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编辑伦理三人谈
「千钧一发」的科幻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现实
科幻作品的世界观
王：贺建奎事件最近引起轩然大波，趁此我们想聊一部1997年的科幻电影，这部科幻电影叫做Gattaca，也译作《变种异煞》、《千钧一髪》。其设定是在未来世界中，人类已经可以通过基因改造的方式，使得婴儿生来就携带最优良的基因；而男主角作为未经“基因升级”者的一员，在社会上面临重重歧视，甚至被怀疑为谋杀案的凶手。两位能谈谈看完这部电影的感受吗？
孔：我首先觉得这是一部很优秀的科幻电影。科幻作品的目的是探索人类未来的无数种可能，并把其中一种可能描述出来，呈现给大家。有人说这是一部反乌托邦式的电影，但我觉得它的色彩并不是暗黑或者沮丧的，它是一个带有科幻色彩的童话，或者是有童话色彩的科幻片，因为最后男主角战胜了所有的（有关基因问题的）歧视和所有的艰难险阻，前往了星辰大海。
这个片子是97年的。从1990到2003年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牵头各国科研单位开展“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全面测序；后来1998年时一个私人公司塞雷拉集团（Celera Corporation）也开展了一个类似的工程。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人类基因组测序、人体基因改造，是一个很热的话题。这个片子也很切合现在，因为电影里所谈到的“基因改造人”，而且是改造得特别好的这种人，他们是一个凌驾在国际、种族和各种社会结构之上的一种精英，像超人一样，是已经超越了所有人们已知界限的一种存在。电影让这些人去进行宇宙探索，去开拓人类的边界，我觉得是意见非常正当、甚至让人激动的事情。有一点像是亚里士多德的主张meritocracy（菁英治国、唯才适用），就是最好的笛子交给最好的吹笛手。
但正是在这样一个框架里，细节上就有一种特别的恐怖。比如说表面上这个社会应该是没有歧视的，因为即使你是普通人（片中叫“缺陷人”），你也是有工作的，别人也并没有怎么样去打压你。但是它在很多细节上存在歧视，而且是看似基于科学的“优生学”歧视。它可以根据你的每一个基因，每一个碱基对，甚至你未来的每一种疾病的可能来歧视你。这个就非常可怕。
电影里面还问了一些特别深刻的问题，比如在基因编辑时代，人类的进化还有没有局限呢？里面有一个特别令人深思的细节：有一个（每只手有）六个指头的钢琴师，他弹奏一首非常好的乐曲，音乐会出来之后，女主说了一句：“这个钢琴乐谱就只有六个指头的人才能弹。”所以到底是什么在选择人类的生理结构？如果在技术的加持下人类可以无限开拓自己的潜能，这种过程到底有没有止境？
林：从科幻作品的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确实是很不错的；不过我认为恰恰是因此，这部电影也颇能反映出科幻作品在世界观设定上的某些常见局限，这些局限往往会导致，科幻作品所关注的那些科技伦理问题，与现实生活中真正需要面对的科技伦理问题，二者之间并不真正接榫。
就这部电影来说，最重要的设定之一，关乎基因编辑技术的难易程度与可控性。在影片讲述的时代，人体胚胎的“基因升级”已经是一门极其成熟的技术。男主角Vincent的父母第一次生育时选择“天然无改造”路线，结果生下来的男主角有各种“先天缺陷”，于是怀第二胎时，医生就对两人建议说，眼下有现成的基因升级方案可以给你们选，如果选了的话就可以把胎儿将来得心脏病的概率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几以下、视力达到多少度以上、身高超过平均值多少厘米、诸如此类。医生在说这些的时候，语气非常之轻松自然，显得这种基因改造术和“打开水龙头就能接水”或者“坐一号线地铁可以到某某站”等日常司空见惯的科技应用一样，操作上如臂使指、效果上笃定无疑。
