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

四年

  糊涂倘若还活着,是九岁了。
  我这么说,并非视现在那个有着同样域名、同样登录画面的网站为无物,只是现在这个糊涂,实在不能算是活着。
  所以在我心里,也许也在大多数人心里,糊涂是死于四年前那个下午的,并且再也没有活过来。

  04年9月,一切就绪。
  我在哲学系报道了。我打扫了万柳的宿舍。我从师弟那里取回行李和电脑。我在叶飘宿舍住了最后一晚,写了一篇故事接龙。我在正式上课前灌水灌得很high,决定从下周开始收敛。我再次递交了版主的辞呈。我为哲学概念在眼前的延展而莫名兴奋,准备用毕生精力玩转世界上最深奥晦涩的游戏——Ich bin selbst aus Neigung ein Forscher.
  04年9月13日以前,一切在预定的轨道上运行,直到那一天,这一切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有什么被碾碎。于是轨道坍塌。

  慕瑾对世钧说:“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说来轻易,到明白它却付出了家破人亡的代价。

  我不是“恍然大悟党”。我从小耳闻目睹着许多别人不可能想象的苦难与黑暗,并为自己长期不得不向它们逢迎而感到屈辱和道德上的自卑。我的政治观点早已形成,并不曾寄期望过自我约束的开明专制。我不像某人在某站有幸沦为“校内交流平台”时枯坐床头捏着棉被喃喃自语:“胡哥你为什么,胡哥你为什么。”
  但我曾以为至少自己可以躲开。我可以愤慨,但我可以躲开。

  糨子说过一个故事,大意是00年某天到隔壁宿舍打牌,听某某说她那儿新来了个师弟,听说挺不安分。说没想到几年以后,挺不安分的师弟竟然成了挺安分的糨子的朋友。
  我听到这话时,有种摸不着头脑的得意,就像大街上蹿出来一个人拉着你的手连声道谢,可你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高考后我听到好几次这样的叮嘱:“去了北大,千万不要参加游行。”这叮嘱同样让我觉到摸不着头脑的郁闷:其实何止是游行,我天生对众人云集的场合感到厌倦甚至憎恶。我热爱孤独,热爱可以让我埋头的学问。或许闲时与三数朋友诗酒相酬,但我不想掺和到世界之中。
  所以我一直是很安分的,或者至少是很想安分的,或者,至少我自以为是很安分并且很想安分的。

  直到发现慕瑾是对的。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起那前后几天。想起8月18日夜里在火车上收到短信之后的多方联络。想起那之后大家喜气洋洋地准备五周年站庆,holysilence准备在招新时分发的小册子,四区筹备中的期刊和音乐分区,站务增选时闹哄哄的骂仗。想起9月13日下午的诧异,傍晚的忧心忡忡,得到确切消息后难以名状的种种情感,或许还有些意外的释然——“终于来了!”想起绕万柳的几圈猛跑。想起第二天的大雨,在图书馆里发短信借伞。想起第三天的小雨,三教门前的电话亭,雨中飙车赶往承泽园上课。想起“流水帐”和“Someday Something”这两个名字,本要以它们为题的小说再也没有动笔。想起看金瓶梅可以看到流泪。想起后来半年多里那些带着苦中作乐意味的连珠妙语,仿佛相依为命一般的亲密无间……最后总要想起同月19日的静园集会:贼头鼠脑的便衣,一字停开没有牌照的黑色小车,展开又被收起的横幅,齐唱着歌突破封锁的同学,保卫处长两面为难的脸色,朝着人群喷水的龙头……
  我回想生活中突然发生的一切是怎样改变着人的命运。

  后来我便在分裂的状态中挣扎,试图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或者说,等待一条出路先找到自己。学哲学的人也许更容易遭遇这种尴尬。毕竟身边的苦难太切近,而世界的本体太玄远。而身边苦难之切近,正不下于世界本体之玄远。是哲学,还是政治?是往圣,还是生民?是立言,还是立功?是卷而怀之,还是自试于磨涅?……我在题献给basileus的一篇文章中记叙了三个人的思考和各自的选择,无奈而令人遗憾的选择。

  有同学看过我申请材料中个人陈述的第一句话后说:“震撼到了。”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可能是“雷到了”。
  It is my experience of living in an authoritarian country that urges me to appreciate the fundamentality of politics.
  其实只是慕瑾意思的照搬而已。

---------------难得糊涂的分割线---------------

  关于糊涂,有很多人、很多事、很多回忆,动笔时才发现能够写下的只是以上一些凌乱而无关的废话。那么这就不能算是一篇关于糊涂的东西了。不过这样也很好,只有快忘掉的东西才有写下来的必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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