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本身无足观，对历史与政治的理解过于肤浅，几乎退回了90年代初港片的层次，令人疑心近十几年香港电影人在思想境界与艺术手段上的探索开拓只是昙花一现。片名改为“百年沉陆”怕更适合。
To laluna: 民主化（政治改革、革命）和春一样，不是叫出来的，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你说，当权者为了永远当权，会努力缓解社会矛盾，出台各种改革，渐渐达到民主。道理是不错，可是这样一来，怎么解释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的革命、起义、造反、政府倒台，和少得可怜的当权者的主动变革呢（历史上的经济改革或君主立宪改良倒还有那么几次，至于民主转型，真正自上而下完成的，除了西班牙的弗朗哥勉强算半个，恐怕找不出第二例了）？简单说，“依靠当权者改良”的逻辑大概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当权者要的并不仅仅是“在位”，而是要“掌权”，没有实权的位置，坐着等于没坐。所以他们的改革/放权一定是有底线的，别的好说，但一旦触及他们所掌握的权力的实质/核心，一概免谈，而且这一类要求会激起他们强烈的反击。拿中宣部来说，其权力的实质/核心在于对言论和信息的掌控，没有了言论审查制度，中宣部的权力就成了无源之水。现在你让中宣部改革，放开言论管制，保障出版自由，这比要了这帮官员的命还难受，他们怎么可能答应？这样一来，可能的改革选项就大大减少了。当权者也许会不断出台一些经济政策，民生政策，但没有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压力，他们是不可能动政治体制的，而且即便在公民压力下，他们也要变着法子讨些便宜回来，今天这里退一步，明天那里就进两步，反正不能吃你们这帮屁民的亏。
第二，在非民主的体制下，由于信息反馈渠道不畅通，以及每一代观念在官僚体制内攫取“话语权”所需时间太长（比如胡锦涛这代人，六七十年代受的大学教育，政治观念差不多成型，八十年代初刚进入官僚体系，凭着一股锐气下下基层搞搞调查，对原有观念做些修正，再以后在官僚体系内磨勘考核，浮浮沉沉，把心思大部分耗在站队、讨好上级、同僚内斗上，等到登顶政治局的时候，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然后拿着六七十年代大概成型、八十年代略加修正的观念去套二十一世纪的现实，出台各种政策），导致当权者即便有一定的改良意愿，出台的政策在观念上总是整个落后于社会现实。比如觉得靠提高经济收入就可以缓解民族矛盾啦，觉得靠“爱国主义教育”就可以让屁民服服帖帖“不折腾”啦，靠鼓吹什么八荣八耻啊和谐社会啊官员们就茅厕顿开洗心革面啦，之类之类。结果是不改吧积重难返，改了吧反而加剧矛盾，最后只好出动坦克来碾人了。
第三，“当权者”不是一个统一行动的整体，而是由一个一个具体官员构成的。官员是人。人是会死的。不错，每个当权者都想要永远掌权，可是永远有多远？路易十四说了，“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换了胡锦涛或者别人，也是一样啊，只要我在位的时候矛盾不爆发，得过且过“不折腾”，等到交了班，你小习小李怎么处置这块烫手山芋，关我屁事？也许三五十年后中国民主化了，也许革命了，也许军阀内战了，关我屁事？那时候我胡锦涛早入土不知道多少年了。其他中下层的官员就更不用说了，趁着手上有权多捞点，给老婆孩子二奶三奶办移民，颐养天年去也。
所以啊，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于当权者的主动改良，绝大多数时候（嗯我用词多么有学者式的谨慎）都是不靠谱的。当然这不是说当权者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作用都不起。如果当权者在面对公民社会的压力时，识时务，有自知之明，认识到自己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在关键时候做出妥协，社会转型就会比较平稳；相反，如果当权者死要面子负隅顽抗，民主一样会到来，但会到来得更暴力，更动荡，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To fly: “实践操作中怎样避免民主不会成为一个改朝换代权利洗牌的幌子”，这个问题很经典。尤其是经历过土共瞒天过海的中国人，难免有这样的疑惑。我的想法是这样：首先，从实践上看，这种担忧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大可不必。的确二战以前很多国家（尤其是共产主义国家）都发生过打着民主旗号夺取政权最后却实行独裁的事例，但在70年代以后“第三波”的各国民主转型中，再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一方面是因为与自由民主主义相抗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君权制，etc）相继证明是失败的，全世界对民主有了比二战前更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是当代通讯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与人交流、消息传播更迅速，公民组织的建设和开展行动更方便，使得识破谎言需要的时间大大缩短，封锁信息的成本大大提高（对比一下眼下的北朝鲜和40年代的延安：延安搞整风运动、大肆批斗毛泽东的政敌和知识分子，国统区却对此毫不知情，偶尔有一两个逃出来的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讲述延安真相，重庆的《新华日报》只要刊发一两篇社论驳斥一下，然后找几个左翼作家出来亮个相，大家就真以为当事人在造谣了；而现在北朝鲜也竭尽全力封锁信息，可是终究挡不住各种渠道的消息外泄和外界的观察，结果除了孔庆东等一两个脑残以外，全世界还有谁信北朝鲜是人间天堂？）。也就是说随着社会发展，打着民主旗号夺权搞独裁，其成本会越来越高，难度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身边最好最切近的例子就是台湾了，既然台湾能平稳过渡，没有理由认为文化上相近的大陆几十年后还做不到这一点，除非像我前面说的，当权者负隅顽抗导致大家不得不刺刀见红。
