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声明，标题是个“三音节-双音节-双音节”的词组，而非“双音节-三音节-双音节”结构。然后这两天刚刚改完一篇文章准备投出去。
在哲学系时听到一个八卦：某老师与某老师有隙，某老师开了门课叫Global Justice，某老师嗤道：“在中国开课叫英文名，得瑟！Justice就justice吧，还加个global，这不画蛇添足么？Justice还能有local的不成？”
虽然有好事者称哲学系是“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但毕竟隔行如隔山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服是不行的。某老师不攻政治哲学，难免挂一漏万，其实不但global justice是有的，local justice也是有的。作“全球正义”解的global justice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或曰“国内正义”（national justice）相对，乃是当今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领军人物不是旁的，正是罗尔斯的弟子、某老师批评的某老师的业师、我的小半个师祖Thomas Pogge童鞋。
当然，无论global、local还是justice都是意义丰富的字眼，不同语境下它们的组合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global justice可以表示“全球正义”，也可能指“全球司法”，甚至是“全局正义”，而某老师或者正是在这最后一种意义上指正义必然是“全局”的而非“局部”的——可惜他又错了（为什么要说又？）。抛开作“地方司法”之类理解的时候不论，政治理论中的一支，研究的正是作为“局部正义”的local justice（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局部公正”的local justice。——汉语中“正义”表达的范围比justice窄得多，往往只取其最强烈的一层意思。“正义”的反面是“邪恶”，“公正”的反面是“不公”或“偏私”）。
与“全局”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同，有些分配只针对特定的物品或损失，而非社会财富整体，有些则只涉及特定的人群，而非整个社会。譬如，捐赠的器官有限，是优先移植给手术后存活几率最高的人，还是按申请时间的早晚一个个排队？经济不景气公司裁员，先裁资历最浅对公司贡献最少的，还是年龄太大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供压榨的，或者干脆大家抽签各凭天命？不管怎样，肯定没有人会觉得按姓氏笔画裁员是种公正的做法。大学招生，是该只看高考成绩，还是允许各种加分，又或是采用校长推荐制？加分的话，哪些项目该加哪些不该加，一个省三好生头衔换成多少分比较适合？各国之间瓜分碳排放量以什么标准比较适合：人口总量、GDP总量、人均GDP、当前碳排放量、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产业结构、森林覆盖面积、探明能源储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局部分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出这样那样的回应。这些分配过程中以及这些回应中所隐含的对公正性的理解与实践，正是local justice之关注所在。
（严格地说，对local justice的研究不能全算作真正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很大部分偏向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属于empirical——而非normative——studies of justice的范畴。逻辑经验主义者们曾宣称在关于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研究中，所有有意义的工作最终必将交由神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实证学科——晚近以来大概要添上进化生物学、博弈论等等——完成，而剩下的部分不妨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者留给哲学家们满足他们玄谈的需求。这种说法无疑是粗糙和荒谬的，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近年来围绕正义观念的经验研究之长足发展以及对规范理论的有所贡献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刚刚改完的这篇文章就是两年前在Jon Elster教授Empirical Studies of Justice课上的论文，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二胎名额分配（以及这些分配引发的争议）中体现的norms of local justice。——说二胎名额分配体现了局部公正的规范并不等于说这些分配必然是局部公正的，当然更不意味着计划生育本身是正当的。打个比方，梁山泊的强盗们平日里下了山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上了山秤金秤银坐地分赃。分赃的时候是要有规矩道理可讲的，谁先挑，谁后挑，谁拿大头，谁拿小头，谁拿零头，当然有权力、武力、社会关系的因素，却也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对公正性的考量，然而这些考量并不意味着贼子们分赃分得很公平（参见网上对宋江、吴用伪造石碣天书一百零八将排名的阴谋论考证），更不意味着他们打家劫舍是在替天行道。就计划生育而言，我认为这个政策既无必要又不人道，早到该废除的时候了（这种态度或许受到家庭状况的暗中影响，多少有些self-serving bias在里头——而self-serving bias问题也是empirical studies of justice的大热之一），但这不妨碍政策制定者在允许少数民族生多孩、农村独女户生二胎等等问题上，在动机上自觉不自觉地纳入对公正性的考量。
其实这篇东西本来只是应付课程要求而已，与我将来的论文方向毫无关联，所以当初Jon让修改一下投出去我也就是听听而已，没有太上心。谁知半年后又来信问文章改完没有，如果修改过程中有任何疑难欢迎随时找他讨论，之类，才知道原来是认真的提议，这才三心二意地做起来，伴随着拖延症的不时发作，在其它课程任务助教工作资格考寻找开题灵感或者让灵感找上我申请项目基金分手参加会议回国继续寻找开题灵感或者继续让灵感寻找我等等诸种消磨时间的借口中，转眼又是一年多，终于，事就这样成了。有趣的是，大改结束的那天，正好是《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那么这篇文章也算给计划生育政策的献礼工程了吧。