但是对基因编辑技术的这种想像，其实未必能够成立；不仅仅是目前分子生物学研究还在起步阶段、人类对基因的了解还相当粗浅，不能成立，而是有可能最终我们会发现，基因型与表型之间整体关系的复杂性，令我们根本无法对人类基因组进行影片中这种“大规模定点升级”。比如我们目前已经知道，一个基因有可能同时具备多项功能或表达多种蛋白，反过来，某个功能或表型也可能同时由多个基因参与调控；随著研究的深入，这样的联系与纠缠会发现得越来越多。到最后也许我们会发现，除了对应某些特定疾病的基因、或是对应少数较为无关紧要的表型的基因之外，基因组的其它部分均是“牵一髪而动全身”；《千钧一髪》式的“基因通盘升级”，或将给被改造者带来巨大却又无法预见的健康风险，从而缺乏可行性。
当然，科幻作品不妨天马行空，而且这部电影作为面向大众市场的商业产品，肯定要诉诸于绝大部分观众对技术的见识、想像和关切。因此选择忽略“基因升级”在技术上的难处与疑点，将目光投向“假如基因升级简便易行之后又当如何”，从艺术创作的角度自是无可厚非的选择。只不过我们作为观众，在享受影片的同时也需要意识到，由于影片中关于技术可能性的设定未必适用于现实世界，因此影片旨在呈现的科技伦理问题，也未必等同于（甚至有可能遮蔽了）我们现在或未来最迫切需要关心的科技伦理问题。
社会固化与歧视，未来并没有消失
王：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折射出20世纪90年代末对于未来全球化的一种非常美好的想像，这是回头重看90年代科幻片的独特感受。而现在的世界，可以说90年代幻想的那种全球化并没有实现，反而举步维艰，我们现在回头看到那种对全球化纯真的幻想，会很感慨。同时在这部电影所设想的未来，我们的歧视都不是基于国界、不是基于国籍、不是基于肤色的歧视，而是基于基因的歧视。这就是基于20世纪90年代对未来“没有国界的拘束”的憧憬，以一种“美好”想像（全球化）为前提，来探讨另一种“反乌托邦”想像（基因改造）。另外，这部电影还被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誉为最真实的科幻片。孔孔你觉得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哪些细节会让你比较信服？
孔：我觉得细节方面这个电影真的做得很好，它没有做那个时代的科幻电影做不到的事情。他没有说我要展现一个超级厉害的研究所，而是把他们做尿液血液交换的地方都局限在他们家乡的一个地下室这样的一个地方。男主角家里的焚化炉、冷柜、冰箱都是实实在在的实验器材。即使在模糊的背景中，你也能看到三个金属罐，应该有两罐事液氮，还有一罐是液氧。有了这些器材，男主角冒充男二号的事情，他们想做的东西是真的可以做到，非常真实。
他们也没有说就是我要去探索哪个星系，男主角就是去太阳系里的一个地方：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Titan）。它是一个很像地球的结构，外面应该是液态、有可能是海洋、有气体。里面是核，不是很清楚核是什么状态，非常神秘。这是符合当时宇航局对土卫六的认识。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细节就讲的特别好。另外宇航员训练的细节也是对的。
我看电影的感觉就是，它里面讲的东西，社会上一直都存在，90年代对于现在的预言，现在也都大致实现了。全球化这么多年了，已经有了凌驾国际之间的精英。比如对很多人来说，北京到纽约的距离，确实是比北京到廊坊或者石家庄的距离要近——因为你的确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精英。这种精英掌握了金融文化资源，假如还能再掌握科技资源的话，他下一步肯定就是对自身或者对后代进行改造。我觉得就像霍金说的，这个以后真的会出现。但它什么时候出现或者我们允不允许它出现，其实是个时间问题。这样讲是不是很悲观？
林：前面孔孔说，这部影片的色调并不黑暗、而是充满童话色彩；对此我并不完全同意。我看这部电影时，倒是觉得色调非常阴森，并没有给我展现一个很美好的图景。特别是一开始跟随主角的视角进入“美丽新世界”之后，你就发现这个社会的等级非常之森严。比如说那些没有经过“基因升级”的人，就只能做诸如清洁工之类的工作，平时根本进不了故事所在的Gattaca科技大楼，下了班就要整车整车的被运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在通过基因升级技术生下的人里面，看起来也是有等级之分的，根据你还是胚胎时所升级基因的数量与关键程度，人被天然分为三六九等，而这个三六九等是你以后一辈子都没办法改变的。至于说你究竟是三六九等里的哪一等，除了要看父母是否愿意为胎儿升级基因之外，大概还要看他们能够为此掏出多少钱、选择哪个档次的升级方案、定制多少个基因的升级吧。
