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六四时代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1990年3月至5月初，苏联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先后宣布从苏联独立。苏联政府当即拒绝承认三国的独立主张，并对其实施经济制裁和禁运作为惩罚。同年6月1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鲍勃·多尔（Bob
Dole），向正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威胁道：苏联必须马上调整其对波罗的海三国的政策，否则美国将撤销苏联的“最惠国（MFN）”待遇。戈尔巴乔夫反唇相讥：“天安门屠杀之后，你们一如既往地延长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这样看来，莫非我们也得在立陶宛实施军管戒严，才符合你们的要求？”
戈尔巴乔夫这番话虽是外交辞令，却着实击中美国人的软肋。毕竟六四之后，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对中国政府的纵容袒护态度有目共睹，美国国内舆论早已一片哗然，此时既被苏联人当面戳穿双重标准，也只好哑口认栽。不过话说回来，老布什在后天安门时代的对华政策固然饱受诟病，但其后来者改弦更张的尝试，同样未能达成预期的效果。时过境迁，本文试以老布什与克林顿两任总统期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为切入点，追溯六四之后的中国政府，何以能够逃脱“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制裁并从容壮大，最终反过来威胁到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本身。
两场冷战：六四前后的地缘政治与中美关系
在八九民主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美国政府保持着令人尴尬的沉默，从未对中国方面升级“动乱”指控、恐吓外国记者等强硬举措做出任何反应。6月5日，天安门清场的第二天，老布什曾在国内压力下宣布暂停对华军售，但拒绝了实施经济制裁或召回驻华大使的建议，反而呼吁美国国内“不要只看此刻发生的事情，而要想到美国的长远利益”。6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暂停与中国政府的高级别接触，并提议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暂停对华贷款；但就在同一天，老布什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密信，强调两人之间的“老朋友”关系，发誓自己从未打算对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内部危机”指手划脚，目前的少量制裁仅仅是自己身为总统不得不采取的姿态，自己正在极力抵制美国国内其它“呼吁采取更强行动的杂音”，绝不会让这些杂音破坏中美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老布什果然对“老朋友”邓小平言出必践。几周之后，老布什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华，对华军售也从波音军用飞机开始逐步恢复。到了1989年底，老布什连续做出几个“对华利好”的大动作。比如11月30日，老布什趁着国会休会，否决了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延长在美中国留学生签证、以免其学成归国后遭受政治迫害的法案。12月19日，老布什允许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联邦政府的官方出口信贷机构）提供中美商贸贷款（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成为新政策的第一个受益者，翌年1月份从该渠道贷款九百多万美元），同时批准了休斯飞机公司（美国空军曾经的主要供应商之一，后被并购分拆）对中国的卫星出口。进入1990年，老布什更是宣布，不再要求世界银行或其它国际组织冻结对华贷款。国际贷款冻结是六四之后中国领导层最为担忧的经济制裁手段；老布什的做法，令中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
然则老布什为何如此主动地为中国政府缓颊？要理解其背后的思路，我们首先必须把镜头焦距拉长，从六十年代末美国冷战外交路线的转变说起。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均意识到核战争的两败俱伤，关系反而因此大为缓和；与此同时，中苏交恶、以及毛泽东的热衷于向全世界“输出革命”，令美苏双方共同担忧起中国这枚“定时炸弹”（1967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71%的美国民众认为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威胁高于苏联，只有20%认为苏联的威胁高于中国）。尤其在1964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之后，美国时任总统约翰逊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曾与苏联驻美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达成默契，一旦中苏之间爆发战争，美国将站在苏联一方，联手解除中国的核战斗力。