第二点，从理论上说，民主不是一个空泛的旗号或口号而已，而是一套具体的基本观念与制度，这套观念与制度本身就是用来监督制约权力的——不仅仅包括民主化以后的权力，也包括民主化过程中的权力。如果有人（或者有组织）说他/它追求民主，可是在实践中却做出种种与这些观念制度相违背的行为（比如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要求所有人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还要在宣誓书上摁手印；比如毛泽东在党内搞整风、清洗政敌；再比如共产党要求“党指挥枪”、拒绝军队国家化，等等），那么可以肯定，在这个人或者这个组织夺取权力以后，一定会翻脸搞独裁。反过来，如果此人或此组织在民主化过程中没有违背这些观念与制度，那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其权力被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i.e.积聚不起足够的力量在掌权之后搞独裁。
再然后，其实一个健康的民主化过程，应当是一个“无领袖”或“多领袖”的过程。的确你说的没错，任何社会行动总要有人站出来制定规则，但这不意味着必须要捧出“一个”人来带头，别的人唯其马首是瞻。相反，社会不同角落的多个社会精英同时涌现，多点开花，既合作又竞争（主要是思想意义上的竞争，不同人的政治理念必然有所差别），这个过程既是大范围的社会启蒙，本身又保证了未来权力的制衡。比如台湾的民主化，有通过地方选举进入体制的党外人士，有美丽岛世代，有学运世代，有绿色组织，等等，并不需要遵奉一个共同的领袖。当前的中国也是一样啊，民主化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维权人士、NGO、公民组织的共同努力，并不存在某个单个的“领军人物”。刘晓波？许志永？冉云飞？滕彪？……这里头那个人有足够的号召力让民主化倒退成对他的个体崇拜吗？
To fly: 你说的和你观点比较相近的学派，是指“民众不够理性”这一方面吗？这是有的，我把它分三类。一类认为民众不够理性，所以民主根本上是个坏东西，只有靠圣王或者贵族精英来统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这个从柏拉图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西欧大规模民主化以前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第二类是民众目前不够理性，有待我来开化，等到我觉得你们够理性了，就可以赐给你们民主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孙中山的“军政训政宪政”，都是此类。这一类其实就是你怀疑的，特别容易陷入“以民主旗号实行独裁”的圈套。第三类是认为民主不够理性，但不妨碍实行民主，因为民主这个东西，一方面通过选举使得当选精英的统治具有了法理性，既不会招来民众的反对，又可以专业地处理政治事务，然后还能受到民众监督，另一方面，选举过程可以疏导民众的不理性情绪，导致其不酿成大乱子。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Joseph
Schumpeter，写了一本书叫《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20世纪中期风靡一时。另外还有一些从博弈论发展出来的人物，Anthony
Downs，Williams Riker，也是类似观点。
但是“民众不理性”这个前提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到很多批评和反思。现在政治学界当然会承认某些时候民众是不理性的（比如前现代社会，又比如纳粹德国），但是群体理性与群体不理性都有各自的社会条件。像我前面说的，人际交往和信息交流的便捷化会增强群体理性，削弱群体非理性，所以当代通讯技术的革新等于是民主的福音。另一方面，理性本身是需要在实践中锻炼的，而在民主体制下参与政治事务的讨论，本身就是培养民众理性的最佳途径。
To laluna: 在民主制度实行上，美国并不是最好的。World Audit的民主度排名，美国是第13：http://www.worldaudit.org/democracy.htm；Freedom House的言论自由度排名，美国第24：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495&year=2009。我记得还看过另一个组织的民主度排名，美国是30多。平均起来说，政治学界的共识大概是20-30之间，肯定不如北欧、除法国外的西欧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某些做得比较好的东欧国家（像波罗的海三国）。
To laluna: 至于理想社会嘛，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我自己比较接受的出发点，是假设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以平等的尊严而活着。假如不考虑当“活着”和“尊严”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个一般来说是留给个体去选择，而不是由政治制度来规定），问题就变成，在一个已经比较开化的、至少“活着”是没问题的社会了，什么样才叫有尊严、什么样才叫有平等的尊严。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就把问题局限到你提到的贫富差距方面。
