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运动与民主运动

这篇短论的无注释版本刊于《中国民主季刊》第3卷第4期（2025年10月）第68-70页。

女权运动与民主运动同为反抗压迫、追求自由与平等的斗争，理论上本来似乎有着天然的亲近性，但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中却常常表现出强烈的张力。这当然不是说两者在现实中毫无交集：相反，就像许多论者都已指出，诸如白纸抗议这样的国内新一代民主运动萌芽，很大程度上是由在MeToo运动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可以称为“女权时代网络原住民”的进步主义青年们发起和参与的[1]。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近年“泛女权”网络公共空间的“去政治化”同样是不争的事实；不要说以身犯险的白纸抗议，即便只是浅尝辄止的对党国体制的批评反思，在这个空间中也处于高度边缘化、甚至被积极排斥的状态。比如我自己写作关于MeToo运动的文章时[2]，就在公众号后台收到大量平时颇为支持各种女权理念的普通女性网民留言，声称中国的性别平等程度已经高于欧美、欧美亟需MeToo运动不假、但在中国鼓吹MeToo则是诬蔑国家建设的成就与党的领导云云。当然，绝大多数“泛女权”网民还是承认当代中国的性别状况存在严重问题的，只不过她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党国体制屏蔽在对问题的诊断之外，而归咎于更加一般性的父权文化结构。

从一个方面说，女权运动与民主运动之间的张力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不同运动在关注的压迫类型上各有侧重；而在父权结构的社会文化下，民主运动的头面人物多为男性且深受传统性别观念熏陶（毕竟改革开放后女权主义理论重新引入中国迄今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对自身参与其间的性别压迫缺乏反省，因此经常在论述上与行动中引发女权运动组织者及民间“泛女权”基本盘的反感与疏离[3]。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党国威权体制本身的存在、及其包括言论审查与意识形态浸润在内的种种统治术，无孔不入地约束并型塑了当代中国的各种思潮和运动。即以MeToo运动为例，其兴起正值习时代对公民社会的打压进一步加码、公共空间迅速坍缩、民间组织日益举步维艰之际；在此逼仄条件下，MeToo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包括对社会文化观念（尤其在年轻女性群体中）的广泛影响、以及一定程度的立法进步[4]——固然引人瞩目，但与此同时，当时的主要参与者们（其中多数拥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实践经验）此后多遭打压与消音，在国内网络舆论中渐渐边缘化，而“后MeToo时代”泛女权社群的生态位则自然地（或者说不自然地）被另一些更加适应党国体制（包括言论审查）与社交平台算法之双重筛选的、自命“激进女权”（实则带有强烈的阶层歧视、“婚女”歧视、反跨性别、“爱党爱国”等色彩）的意见领袖们所占据[5]。

凡此种种，均可归入我称为“威权认知扭曲（authoritarian malepistemization）”的范畴[6]（这种扭曲效应并不止于女权主义，就连与党国威权体制针锋相对的自由主义或政治异议也不能幸免，观近年诸多民运人士纷纷沦为“川粉”可知[7]）。就我目力所及，当代女权主义理论对此现象并未给予充分重视。这或许因为女权主义发端于欧美语境，其理论建构一开始便不自觉地预设了政治共同体内部某种“隐伏的民主性（latent democraticity）”的存在[8]：就如十九世纪末欧美女性争取投票权时，尽管遭受种种打压，但毕竟诸如周期性的多党竞选、相对开放的公共言论空间等自由民主实践本身已是体制的一部分，只不过未将女性群体涵盖在其权利覆盖范围之中而已；因此争取平权的女性群体得以在这些既有实践的基础上鼓呼，直指体制在选择性实现自由民主承诺时的自相矛盾，进而相对有力地推动其变革。相反，党国威权体制则赤裸裸地拒绝这些基本的自由民主实践，尤其是任意地碾压公民社会、钳制公共表达、劫持公共讨论，由此将任何潜在的合理社会共识扼杀在萌芽状态。未对这种扼杀有亲身体会者很难意识到，将“政体性（regimaticity）”问题撂下不谈，既是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奢侈，也是其盲区所在。反过来，对中国的女权主义者来说，如何唤起“泛女权”基本盘对政治体制问题的正视、将这一股强大的社会潜能注入到推动中国民主化的进程之中、进而得以不受威权力场扭曲地实现性别文化的革新，则是亟待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的一大根本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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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tman Yuzhu Peng (2024), “When Street Protests Meet Feminist Activism in the A4 Revolution,” Feminist Review 137(1): 87-94.

[2] 林垚（2019），《“我也是”：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舆论运动》，载《思想》第38辑253-324页，后收入拙著《空谈》（上海译文出版社，2024）第52-113页。

[3] 李思磐（2013），《中国大陆自由主义者为何不支持女权主义？》，载《思想》第23辑175-196页。

[4] 郦菁、代一萌（2025），《比较视野下中国反性骚扰制度的发展》，载《妇女研究论丛》第189期41-55页。

[5] Hongkun Wang, Yihuan Zhang & Ling Tang (2025), “Indigenizing Feminist Rage: The Affective Formation of Rad-Feminist Politics in Digit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online first.

[6] Yao Lin (2024), “Brokered Dependency, Authoritarian Malepistemization, and Spectacularized Postcoloniali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8(3): 372-388.

[7] Yao Lin (2021), “Beaconismand the Trumpian Metamorphosis of Chinese Liberal Intellectua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30(127): 85-101.

[8] Yao Lin (2025), “Interregimatic Solidarity and Anti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International Feminist Journal of Politics 27(4): 761-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