另外，诚如孔孔刚才所说，不管是电影中还是现实中，宇航员这个行业的选拔标准确实非常严格，说是精英并不为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所表现的职业，远远不止是宇航员一行；比如在Gattaca科技大楼里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坐在电脑前的文员而已，跟我们现在许多行业的普通白领工作其实没有本质区别，但即便是那样的工作，也是需要经过基因升级才能找到。
再仔细想，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人口密度非常低，男女主角都住在非常大、非常豪华的房子里，而街边都没什么人，除了偶尔在路上和夜店见到一些人之外，其它地方都是空空荡荡的。那么在这个世界里，穷人都去哪了？没有被基因编辑过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其实就像“北京折叠”啊，这些人都被折叠到哪了？他们只是被排除在电影观众视线之外了，但如果细想的话，影片中其实有许多基本的服务业需要人力（包括主角曾经做过的大楼清洁工作），那么这些人住的地方怎么样，他们遭到的待遇怎么样？不想则已，细想就是很可怕的事情。
在电影里，虽然法律在表面上仍旧宣称保护未经基因升级的人不受歧视，但是事实上整个社会都在明目张胆地歧视他们，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比如主角去参加各种工作面试，面试官作势要与他握手，主角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在向我表示友好，而是为了通过握手收集我手掌脱落的皮屑，拿去做生物鉴定，看我的基因有否升级。”其实现实中不就有这样的情况吗，无数公司在招聘时，以求职者的性别、种族、籍贯、犯罪记录等“资料”为基础，仅仅通过相关的刻板印象，就将某些求职者拒之门外。对于这种形式的歧视，法律是否应当干预、应当如何干预才能起到切实的效果，这些问题在电影内外都值得追问。
当然，影片所描绘的世界，在某些自由至上主义者或者是美国保守派眼中，或许恰恰是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你没本事是你活该啊，你运气不好是你活该啊，怨得着别人吗？公司歧视谁是公司的自由，法律凭什么干预？所以对于因为基因升级与否而导致的不平等与歧视，他们也安之若素甚至拍手相迎。但如果是不属于那一派意识形态立场的人，看这个电影应该会觉得挺可怕的。
改造基因要考虑连带效应
王：在给这个电影做广告的时候，电影发行商就在华盛顿邮报上登了一个假广告说：我们是一个基因公司叫Gattaca，你交多少钱就可以去改变你婴儿眼睛的颜色，或者使他对一些疾病天生免疫什么的。这个广告登出来真的就有几千对父母给华盛顿邮报打电话。可想而知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基因改造这个工程其实是趋之若鹜的。
林：普通人对基因编辑和“基因升级”的想像往往相当简单化，仿佛只要你开发出这个技术，砰的一下，你就可以指哪打哪，你就可以一个剪刀上去把A基因完完整整地剪下来，然后用胶水在原来位置完完整整地粘一个B基因上去。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一是像我前面说的，有可能我们最后会发现，遗传系统的复杂性太高，牵一髪而动全身，除了很少数特定疾病或特定表型之外，其它许多方面根本无从下手进行后果可控的“升级”。
二是技术的发展与成熟，本身需要一个过程，而这过程中是有各种各样风险的。比如以最近爆出的贺建奎这个新闻为例，目前基因编辑采用的CRISPR/Cas9技术，远远没有解决“脱靶”风险，即“误伤”某些非目标基因片段；同时贺建奎实验室本身的操作水平又十分低劣，对目标基因CCR5的编辑结果与野生突变型并不吻合（尽管他自称编辑成功），将会表达出未知的蛋白；再者被编辑的CCR5基因是否还有其它未知功能（比如有研究说对小鼠的这个基因加以编辑似乎会损害到小鼠认知能力的发育），也都没有研究清楚；诸如此类。
