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能力与道德判断

心理学的传统观点认为，人类的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认知是在描述层面上对现象的观察、归纳、分析、解释，而道德则在规范层面进行善恶褒贬的判断。认知是认知，道德是道德，认知能力本质上与道德无关；具体的认知过程也许会遭到道德判断的少量“污染”，但若想达到“纯粹”的认知，就必须把道德对其的干扰排除出去。

这一传统观点近年来遭到了“实验哲学”运动领军人物、耶鲁大学教授Joshua Knobe为首的挑战。Knobe等人的实验显示，道德判断不仅不是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反而是人类认知能力的内在组成部分，是认知功能正常运行的关键环节。下文以Knobe (2010)的综述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作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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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翻传统观点，就必须证明以下两点：一，人类的认知过程并非偶然地受到道德判断的影响，而是与道德判断存在广泛普遍的联系；二，这种联系无法用“纯粹”认知被道德判断“污染”这种传统观念来解释，而必须理解为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之间内在的构成性关系。

Knobe (2003)首先就人们对行为意图的认知进行了如下实验，以表明人类认知与道德判断之间存在普遍的联系。实验者向被试们分别随机发放两份略有不同的书面材料。一份材料上写的是：

公司的副总裁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请示道：“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上马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利润，同时也会破坏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什么破坏环境不破坏环境。我只想赚更多的钱。你这就去把项目给我搞起来。”

于是新项目就此上马。当然，环境也受到了破坏。

请问：这位董事长是否有意地破坏了环境？

另一份材料上则写道：

公司的副总裁走进董事长的办公室，请示道：“我们正在考虑要不要上马一个新的项目。这个项目能给我们带来很高的利润，同时也会改善环境。”

董事长答道：“我才不管什么改善环境不改善环境。我只想赚更多的钱。你这就去把项目给我搞起来。”

于是新项目就此上马。当然，环境也受到了改善。

请问：这位董事长是否有意地改善了环境？

有趣的是，在拿到第一份材料的人中，绝大多数认为这位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相反，在拿到第二份材料的人中，绝大多数不认为这位董事长有意地改善了环境。换句话说，在其余所有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人们对行为者意图的认知却仅仅因为对其行为的道德判断不同而发生了变化。

随后的实验还表明：首先，道德判断对意图认知的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和环境后果有关的道德判断，甚至不局限于对那些能够造成副作用的行为的道德判断，而是任何道德判断都带有的(Cushman & Mele, 2008; Nadelhoffer, 2005)；其次，这种效应也不局限于对“意图”的认知，而是出现在所有对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比如“他决定……”、“他希望……”、“他选择了……”、“他为了……而……”、“他通过……来……”等等）的认知中(Pettit & Knobe, 2009; Tannenbaum et al., 2011)；最后，这种效应是不分种族、文化、语言 (Knobe & Burra, 2006)、甚至不分年龄和心理成熟水平的——把实验简化后找四岁的小孩来参加，照样得到类似的结果(Leslie et al., 2006)。

除了影响对心理状态的认知外，道德判断也影响到人们对事件因果性的认知。Knobe与Fraser (2008)设计了这样一份问卷材料：

哲学系门房的桌上总是放着很多圆珠笔。门房规定这些笔专供教务助理们取用，而教员们则必须自己带笔。

教务助理们一般都会从桌上拿笔用。不幸的是教员们也照拿不误。门房不断给他们发邮件，提醒他们只有教务助理才有权拿走这些笔。

星期一早上，一位教务助理在门房碰见了史密斯教授。两人都从桌上拿了笔。当天稍后的时候，门房急需填写一份重要的文件……但是问题来了。桌上一支笔都不剩了。

面对这份材料，绝大多数被试认为史密斯教授是造成门房当天没有笔用的原因，但是不认为这位教务助理是造成门房当天没有笔用的原因，尽管他们同样都在那天早上从桌上取了笔。可见对史密斯教授和教务助理各自行为的道德判断，影响了对事件因果性的认知。

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不断被新的实验证实。譬如除了心理状态描述与因果认知外，道德判断还渗透到我们对什么是“知识”(Beebe & Buckwalter, 2010) 、“天然”(Martin, 2009)、“幸福”(Phillips et al., 2011)、“自由”(Phillips & Knobe, 2009)等等各方面问题的认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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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了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影响？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道德能力与认知能力是相互独立的两个功能，那么道德判断对认知的这种影响，就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污染”，也就是说，认知能力本质上是非道德的，只不过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使得人们在认知过程中不自觉地带入了道德判断，进而得出了错误的认知结论；要达到正确完美的认知，就要想办法把道德因素从认知过程中清理出去。

对于为什么道德判断对纯粹认知的“污染”如此普遍，传统观点的支持者提出了若干假说并试图加以实验验证，其中看起来最符合直觉、可检验性也最高的是“动机偏见”假说和“会话实用主义”假说。