于是，1969年3月中苏珍宝岛冲突爆发后，多勃雷宁依循约翰逊时期的惯例，向新官上任未久的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通气。苏联人没有意识到的是，尼克松与约翰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尼克松眼中，苏联才是美国争霸全球的头号敌人，而与苏联发生争端的中国，恰恰是美国远交近攻、夹击苏联的天然盟友（1968年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令反苏论调在美国政界抬头，使得尼克松有底气与苏联翻脸，但尼克松本人拉拢中国的思路早在1965年出访亚洲期间便已成型）。在得知苏联正向中苏边境调兵之后，美国政府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正式在中苏问题上转换立场，站到了中国一边。此后的尼克松访华，自是不需赘述。
此后二十多年里，由于白宫（除了卡特的四年任期外）绝大多数时间都由共和党坐镇，尼克松/基辛格对美、苏、中三国关系的理解也就奠定了美国在冷战后半段的外交基调。无论是高擎“新自由主义”大旗的里根，还是风格“低调务实”的老布什，都对中国表现出远超其它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甚至许多“自由世界”盟友）的偏爱。这种偏爱尤以老布什为甚：毕竟他最初迈入外交领域，正是在尼克松、基辛格时期出使中国，因此能够自命为中国（官员）的“老朋友”；同时，在尼克松/基辛格手下工作的经历，更导致其外交思路深深打下二者所标榜的“现实主义外交”烙印，并且老布什任上的核心外交团队（包括天安门事件后秘密访华的斯考克罗夫特），也都是基辛格一手栽培的“现实主义”衣钵传人。
按照“现实主义外交”的思路，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并不重要（或者说重要性仅仅在于其对地缘政治或其它现实利益的影响），外交的关键在于通过适时的合纵连横，保证地缘势力的平衡（或者本方霸权的到手）、区域内部的稳定、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并且不惜为这些方面的利益最大化采取不亚于其意识形态敌人的凶残手段（譬如中情局在拉美各国通过血腥政变扶持军事独裁政权，基辛格主导“菜单行动”等对柬埔寨平民的地毯式轰炸，等等）。在此思路指导下，尼克松/基辛格-里根-老布什一脉的对华政策始终围绕着两条最核心的线索展开，一是联合中国遏制苏联（或美国的其它地缘竞争对手），二是为美国商业界打开中国市场；而中国的“内部稳定”，则是实现这两个战略目标的必要前提，自然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护。
诚然，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开展与苏联经济的凋敝，老布什对苏联的敌意与惧意不再如其前任那样强烈。但与此同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日本威胁论”逐渐流行全美，“中美战略联盟”有了新的假想敌。1987年，三名共和党议员在美国国会的大门口上演了持锤砸烂东芝牌收音机的行为艺术。1988年，美国国会几乎是专门针对日本，而制定了《全面外贸竞争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1989年4月底，就在中国政府对学生运动发表措辞强硬的“四二六社论”之后三天，美国政府正式将日本定义为“不公平贸易国家（unfair
trading nation）”，并宣布实施报复。
于是，在苏联势力衰退、日本迅速崛起的“地缘政治剧变期”，中国依旧是美国“现实主义者”心目中维持亚太均势、对冲日本威胁、防止区域动荡的核心战略伙伴。六四屠杀发生后，老布什曾私下向尼克松咨询应对措施，尼克松正是据此建议他对中国政府罚酒三杯大事化小，以免破坏“中、日、苏之间的平衡”。
倘若借用一些论者的说法，1989年春夏之交其实同时发生了“两场民主运动”，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其实同时发生着“两场冷战”。一场是作为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争的冷战；冷战后期里根-撒切尔式新自由主义在“自由阵营”内部的“夺权”、以及随后的全球接受，导致了八九期间“学生民主运动”与“工人/市民民主运动”的相互隔膜、以及后者在主流纪念叙事中的被遮蔽。另一场是作为美苏（以及后来美日）地缘争霸的冷战；由于中国是美国压制苏联（以及日本）的核心战略伙伴，因此在首重地缘争霸的美国主事者眼中，追求民主而遭残酷镇压的普通中国民众，自然只是外交上可有可无的牺牲品。在此背景下，便不难理解中国的八九民主运动何以能够促成柏林墙的倒塌、苏东集团的解体与冷战的终结，却无法动摇“自由阵营”领导人与其手上沾满鲜血的“中国老朋友”把酒言欢的热情与决心。
后冷战秩序：“接触论”、人权挂钩与“自由贸易”
整个八十年代，美国主流媒体有意无意地配合着美国政府的亲华路线，为美国公众营造出了一个既古老神秘又虚心开放的东方大国形象。全世界镜头注视下的血腥镇压，将这个公共形象狠狠地砸了个粉碎。根据盖洛普民调，1989年初，高达72%的美国民众对中国抱有好感，不到一年后，这个比例跌落到39%；尽管美国民众对老布什的整体外交工作评价颇高，但大多数人强烈反对其在六四后的对华外交路线。