既然这个过程中有许多已知或未知的风险，那么谁来当这个小白鼠？研究者（或者他们背后的金主）会雇用谁？从历史上看，往往就是那些知识水平不够高的、容易被忽悠的，或者是被生活所迫的、再不参与这个实验就走投无路的人。比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试验与危地马拉（Guatelama）梅毒实验，就是美国公共卫生署通过明欺暗骗，在贫穷的美国黑人与危地马拉国民身上进行的，令参与者及其亲属多年惨遭梅毒的折磨。这些丑闻的曝光固然推动了人体实验伦理规范的建立，但当这些伦理规范被打破时，首当其冲的往往还是穷人与病患。就像贺建奎，也是利用了艾滋病患者的走投无路，而欺骗他们加入自己的实验（参见三联生活周刊《疯狂的贺建奎与退却的受试者》）。
风险既高，针对社会文化推崇的特定表型进行定点基因升级又有难度（比如身高、相貌、智力等等，都是由许多基因共同参与调控的，并不是信手拈来就能编辑升级的），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要知道，对富人来说，他们有无数种办法可以维持自己在社会中的优势，比如通婚、垄断教育机会、降低遗产税、鼓吹“滴漏经济学”等等。当然他们也可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付某些罕见病，但是对一些较为复杂的遗传过程，比如说身高啊美貌啊智商等等，富人到底有多大意愿去当小白鼠？就算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心中为之一动，等到询问了医生和科学家，了解到相关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之后，富人自然就会退出，反正他们在现实世界中已经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特权，何必要牺牲自己的后代去做实验。
当然富人们也不会说就此放弃这项技术。某些大金主可能会资助相关的研究，并招募一批又一批穷人去做志愿者（当然前提是能够规避开，或者通过游说废除，相关的伦理管控）。然后可能一部分中产，特别是中产偏下的阶层，他们在基因编辑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相对比较便宜的时候，选择铤而走险孤注一掷，因为生活已经太差了，完全看不到出头天的希望，只能靠这条路，才有微小的可能让小孩将来挤入到富人阶层；但这也就意味著这个阶层将承担起基因编辑技术的很大一部分健康风险。所以基因编辑技术到底是会像影片所暗示的那样加剧社会固化，还是会造成全新而未知的公共卫生问题？
举例说，假设某些人在胚胎期被改造基因后导致某种先天疾病，但这种病有很长的潜伏期，完全观察不出来，只是到了35岁左右才全面爆发，并且严重影响到身体状况，但又不至于有生命危险。这样一来，医保系统的整体负担就会突然加剧。而医生们对这种病措手无策，无法治愈，越拖越久，整个体系渐渐不支。这就可能引起政治上的一些变化，比如公众对于就医状况的不满，医患矛盾增加；或者财政保守主义者声势的壮大，认为医保亏空严重，需要大刀阔斧地砍掉医保项目；而这样一来又会造成穷人无法承担就医成本，引发新的公共健康危机……诸如此类连带的后果。
换句话说，不但基因改造对于受改造者的个人健康风险来说“牵一髪而动全身”，而且技术本身可能触发的各种社会政治反馈链条也是“牵一髪而动全身”的。因此在我看来，人体基因升级的恶果，很大概率并不会按照电影中想像的那种路子来发展。现实世界永远比文艺作品要千奇百怪得多，尤其在考虑了科技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互动之后。
基因决定人生？还是后天环境？
王：说到科技和社会的互动，似乎与“基因”和“环境”的关系问题有些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基因决定论是不可信的，后天的环境和教育，包括自身的努力，才是决定你成为怎样的人的关键。我觉得电影还是在认可这么一种哲学。你们觉得呢？
