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官方文件中使用「低端人口」一词,至少可以追溯到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时期重点新城发展实施规划》,其关于「完善人口发展相关政策」的一小节提出: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减少低端产业、强化外来人口管理、加强出租房屋管理、拆除违法建设和改造「城中村」,以及加强本地人口尤其是农业人口的就业培训、强化城市管理等综合调控与管理手段,防止低端外来人口在新城大规模聚集,进一步加大高端人才的引进力度,提高新城人口素质和优化人口结构。』
这段话里先分别提到「低端产业」与「外来人口」,后合并称为「低端外来人口」。可见至少在这份规划的草拟者心目中,「低端人口」还是特指「低端产业」的从业者。当然,「低端产业」本身在规划中并未得到明确定义,不过按照上下文猜测为特指劳动密集型工业与低收入服务业,大约虽不中亦不远。
此后「低端人口」一词逐渐在政府文件中与官方媒体上得到广泛使用。比如2007年北京市大兴区《大兴新城规划(2005年-2020年)》提出要「疏解低端人口在新城的集聚」;
2011年《北京市房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提高环境优美、配套设施完备、小区服务功能现代化的高档住宅小区在新建项目中的比例,避免大量外来低端人口的涌入」;
《北京市石景山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宣布「清理整治低端人口聚集大院480处,占总任务的87%,超额提前完成全年任务」;
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刊登报导《海淀区东升镇全年关停七家市场》,称「将市场调整疏解工作与人口调整相结合,以业控人为主,加速区域低端人口的疏解,提高区域人口质量」;等等。
把「从事低端产业的人口」简称为「低端人口」,相当于把「低端」从对行业类型的描述,转变成了对人的三六九等的表述;尤其是其常常与「高端人口」、「提高人口质量」等词连用,这样的意味便愈发明显。无论说者是否有意,听者都难免不是滋味。正因如此,北京市安全生产委员会才要出面否认,声称政府从无「低端人口」一说(11月26日央视新闻)。
「低端人口」这样的概念被引入政府文件,反映出的社会思潮值得重视(参见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当然,与实际的政策措施相比,用词得当与否根本已经只是小节而已。就算把「低端人口」改称为执政基础所在的「无产阶级」,或者领导们一向心之所系的「困难群众」,也掩盖不了他们在冬夜寒风中被驱逐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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