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论最近的大字报》修改而成，载《中国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26年4月）第93-95页。
文革虽然早已过去，但文革结束后官方“反思”对其的定调，却一直在误导与扭曲着中国社会对文革以及对公众政治参与的认知。文革的根本原因，无疑是极权的党国体制；至于被广泛用来代表文革的种种符号，譬如大字报、红卫兵、武斗等等，追究到底无非是极权体系强行制造的伪社会运动，是最高领袖个人意志的提线木偶、指哪儿打哪儿的政争工具。最高领袖想要炮打司令部，大家就可以尽情炮打司令部；想要斗倒接班人，大家就可以尽情批判接班人是内奸工贼；想要侮辱知识分子，大家就可以尽情揭发知识越多越反动。反过来，文革期间但凡胆敢写大字报为接班人辩护、批评最高领袖的路线政策的人，最终遭到的都是诸如遇罗克、张志新那样被逮捕、被监禁、被割喉、被枪毙的下场。更一般地说，在极权体制下，什么红卫兵、武斗、工宣队、破四旧，只要能够存活与发展的，必然都是在最高领袖授意下才得以发生、揣摩着最高领袖的心思来说话办事。今天最高领袖随口一句话，马上会有一堆“红卫兵”像饿狗扑食一样争抢对“最高指示”的解释权，明天最高领袖改口了，马上又会有新的“红卫兵”团体应运而生后来居上。今天最高领袖觉得可以利用“造反派”去打倒“走资派”，明天最高领袖觉得某些造反派不太知趣竟然敢去打扰军队系统，一翻脸就可以下令镇压。说白了，文革时代根本没有什么“造反派”，无非是“清君侧派”、“勤王派”、“颂圣派”、“揣摩上意派”、“为王前驱派”罢了。
换句话说，文革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运动与大众民主。然而后文革时代的官方话语，当然不会触及这一层制度根源，所以除了口头上嚷嚷要防止个人崇拜之外，只好避重就轻舍本逐末地去禁止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顺便借机打压一下西单民主墙等真正来自民间、对专制政体构成压力的呼声。然而官方这种瞒天过海的洗脑之术，却被包括对体制持批判态度的许多知识分子不加辨析地全盘接受。于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知识界盛行起所谓“告别启蒙”、“告别革命”、批判“庸众”、怀疑大众民主、怀疑社会运动的思潮。这种观念不仅在后六四时代风生水起，而且被大中华主义者们用来批判台湾的太阳花运动、香港的占中与2019年更大规模的去中心化抗议等等。另一方面，它也被对民主政治一知半解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套用到美国等其它语境下，尤其2010年代中期以后，针对美国民间反思种族主义遗产的思潮（譬如主张拆除内战时代支持奴隶制的邦联人物雕像），极尽夸张地大喊“白左要破四旧了”、“美国闹文革了”，全然不顾民间自下而上的社会文化自我革新与极权统治者自上而下发动的所谓“文革”运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条件反射式的混淆，正是过去四十多年官方话语的洗脑结果，也让许多中国自由派在2010年代一股脑地倒向了欧美极右思潮、成为了特朗普的粉丝。讽刺的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极右翼在权力加持下有恃无恐地大搞反智政策并破坏民主体制，恰与毛时代高度相似。于是对文革本质的恰当理解，不仅对当代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就连在当代美国也忽然息息相关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