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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城大学卢华萍教授（Huaping Lu-Adler）是我在北大哲学系的学姐，后来负笈北美，师从康德研究泰斗Henry Allison，最终青出于蓝。她的两本专著，《康德与逻辑科学》（Kant and the Science of Logic，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康德、种族、种族主义》（Kant, Race, and Racism，牛津大学出版社2023），分别是当代研究康德的逻辑学理论及其种族理论的执牛耳之作。卢老师最近的研究兴趣是康德的语言哲学，而在这方面，康德的东方主义偏见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尽管当时的欧洲知识分子对东方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但康德却一直坚称中国人和印度人都只能进行具象思维、无法进行抽象思维，因为譬如中文这种象形文字从造词法上看就是不可能承载抽象概念的；既然无法进行抽象思维，就无法运用公共理性，因此东方人比欧洲白人低一等）。
2024年是康德诞辰三百周年，卢老师在上海举办了一场题为《康德论公共理性与语言他者》（Kant on Public Reason and the Linguistic Other）的讲座，讨论的就是康德这个偏见在其公共理性观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对后世哲学发展的影响。英文讲稿后来发表在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4204-024-00178-3 ；中译稿发表在《哲学分析》上。期间她还接受了澎湃的专访（《去神圣化的康德，公共理性与种族主义》），并和袁源一起做客《不合时宜》，聊了聊作为女哲学家的经验：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63c5c6edf37950503d5ce7c 。
袁源是讲座的评议人之一。她的评议稿《公共理性、康德、康德主义者》（Public Reason, Kant, and Kantians）后来也发表在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4204-024-00211-5 。在袁源看来，华萍没有对“康德本人版本”的公共理性观与“康德主义版本”的公共理性观做出足够的区分：康德本人诚然有各式各样的偏见，但我们之所以看重康德的公共理性观，是因为他独到的理论洞见，而不是因为他的种种偏见；假如他受偏见的影响而未能阐明其理论洞见本身所蕴藏的价值（比如对跨语言、跨文化、跨种族的政治平等的承诺）甚至从中倒退，那是康德的损失而非我们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在康德关于公共理性的论述基础上去芜存精，提炼出一系列值得保留的核心主张，并通过同情且合理的阐释，将其发扬光大为比“康德本人版本”更好的“康德主义版本”。
听完讲座与评议之后，我对双方观点都有不同意见，于是也写了一篇题为《语言多样性、全球认知不义、康德主义公共理性》（Linguistic Diversity, Global Epistemic Injustice, and Kantian Public
Reason）的论文商榷，同样发表在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上：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44204-024-00215-1 （P.S.：这是我和袁源第一次在学术期刊上互动，从个人角度值得记上一笔，希望以后能够有更深入的学术合作）。
一方面，我认为恰恰是由于康德的语言偏见相比同时代人而言更加偏激和奇葩，因此反而并没有对其后学造成太大的影响（并不是说康德的后学没有语言偏见，而是说他们所持有的语言偏见与康德的语言偏见在具体内容上存在重要差别）；比如被尊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的洪堡，虽然在其语言哲学的其它方面深受康德影响，但对东方语言的看法和康德迥然有别，而洪堡在语言学上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是远大于康德的。另一方面，这并不是说袁源对公共理性观的“康德主义”提纯就成功了。恰恰相反，一旦我们把目光从康德本人的“语言偏见”上移开，转而关注康德主义的公共理性观所预设的“全球语言结构”，就会发现后者从根本上忽略了（或者至少淡化了）语言多样性这个无法逃避的现实。语言多样性是全球公共沟通的一个结构性的特征，它内在地蕴含着一种“阻断-中介机制（blockage-brokerage mechanism）”，是光靠消除“语言偏见”本身所无法克服的；此外，其与威权审查等其它“阻断-中介机制”相结合，又共同缔造了当代全球知识生产中“景观化的后殖民性（spectacularized postcoloniality）”等怪现象（此处参考我此前关于大陆新儒家以及学术依附理论的两篇论文）。由于康德主义的公共理性观从预设层面便排除了语言多样性所蕴含的结构性挑战，因此也就无法针对全球公共理性与知识生产的现实困境给出任何有意义的指导意见。
转眼到了今年初，卢老师在同一刊物上对包括我和袁源在内的几位商榷者一并进行了回应：https://doi.org/10.1007/s44204-026-00395-y
。在回应我的部分里，她强调了消除偏见在促进结构性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这点我其实是不反对的，毕竟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完全置既有语言偏见于不顾，而是说语言偏见本身是否应当被视为首要的理论切入点、以及这样做是否会以某种吊诡的方式遮蔽更加根本也更加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再具体一点说，假如当代世界的所有认知不义问题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或者可以直接堆叠的一系列）压迫性的结构（比如在“西方文化霸权”基础上堆叠“种族主义”、“性别主义”等指控），那么聚焦于康德的语言偏见也许不失为促进结构变革的可行出发点；但我认为现实恰恰并非这么简单，在某些维度上存在着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权力中心各自生发出的、并行而非堆叠的压迫结构。比如当代全球学术界一方面确实存在西方本位主义与英语霸权问题，对非西方且非英语母语的学者确实不友好；但与此同时，（此处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省略若干字）。在这方面，我想卢老师和我的分歧恐怕最终源于“前理论”意义上的生活体验差异：过去二十多年来她一直在美国生活与工作，整日面对的是美国社会与西方学界的种种糟心事，这自然而然成为了她关注与思考结构问题的出发点；而我这些年来在中美两地往返穿梭，两边的铁拳都挨过不少，也因此无法接受将多个根本上并行且对抗的压迫结构化简为一。对此，我在去年发表于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的《跨政体团结与反威权韧性》（Interregimatic Solidarity and Antiauthoritarian Resilience）一文中有更详细的阐发，这里就不赘述了：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16742.2025.2548985
。
附：公众号近期内容
《爱泼斯坦档案》
《哲学的公共性》
另，上个月在纽约做的两场讲座的第一场（“什么是自由”），录音已在“纽约文化沙龙”播客《选修课》发布，欢迎收听：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9d6fb4df6e591a7acf2fedd?s=eyJ1IjogIjVlOWRhMmJlNDAwZWMxYTRkOWQ1OWQwMiJ9 （我那段时间病得比较厉害，讲座中一直咳嗽，辛苦剪辑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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