动机偏见假说来自这样的生活经验：人们对事物的认知与判断经常因为自身的动机或倾向而被扭曲(Kunda, 1990; Ditto et al., 2009)。假设你是一个鉴赏能力出众的影评人，写一手中公坦客的好影评。但你对某电影导演曾经几次与你如今的爱人以生命的原初形态谈人生谈理想始终不能释怀，因此但凡是他的电影，你就不由自主地吹毛求疵明褒暗贬。这里你的鉴赏能力本身仍旧独立于你对该导演的好恶，但是你的具体鉴赏判断却被后者所扭曲。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是否也类似地来自于我们的动机偏见，比如，对破坏环境的商业活动直觉上的厌恶、或对不顾门房三令五申而拿笔的教授们的责备之情呢？

首先，假如道德判断对认知的普遍影响只不过来自对已有情绪反应的事后合理化造成的“污染”，那么在缺少正常情绪反应能力、在面对道德困境时的表现与一般人大相径庭的那些人（比如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损伤患者）中间，就应当观察不到对认知的这种“污染”。然而Young等人(2006)的实验结果却表明，这些患者表现出的道德判断对认知的影响模式与正常人并无二致。其次，我们也可以通过重新设计问卷的方式来排除动机偏见，比如在上述圆珠笔情景中，将“星期一那天门房需要用笔填写一份重要文件”改成“星期一那天门房本来计划好要用笔刺瞎系主任的眼睛”，然后问被试是教务助理还是史密斯教授导致门房没法刺瞎系主任的眼睛（换句话说，谁是使得一件刑事犯罪消弭于无形的原因），答案仍然会是史密斯教授，尽管比起教务助理，史密斯教授的行径才更可责备(Knobe, 2010)。

动机偏见无法解释道德判断对认知的这种影响模式，传统观点的支持者又提出“会话实用主义”假说(Adam & Steadman, 2004; Driver, 2008)。这一假说来自这样的生活经验：人们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常常根据语境对会话中某个概念的意义与使用方式作出不同的猜测，以期能够更好地相互交流。假如你经常上网逛论坛，一定知道“影帝已经好一阵子没出来流泪了啊”这句话里的“影帝”指的是温家宝而不是刘德华，“影帝上周对皇马的比赛里表现不错”这句话里的“影帝”指的是巴塞罗纳队员布茨克斯而不是美国明星汤姆汉克斯。类似地，那些被试之所以会回答说“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以及“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改善了环境”时，是否因为他们（自作聪明地）以为当实验者使用“有意地”这个词时，所指的其实并非董事长的意图，而是指其行为后果的恶劣程度，并由此做出“符合”实验者会话目的的回答？

和对动机偏见假说的检验类似，对会话实用主义假说的检验也至少存在病例研究和修正问卷两种方式。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在理解会话语境以及概念的微妙运用方面存在障碍，往往只能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和使用概念，但Zalla与Leboyer (2011)的实验表明，这些患者在道德判断对认知的影响模式上与常人一般无异。Nichols与Ulatowski (2007)则将“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破坏了环境”改成消除了会话歧义的表述方式——“公司董事长有意地破坏了环境并且他必须为此负责/公司董事长并非有意地破坏了环境但他仍需为此负责”——重新实验，发现结果并未因此而改变。可见认知过程中普遍的道德影响也不是会话实用主义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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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传统上将认知能力与道德能力截然二分、把道德对认知的影响视为“污染”的观点无法经受实验检验，我们就必须考虑道德能力为何、以及如何在根本上参与了认知能力的构成。

我们知道，认知过程涉及到对海量信息的分类处理、关注其中一小部分而忽略绝大部分。以因果性为例，一个事件的发生总是无数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我们只会把其中一个或者一小部分称为这个事件的“原因”，而把剩余因素忽略处理或顶多看作事件的“条件”(Lewis, 1973; Hall, 2004)，因为倘不如此，我们就要面对远远超出认知负荷的信息量（想象一下我们一般是如何给“一栋房子被闪电劈中着火”这个事件归因的——因为运气不好？因为没安避雷针？因为盖房子时没有用不可燃材料？因为空气成分中有21%的助燃剂？因为几个月前太平洋彼岸一只蝴蝶煽动翅膀引起了复杂的气候变化？还是因为……等等等等）。区分“原因”与“条件”、并忽略剩余作用因素，就意味着判别这些因素在多大程度上是“有关紧要”或者“无关紧要”的，而这种判别只有依赖内在于认知的判别标准才得以一致地进行。这些内在判别标准包括不同因素的可控性、时间上的晚近性、统计学频率、控制不同因素能够带来的效益、对不同可能状况的加以想象的理智程度等等，以及与本文相关的，不同因素的道德相关性(Kahneman & Miller, 1986; McCloy & Byrne, 2000; Byrne, 2005)。这些标准的存在，使得人们能够在面对海量信息时迅速忽略相关性不高的因素，关注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从而有效地完成对事件的认知。

至于道德判断究竟以何种方式具体参与了认知能力中内在标准的构建，研究者们对此尚无定见。以对意图的认知为例，Knobe (2010)猜测其心理图式并非简单的“认为有意”与“认为无意”两极，而应表示为一条连续的数轴，其上存在一个“基准点”，只有对行为者意图的判定值明显地高于此基准点时，人们才会对其行为作出“有意”的认知。由于基准点本身必然地带有道德性质，道德判断可以通过调整基准点而改变人们对意图的认知结果。虽然Knobe的这一具体模型还有待实验检验，但仅就道德能力构成性地介入了认知能力这一点而言，其发现对认知心理学以及道德心理学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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