林：我个人也不认同基因决定论。先天生理条件，包括基因，对后天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远远没有到能够“决定”的程度。其实当代生物学家们也基本这么认为。比如说身高它确实受到很多基因的影响，但是这些基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最终的身高，显然跟你后天的环境，比如说营养，有很大的关系。我自己的推测是，对于能力与性格上的诸多特质（比如逻辑能力、好奇心、勇气、毅力等等），基因或许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潜力的大致上下限、以及不同层次潜力发掘的难易程度分布，但这种影响内部会有许多复杂性与可塑性，远远不符合市面上流行的非常简化的基因决定论想像，更不用说能到主导甚至决定一个人后天发展与成就的地步。
这部电影的主题确实是否定“基因决定论”，弘扬“人定胜天”：就算在基因改造的时代，人仍然能够通过自身的意志力，通过自身的机智与刻苦，而超越基因层面的限制。但是就影片的科幻设定而言，其实并不能有效地反驳基因决定论。我们不妨想像一个不认同“人定胜天”的人，他完全可以把影片的设定逻辑再往前推一步，说：“影片主角看似能够人定胜天、战胜自身的基因缺陷，其实只是一个假象而已，只是因为在他所处的时代，人类尽管发展出了成熟的基因升级技术，也鉴定出了决定体能、相貌、疾病等等的基因，却尚未找到决定情商、勇气、毅力等等的基因。主角的这些基因其实非常好，比那些经过所谓升级的人好得多（毕竟他们并没有升级到这些方面的基因），所以他才能游泳胜过自己的弟弟，也才能在充满歧视的世界中一步步实现自己的梦想。”换句话说，影片的设定其实并没有能够真正回应“基因决定论”的挑战。
但是假如基因决定论为真，又意味著什么呢？比如假设未来的“基因升级”技术，真的能够达到影片中“指哪打哪”的完成度；并且假设未来人类不仅发现了能够决定智力、体力、美貌的基因，还发现了能够决定情商、勇气、毅力的基因，然后把这些基因全部都调控起来、升级起来，那时候该怎么办？当然我个人还是觉得，这并不是我们现实中迫切需要关心的问题，不妨先交给科幻作家们去编故事就好了。
孔：电影的确讨论了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问题。比如男主角身体构造的某些基因不行，但他却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与韧性。相反，男二号虽然拥有超人似的生理特征，但他似乎缺少韧性甚至求生的本能。也许他已经厌倦了超人一等、上流社会的生活。男二号演员Jude Law正演绎出了这种颓废的厌倦感，这种对唾手可得的人生而产生的无聊感(l’ennui)。有句话说，上流社会的痛苦不叫痛苦，而是叫无聊。男二号丢失了生存的意义，而男主角正给了他生存的梦想。因此男二号把“身体”给了男主角，最后化作尘土归于星辰。
像林老师刚刚问的，科技是否有一天能把人的情商、勇气、毅力、好奇心等等在出生的一刻就决定了呢？如果真的如此，我们是否能十之八九地预测他的未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虽然很小，确实存在的。人类的基因随时都在突变，什么突变能留下来、能传递给后代却是选择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系有人研究一种大脑神经里的蛋白，这个蛋白突变以后，小老鼠会变得特别好奇。给予合适的成长环境，这只小老鼠很可能发展出超群的智商。然而，这样好奇的老鼠有致命的缺陷。例如它在看到猫的时候，会非常好奇，驻足探索——猫一口就把它吃掉了。然而，如果我们允许这种突变存在，并且在分子层面上把它研究得很透彻，我们就可能掌握“好奇心”的钥匙。如果我们把勇气、毅力、韧性的分子基础也全部掌握，我们是很可能设计出一个身心方面都“可以预测”的人。这个时候后天环境的塑造能起多大作用，其实很难说。
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智力、生理出现数量级的差别，就很可能会出现“亚人种”，比如说“超人”、“普通人”等等。如果这种情况出现，“超人”们会怎么对待“普通人”，“普通人”会不会推翻“超人”阶层，宁可不要进步，也要公平？这都留给我们很大的想像空间。有些科幻作品，例如南希·克雷思（Nancy Kress）的《西班牙乞丐》三部曲，探索的正是此类问题。