在这种情况下，老布什团队很快发现，试图以尼克松/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话语来“开导”民众已经不再管用，于是不得不调整口径，挪用批评者的“人权外交”话语，改从工具主义的角度来为自己一味袒护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辩护：与中国维持正常的商贸往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经济；只要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中国的中产阶级就会壮大，民众“仓廪实而知礼节”，自然会对法治建设、权利保障与政治问责产生更强烈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政府看到了自由市场的好处，自然会乐于发展与自由市场相配套的法律与政治框架；如此这般，中国朝野一拍即合，其自由化与民主化也就水到渠成，指日可待。这就是俗称的对华“接触（engagement）论”。
“接触论”的直接灵感来自于政治学界二十世纪中期鼎盛一时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其观点若一言以蔽之，即经济现代化终将导致政治现代化（也就是民主化）。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现代化理论早在七十年代便已衰落；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它却从九十年代起长期占据了舞台的中心。这无疑与冷战终结之际弥漫于西方世界的必胜乐观心态有关。
不过“接触论”并非老布什政府的话语专利，其批评者同样可以用它来主张另一种对华思路：既然接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政治变革，那么随着中美接触程度的加深、中国经济越来越倚赖于双方商贸关系的维持，美国不正可以通过“减少接触”的威胁，来向中国政府施压、促其变革吗？如果不在这种至暗时刻积极采取措施、利用过往接触积攒的筹码推进变革，一味增加经贸接触又有何意义？而本文开头提及的“最惠国待遇”，似乎正是最顺理成章的筹码之一。
1974年，美国国会出台法案，对总统授予“非市场经济”国家（亦即共产主义阵营国家）最惠国待遇的外贸裁量权加以若干限制。然而从1980年开始，美国府院上下均对中国网开一面，从未撤销其最惠国待遇，中国商品得以低关税大量出口美国市场，辅助拉动了中国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六四之后，越来越多人开始主张，美国应将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与其人权状况挂钩，以关税压力迫使中国政府作出改革。老布什对此极力抵触，但随着1993年克林顿上台，主张将中国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者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从那时起，直到2000年底美国国会正式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1998年美国将“最惠国”改名为“正常贸易关系”）之前，每年五六月份的国会听证会中，围绕中国的人权问题与美国的对华经贸政策，都会上演一场激烈的交锋。
二十多年后，随着“中国模式”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冲击、“习近平新时代”党国体制的夯实、以及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不少论者开始缅怀起九十年代的“人权挂钩”路线，认为美国授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并于次年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是一个在自废武功的同时养虎为患的巨大战略错误；放任一个掌握在专制政权手中的庞大市场无条件地加入全球化进程，不仅大大提高了专制者的经济绩效，令其政经“模式”平添诱惑力，而且扭曲了民主国家内部的经济分配，促成民怨的积累与民粹主义浪潮的爆发。亦有论者认为，倘若“人权挂钩”路线延续至今，过去两年间困厄于新疆“再教育营”的百万维吾尔族人，便可像九十年代“自由西藏”运动者的诉求那样，借着一年一度听证会的机会，得到全世界更多的关注与声援。
然而这些怀旧式的假设，恐怕都太过高估了现实中“人权挂钩”路线真正起到的作用。诚然，每年的国会听证，给了人权活动家与异议人士一个难得的舞台，让他们有机会站在镁光灯前提醒全世界不要忘记那个专制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外交姿态，中国政府也每每在最惠国期限将至前象征性地释放几名政治犯，允许他们离境“就医”，以便给美国方面一个维持现状的台阶。但挂钩的“成果”恐怕也就仅止于此了；在那几年间，无论听证会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多少义正辞严的批评与声泪俱下的指控，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从来没有被真正撤销过一次，并且越到后来，中美双方政府越对这一结果的笃定出现心知肚明。中国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的挂钩，在现实政治角力中很快沦为形式与鸡肋，最终遭到放弃其实只是顺水推舟。