据说对付拖延症的办法是制订计划并遵照执行。年初的时候的确给自己定下诸多目标，包括夏天结束前要把四篇已有的文章改到可以投稿的地步并就当时预想的论文开题方向写出一篇新东西来。这个Summer Plan打印出来贴在寝室墙上，红红绿绿横竖圈叉眉批脚注添了许多，结果到现在为止四篇只改出一篇，开题也没了着落。虽然假如不出意外的话（譬如昨天居然碰上杂志因为“administrative problem”退回所有投稿的情况）这会成为我用英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是毕竟与自己的兴趣以及研究方向无关，所以除了完成任务之后的暂时轻松，却着实高兴不起来。
在哲学系时听到一个八卦：某老师与某老师有隙，某老师开了门课叫Global Justice，某老师嗤道：“在中国开课叫英文名，得瑟！Justice就justice吧，还加个global，这不画蛇添足么？Justice还能有local的不成？”
虽然有好事者称哲学系是“打通中西马，吹破古今牛”，但毕竟隔行如隔山是血淋淋的现实，不服是不行的。某老师不攻政治哲学，难免挂一漏万，其实不但global justice是有的，local justice也是有的。作“全球正义”解的global justice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或曰“国内正义”（national justice）相对，乃是当今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领军人物不是旁的，正是罗尔斯的弟子、某老师批评的某老师的业师、我的小半个师祖Thomas Pogge童鞋。
当然，无论global、local还是justice都是意义丰富的字眼，不同语境下它们的组合可以表达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global justice可以表示“全球正义”，也可能指“全球司法”，甚至是“全局正义”，而某老师或者正是在这最后一种意义上指正义必然是“全局”的而非“局部”的——可惜他又错了（为什么要说又？）。抛开作“地方司法”之类理解的时候不论，政治理论中的一支，研究的正是作为“局部正义”的local justice（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作为“局部公正”的local justice。——汉语中“正义”表达的范围比justice窄得多，往往只取其最强烈的一层意思。“正义”的反面是“邪恶”，“公正”的反面是“不公”或“偏私”）。
与“全局”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同，有些分配只针对特定的物品或损失，而非社会财富整体，有些则只涉及特定的人群，而非整个社会。譬如，捐赠的器官有限，是优先移植给手术后存活几率最高的人，还是按申请时间的早晚一个个排队？经济不景气公司裁员，先裁资历最浅对公司贡献最少的，还是年龄太大没有多少剩余价值可供压榨的，或者干脆大家抽签各凭天命？不管怎样，肯定没有人会觉得按姓氏笔画裁员是种公正的做法。大学招生，是该只看高考成绩，还是允许各种加分，又或是采用校长推荐制？加分的话，哪些项目该加哪些不该加，一个省三好生头衔换成多少分比较适合？各国之间瓜分碳排放量以什么标准比较适合：人口总量、GDP总量、人均GDP、当前碳排放量、历史累积碳排放量、产业结构、森林覆盖面积、探明能源储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样那样的“局部分配”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给出这样那样的回应。这些分配过程中以及这些回应中所隐含的对公正性的理解与实践，正是local justice之关注所在。
（严格地说，对local justice的研究不能全算作真正的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很大部分偏向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属于empirical——而非normative——studies of justice的范畴。逻辑经验主义者们曾宣称在关于道德观念与道德原则的研究中，所有有意义的工作最终必将交由神经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这些实证学科——晚近以来大概要添上进化生物学、博弈论等等——完成，而剩下的部分不妨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或者留给哲学家们满足他们玄谈的需求。这种说法无疑是粗糙和荒谬的，不过从另一角度看，近年来围绕正义观念的经验研究之长足发展以及对规范理论的有所贡献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刚刚改完的这篇文章就是两年前在Jon Elster教授Empirical Studies of Justice课上的论文，分析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二胎名额分配（以及这些分配引发的争议）中体现的norms of local justice。——说二胎名额分配体现了局部公正的规范并不等于说这些分配必然是局部公正的，当然更不意味着计划生育本身是正当的。打个比方，梁山泊的强盗们平日里下了山杀人放火打家劫舍，上了山秤金秤银坐地分赃。分赃的时候是要有规矩道理可讲的，谁先挑，谁后挑，谁拿大头，谁拿小头，谁拿零头，当然有权力、武力、社会关系的因素，却也一定有某种程度的对公正性的考量，然而这些考量并不意味着贼子们分赃分得很公平（参见网上对宋江、吴用伪造石碣天书一百零八将排名的阴谋论考证），更不意味着他们打家劫舍是在替天行道。就计划生育而言，我认为这个政策既无必要又不人道，早到该废除的时候了（这种态度或许受到家庭状况的暗中影响，多少有些self-serving bias在里头——而self-serving bias问题也是empirical studies of justice的大热之一），但这不妨碍政策制定者在允许少数民族生多孩、农村独女户生二胎等等问题上，在动机上自觉不自觉地纳入对公正性的考量。
其实这篇东西本来只是应付课程要求而已，与我将来的论文方向毫无关联，所以当初Jon让修改一下投出去我也就是听听而已，没有太上心。谁知半年后又来信问文章改完没有，如果修改过程中有任何疑难欢迎随时找他讨论，之类，才知道原来是认真的提议，这才三心二意地做起来，伴随着拖延症的不时发作，在其它课程任务助教工作资格考寻找开题灵感或者让灵感找上我申请项目基金分手参加会议回国继续寻找开题灵感或者继续让灵感寻找我等等诸种消磨时间的借口中，转眼又是一年多，终于，事就这样成了。有趣的是，大改结束的那天，正好是《公开信》发表三十周年——那么这篇文章也算给计划生育政策的献礼工程了吧。
据说对付拖延症的办法是制订计划并遵照执行。年初的时候的确给自己定下诸多目标，包括夏天结束前要把四篇已有的文章改到可以投稿的地步并就当时预想的论文开题方向写出一篇新东西来。这个Summer Plan打印出来贴在寝室墙上，红红绿绿横竖圈叉眉批脚注添了许多，结果到现在为止四篇只改出一篇，开题也没了着落。虽然假如不出意外的话（譬如昨天居然碰上杂志因为“administrative problem”退回所有投稿的情况）这会成为我用英文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但是毕竟与自己的兴趣以及研究方向无关，所以除了完成任务之后的暂时轻松，却着实高兴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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