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除罗伯特·李将军雕像意味着要一并拆除华盛顿雕像吗？

拆除罗伯特·李将军雕像意味着要一并拆除华盛顿雕像吗？

（2017年8月24日发表于“腾讯·大家”；微信公众号版本见此）

夏洛茨维尔事件后，特朗普一方面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段为白人至上主义者开脱，声称冲突双方都有好人也都有责任，另一方面则试图用滑坡论证的方式混淆视听，抹杀拆除李将军雕像的正当性：“华盛顿也是奴隶主，你们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拆除华盛顿雕像了？”

主张拆除李将军雕像的阵营中，确有极少数人中了这种滑坡逻辑的圈套，当真提出了此类激进主张（比如芝加哥的一位黑人牧师向政府请愿将市里的“华盛顿公园”改名），但这些仅仅是零星的提案，在整个阵营中应者寥寥。然而右翼媒体以及中文网络里的好事者却迫不及待地揪住这些极少数人的零星提案大肆炒作，营造出美国的反种族主义运动正在得寸进尺地妄图“消灭历史”、国父们的地位朝不保夕的假象，要么试图据此打压反种族主义的整个议程，要么借机渲染美国的“混乱”，要么利用耸人听闻的内容增加点击量。

然则为什么拆除李将军雕像和拆除华盛顿雕像是两码事，为什么拆除前者并不意味着要一并拆除后者？其实道理并不复杂，稍作反思便可明白。

首先，华盛顿虽然是奴隶主，但奴隶主身份并不构成是他人格与功绩的核心元素；我们之所以纪念华盛顿，是因为他领导美国独立战争、参与建立一个法统延续至今的宪政共和国、当选其首任总统、并在两届任期后主动退休为后人树立典范。可以说，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美国，没有美国未来的废奴主义者同种族主义不懈斗争的制度基础。

这当然并不等于说我们在任何场合都要“为尊者讳”、避而不谈华盛顿的奴隶主身份。但是因为华盛顿的业绩成就与其受历史局限而沾染的污点之间并无内在联系，并且其成就中包含了超越自身历史局限的种子，我们便得以更加同情地看待这种历史局限，并对其勋业加以独立于历史局限的纪念。

再看其历史局限。在华盛顿（1732-1799）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奴隶制是北美社会无所不在的组成部分；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时，北美十三州全都承认奴隶制；1787年制宪时，只有马萨诸塞和宾夕法尼亚两州已经完全废奴，其余北方数州刚刚启动“渐进废奴”过程。当时的许多政治精英（尤其华盛顿这样较为开明的奴隶主），一方面理智上承认奴隶制罪大恶极，另一方面又缺乏推动废奴的视野与魄力，只能寄希望于随着工业进步与技术发展，奴隶制会逐渐地自然消亡（然而十九世纪初轧棉机的发明令南方种植园经济得以复兴、粉碎了“奴隶制自然消亡”的美梦）；同时，更有良心一些的奴隶主（比如华盛顿本人），还会在遗嘱中解放自己名下的所有奴隶。

另一位开国元勋杰弗逊（1743-1826）的情况与此类似。同为大奴隶主，杰弗逊在思想上受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更甚于华盛顿，而且他身为奴隶主的不少举措（比如吝于解放名下黑奴、以及与女奴隶莎莉·海明斯的关系等等）也争议极大。但他与华盛顿一样承认奴隶制罪大恶极，并在政策立场上极力反对奴隶贸易与奴隶制西进扩张（比如起草并推动通过了1787年《西北法令》，在“西北领土”全境禁止奴隶制；呼吁制定并签署了1807年《禁止奴隶进口法》，终结国际奴隶贸易）。同时，杰弗逊还留下了《独立宣言》等不朽名篇，其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为废奴主义运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武器，而武装叛国的邦联领导人则不得不公开否定《独立宣言》、站在美国立国精神的对立面。

与此相反，为维护南方奴隶制而领导邦联叛军、与合众国军队作战，却是李将军戎马生涯的最大“业绩”，无论后来的邦联同情者如何试图洗白李将军的人品，也无法绕开这一基本的事实，只能拐弯抹角地在他“心怀故乡”、“主动投降”等方面做文章，甚至宣称他内心其实反对奴隶制云云，试图以此将他的“业绩”与奴隶制脱钩。

事实当然正相反，李将军眼中奴隶制的“罪过”，指的是为白人造成了额外的负担：为了把愚昧无知的“黑鬼”带到文明世界加以“教化”、而不得不勉为其难将其收为奴隶，带在身边日夜熏陶培养；换句话说，奴隶制其实是白人大公无私精神的体现。此外，作为奴隶主，李将军拒绝按照岳父生前意愿、在岳父死后立即解放其名下所有奴隶，而是将后者全数转入自己名下，直到引起《纽约时报》等全国媒体的关注和批评后，才不情不愿地“公布”岳父的遗愿是在五年内解放奴隶（这一说法与奴隶们的证词相抵触）、自己将在五年后完成岳父遗愿云云；同时，他对待自己的奴隶也极为刻薄，其手下一位奴隶曾说他是自己见过的最残酷的奴隶主。

李将军（1807-1870）与华盛顿、杰弗逊相隔不止一代人。如果说华盛顿、杰弗逊们还缺乏接触激进废奴理念的机会、还可以寄希望于“奴隶制自然消亡”，那么到了李将军成长的年代，从1820的“密苏里妥协”开始，蓄奴废奴之争已经日渐成为全国政治的焦点议题，废奴主义运动自三十年代以后更是风起云涌；至于民意沸腾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洛阳纸贵的《汤姆大伯的小屋》、万人空巷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巡回演讲、乃至李将军亲自带兵镇压的约翰·布朗起义，社会上大大小小的事件都足以对其造成思想上的冲击，促其反省奴隶制的不义。——然而他并没有。历史背景的世代差异，也使得我们更难（也更不应该）像对待华盛顿、杰弗逊那样，套用“历史局限性”来为李将军开脱。

换句话说，纪念华盛顿（或纪念杰弗逊）与纪念李将军，存在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一方面，前者有着独立于自身瑕疵的卓越功勋，并且其著述与实践中埋藏着纠正自身瑕疵、超越历史局限的种子，故而有资格被承认为瑕不掩瑜的开国英雄；而后者只不过是一名主动选择为奴隶制卖命的叛军将领，除此之外并无显赫事迹可陈，对此人的纪念无法与对奴隶制的纪念相切割。另一方面，即以二者的历史局限性而言，程度及性质也迥然有别，不可同日而语。

正因如此，说“要拆除李将军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华盛顿（或杰弗逊）雕像”，就如同说“要拆除纳粹名将古德里安的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雕像”、“要拆除东条英机的雕像，就不得不一并拆除福泽谕吉的雕像”、“要停止参拜靖国神社，就不得不全盘否定明治维新”一样荒唐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