1898年11月就已开学，并由满乐道（Robert Coltman）先行授课：
1898年12月4日的《北华捷报》发布了一条写于11月份的报道：「大学堂的医学系已经开办，设在位于琉璃厂的一家医院里，一名西教习正在那儿进行日常授课。据我们所知，他是医学系所设七个教席中目前唯一集主任、教员、教授于一身的人。据说语言系将在农历十月十五日开学。然而鉴于以前几次定下日期均未兑现，最近定下的这个日期是否能够实现仍很难说。（K.，11月18日）。」
同时沈弘又引《北华捷报》资料指出，京师大学堂的本部（仕学馆）其实是在1898年12月31日（戊戌十一月十九日）举办的开学典礼；陈氏所考之12月30日，实为新生报到日，而非开学日。既然如此，「1902年复校时特意选择夏历同一天开学」云云，怕也无从说起了。
不过沈氏认为，开学不等于学校成立，校庆日仍应以1898年7月3日孙家鼐就任大学堂「管学大臣」、或同年8月9日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出任「西学总教习」为准：
国内学者往往是把开学的那一天视为成立日期，这样做也是不合逻辑的。一个大学如不先成立，怎么能有人来报考？再说京师大学堂的是百日维新运动的产物，它的第一部章程和主要行政和教学人员的聘用和任命都是在维新运动之中完成的。它之所以能够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继续存在，正是因为它的建立木已成舟，「查禁大学堂，将会在外国人面前丢面子」（荣禄语），并非慈禧太后和守旧派的任何功劳。况且，京师大学堂同时还是清廷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孙家鼐于1898年7至12月期间的一系列有关各地高等学堂和中小学教育的奏折都是以京师大学堂管理大臣的名义签发的，倘若京师大学堂当时并不存在，那他岂不是犯下欺君大罪了吗？
三
然则为何沈弘要把丁韪良出任西学总教习一事，抬高到校庆日备选项的地位？这表面上涉及对丁韪良职务性质的理解，背后折射出的，其实是关于传教士在中国早期现代史中所扮演角色的问题，不同学者之间深刻的观念分歧。
陈平原在《老北大的故事》之六《不被承认的校长》（《读书》1998年第4期）中，对丁韪良不屑一顾，认为其自视「校长（president）」乃是借中西语言隔阂投机取巧之举；有「管学大臣」孙家鼐与「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在，「西学总教习」充其量只是一介教务长（dean）。
对丁氏的品格，陈氏也颇有微词：
长期担任同文馆总教习，丁博士养成了蔑视中国同事乃至上司而独断专行的作风。出任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后，丁氏一如既往地独揽大权。据罗惇曧的《京师大学堂成立记》，大学堂创办之初，「实权皆在丁韪良，科学课程，管学不能过问」。
1902年北大复校后，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将丁韪良辞退。这在陈氏看来不乏更一般性的正面意义：
世人在谴责义和团之「狂热」、「野蛮」、「愚昧」时，不该忘了晚清「仇外」思潮的形成以及迅速蔓延，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那便是此前列强的掠夺与传教士的骄横。
庚子战败后，一般民众多由盲目仇外，一转而为盲目媚外。可清醒的士大夫，却对列强、尤其是传教士抱有明显的戒心。丁韪良的被解聘，正是这种日渐升温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教育界的反映。也可以说，此举代表着传教士主导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的时代的结束。
而沈弘的《丁韪良：如何评价他在北大校史中的地位？——与陈平原教授商榷》（乐黛云、李比雄主编《跨文化对话》第八期，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则力主孙家鼐「管学大臣」职同校监（rector或chancellor），而「中学总教习」只是用来敷衍保守派的空衔，将丁氏的「（西学）总教习」译为「校长」既依循成例又名实相符：
倘若能撇开所有的成见，《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把「总教习」译为「校长」（president）本是件极正常的事。因为在马相伯先生于1903年出任上海震旦大学总教习和美国传教士丁家力（C.
D. Tenney）先后担任天津中西学堂总教习和北洋大学总教习时，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都很自然地把他们称作或译作「校长」（president）。震旦大学甚至还专门在总教习之下设立了一个「教务长」的职位。丁韪良自己从1869年到1896年期间，曾长期担任京师同文馆的总教习，也一直被人们视为这个学校当然的校长，从没人对此提出过质疑。京师同文馆的建制与京师大学堂相似，都是把国子监作为其参照原型的，在总教习之上都有来自总理衙门的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章程》中同样也规定了管学大臣只是一个兼职，既不在京师大学堂本身的编制之内，也不在那儿支取俸禄。相反，总教习却是一份全职的工作，他的宅邸就在校园之内，而且还被列在京师大学堂应领薪俸者名单之首 。……
……洋人们称丁韪良为「校长」，其实丝毫没有贬低孙家鼐、许景澄和张百熙这几位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的意思。高第称孙家鼐为recteur；玛丽·胡克称许景澄为director；马士则称张百熙为chancellor。法语的recteur与英语的director同义，特指当时法国「大学院制」教育行政体系的首领。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章程》正是点明了管学大臣不仅统辖京师大学堂，而且「节制各省所设之学堂」，「实以大学堂兼全国教育部长之职权」。英语的Chancellor一词指的是英国大学的名誉校长，后者主持大学的董事会和毕业和授学位典礼等，并不插手大学教学活动等具体事务。
沈弘又称，陈平原对丁氏「办学不力」、「素质不高」等指控，在史料面前均站不住脚；对丁韪良的排斥与否定，恰恰反映出二十世纪国人对传教士的偏见：
丁韪良先后在中国生活了六十多年，将其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他一生著述浩如烟海，已知其下落的就有八部英文著作、四十二部中文译著，以及156篇报刊文章和大量尚未出版的文章、报告和信札。由于中国官方对他的长期封杀，以致目前国人对他了解甚少。就连他亲手参与创办的北京大学，情况也是如此。堂堂北京大学档案馆，竟然找不到他的一张照片。
丁氏究竟功过、品行如何，我并非专门研究者，不敢妄加论断。然而人云北大「校史即国史」，从校庆之变到校长之争，确实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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