首先平等的尊严肯定不能是完全绝对化的“均贫富”，因为这等于否认每个人辛勤劳动的意义，就否认掉了所有人的尊严（因为人之为人，一部分在于她/他的劳动力与创造力）；但反过来说，置贫富差距于不理，任其扩大，虽然并未否定所有人的尊严，却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尊严的不平等。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尊严的概念中，有一部分是对生活一定程度体面的保障（比如衣食基本无忧，老有所养，病有所养，能够接触或使用所在社会中基本的技术——比如在一个人人都用手机电脑的社会里只有你买不起，显然不是一种体面的生活——等等），而太穷的人就没有办法保证这种体面；另一层意思，贫富差距过大，会间接导致某些非物质的自由或权利的削弱。比如经常有人批评美国媒体被财团操纵，或者说美国的竞选是有钱人的游戏等等，虽然一定程度上是夸大其辞，但也道出部分事实（这也是美国的民主并非最好的原因之一，因为民主要求每个个体公民对政治事务的意见都能被纳入考量。在非民主国家里，个体公民的意见被公权力压制；在民主国家里，公权力被民意和监督制度限制了，但各种私立组织却可能乘虚而入，对政治事务加以操纵。一个实行得好的民主制度，应该在限制公权力的同时，限制社会中的支配与屈从现象），即贫富差距会造成社会中一部分群体话语权的丧失。所以，虽然“均贫富”要不得，但一定程度的社会财富再分配还是必须的，而这个分配比例是多少则要靠依具体情况而定。
——但仅仅靠财富的再分配并不能解决问题。就像你说的，假如黑人兄弟都不干活，躺着等国家来救济，或者天天抢劫，然后拿钱买毒品，这时候你光给他钱，不仅没用，而且适得其反，引发社会对抗。这里关键在于，基本的财富对于保障尊严是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一般人显然不会认为成天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吃救济”，抢劫，或是吸毒，是“体面”的或者“有尊严”的生活（而仅仅是“活着”而已）。一个要保障所有人平等尊严的理想社会，显然不能分配完财富就完事，对这些人放任自流；而是应该追究问题的源头（比如美国黑人现在的状况，和教育体系的问题有关吗？和城市规划建设中的问题有关吗？等等），清楚体制上或社会上对他们进入主流社会设置的障碍，唤起他们过体面生活的欲望，并且为有意愿者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现在从政党到媒体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加税减税上，纯粹是隔靴搔痒而已；而这种隔靴搔痒，反过来又是政治事务的话语权受到贫富差距限制导致的。
To laluna: 理想社会肯定是现实中不存在的，只能是一个regulative ideal，就是大家拿这个做参照，来衡量各个国家做的怎么样，有哪些可以改进的地方。就像现在做的最好的国家比如挪威，新西兰，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原住民抱怨说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尊重，被社会边缘化之类之类。而且就像你说的，社会越大，越难以控制各种支配力量的出现，难以避免话语权被一部分人操纵，就算是全社会人都特文明特理性也不成，因为人的天性中有一部分就是对权威的屈从（当然也有反抗权威的部分），特别是权威还表现得特文明特理性的时候，就更乐意把话语权交给权威了。这就是为什么政治不能单单是政治家的事情，而需要全社会的参与（不是非得每个人都亲身参与，而是说各行业各区域各族群……都有一定数量的人愿意关注它参与它），在参与过程中保持整个社会的活力。
你的第二点也说得很对，社会是个动态过程。但它的推论其实是：
1.一个好的制度必须有足够的自我调节功能，就是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能把震荡保持在一定幅度之内，维持一个动态平衡，不会出现一会儿极端贫富分化一会儿大锅饭搞平均的状况。
2.但完全依赖制度本身是无法保证社会变动永远维持在合理幅度之内的，有的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总爆发，所以需要“人”而不是“制度”来经常地清理维持；而有的时候整个体制又会面临从前没有过的新问题，这些问题没办法靠“制度”本身，只能靠“人”来解决。所以在建设好的制度的时候，还要通过公民社会的参与，来培养人们对政治事务的热情和锻炼处理政治事务的能力，否则再好的制度过上几十年上百年总要衰落下去。文艺复兴以来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理论家们都很强调这一点，比如马基雅维利《论李维》，认为处在动态平衡中、各种政治派别相互竞争的社会才是好的社会，而一旦社会对政治失去热情（他称之为“腐化”(corrupt)的社会），就会很快偏离平衡点，迅速衰落下去。
3.社会的动态过程，本身就是政治的魅力所在嘛。假如社会自身能够永远维持在一个最佳点，还要那些搞政治的干嘛。正因为新问题不断涌现，新的平衡点需要人去维持，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才没有“终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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