这一结果其实不难想见。毕竟中美商贸“接触”带来的经济效益，并不只有中国单方面在消受；美国倘若当真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仅从经济层面上说，乃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因此，“人权挂钩”政策一旦摆上议程，决策者便不得不面对来自国内各路商业利益集团的游说与诱惑，以及选民基于直观经济体验与愿景而施加的选举压力，并往往最终选择妥协。与此相反，早已大开杀戒的威权统治者们，却可以用铁腕手段压制民众对经济绩效的不满，从而在外贸对峙中扫除后顾之忧。当然，这种泛泛的对比只是纸上谈兵，现实中还要考虑到制裁方与被制裁方的种种具体情况；但中国恰恰不是一个不起眼的威权小国，而是正在崛起中的威权超级大国，仅以美国一国之力“威胁”可能采取经济制裁，完全不足以起到动摇国本的震慑效果。
雪上加霜的是，“人权挂钩”路线的实施除了要克服国内压力之外，还存在国际层面的额外困难。即便抛开“自由世界”内部（比如前述美日之间）的地缘竞争与贸易纠纷不提，各国在面对一个掌握潜在庞大市场的专制政府时，一致置眼前的“自由贸易”红利于不顾、采取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集体行动而不互相拆台，在国际政治中显得痴人说梦。毕竟，“自由世界”中的其它国家，与美国面临着相同的内部压力：商业利益游说，以及选民绩效问责。
事实上，早在广场血迹未干、连老布什政府都尚未宣布放弃要求世界银行或其它国际组织冻结对华贷款的政策时，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便已跃跃欲试地规划着扩大在华投资。类似地，1993年11月，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抢在克林顿与江泽民的西雅图会谈之前，带领40名德国商界大佬访华，签下了价值20亿美元的订单。面对外界“为何不同心协力施压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质问，科尔理直气壮地解释道：“国际市场就一个相互竞争的地方，不是我们拿到合同，就是我们的朋友拿到合同。机会摆在眼前，我们当然要捷足先登。”
当然，代表商业利益的游说者若要万无一失地阻止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实际撤销，不能仅仅停留在经济效应与选举得失的算计上，还必须提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以抵消“人权”这一理念的光环。老布什时代“不需附加人权条件、单靠商贸接触即可改变中国”的工具主义辩护固然可用，但里根-撒切尔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意识形态冷战中的大获全胜，也为另一套话语的大行其道铺平了道路：“自由贸易”本身就是一种内在价值，国际贸易的“自由”与国内市场的“自由化”，既是“公平原则”的要求，又是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之一，与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重要性并无轩轾、甚至恐怕更高一筹。于是，在“接触论”的工具主义版本与自由贸易内在价值论双管齐下的自我麻醉下，到了世纪末，美国的决策者们终于完全抛弃了（从未下定决心落实、也从未真正得到落实的）“人权挂钩”路线，毫无保留地接纳中国加入世界“自由贸易”体系。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民主赤字与威权大国挑战
[本节因时间关系未能完成，计划以续篇形式另行展开论述]
结语：没有一处政治能够独立于全人类的政治而自存
从1989天安门屠杀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十来年间，六四问题不但是美国对华关系的喉中之鲠，也是整个“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烫手山芋。“自由世界”的各国领导人既不能心安理得地迅速遗忘眼皮底下发生的惨案，又无法摆脱经济利益的诱惑与选举政绩的压力，因此在面对中国市场与中国政府的“捆绑销售”时欲迎还拒、进退失据。其最终通过自我麻醉卸下心头的道德负担、为中国敞开世贸组织的大门，虽非历史的必然，却是既有国际秩序局限与“自由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内部政治经济逻辑下最为顺理成章的结果。
事隔六四屠杀三十年，世界局势迭经变迁，当年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与“中国崩溃论”，逐渐被截然相反的论调所取代。放眼当下，一面是刽子手政权屹立未倒，另一面是运动参与者们曾经向往的“（西方）民主政治”深陷右翼民粹主义的泥沼之中不能自拔。这样的局面，与后六四时代“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应对失措（或者说根本无力应对）有着莫大的关系。正因如此，倘若我们不愿就此沉沦于悲观绝望，而仍愿积极构想并追求一种好的政治生活，则这种构想便不能囿于一国一地，而需要与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模式的根本改造相对接。毕竟，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一处政治能够独立于全人类的政治而自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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