我们还能如何想像基因工程的未来？
王：贺建奎事件出来后非常多的人批判他，理由我们已经听了很多。我想提一个新的问题，我们还能如何想像基因工程的未来呢？
孔：事实上，基因编辑的技术潜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如果它用得好、用得对，的确可以造福人类。比如说它可以帮助我们攻克癌症，或者是删除一些造成特别不好的、先天缺陷的基因。这个技术的前景大之又大。
基于CRISPR/Cas9的基因编辑技术可以改变生殖细胞的基因组。第一个“基因编辑婴儿”的出现是在预料之中的。然而学界没有想到，该来的还是来的，而且来的这么快，而且是以错误的方式来的。贺建奎的所作所为令我很愤怒。这件事上越专业的人就越愤怒，而且能感到脊背发凉的恐惧。无论是从实验设计上、伦理上还是科学上，贺建奎一错再错。归根到底，他就是用中国的孩子、中国的父母做实验。他极不负责任地给原本健康的人类胚胎引入了含有未知风险的缺陷基因，而且还把胚胎移植了，并说服志愿者把孩子生了下来。贺建奎必须对此事付出法律责任。我们也必须以此为戒，规范这方面的研究。
我现在“后怕”的情绪已经超过了“愤怒”的情绪。贺建奎这件事情有很多他没有公布的细节，就好像Gattaca这部电影。电影里面穷人怎么生活？社会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影响？这都是你可以想像、但越想越恐怖的东西。那么，贺建奎是怎么获得这么多支持的？而且还走了这么远？为什么没有知情人来阻止他？
另外，这个消息出来了之后很多人说“基因编辑宝宝污染人类基因池”，说要去杀了这些婴儿，这种声音非常可怕。人类对未知的恐慌超越了任何“理性”和“人性”可以拘束的范围。
这件事情发生后，我瞬间感觉穿越到了很遥远的一种未来。在这样一个未来里，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但我们的伦理建设、法律建设是滞后的。如果人类的道德水平的发展赶不上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又不打算去赶，这样子出来的肯定是一个很黑暗的未来，比电影表现的都要黑暗很多。
林：对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主张杀死基因编辑婴儿的这些言论，与贺建奎实验背后的思路根本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对生命缺乏基本的尊重。实际上，“两个婴儿的基因会污染人类基因池”这种说法，就算在科学上也是并不成立的，但这些人根本不去考虑杀婴在道德上成立与否，也不去考虑所谓“污染基因池”到底是真是假，就会条件反射式地说“那我们就把这些小孩杀掉一了百了啊”。而贺建奎一方的思维，就是“这些小孩将来的健康什么的不重要，反正就拿来跟我做实验就可以了。”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仅仅把人命作为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有独立价值的目的本身来尊重对待。
孔：对，贺建奎和这些叫嚣“杀婴”的人都没有把人当人看，就是当成一个物品。所以我觉得，讨论bio-ethics（生物伦理）可以有很多角度，但是如果你要去思考一个科学实验是否合理，就是必须从“人”出发。这项研究个对人类社会会有什么影响？对个人、对所有人会有什么影响？从这个角度来出发。
贺建奎这件事情上，就应该从两个女婴出发来思考伦理问题：她们本来就是健康的，却被人为引入了有缺陷、有未知可能的基因；她们一生下来就面对这样子的舆论风波、面对这样的歧视、面对这样的喊打喊杀，甚至有别有用心的人还继续想观察她们做实验。
所以我觉得，如果任何一个人想要思考贺建奎这场实验，就要把自己代入到这两个女孩的角度——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导致它发生的人就应该负起相关的法律责任。我们应该杜绝此类风险、去警醒后面的人，这样才能把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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